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国民党特务便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制造了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屠杀”。

大屠杀共有321人遇难。

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狱中八条”，是《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从监狱里带出来的，是白公馆渣滓洞中带出的重要党史文件，是狱中一批中共党员向党表达的《狱中意见》，是烈士们语重心长的“最后嘱托 ”。 他们总结历史经验，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党：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这份意见和建议共八条，也称“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个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意在告诫全党，且行且珍惜，不忘烈士的鲜血重托，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同室有一位囚犯张国维，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王朴、陈然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11·27"大屠杀那天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着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每天夜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报告》着重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久远地警示革命后来人。

《报告》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个人私生活和革命大节之间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众多烈士和少数叛徒加以比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烈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热爱生活，眷恋亲人，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江姐的遗书、蓝蒂裕的《示儿》诗，以及许许多多烈士的遗书遗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几个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狱中同志通过讨论还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截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对此，至今在当年亲历的老同志中和党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里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这一个基本观点很是难能可贵，有着深远教育意义。

狱中八条主要内容：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历史意义

"狱中八条意见"，文字虽然简单，意义却很深刻。这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但是至今没有失去光辉。这是狱中同志总结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惨痛教训，进行了深沉的思考和认真的总结，才提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充满血泪的字里行间，有悲愤，有忧虑，有思考，有希望，却没有一点颓伤和灰心，充分表现了这群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述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

其中第一、第三、第六条，都是针对当时党内的确出现过的现象--几个虽是老革命然而生活开始特殊化(还说不上腐化堕落)，喜欢自我吹嘘(也说不上制造个人迷信)，终至被捕后不久，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经受不住生与死的考验，向敌人屈膝投降，成为叛徒，供出了党的组织和党员，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同志被逮捕，其中绝大多数都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那个魔窟里英勇就义了。许多烈士惊天动地的英勇斗争事迹陈列在展览馆里，他们真的无愧于 "特种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他们清醒地看到，作为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只要生活腐化，搞个人迷信，哪怕只是在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也可能在严峻的斗争面前，经受不起考验，终将成为革命的叛徒。所以他们建议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注重实际锻炼，严格组织纪律，实行整党整风。陈然烈士说:"矿砂经过提炼，才能生出金子"。领导狱中斗争的许晓轩烈士的"唯一意见"是:"特别注意党员的审查教育，防止腐化，绝不容许非党思想在党内蔓延"。他们说的字字血泪，都是金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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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