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的2017年，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九十周年了，今天再来回顾这一篇经典文献，是非常有意义的。毛泽东当初看问题的方式，提出的那些问题和判别事物的标准，在今天还有效吗?
在西方学界争论“毛主义”相对于马列的独创性过程中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常被提及的，这一篇文献对于农民革命潜力的推重，尤为马列所未言。从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展开过程看，是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真的依靠农民的力量颠覆了海内外统治阶级联手维护的蒋介石政权，这个结果与报告中间的发现有着高度一致性。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检验了作为政治学徒工阶段的毛泽东的睿智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一、作为认识起点的经验和群众
经验相对于认识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其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基础，真正典型的经验意味着内含着无法超越的矛盾着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构——在一切相同或者类似的环境中间都会复制出来。
在几个月之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间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落差：“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在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再一次发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思考问题观察事物，必须以群众的先进实践经验作为认识的起点，这是毛泽东从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过程中间发现并坚持了一生的认识论原则，到了临终之前，他依然认为：“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我们知道，在共产党内部，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政见在辩论：一方说，山沟沟里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另一方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真理到底是来自书本，还是群众的革命实践，这个问题看起来曾经解决了，但是，只要条件容许，还是会不断地改头换面再一次冒出来。
一九三〇年毛泽东非常强硬地说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
在三十年后，毛泽东回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依然坚持：“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革命时代的中国，那个时代文盲充斥，革命队伍中间的所谓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也只能够算是刚刚完成扫盲过程。那一代人对于马列主义的把握，也只能够说刚刚走出扫盲班的程度，所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劳动大学的留学生涯，不超过党校短训班的程度，著名的邓小平在暮年也依然承认自己只有马列主义ABC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经验对于书本知识的优先性，是毫无疑义的。
诡异的反而是，在今天中国教育发达的时代，我们亲眼见到了教条主义的复仇。于光远、杜润生和李锐等非毛化虎将，手握“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为党史国史研究设立了“理论天花板”——对毛时代重大政治和经济政策实践只能够由这个万古不变的教条来说明。据老田的阅读经验，今天学界许多聪明的头脑——许多博导教授博士等等，在著书立说时依然必须受到这个理论天花板的压制。据此，这些人宣传说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有一位武汉的造反派工人领袖评论说：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中国革命也搞早了，要回头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陈独秀才是他们的英明领袖和正确路线代表。
二、阶级斗争的斗法——群众自发起来“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间，双方有着不同的优势，也就有了非常不同的策略。乡下的地主富农的经济力量比较强，也是依靠占有土地和余粮这样的经济优势，实现对于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经济优势是乡村统治阶级的策略起点。反过来，农民想要和地主富农作斗争，就必须发挥自身的人数优势，同时要对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进行限制，这样，才能够做到战而胜之。
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里，规范的政治权力和法律即便存在，也极其微弱，真实的权力往往要借助各种肯定统治阶级优势地位的观念来实现，美国学者杜赞奇在考察华北地区农村时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村时，从经验出发归纳出“政权、神权、绅权和夫权”的重要事实，然后指出这是束缚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要挣脱这四条绳索，除了农民自身要组织起来发挥人数优势之外，颠覆各种必不可少的支持旧权力的观念形态，也一样是绝对必须的。
一种观念的存在，本身会对统治阶级的权力进行肯定或者否定，组织的同时需要进行观念的变革，所以，组织和宣传工作通常是一体的。观念的变革过程中间，始终伴随着对于阶级利益的确认和明晰化，这是觉悟过程和新规则的确立过程，本身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不仅是技术性的认知。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十年之后，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的时候，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分法，在这个三分法中间，为了颠覆地主富农阶级的经济优势，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确立自身的政治优势，同时还要进行文化方面的革命或者颠覆工作，以确立新的观念。
在农民识别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间，地主富农乃至于商人阶级的逐利和剥削，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为着保护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农民借助新确立的政治优势，往往要作出各种限制商业行为的禁令。也就是说，毛泽东发现农民从保护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出发，在1927年前后就已经着手搞了很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商业领域的存在和不受限制，也是旧统治阶级据以实现其经济优势的领域，正是借助这个关键的领域，地主富农阶级的剥削不仅得以实现，还得以正当化和扩大。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发现，剥削阶级在放高利贷的时候，就是依托市场上巨大的季节差价搞“捡新谷钱”“捡新油钱”的，让被剥削者看到：依据市场季节差价的变化，我借给你一担谷还回来两担，我没有赚你的钱。
