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05年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并没有低迷消沉，而是“擦掉无产阶级被打伤的脸上的鲜血”，显示出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俄国无产阶级没有被击退，只是撤退了，而现在正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就连托洛茨基评价这个时期的斯大林也说：“他把推翻当今的权贵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监狱、流放、受害、贫困这些都没有吓到他。”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位优秀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
（关于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两项法令）
有一个时期，我国工人运动是处于开始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分成各个集团，并没有想到要进行共同的斗争。铁路工人、矿山工人、工厂工人、手工业者、店员、办事员，——这就是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所分成的那些集团。此外，每个集团的工人又分散在各个市镇，他们彼此没有任何联系，既没有党的联系，也没有工会的联系。这样一来，就看不出无产阶级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因而也看不出无产阶级斗争是整个阶级的进攻。这就说明为什么沙皇政府能安然地继续其“祖传”的政策。这就说明为什么当一八九三年有人把“工人保险法草案”提交国家参议院讨论时，反动派的主谋人坡别多诺采夫就嘲笑该草案起草人，并神气十足地宣称：“先生们，何苦自找麻烦，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这里并不存在着工人问题……”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经济危机愈益迫近，罢工更为频繁，分散的无产阶级也就逐渐组成统一的阶级了。一九〇三年的罢工已经表明：“我们这里”早就“存在着工人问题”。一九〇五年一、二两月的罢工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正在成长和壮大。最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二月的总罢工和一九〇六年六、七两月的“照例的”罢工，事实上已使各城市的无产者 互相接近，事实上已把店员、办事员、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阶级。这样就向全世界大声宣告：先前分散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已走上团结的道路，并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了。作为反对现存制度的无产阶级总斗争手段的政治总罢工，在这里也同样显示了力量……现在已无法否认“工人问题”的存在，沙皇政府已不得不重视这个运动了。于是在反动分子的办公室里开始成立各种委员会，制定“工厂法”草案：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80〕、柯柯甫采夫委员会〔81〕、结社法〔82〕（见十月十七日“宣言”）、维特—杜尔诺沃训令〔83〕、各种草案和计划以及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关于手工业者和店员的两项法令。
当运动还是软弱无力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带群众性的时候，反动派对付无产阶级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监狱、西伯利亚、皮鞭和绞架。反动派随时随地都力求达到一个目的：把无产阶级分裂成许多小小的集团，击破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胁迫中立的群众并把他们引诱到自己方面去，从而引起无产阶级阵营内的混乱。我们看见，反动派靠着皮鞭和监狱曾经极顺利地达到过这个目的。
但是当运动带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反动派所碰到的已不只是一些“祸首”，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已是具有浩大革命声势的不可胜数的群众了。所以他们应当重视的正是这种群众。而群众是不能尽行绞杀、尽行流放到西伯利亚、尽行投入监狱去的。用皮鞭抽打群众，对那基础早已动摇的反动派并不总是有利的，很明显，除了旧的手段以外，还必须采取新的“较文明的”手段。在反动派看来，这种新手段会加深无产阶级阵营中的意见分歧引起落后工人的幻想，迫使他们放弃斗争并把他们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工厂立法”正是这样一种新手段。
这样，沙皇政府既不放弃旧的手段，同时又想利用“工厂立法”，就是说，想依靠皮鞭和法令来解决“迫切的工人问题”。它想用各种诺言，如缩短工作日，保护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改善卫生条件，施行工人保险，废除罚款制以及诸 如此类的福利的诺言，来博得落后工人的信任，从而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沙皇政府清楚地知道，这种“活动”对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因为在目前，十月总罢工已把各部门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摧毁了反动势力的根基，将来的总罢工可能变成武装斗争而把旧制度推翻，所以反动派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在工人阵营中造成混乱，赢得落后工人的信任并把他们引诱到自己方面去。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反动派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法令只照顾店员和手工业者，而同时却把产业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子弟投入监狱和拖上绞架。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也就不会觉得奇怪。第一、店员、手工业者和商业机关职员并不像产业工人那样集中在大工厂里，他们分散在各个小企业中，觉悟程度较低，因而他们比别人容易受骗。第二、店员、办事员和手工业者在现时俄国的无产阶级中占相当大的数量，所以他们要是离开了战斗的无产者队伍，就会大大削弱无产阶级在目前选举中和将来发动时的力量。最后，大家知道，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小的；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必须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化；大家同样知道，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比其余的无产者更接近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最能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很明显，店员和手工业者离开无产阶级，就会使小资产阶级也离开无产阶级，并使无产阶级在城市中陷于孤立，而这正是沙皇政府求之不得的。由此就可明白，反动派制定只涉及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的十一月十五日的法命，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至于产业无产阶级，反正是不信任政府的，“工厂立法”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也许只有枪弹才能开导他们。法令办不到的事情，就得由枪弹来弥补！……
沙皇政府就是这样想的。
