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毛泽东的反攻

在1962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和9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仍是党的主席，但已经不再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的毛泽东发起了一次针对“大跃进”以后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单干放任主义等倾向的大反攻。毛分析这个问题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民自发倾向的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敌对势力，封建残余和新老阶级的敌人反对党的总路线向党发起联合进攻的一部分。他讲道，这种进攻不只限于一般群众，而是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最危险的是包括一些党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攻击革命的根本目标和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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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攻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九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为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毛例举了在农村普遍存在的反映阶级斗争本质的几种现象﹕

(1) 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 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 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教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 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 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处处发现。

(6) 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 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 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 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毛泽东问，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1963年5月20号，毛泽东号召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这个号召，主席清楚地指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前进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结合起来，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结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些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打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多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请同志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虽然毛泽东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革命利害相关的问题，但他还强调这次新的运动仍然是一次教育运动。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作尖锐的针峰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大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

5月20号《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员和干部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因此必须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重新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要选出贫下中农自己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这样改革的动力将来自基层。

这些新组织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帐目、仓库、财物、工分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所谓“小四清”)，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样的清查将会帮助解决普遍存在的基层干部与造成帐目、仓库、财务、工分管理混乱的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毛把这种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主张所有的干部都来“洗温水澡”、“打预防针”，这样他们就能放下包袱，改正错误，重新建立与人民之间的团结，轻装上阵。

同时，由于许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被揭露了出来，所以毛又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通过让少数犯错误的人“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这场运动保证了所有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顽固的敌人，这样“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换句话说，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这场运动将带来人民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人民和干部的团结，因此，将能够成功地处理社会上存在的阻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对抗性矛盾。

《决定》的第九点强调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支部书记按照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同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

《决定》号召县社一级的干部要按照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主张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群众一起劳动。在这方面昔阳县做得很好，受到了中央的表扬，被封为典型。

毛泽东的指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引自于毛的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文章和《决定》的第十条，都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两者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难看重要性，“放下架子”，深入基层，吃在基层，住在基层，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首先是通过眼、耳、鼻、舌、身开始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最后再把这个思想放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写道﹕“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唯一……”毛继续说﹕“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该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和学习，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做好工作，克服困难，少犯猎误……。”

为什么要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呢?主要是由于在中国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空头政治司空见惯，且占着统治地位。　强调实践可以避免这种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了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并严重反映在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统治集团当中。“当官的坐在衙门里，农民们扛锄去上地，世界就是这样稀奇，官民之间互不考虑。”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中国怎么能进步?

为什么同时又强调学习的曲折性和反复性呢?也许毛泽东是为了以后群众和干部的长期争论做准备，他的观点还可用来批驳那些在“大跃进”过分急躁的行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剧烈后退时放弃了跃进，放弃了人民公社和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人，对那些认为“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一次灾难性的实践的人，毛泽东也许会回答说，没有任何伟大的社会实践是前人经历过的，前进的道路要通过亲身的实践，总结经验，对计划进行不断论证和修改，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反复多次才能成功。

在承认错误的同时，“造成的混乱总的责任在我”，毛泽东不愿全盘否认“大跃进”，别的人总强调把“大跃进”的失误放在第一位，而他在提到这些失误时总是说﹕“有失就必有得”。“实际上，他们把‘得’放在第二位是故意的。”他抱怨道，“‘大跃进’失败了吗?不，只是部分地失败，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共产风’已经刮过去了，全国人民从中学到了教训。”

不管别人怎么说，毛泽东不愿放弃1956年为发起生产运动第一次提出的，后来在“大跃进”中为鼓舞人心又被重新强调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也不愿说动员全国人民兴起一个大的群众性共产运动是错误的，他把这些错误看成支流，是朝正确方向发展洪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在他看来，“大跃进”的中心问题不是犯了那么多错误，而是数千万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只有他们，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事业；中心问题不是那么多社会的和科学的试验都遭到了失败，强迫可能发展的新领域倒退了一步，毛认为“大跃进”运动中社会的混乱，劳动力的使用不当，物资的浪费，希望的破灭等令人震惊的失败也有“反冒险主义”、资产阶级的悲观失望主义的原因。不愿尝试，不愿反复实践，不愿积极去干，不敢试验一下中国人民在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验改造的条件下的能力，今后我们还要为这些市侩作风付出多少代价?

紧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产风”造成的破坏，暂时稳定了局势，使国民经济再次有了起色，但毛泽东又站出来阻止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很大范围内采取的紧急措施，他出来阻止已经在许多地方实行的“单干”。

他选择的办法是发动新的党的整风运动，动员所有党员和群众开门提意见。在这场整风运动中，大多数干部要“洗手洗澡”，抛弃一切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团结一致走社会主义道路，按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场团结大多数，反对极少数的运动，是一场治病救人的运动，在运动中教育党员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不幸的是，山西的领导们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地违背了毛泽东的政策。他们的动力不是来自下面，来自贫下中农的群众组织，而是来自上面，来自由上级干部带队的庞大的工作队组织。

来源：《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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