三、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概念的真实内涵就是领导权从旧统治阶级手里转移出来，到了被统治阶级手里，这样的领导权分配模式才可以称为“新”。
根据毛泽东考察所见：“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隐含的政治预判是旧统治阶级无法正确地行使他们所拥有的领导权，他们所拥有的领导权越有效，就越是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从旧统治阶级手里的夺权，是一切社会进步的起点和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概念出发，发展出一个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框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后者，中国历史的僵局将无法打破，反对帝国主义、官僚集团、封建势力的历史性任务无由达成。老田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学习《中国革命史》课程，这个课程的教材就是以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线来写就的。
新民主主义之新，在于下层组织起来追问上层所掌握的领导权是否还体现下层的利益和意志，这个追问和质疑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辩论会上，造反派往往手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烈主张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而保守派往往手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主张俯首听命之义务。在面对当权派的群众这个结构中间，领导权如何合理分配，以及是否有必要重新下移，都成为辩论的焦点。
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之后，就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结果在乡村创造出空前的秩序，农会还有潜力部分地接管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经历过农民的斗争过程并建立起组织优势之后，这个就相当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程序就走完了，由此才能够创造出真正有执行力的基层政权。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八路军的解放区发现，当地土匪近乎绝迹，这一点国统区反而做不到。按照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非到绝迹意味着国家能够垄断暴力并提供秩序，意味着最小国家的建成。农民是否经历过翻身和夺权过程，换言之，是否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基层政权是否稳固的关键一环。
老田2011年访问七大代表柳运光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只要是农民翻身了，根据地就能够巩固，不然就算是派干部过去，敌人一扫荡就没有了。看起来，新形式的有执行力的基层政权的确立，是需要以牺牲旧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为先决条件的。这种基层政权的高水平执行力，并不是以暴力机关的优势和镇压能力为后盾的(八路军对日寇和国军都是弱势)，主要是由于翻身和有觉悟的农民(或者说已经有了明确政治选择的农民)，自觉自愿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赋权。
建国后，经历过农村土改和城市里的民主改革之后，旧统治阶级手上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业已被剥夺干净，此后的城市里的私营企业，就相当于失去了政治和文化庇护的赤裸裸私有资本，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资本主义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这个事实说明，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兼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说毛泽东个人推翻了原本要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说法，甚至还有人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社科院李伟严厉驳斥过这个理论谎言)，都是不看变化了社会现实的想当然。
毛时代城市里的单位制内部，其制度确立的内涵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革命传统(官兵一致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权的公共化特点)，一个是熟人社会网络对礼俗社会规则的重建，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间对旧统治阶级代理人批判过程而确立的禁条(什么是不对的)。与湖南农民运动时期一样，单位制有潜力接管相当部分的国家机器镇压职能，在毛时代公检法机构的人数很少，但是，整个社会秩序却远远好于今天，关键在于单位制内部重建的礼俗社会拥有很高的自我调节能力。
四、外行介入政治的负外部性记忆——直接民主的合理边界与上限
在农民运动通过农会组织起来之后，对于土豪劣绅的惩处是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此发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命题是从湖南农民运动中间首次发现和提炼出来的、关于直接民主的最高辩护。这一直接民主的有效性，是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乡村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间、长时间互动过程中间积累的有效政治信息的透明性而言的，劣绅之劣，意味着滥用优势损害弱势群体的负外部性记忆。群众的革命或者造反，是遵循着负外部性记忆来实施的。正确的造反或者革命，是与负外部性记忆这样的透明信息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颠覆性的造反和革命之外，在革命队伍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长期互动，一样会留下负外部性记忆，这是正确的批评权的基础。但是，群众行使对于干部的批评权，即便是有着负外部性记忆作为基础，也依然需要受到限制，这意味着直接民主除了信息透明的边界之外，还有一个上限——不能够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直接民主不仅仅可以应用于对敌斗争，而且还可以引入革命队伍内部的管理场域，并作为干部作风不良的纠偏机制来起作用：“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说到底，是在熟人社会信息透明的边界之内，让群众行使批评权的实践形态。这个权利既有其合理的边界，也有其必要的上限。在直接民主引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时候，还需要管理专业化的知识与经验来矫正，不能够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直接民主的合理上限。
