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0年元月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一行乘邮轮驶抵法国，在马赛住了两天后，就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
巴黎是一座美丽而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素有“世界名都”之称。这里的巴士底狱广场，曾经震撼过法国大革命中群众的呼声；圣安东尼区，曾经弥漫过一八四八年六月工人起义的滚滚硝烟，蒙马特尔高地，曾经流淌过巴黎公社英雄的鲜血，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在这里居住和战斗过。蔡和森来到巴黎，一下就被它吸引住了。他决心继续了解这些革命历史的经过，并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他们一起来到塞纳河畔，登上三百多米高的埃菲尔铁塔，放眼一望，巴黎全市风光尽收眼底，蔡和森为法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赞叹不已。
为了解决勤工俭学的出路问题，他们在巴黎停留了五天，参观了豆腐公司，同该公司负责人齐竺山商定，由公司接收一些学生来做工，并帮助推销一些刺绣工业产品。蔡和森认为，“女子勤工俭学将来要靠绣业来发展”，即把绣业收入作为女子勤工俭学的一项重要经费来源，因此，便给家里写信，希望精于刺绣的大姐蔡庆熙携全家来法。
蔡和森到法国后，准备在蒙达尼学习。蒙达尼是法国南方的一个小县城，设有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男子中学较有名，蔡元培、李石曾都是在这所中学毕业的。这次，来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大都来到了这里。向警予、蔡畅、葛健豪进了女子中学。她们计划学习三个月法文，然后到豆腐公司去做工。蔡和森则打算进男子中学先学三个月法文。由于旅途的劳顿，他的哮喘病复发了，因此他开始没有去学校，只是每天到公园里做体操运动，锻炼身体。
一天，蔡和森到街上一家书店，一本接一本地翻阅陈列的书籍。对这些书，他除了能大略地辨认书名外，其余的内容就无法读下去了，书店营业员讲法语，他也听不懂，这简直成为聋哑人了。他感到这种状况如果不很快改变，一切事情都将无从着手。于是，他特地买了一本法华字典。以后每天天亮，他就来到公园看法文报纸，开始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翻字典，后来虽然单词记得多了，但仍是字典不离手。公园里有个管理人员，称赞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主动地做了他的法文辅导老师。这段时间，他几乎成了最先踏破朝露，最后送走晚霞的公园“游客”。他记法文单词简直着了迷，以致忘了吃饭和回家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
蔡和森就是这样凭着一股韧劲，刻苦攻读，经过四个月的短暂时间，终于从开始一天只能看一则消息，到一天能看整版报纸了，这种进步比在学校学法文的同伴要快得多。蔡和森通过读报学习法文，获得了不少有关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在此期间，他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说；”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当他在短时间里取得的实际成绩达到了原定计划后，就“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而进行艰巨的劳动。
蔡和森能够这样专心自学，是与母亲葛健豪和战友向警予的支持分不开的。蔡母除在蒙达尼女子学校当“老学生”外，主要从事刺绣，以其收入补贴家用，支持蔡和森兄妹专心读书。这时的向警予，同蔡母和蔡畅住在一起。向警予、蔡畅在蒙达尼一面作工，一面补习法文。蔡和森和向警予常常促膝谈心，还常到在蒙达尼不远的木兰公学去，向在那里就读的徐特立先生请教。共同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于一九二O年五月结了婚。他们结婚时，拍摄了一张照片：两人并肩面坐，共同捧着一本翻开的《资本论》，正式宣告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们还把相处以来彼此赠送的诗词编成小册子，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的结合非常高兴，认为这种不要婚约的“向蔡同盟”，为青年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奉向、蔡为首领。
向警予和蔡和森
蔡和森同向警予结婚以后，更加专心致志地“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霸蛮”精神译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对于来法后的上述工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详细的叙述：“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上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他把这种丛书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即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他在信中还说：“已收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据一位当时留法的同学回忆：“蔡和森同志到法国以后，在很短时间内，收集了许多马列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小册子，‘猛看猛译’。一面讲给我们听，一面写信到国内进行传播。我当时的年纪小，文化水平又不高，这些著作中所讲的道理一时理解不了。但是，从蔡和森等年长的一些同志的谈话或辩论中，我也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好。只有象俄国革命那样先把中国的军阀政府推倒，再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那是最理想的了。”由此可见，蔡和森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方面，是付出了惊人的艰苦劳动的。
蔡和森在法国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把一部分留法青年，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影响下解脱出来，团结一致地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当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法国国内各种思想流派较为活跃，各种主义学说到处传播。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同样普遍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他们信奉各种主义，尤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为最多。蔡和森则经过自己“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以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真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为了把大多数留法青年团结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蔡和森与向警予、李维汉、肖子昇等商量，决定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一九二0年七月初，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冒着酷暑到车站欢迎他们。