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二月间,有一件大事困扰着毛泽东。1958年,都说粮食丰收了,但转过年来不少地方却在喊缺粮、缺油、缺肉。为何如此?他苦思不得其解,心里颇为烦恼。
恰好这个时候,广东省委报来的一份材料里说:粮食紧张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应该明确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这个材料启发了毛泽东,使他从粮食紧张的现象中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
这个判断涉及对前段时间政策导向的反思,自然要谨慎一些。实际上毛泽东起初也没有多大把握。2月22日,他为广东的这份材料写了个批语,用电报转发各地,目的是引起地方领导注意,一同思考。
既然感觉到问题所在,就必须弄个究竟,看看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准确。第二天,毛泽东登车南下,一路调查求证。他先后同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领导座谈,还找来一些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进行调查。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请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历城县委书记王任之、历城东郊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郑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李兰生、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到专列上座谈。毛泽东专门问了全县的人口和地理条件,社队的规模,粮食亩产情况,农民的收入和伙食,大兵团耕作的情况,干部的作风等等,由此掌握了第一手材料。26日到郑州,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两次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想法,同河南省委的领导和一些地委书记“吹”了一下。大概是获得了共鸣,毛泽东心里有了底,就想趁势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决定在郑州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发生的“共产风”,以确定公社的所有制关系。
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叫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从2月27日到3月5日,除了邓小平等在河南省委招待所西楼会议室主持开了九次会议以外,毛泽东还在停靠在郑州东郊的火车上主持了七次会议。从会议记录稿看,毛泽东主持的会,多数是座谈式的。有时候,主要由他讲,别人随时插话。有时候,主要由别人讲,他听,有时插话。
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第一批到郑州的省委书记谈话时,把“共产风”概括为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他提出公社应当下放权力,实行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这个意思,在此后几天的会议讲话中,说得更通俗和幽默:
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现在的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那种不扣衣襟的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我们对农民,能许可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公社内部、三级之间都是买卖关系,等价交换。
一开始就摆明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便于集中思路讨论。这也是毛泽东主持会议的一贯方法。但是,与会者的反应,却是复杂的,这多少有些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河南省四级干部(省、地、县、社)会议在26日晚上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基层干部们大多承认毛泽东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有人说,他们那里的一个公社就规定,“卖猪的钱完全交社,连死猪肉队里也不得吃,一律上交公社屠宰场”,有个村在春节前“因怕外调藏起了19头大猪”。还有人反映,有个村按领导的安排到另一个村去拉粮食,当地干部就让妇女阻拦,并质问来拉粮食的人:“俺庄光身汉多,你庄大闺女多,为啥不调来几个哩?”弄得双方关系很紧张。但是,说到要纠正,一些干部却明确表示“弯子转得太陡”,“思想毫无准备”。有一个公社书记说得更形象,把急转弯比作“吐唾沫钻到鼻孔了”。还有人讲,如果退回去,“社会主义成分少了,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时间推迟了”,担心“否定过去成绩,引起群众思想混乱”。有的干部甚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倒退了,对农民太让步啦!”这是“富农路线”,是“右倾”。
当天夜里,河南省委把这次讨论的情况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万多字,报给了毛泽东。在保留下来的毛泽东的披阅稿中,几乎每段话下面都画着道道,有的地方还写了批注,仿佛是又做了一次调查。他意识到要真正让干部们转好弯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后几天,他一直关注河南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要求每天上报讨论记录,并转给中央会议与会者们阅看。
这种做法,意在把问题彻底摊开,不回避意见分歧,同时还可以在中央会议和地方干部会议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和互动。
事实上,基层干部们的想法,在一些省委书记那里也存在。如参加毛泽东2月28日晚上同第二批到郑州的省委书记座谈的王任重,就在日记里说:“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
几个省委书记,竟当面同党的主席“唱反调”,可见意见分歧之大,解决问题之难。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意见分歧的呢?他3月1日上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信说:“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同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如果不能同省委书记们形成共识,就不可能及时纠正“共产风”,调整公社所有制关系。3月1日下午,毛泽东把所有与会的省、市委书记们召集在一起,从下午4点一直座谈到晚上9点多。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渐渐形成了共识。会议中,毛泽东大概考虑到省委书记们回去传达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中央会议上的情形,便提议把河南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的记录寄给各省,以期在各地基层干部之间,围绕同一个话题形成互动。
在这天会议上,毛泽东还说:
印成一本,快马加鞭,鸡毛文书。你们开会的时候,开头三天到四天不要发,先让他们辩论一下,等到第四天、第五天,分批发给他们,作参考,给他们看。河南有些办法也是可以作参考的。
这段话的意思,自是提倡先让人们敞开思想谈真实意见,这样转过来的弯子,才是可靠的。如果一开始就由领导定调,基层干部们表面上通了,真正落实起来,肯定会打折扣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为慎重起见,也是为了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3月2日一大早,毛泽东请在北京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九人,于当日下午赶到郑州参加会议。这样,会议最终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的基本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月2日晚上的会议就显得轻松了许多,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郑州会议精神。不过,王任重的日记则为人们记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的确抓得紧。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他重点抓会议精神的贯彻。各省分别召开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大体上澄清了一些糊涂思想。有的地方干部在检查自己热衷于“共产风”的原因时说:一是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认识不清,总以为全民所有制成分和共产主义成分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光彩;二是外出参观“取经”来的,看到人家轰轰烈烈,生怕自己落后,就大赶风头;三是从某些负责人和报纸谈话“走火”来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发现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还不敢把郑州会议的要点一竿子捅到生产队和群众当中,于是,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连续批发河南、湖北等十多个省报来的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讨论材料,或比较异同,或介绍经验,同时亲临湖北、江西指导。这当中,又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郑州会议中的一些决策。如把“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明确为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郑州会议说“旧账一般不算”,毛泽东提出,“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在1959年二三月间围绕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做的工作,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发现问题、讨论办法、贯彻落实。从2月22日感觉到问题所在,到2月27日上午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属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毛泽东同各地领导干部座谈五次,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三件(封)。从2月27日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正式开始到3月5日会议结束,属第二个阶段,这期间,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开会座谈并发表讲话七次,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七件(封)。从3月6日到3月31日,围绕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33件(封)。以上数字,属不完全统计。特别是第三个阶段,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省份同地方领导座谈,检查各地落实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的情况。在他看来,解决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领导工作的大忌。
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人面临的已不是毛泽东碰到的那些事情。但他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魄力和方法,则给人启悟良多。怎样来概括呢?可以用六个字,这就是“看得到,抓得起”。这也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一种领导方法。
这六个字,毛泽东在此前的1958年3月25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反面说起过。他说:“过去几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对大问题看不到,抓不起,而自己并不自觉。以为看到了,抓起来了,而后头证明一没有看到,二没有抓起。”
这六个字,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中,从正面作了阐发——
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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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晋。来源:《中华魂》。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