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闲话不多说了，都知道此情此景，令人胸闷气结，一时无语。
忽然想起了一部曾经令人感动落泪的话剧——《龙须沟》。
解放前，北京龙须沟是条臭水沟，沟旁住满了各式各样卖力气、耍手艺的底层劳动人民。这些居民经常遭受国民党恶棍、恶霸、流氓的迫害和恶劣环境的威胁，生活凄惨。
解放后，龙须沟同北京一起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法办了恶霸、流氓，治理了龙须沟，龙须沟沿岸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龙须沟》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并感动了几代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取材于真实的历史。
龙须沟原是古代高梁河下游故道，从北京天坛以北、以东，向东南流出北京城外。大概因为北京城是明清两代的都城，是自命为“真龙天子”的皇帝生活居住的地方，因此这条河道也就有了龙须沟的“美名”。
解放前，这是一条污物漂流、蚊蝇孳生的臭水沟，是“北平”时代的一个“移民”区，主要居住从外地逃荒逃难来的穷人，也有一些本地居民，与当时上海棚户区一样，这里当时也是一片“肮脏之地”。
据记载，龙须沟一带由垃圾垫起来，5米以下才见原始地面。
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卫生环境，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北京市政建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民政府就启动了龙须沟改造工程。
整个工程的概算占到了当时全市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的近1/5，可见当年人民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
老舍先生是1949年12月从美国回来的，共产党、新中国把底层劳动人民的事当最重要的事来办，这深深感动了他。
老舍先生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他不顾自己是老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和林斤澜一起下去采访，实地搜集素材，很快就完成了剧本。
《龙须沟》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剧作完成于1950年，1951年2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立刻引起轰动，1952年又被拍成同名电影。
《龙须沟》是一曲新中国的颂歌。老舍先生也因此荣膺“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是《龙须沟》给观众留下的最深印象。老舍先生借剧中人“赵老头”的口说：
赵老头：程疯子常说什么“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他说得对，他不疯!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我是泥水匠，我知道：城里头，大官儿在哪儿住，哪儿就修柏油大马路；谁作了官，谁就盖高楼大瓦房。咱们穷人哪，没人管！
不仅如此，臭水沟还成了国民党贪官污吏敛财的由头——
赵老头：四嫂捐了钱还教人家白白的吃了去!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大妈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四嫂苦水呀，王大妈!
解放后，龙须沟被修好了，赵老头又有一番新的议论——
赵老头：东单、西四、鼓楼前，哪儿不该修?干吗先来修咱们这条臭沟？政府先不图市面儿好看，倒先来照顾咱们，因为这条沟教我年年发疟子，淹死小妞子；一下雨，娘子就摆不上摊子，你拉不出车去，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流到屋里来。政府知道这些，就为你，我，全龙须沟的人想办法，不教咱们再病，再死，再臭，再脏，再挨饿。你我是人民，政府爱人民，为人民来修沟！你信不信我的话呀?
赵老头：好吧，我再说几句吧。政府不修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可先给咱们修沟，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修沟出了点毛病，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我活六十多岁了，没有见过！再者，沟修好了以后，不是就永远不出毛病了吗?人心都在人心上，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是不是呀?诸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之所以安如磐石，渡过无数政治风浪，根本原因是得到了类似赵老、丁四、王大妈、程疯子等这样底层劳动人民的鼎力支持。
人民为什么热爱新中国？
是因为新中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国家。
今天的城市管理，新鲜的名词很多，但最需要继承的是“龙须沟传统”！
什么是“龙须沟传统”？
就是市政建设要体现人民性，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公共设施的投入向最底层的老百姓倾斜，“不修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可先给咱们修沟”，因为他们才是最需要改善生活和生存环境的人。
有些人喜欢用安全作为“清理”的理由，在此无意讲更多的道理，只是想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毛主席的话虽然是在战争年代说的，但在和平年代也完全适用。
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就能够获得安全；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能愈来愈没有安全感！在《龙须沟》里，敌视人民政府的“黑旋风与冯狗子”不都是在龙须沟人民的配合下被法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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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新中国的一个视角
——试析龙须沟治理与新中国形象
瞿宛林
中国现代史2007．7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把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治理落后地区作为施政的切入点，在百废待兴、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克服众多困难，花费巨额资金治理龙须沟和进行相关建设，明显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凸显了人民政府的新形象，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作为新旧社会转变的象征，龙须沟治理具有长远的启示意义。
