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至1943年川东职工运动的情况
（一九四三年）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东地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工並最发达的区域，集中了大批产业工人。据1943年统计，单是军工工人就有四万余人，海员工人一万二千余人。其中，又以重庆市最多，总数达二十余万人。除川东地区的军工、海员工人大部分集中于重庆市外，还有邮务工人一千四百余人、电业工人二千余人、纺织工人一万余人、印刷工人二千余人，其余机器、火柴、化工、卷烟、码头、木船、人力车、抬轿等工人亦相当集中。因此，从川东地下党建党之日起，就比较重视职工运动，加强了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促进了职工运动的蓬勃开展。
（二）
动员工人阶级积极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旧民族统一战线，是1939年5月以前的职工运动的总方针。具体要求是：积极进行抗战动员，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工会，同时照顾职工生活问题的改善。这段时间川东地区的职工运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为川东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在思想上，组织上，群众联系上，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在：
—、各单位普遍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启蒙教育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教育，开展了支援前方抗战的组织工作，在各行业中普遍成立了工会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各行业中的党组织。据重庆市1938年11月的统计，产业工人中的党员已占全重庆市党员总数的43%，手工业工人中的党员占总数14%，总计占全重庆市党员总数的48%。
二、个别单位进行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斗争。如宜泥木石工人进行了要求增加工资、减轻剥削的斗争，初步改善了生活；重庆复兴铁工广工人反对增加工时，要求増加工资的斗争也得到了胜利；第21兵工厂工人要求取消强制储蓄的活动，也顺利的得到了胜利。
（三）
由于对国民党的反动性的认识和警惕不高，在抗战动员上曾犯过“拥护政府毎一抗战号召，帮助政府完成每一抗战动员”的错误。表现在群众运动中绝大部分停留在组织一批青年工人和艺徒搞宣传、歌咏、募捐等救亡活动上。直到1939年夏，维护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虽个别有过，但很不够。工会活动也偏重于单纯搞抗日救亡活动的多，党员和群众干部大多喜欢搞轰轰烈烈的出头露面的工作，而一点一滴的用各种形式，既照顾抗战的需要，又照顾群众的切身利益，组织和动员广大工人阶级的切实工作则不够重视。因而，有很大一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成年中的技术工人没有很好的组织发动起来。
在大量发展组织中，个别单位曾犯过“拉伕”的错误。如1938年21兵工厂七个青年工人的集体入党，1939年陆大铁工厂五个艺徒的集体入党，公开工作与秘密活动有不少单位也混淆起来。个别单位不注意横的关系，出现一二十人开支部大会的现象。加上有些党员个人突出的幼稚病相当严重，在群众中面目很红，造成荫蔽组织工作上的严重困难。
（四）
1939年春，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形势日益逆转，抗日救亡活动处处受到限制；加上物价不断上涨，职工生活已难以维持现状。中央发表关于“七•七”两周年的宣言后，川东职工运动的方针，明确体现为：巩固抗战基础，反对妥协倒退，领导群众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用各种形式组织和团结群众，改善职工生活。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无线电公司工人反对无理解雇工人，要求增加解雇金斗争的胜利；公共汽车工人要求发生活津贴斗争的胜利；电信报务员第二次要求加薪斗争的胜利；大明厂工人反对打骂工人和要求改善待遇斗争的胜利；川江海员对抓丁、增加工资、反对大批减员、增加解雇金等斗争的胜利等。与这些斗争相配合的，还创造了一些团结和动员群众的好形式，如电信职工创办伙食团，海员工人追悼死难工人大会，公共汽车工人开办技术学习班，大明厂工人建立宿舍小组等。这些形式的采用更加紧密的团结了群众，在开展斗争时，成为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有力工具。
在贯彻这一方针中，有的干部在思想上仍然认识不足，如重庆印刷工会到1940年干部撤退时为企，仍然放松下层，忽视改善职工生活；有的是根本不理解这一方针的意义，如南充中心县委的职工运动方针，仍然是内战时期关门主义那一套。既反对参加地方政府的合法工会，又反对资方准备组织的工会，而不知利用矛盾，利用合法手段去组织和团结群众。对于1940年缫丝工人的自发斗争未能加以适当的领导；有的是转变不彻底，如海员工会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摸索到利用合作社、茶社、俱乐部是团结职工的最好形式，但始终未能举办起来。电信支部领导加薪运动成功后，又回到青年小圈子中去活动，未能继续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团结各类职工。
川东党组织在这阶度也没有对一些重要斗争的好坏典型和群众的组织形式及时系统总结经验，推动职工运动全面发展，使不少干部的个人突出的领导作风未能彻底改正，加上有的单位在执行这一方针时过于机械，如海员组织在1940年夏季还对党员进行清洗，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已具备入党条件的同志也机械的停止接收，使党的组织不断缩小。
（五）