但是，不仅我国政府是这样想的，其他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封建专制的也罢，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也罢，资产阶级共和制的也罢，——也是这样想的。到处都利用枪弹和法令来和无产阶级作斗争，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爆发以前，在社会主义没有建立以前，情形总是这样的。请回忆一下立宪制的英国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五年的情形吧。那时一面在制定罢工自由法，一面监狱里却关满了罢工的工人。请回忆一下共和制的法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情形吧。那时一面在谈论“工厂立法”，一面巴黎街头都洒遍了工人的鲜血。回忆一下这些事实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实，你们就会知道，情形正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利用此类法令。反动派颁布“工厂法”时，固然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压制无产阶级，但是实际生活却步步破坏他们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文夹进法令中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一项“工厂法”的出现，都不是没有原因，没有斗争的；在工人还没有起来斗争以前，在政府还没有感到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以前，政府决不会颁布任何“工厂法”。历史表明每一“工厂法”颁布以前都发生过局部罢工或总罢工。一八八二年六月的法令（关于童工雇佣制、童工工作时间和施行工厂监督的法令）是同年在纳尔瓦、皮尔姆、彼得堡、日拉尔多夫发生罢工以后颁布的。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月颁布的几项法令（关于罚款、工资计算簿等等）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中部地区罢工的直接结果。一八九七年六月的法令（关于缩短工作日）是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间彼得堡罢工以后颁布的。一九〇三年的法令（关于 “企业主责任”和“厂内工头”的法命）都是同年“南方罢工”的直接结果。最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法令（关于缩短工作日以及关于店员、办事员和手工 业者星期日休息的法令）也是本年俄国各地六、七两月罢工的直接结果。
由此可见，每一“工厂法”颁布以前都发生过群众运动，群众终于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即使不是全部的满足，至少也是部分的满足。因此非常明显，无论“工厂法”怎样坏，其中总有一些条文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加强自己的斗争。不用证明，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些条文，利用它们作工具来更加巩固自己的组织，比先前更有力地发动无产阶级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倍倍尔说得对：“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
在这方面，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两项法令都很值得注意。当然那里面有很多坏的条文，但同时也有一些是反动派不自觉地列入而无产阶级应自觉地加以利用的条文。
例如这两项法令虽然都叫做“劳动保护法”，但里面列入了一些根本否定任何“劳动保护”、甚至连某些地方的老板也不屑利用的坏透了的条文。虽然有很多地方已经废除十二小时工作制而实行了十小时或八小时工作制，但这两项法令却规定商业和手工业部门施行十二小时工作制。虽然几乎到处都已废除任何额外加工制，但这两项法令却承认商店可以在四十天内、工厂可以在六十天内每天额外加工两小时（十四小时工作制）。同时还承认老板有权根据“和工人达成的协议”，即用强制工人的办法延长额外工作时间，把工作日延长到十七小时等等。
当然，无产阶级是丝毫也不会把已经争得的权利让给老板的，所以上述法命中所说的废话，始终不过是一些可笑的废话罢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条文，无产阶级可以好好地利用来巩固自己的阵地。这两项法令都说，凡每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地方必须给工作者两小时午餐的时间，然而大家知道，现在手工业者、店员和办事员并不是到处都可享受两小时的休息的。这两项法令同时还说，凡十七岁以下的青年除这两小时外，还有权每天离开商店或工厂三小时去上学。这对于我们的青年同志当然是一种很大的方便……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一定会好好地利用十一月十五日法令中的这种条文，一定会好好地加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将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
“新时代报”第四期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注释
〔80〕参议员施德洛夫斯基主持的委员会，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由沙皇下令设立，其目的彷佛是“为要刻不容缓地阐明圣彼得堡及其近郊工人不满的原因”。打算也吸收一些由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布尔什维克认为沙皇政府的这种谋划是企图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于是建议利用这个委员会的选举向沙皇 政府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在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之后，复选人就拒绝选举工人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并号召彼得堡工人举行罢工。次日开始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日，沙皇政府迫不得已才解散了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正文第二六四页）。
〔81〕财政部大臣柯柯甫采夫主持的委员会于一九〇五年二月设立。这个委员会也像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一样，是为审理工人问题而设立的，但没有工人参加。这个委员会只存在到一九〇五年夏季。——（正文第二六四页）。
〔82〕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颁布的结社法，规定各种团体和会社必须先将它们的章程向政府登记始可享受合法存在的权利。虽然这个法令对于各种会社的活动有许多的限制，而且违反法令者要受刑事处分，但工人还是广泛地利用了该法令所给予的权利，建立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这一时期，俄国初次开始建立群众性的工会，这些工会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之下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正文第二六四页）。
〔83〕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沙皇宣言公布以后，内阁首相维特和内政部大臣杜尔诺沃在发给各省市长官的许多通令和电报中，不顾官方正式宣布的“自由”，要求用武力驱散各种群众集会，封闭报馆，对各种会社采取断然措施，按行政手续把一切有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发配到流放地去等等。——（正文第二六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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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大林。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