能将一条沟的治理与一个时代联系起来的，唯有龙须沟①。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首先治理龙须沟，旧社会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在新社会肇始之时竟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治理龙须沟所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凸显的中共执政理念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一、龙须沟治理的缘起
龙须沟早已成为历史，它是旧中国遗留的产物。到了今天，它已成为那些破败落后、无人关注乃至被遗忘地区的缩影和代名词。龙须沟的治理是与新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的许多街道尤其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都没有下水道，肮脏程度最严重的就是龙须沟，离半里路就可闻到臭味。北京的街道全长755公里，下水道总长却只有314公里，而淤塞的即有298公里。由于下水道年久失修、损坏坍塌，淤泥就有16万多立方米，因而雨水、污水无处下泄，夏季全市积水区有1100余处，占全城面积的1／15。河湖水道淤塞，淤泥总体积几乎占河湖总容积的1／2。[1]由于河道经常干涸，湖泊芦苇丛生，水质发臭，蚊蝇滋生，成为疾病的传染源之一。
据史料记载，北京下水道的建设在明清时代即已逐渐完备，但必须每年疏浚，而主持其事的官吏多昏庸腐败，因循敷衍。建国前夕，市政的损毁和脏乱状况已经到了令人不堪的程度：一些地方尽管有下水道，但无人治理，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下水道，一年四季污水横流，环境脏乱差，成为当时的一大痼疾。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要么逃离，要么就要忍受恶劣环境对健康的侵袭。其中最典型的地区就是龙须沟。
龙须沟一带的居民，多是零散工人、三轮车夫、贫苦市民，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瓦房，居民喝的是比自来水贵四五倍而又肮脏的井水，北京外城的全部人口是50万，其中4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都流到曲折狭小的龙须沟里，沟水泛着古铜锈的绿色，一年有9个月臭气熏天。[2]
针对建国后迫切的环境和卫生问题，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在报告1950年度工作计划时指出：下水道在北京是很严重的问题，经过去年的调查，不能不想办法，即或财政再困难，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是关系几百万人民的健康，所以把这项列为市政建设最重要的一项。[3]建国后北京市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而进行市政建设规划，但限于财力只能先治理最重要的部分，将最初计划的13个工程区改为6个工程区，即南北沟沿系统、崇文门朝阳门系统、安内系统、北新华街系统、棋盘街系统、大石桥系统及龙须沟系统。[3]由于这些地区都是贫苦居民居住区，居民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必须由政府想办法予以解决。
1950年2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决定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市卫生工程局为此成立了龙须沟工程处，从3月起开始测量钻研地质，4月完成计划设计工作，根据龙须沟一带的地质地形情况曾制定了7个方案，最后采纳了截源分流、改建暗沟的技术方案。5月16日，龙须沟治理工程正式开始。
二、龙须沟治理的过程
龙须沟一带的地质很差，是垃圾垫起来的，5米以下才见原始地面，但60厘米以下就有地下水。由于地形低洼，容纳了周边地区350公顷、每秒14立方米的雨水和污水。工程进行中，克服了地下水水位过高、雨水太多、土质太差、街道狭窄、两旁房屋不坚固以及施工技术上的很多困难，7月底完成了全长12多华里的新沟，基本上解决了龙须沟地区的积水问题。[4]
龙须沟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1950年5～7月，重点是将天坛大街至天坛北坛根的明沟改为暗沟；第二期是1950年10～11月，重点是将红桥至太阳宫的明沟改为暗沟。经过几个月后，龙须沟铺设了下水管线，沟上铺了柏油路，马路两边树起了路灯，这一带的居民从此用上了电灯、自来水。
第一期工程竣工后北坛根一带未能解决积水问题，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亲自去当地了解情况，并邀请九区建设科及十八、十九两个派出所开会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由此开始了龙须沟第二期工程。在《关于龙须沟下水道工程问题的报告》中，曹言行针对部分干部不爱护国家资财、群众观念差的情况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工程计划设计时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未征询过当地居民的意见，工程进行中虽听了很多居民的反映但不够重视亦未向上报告，领导上也未能抓紧及时检查，以致发生了一些问题，这是值得作为今后的教训与警惕的。[4]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常关心龙须沟的建设，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批示：“我们能在事后取得经验，即可改进今后工作。本来这些缺点、事故，在我们还缺乏经验的时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由曹、陈②负责，切实加以检查后，对于在工作中有功、积极负责者，认真予以奖励(精神的物质的)，对于有过者……应给予适当处罚。”[4]
为了治理劳动人民居住的龙须沟，在建国后北京市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拿出了很大一部分经费，这是很不容易的。龙须沟工程的概算为693.4万斤小米，约占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3762万斤小米的18.43％(见表1、表2)。[5]1950年，北京市的预算收入总额为29650万斤小米，支出总额为30807万斤小米，市政建设费占总额的19.21％，仅次于生产投资或贷款所占21.81％的比例。[6]其中龙须沟工程约占全市预算支出总额的2.25％。该年北京市的工作计划就是以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同时适当发展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教卫生事业，有重点地进行市民所迫切要求的市政建设。
三、建国初期的环境整治
1949年秋天苏联专家建议北京市整理旧有下水道，迈开了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第一步。苏联专家高莱托夫认为，旧有的地下沟是笔很大的财产，修建新沟的费用比清除和整理旧沟所需的费用要贵得多，不能轻易废弃旧沟。他还亲自钻入沟内察看，发现沟砖被侵蚀的程度很小。经过研讨，苏联专家的意见被采纳。[2]
经过调查研究，北京市政府初步了解了全市下水道的流域系统和管道的位置、类型、出口等具体情况。在1950～1952年恢复时期，很快地疏浚了旧有全部下水道，添建了若干新的下水道，解决了严重的积水问题。[7]旧下水道的整修只用了相当于新下水道造价1／4的费用，基本上解决了内城一半地区的积水与污水下泄问题。