几点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放手发动群众与荫蔽政策。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基层组织，无论形势如何好，都必须警惕国民党的反动性，采用荫蔽政策。而荫蔽政策与放手发动群众并不矛盾，只有随时注意公开与秘密工作的正确联系和配合，才能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生活和斗争，才能动员群众。也只有这样才是积极的荫蔽，才能真正荫蔽下来。那种小资产阶级的乐观、急躁、浮夸、个人突出、左倾小宗派、关门主义、盲目性和脱离广大群众的思想作风是最危险的，都不能长期坚持。
二、分散发展群众力量与上层统一战线的配合。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战线，必须特别注意集中力量发展广大群众力量，决不能用统一战线来束缚自己的手足。只要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便有力量去推动上层统一战线，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然统一战线则毫无意义，反而成了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在重庆印刷工会的活动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国民党上层统战，没有利用已取得的合法地位，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各厂组织基层工会，结果大部分群众被国民党拉去，而自己却被赶跑。海员工会的活动则比较好，一开始就注意抓住由基本群众掌握的工会组织，抓住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干部,把我们的主要力量用在发动群众上；对国民党的海员工会，则利用合法手段，开展各种活动。结果海员工会的组织在我们的领导下日益壮大起来，并较任何职工组织坚持的时间长。
三、组织群众的形式问题。
主要应该利用合法的形式和群众习惯的方式，而关门主义、小宗派则是脱离群众，又难于生存的形式，如南充的缫丝工人支部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利用，当时小资（地方厂）与大资（生丝公司）都在组织工会，以控制群众。但我们则两方面都反，脱离了广大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重庆21兵工厂支部，只注意了一个四十余人的宣传队和十余人的读书会，不去利用合法的咨询委员会（各部门民主选举代表组成的，专供厂方咨询工人意见。以便办理福利等设施）、球队（各部门都普遍组织了的，经费由公家出）、话剧队（参加工人很普遍，经费由公家出）、子弟校、艺徒学校等原有组织去团结群众，结果宣传队与读书会都不能立足。
四、斗争的策略问題。
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开展斗争，一定要注意掌握政策，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灵活运用。这是我们能密切联系群众，取得胜利的保证。1939年秋，电信员工加薪请愿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电信支部根据广大群众不满待遇低薄，迫切要求加薪的思想，抓住电信当局深恐人才外逃，影响电讯工作的弱点，决定采用请愿方式。先由全国各局、台发出通电，请重庆组织总代表团向当局交涉，代表团以对电讯工作影响最大的低薪报务员为基础，提了一个简单明确，适应群众要求，不苛不高的口号，“六十二元起数，梯形加薪”。向当局递上呈文，直接交涉，再加上全国各局、台同时催促，使当局迫于形势，不敢拖延，答复改用加级、増奖等办法解决，由原薪三十二元起数，改为五十元起数。电信支部及时领导群众结束了斗争，全体员工皆同享成果。
五、解决工人中的地方帮派问题。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团结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所谓四川人、“下江人”、老年工人、青年工人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互相尊重。照顾双方的生活习惯，从日常利益的互相照顾到阶级利益的维护，从平时的感情融洽到为共同利益而斗争。这样相处下去，能遂渐消除互相间的隔膜，达到阶级团结的目的。反之必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达到他们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目的。
（六）
目前怎么办？
一、总的方针是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废止独裁，反对内战，配合农村民主革命。
二、党的组织仍然要精干、荫蔽，同时，要在群众运动中慎重地发展党员。重庆要建立和巩固军工、市政、交通等重要企业中党的堡垒。老年工人中有技术、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是重要发展对象。有计划的为农村准备和输送干部，
三、要利用群众习惯的一切合法的形式，不求形式的过早统—。无论属于工会、技术、文化、经济、互助等性质盼各种形式，或无定形的组织，只要能团结教育群众就是好的，凡是从广大群众中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形式都不能采用。在中小城市和乡镇中，应注意组织和团结广大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和农民的联系又是很密切的。
四、要与群众在一起，领导群众进行改善生活、救济失业、争取民主改革、反对特务统治等具体斗争。策略要灵活，口号要简明，争取广大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孤立最反动分子，向反动阶级的弱点和要害进攻。斗争方式是以合法为主，要求不高，条件不多，适可而止，集小胜为大胜，避免无谓的牺牲，非到不得已时不要用罢工形式。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用来打内战的企业，则采取怠工、浪费等方式来给以无形的破坏。只要不是少数个人突出就可进行。内战已露矛头，必须根据新情况，展开新的斗争，准备在决定关头，举行武装起义。
（摘自雅安卷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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