七月六日至十日，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五天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肖子嶂、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季光、熊淑彬，欧阳泽、肖子昇等十三个新民学会会员；王若飞、袁子贞等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个人感想、会务进行、求学方法、个性批评等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外，中心议题是讨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的问题。大家赞成这一提法。这比学会刚成立时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提法，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也反映了蔡和森这批革命青年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呢？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的目的呢？在当时的会议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他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而共产党则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肖子昇则与蔡和森意见相反。他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实行改革之方法”。他“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很显然，肖子昇这种所谓温和的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幻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蔡和森驳斥了肖子昇的主张。他“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激烈革命之必要。”他的意见，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同，但也有人却表示怀疑。有的说自己对俄国式的革命，“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有的说“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不能一剂单方医天下的病；有的说“现在组织共产党较难”，表示不赞同组党。大多数的与会者，因为对这些问题平日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无法表明自己的意见。因此，会议决定，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把这两种意见告诉他，请他发表看法。
一九二0年十二月，蔡和森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毛泽东在信中高兴地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的目的呢？他不赞同肖子昇等人的主张，而对于蔡和森之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蒙达尼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即是“在法同志，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尽可立即直阅法文书报，一面练习文字，一面获取新知”。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他们还要求每个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意见和收获，以便充分发挥各人的长处，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和个性修养。据他们自己的分工：有的阅读合作社原理，有的阅读日报和其它小册子，有的阅读社会党出版物；有的阅读伦理学和哲学。
蔡和森则阅读《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评论等，向警予则阅读《妇女声》、《女权报》以及有关妇女运动的小册子。他们还建立了定期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换学习心得的制度，以便有效地组织大家共同进行革命真理的探求和研究工作。
蔡和森在团结同志方面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主动帮助抱有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幻想的“勤工俭学励进会”会员提高觉悟，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勤工俭学励进会”是一九二0年二月由李维汉、李富春，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发起组织的。当时参加的还有李林，贺果等人。这些人是一批在国内受过中等教育，经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他们来到法国后，既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也读了一些宣扬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他们虽然也向往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并认定这是他们已找到的真理，但他们却非常天真地认为，只要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把真理变成现实。
因此，当“勤工俭学励进会”成立时，就把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等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幻想的反映。
为了使这批只看重个人进步和互助的青年接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蔡和森便同向警予等人商量，决定耐心地去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他主动同作为励进会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联系，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借给他看，又多次找他和励进会其他成员谈心。蔡和森和他们一起探讨的问题很多，包括欧洲革命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为什么同第二国际决裂等等。
在蔡和森的帮助和影响下，这批励进会的成员逐步认识到，要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单靠工学互助或游行请愿不行，必须奋起革命，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统治才能达到目的。这年八月，“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宣布以社会革命为宗旨。蔡和森特地到会作了题为“怎样救中国”的演说。不久，“工学世界社”发展到三十多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
九、十月间，经蔡和森赞助，李维汉等召集全体社员在蒙达尼中学开会，进一步纠正部分社员信奉工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倾向，这次到会的有张昆弟、王若飞、罗学瓒，李富春，贺果、李慰农等人；在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参加了。蔡和森虽然有病，也坚持出席了会议，并要向警予、蔡畅把《共产党宣言》用大字抄出来，贴在墙上，供大家阅读和讨论。蔡和森就组织共产党和实行劳农专政等问题，以通俗的哲理和大量的事实，作了极其令人信服的发言。错误思想有了纠正，团体的战斗力也就增强。这次会议后，“工学世界社”又有很大的发展，社员猛增到二，三百人。后来，李维汉在回忆“工学世界社”时，曾经深怀感慨地说：蔡和森同志虽然没有参加工学世界社，但他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他在广大留法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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