历史上北京的天然与人工河流湖泊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系，建国前后，由于以往的统治阶级对河湖水系弃之不管，以致日益淤塞。从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采取了以疏浚为主并在原有地形上增辟水面的办法，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全市河湖水系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疏浚与治理。经过3年建设，北京市旧有下水道已全部掏挖整修，加上新建的下水道，全市绝大部分地区都有了下水道干线，总计受水面积达全市总面积的94．5％，为迅速排水创造了条件。
建国后北京市环境卫生的改变集中体现在龙须沟所在第七区(现为崇文区)的变化上。长期以来，龙须沟、粪场、坟地、苇坑被称为该区的四大公害。龙须沟工程实施以后，龙须沟换了模样，1951年，破烂不堪的金鱼池被整治一新，成为风景区(后随着城市的发展金鱼池被填平)。1952年，市卫生工程局等单位对龙须沟下游常年积水的洼地、苇塘进行了整治，依势修成了人们休闲的公园——龙潭湖公园。崇文区的粪场和坟墓等也得到了清理，该区无人管理、无人祭扫的坟墓多达37420座，其中无主坟墓32504座，经过市、区两级政府的努力，通过分批迁移，几个月的时间内全部坟墓(除个别须保留的以外)都迁出了区外，并治理了l83处粪场。[8]
建国初期环境整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劳动人民的居住区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居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四、文艺作品《龙须沟》的诞生
龙须沟的治理，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支持，社会各界人士也予以广泛关注。北京是著名作家老舍生长的地方，老舍在1949年12月回京以后，面对北京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了极大鼓舞，周恩来鼓励他：多为人民写作，多写北京城的变化。[9]为了写龙须沟，老舍不顾自己的腿疾和盛夏的炎热，也顾不上当时龙须沟熏天臭气，亲自前往察看，为《龙须沟》的写作奠定了现实基础。
尽管如此，对老舍来说，写《龙须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尝试。他在《(龙须沟)写作经过》中开门见山地写到：“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10]老舍认为：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事。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撒。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治理龙须沟不啻一声惊雷，惊动了整个北京城的老百姓。刚刚解放，好多人不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件事，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老舍之女舒济说：“我父亲听说此事后确实很感动。他亲自去龙须沟，看望了这条臭沟两边住的穷苦百姓……”。[11]
龙须沟治理前后的对比是鲜明的。治理以后，有时虽然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可是街上很干爽，没有泥泞的影儿，也没有一点不好闻的气味。臭沟不见了，上面是马路。[12]老舍在《我热爱新北京》中指出：“新的政府千真万确是一切仰仗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他特别提到，城南龙须沟的治理最使人感动，写作《龙须沟》话剧，是为了“表示我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13]
1951年2月2日，为庆祝北京解放2周年，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剧场首次上演《龙须沟》(焦菊隐导演)，受到首都观众热烈欢迎。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在中南海和全国各地放映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收到了极好效果。可以说，治理龙须沟感动的不仅仅是老舍一个人，它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感动了几千年来就处于弱势、迫切需要关怀的人们。《龙须沟》艺术地再现了现实的龙须沟地区居民的生存状态，使人们在受到艺术感染的同时增加了对新社会的了解和对共产党的认识。
五、治理龙须沟凸显新中国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遭受压迫与剥削、欺凌与侮辱的劳动人民翻身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新旧两个社会、两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和鲜明对比。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解放后党所采取的执政理念和具体措施上，在财力还很不宽裕、不可能做到“百废俱兴”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治理劳动人民聚居区，凸显了人民政府的新形象：这个政府不仅仅在口头上要为人民服务，而且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这个政府不仅要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而且要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这个政府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勤政廉洁的政府、高效率的政府、公平公正的政府。
1950年9月30日，也就是龙须沟一期工程竣工后不久，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国庆庆祝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他自豪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14]
周恩来的报告是对新中国的极好诠释，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就是由无数个像治理龙须沟这样的事例来体现的。l950年2月14日，决议治理龙须沟前不久，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市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勤务，首长、各局局长、各区区长都是人民的勤务，要使人民进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感到亲切，做到这个地步的政权人员才够格。我们要以“人民的勤务”五个字来检验我们的政权。[6](p.69)彭真还很形象地指出了人民政府和历史上其他政府的区别，他说：在像龙须沟那样恶劣的卫生环境下，少数反动统治者怎样自卫呢?他们想用一块手绢把口鼻一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我们不同，我们普遍改善人民的卫生环境，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改善与提高人民的卫生环境和医疗条件。[6](p.118)由此折射出人民政府和历史上其他统治者的区别。
