最让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引以为豪的是中国居然也曾象偶然一样，有过一个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就是20年代。也有人据此就认为，20年代其实孕育着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工人民主啊什么的。

其实这些都是胡说。

      按照张主席的记述，他应该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祖宗。还在五四运动刚结束的时候，张主席就已经深入基层推动工人运动去了。到我们党成立之后，张主席也是我们党负责组织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的主任，也就是主要负责人。我们党二大之后到三大之前，我们党最主要的工作分两部分，一个是讨论和推动我们党与KMT的合作，并最后在西湖特别会议上决定我们党少数人加入KMT；另一个就是张主席在主要负责的工人运动。因为当时孙中山并不认为跟CCP搞好关系就能拿到苏俄的援助，对国共合作并不热情，所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我们党这一时期实质上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也是最重要的成绩。而张主席也是这个运动实际上的最高指挥者。

当时之所以敢于筹备并发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了，具备充分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了，而是因为，当时的吴佩孚吴大帅对工人运动很是支持。现在的同志们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吴大帅是军阀，应该是封建第注意阶级的利益代表啊，怎么会支持工人运动呢？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不光是吴大帅公开支持工人运动，而且象陈炯民啊、黎元洪啊什么的这些人都支持。当时我们党的工人运动机关之所以不好意思叫中华全国总工会一类的名字，不是因为我们党谦虚，而是当时支持的大帅们很多，各地的工人也就很多，而且无政府主义的工会最多，还有其它各种类型的，比如高唱不谈政治只为工人争利益的工会啊什么的。

当时的形势造成的结果。一战以后，资本主义会引发世界大战基本上成了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就象我们今天的同志们会本能地认为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一样，解释力强得很，是谁都得表示一下，不表示那就是反动，是不进步。虽然说大帅们都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但是表面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做的，总要做一点样子表示一下进步，这样才显得够上应天意，下顺民情。

而且，当时的直奉战争虽然以直系胜利而告终，但是吴大帅还在湖南，对北京的政府还鞭长莫及，主要还是徐世昌大总统在运筹帷幄。徐大总统虽然没有直接掌握军权，但是在北洋系里辈份甚高，必要的时候总是需要他出来撑一撑局面的，所以北洋系的大帅们对他还是挺尊重的。吴大帅虽然对当总统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逐鹿中原的心思还是很强的。就算是作不了周武王，周文王的滋味总是要尝一尝的。既然要做周文王，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怎么说也得赚几声吆喝。

      更早一点的香港海员罢工，其实也跟陈炯民陈将军的支持关系非常大。当时陈将军与孙非常大总统貌合神离，所以陈将军非常注意收买人心。香港海员罢工的时候，广州的大元帅府只是声明支持，但是陈将军掌控下的广东省政府的态度就要积极得多，不但积极地在道义上支持，还提供了很多物资援助。而且我们党初期与陈将军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许多人甚至都在陈与孙之间选择支持陈。比如著名的我党的元老陈公博同志，之所以脱党，就是因为在“陈炯民叛变”之后站错了队，坚持继续为陈将军工作。不过有趣的是，作为孙总理最好的学生，汪汉奸后来居然能与陈同志精诚合作，甚至陈同志在汉奸政府里当上了总理这样的高官，是在让人想不通。

不过这种东西跟孙总理早期的革命一样，今天靠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明天这个军阀就掉转枪口来对付孙总理了，摁下葫芦起来瓢，自己的能耐大小完全不是由自己掌握，而是由别人掌握的。更要紧的是，张主席和党中央都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当时交通系的势力极其强大，吴大帅对此非常不满，一直想找个机会除掉。所以，京汉铁路罢工的工人要求里面，有一条就是要求北京政府撤换当时交通系的京汉铁路负责人。所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一开始时闹得轰轰烈烈，但是越出了吴大帅画好的圈子，那就不行了。于是吴大帅的军警们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对工人罢工这种反革命暴乱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结束后，张主席辗转到了上海，其时李大钊同志刚好也在上海。不过李大钊先生住的地方似乎很成问题，他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叫孙洪伊。还在袁世凯大总统的时代，孙先生就做过部长的高官。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孙先生与宋教仁之死还关系甚大。宋教仁被刺杀之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是袁大总统，国务总理是赵秉钧，而孙先生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内政部长。宋教仁之死是袁大总统授意、赵总理安排、孙部长负责具体执行的，这个似乎是有定论的事情。但是到张主席在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到上海时，孙部长已经算是名流了，一边跟我们党关系不错，另一边也与吴大帅关系挺好。所以，孙先生在见到张主席的时候就想调解吴大帅与我们党之间的矛盾。按孙先生的说法，地方上的军警们镇压工人罢工并不是出自吴大帅的命令，这只是误会而已。不料那时候一向务实的张主席却显得不那么务实了，很冲动地驳斥了孙先生的说法。

现在回头来看，其实以吴大帅当时的政治需要来看，工人罢工并没有超出他预想的范围，要求基本上没有什么太离谱的，就算是城里个京汉铁路工人工会，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对吴大帅这样老谋深算的人来说，还犯不着动杀机。更何况，这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能不能惊动吴大帅也未可知。现在我们都知道，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啊什么的这样的事情，地方上的武警同志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冲上去稳定局势，但这就不能说是出自伟大光明而且永远正确的党中央的指令。道理很简单，在地方上工人的同志们也很难，保证GDP增长是必要的，跟民营企业家们搞好关系更是必要的，帮点这种调动武警弹压一下影响社会治安的群体性事件也算是份内的工作，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当时的情形其实也跟现在差不多，地方上的同志们可能比较着急，出于保证社会治安的考虑，就把工人运动给镇压了，吴大帅不一定知道这个事情。

有孙先生居间调停，其实我们党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可以要求吴大帅承认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合法组织，要求惩办具体执行的同志们，等等。以吴大帅的圣明，其实不见得就会一口拒绝。可惜张主席太冲动，把这个事情弄坏了，于是我们党的活动空间就小了，只能在南方活动，而在南方活动，就只能支持孙总理。客观的讲，当时工人运动的空间其实就来自军阀争斗，只有军阀争斗，才能留给我们党一点活动空间，我们党的工人运动与军阀争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比如说，还没跟直系闹翻的时候，觉得上海不安全了，还可以把党中央搬到北京去，发现北京不行，可以又挪回到上海，上海还不行，可以挪到广州，闪躲腾挪，都有空间。一旦跟直系闹翻了，这空间也就小多了。

到张主席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居然对此仍然毫无检讨，可见不是一般的固执，到底不够灵活，也就是说，那是的他毕竟还太年轻，不成熟。

（作者：萧武。来源：公众号“国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