1．在城市建设上，体现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
针对历史上北京市的自来水、下水道设施、学校、医院等多半局限于内城的情况，如全城共有公私医院(不包括诊疗所)23座，外城只有4座；共有下水道314公里，外城只有62公里；共有78所中学(不包括职业学校)，外城只有7所[6](p.138)，党和政府采取了与以往相反的方针。在下水道问题上，暂时放弃内城一些下水道的修理，把主要力量放在疏浚主要沟渠河流，填平臭水沟，修浚龙须沟，修建大量的公共厕所和秽水池；在医院问题上，扩充了传染病医院，普遍设立诊疗所和郊区巡回医疗队，便利人民就医；在教育问题上，把重点放在改进学校教育与发展工人业余教育方面，举办劳动人民的文化补习学校。通过以上计划使劳动人民获得很大的实际利益。建国以后，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在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劳动人民和其他各阶层民众一样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2．在财政支出上，向人民群众倾斜
1950年北京市全市计划支出的67.92％用于事业费支出，市政府根据不浪费人民一文钱的原则，节约了其他方面的支出。市政建设费重点用于在人口密度最高、道路最坏的劳动人民密集地区修筑道路，卫生工程费则主要用在整修下水道、填平臭水沟、疏浚河湖、开发水源以及修建秽水池、渗水井和公共厕所，解决劳动人民聚居地区排水问题，保障市民健康。
北京市还投入一定的卫生经费用于对穷苦劳动人民实行免费或减费诊疗，由政府补助医疗费。“本市医疗卫生机关为数甚少，且多集中于所谓‘富贵区域’，故必须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外城各区，增设诊疗所等，而在其他各区，则实行减免费诊疗”。[6](p.104)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市政府以全年总支出68％的巨款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文教卫生事业及市政建设、社会福利等，这是完全必需的。[6](p.115)
3．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龙须沟治理过程中实施以工代赈，减少了治理的成本，使当时一部分失业的人口找到了出路。解放初期，北京市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党和政府有计划地采取了救济失业及其他社会福利措施：疏散劳动力人口到外地从事工农业生产；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吸收一部分失业人口参加交通工程和卫生工程建设。这些措施都是当时党和政府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诸多努力的一部分。
在治理龙须沟的过程中，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还来到群众中听取附近居民的意见，这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并把这种热情化为动力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新中国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恢复了国民经济，使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50多年的历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龙须沟无疑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作为新旧社会转变的象征，龙须沟的治理具有长远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如果在互联网上键入“龙须沟”一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数千条治理脏乱差地区的信息，即使到今天，人们仍称一些严重脏乱差的地区为“龙须沟”。
②“曹”指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陈”指副局长陈明绍。
参考文献：
[1]《卫生工程局1950年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3月1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6—1—9．
[2]《北京市的河道、下水道、粪便、清洁(资料)》，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6—1—12．
[3]《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1950年2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27—1-5．
[4]曹言行：《关于龙须沟下水道工程问题的报告》(19513年10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6—1—3．
[5]《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1950年度工作计划概要及概算》，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6—1—28．
[6]《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103页．
[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
[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艰辛的起步》，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9]《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0]《人民日报》1951年2月4日，第5版．
[11]《彭真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12]李大干：《今天的龙须沟》，《北京文艺》1951年第6期．
[13]《人民日报》1951年1月25日，第3版．
[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作者简介：瞿宛林，历史学硕士，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北京100044)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7．2．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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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松民。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