在建国之后，城乡出现了普遍的组织化，权力和管理现在成为所有人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间的一个基本要素。遍布城乡的干群关系，都在单位制内部稳定化了，创造了工业和城市化时代的熟人社区。在这个信息相对透明的熟人社会里，干部是否正确地行使了权力，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正面教育是不够，自下而上的批评权，也需要参与进来成为保证权力正确使用的一个因素，为此需要引入“四大”：“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在熟人社会重建政治平等之后，特别是群众批评权的引入，会恢复很多礼俗社会的德性政治要求——治理的权威或者权力将主要地由自下而上的群众授予，而不是反过来，自上而下地赋予的合理合法性权威。海内外的新儒家，只是泛泛地谈论“返本开新”，至于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在工业社会还有没有应付新时代新问题的能力，却无法落到实处进行深入校验，而毛时代的单位制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儒家德性政治运作的最合理平台，德性政治及其在新时代的有效性，可以从此联系实际经验展开研讨。
在法国大革命后，有人认为大革命的主要错误是要在广土众民的时代，引入小国寡民的古代人自由，是直接民主应用超出了合理的边界。例如贡斯当区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说直接民主与小国寡民的地域之间的关系：“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其指责、谴责或豁免。……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他批评卢梭说：“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贡斯当还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在广土众民时代还“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的混淆一直在我们中存在。在著名的大革命时期，它是许多罪恶的肇因。法国被一些毫无益处的实验折腾的精疲力竭。”【邦雅曼·贡斯当著，阎克文等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39页】对照贡斯当的分类，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出现了直接民主的条件，而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大集体不仅不妨碍小自由，反而有助于造就小自由的稳定实现条件。
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出现了二元结构：公共领域的代议制民主和私人领域的管理权垄断。在革命和后来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力推的变革是：在西方的私人领域实现了管理权的公共化，在对应西方公共领域的层次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凝聚群众意愿和利益的有效政治机制。用毛泽东自己的概念，以政体(政权组织形态)来保证国体(阶级利益代表)的方向上，不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文革时期的三结合革委会，都只是应付急迫的国家管理事务的对付方案，还不是能够保证国体的有效政体。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回顾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等政治形态，认为这些政治上的创新都不足以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差不多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评论过选举制的“虚假性”，这几种得到人们普遍实践的机制，在毛泽东那里都不能够解决微观单位之上直至中央层次的利益代表性难题——都解决不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在宏观政治领域，除了周期性发动群众的高成本的对付性方案之外没有什么好的制度化手段，毛泽东实际上认定还没有出现足以解决多数人利益代表的有效形式，这只能够留待以后去探索。
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权和由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权公共化，是毛泽东管理思想的两大支撑点，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毛氏公共领域，后来提出的群众路线和三大民主，都是毛氏公共领域的实践程序和特征。这些主要地局限于微观单位内部的干群关系合理调整，用以解决面对面层次的管理和政治问题，但宏观政治方案始终付之阙如。
五、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观
毛泽东使用了近似于诗人的语言，来讲述民众的革命潜力及其不可违逆的强大：“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1927年年初毛泽东在湖南调查时，在农民中间流传的革命意象符号和人物，都是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有没有打伤脚”“三民主义果然立得起么”，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就发生了屠杀工人领袖的四一二大屠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农民寄予无限期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反过来对自己举起了屠刀。在这一反对历史潮流事件的二十二年后，制造屠杀事件的蒋介石，就率领残兵败将转进台湾岛苟延残喘去了。
美国大学教授亨廷顿名著《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在讨论革命时说，革命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往往超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而革命的温和派领导人由于未能及时处理这部分社会动员的能量只能够自我边缘化，而让位于激进派领导人然后由这些人把东方型革命推进到最后。与上文的贡斯当一样，亨廷顿也一样沉迷于自创的知识型，搞纸面上的两极分化，缺乏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鲜活的经验)，一遇到纸面模型处理不了的问题，就把人们的心理偏好拿出来对付，从而彻底背弃史实。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要算是温和派领导人了，他们都不能够吸纳农民革命的大潮，与亨廷顿在纸面模型所预言的不同，蒋介石举起屠刀想要镇压这一股革命浪潮，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最后的结果却是被革命浪潮淘汰了。而毛泽东也不是先天就脑后长有反骨的激进派领导人，他原本是搞工农运动的，最后被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无法立足，不得不率领残部走上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最终毛泽东引领那一股无法被代表和吸纳的社员动员力量淘汰了蒋介石。
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似乎都是革命家策划的(这个跟亨廷顿的看法很接近)，把这些人杀光之后就再也没有革命了，用大屠杀对付革命的认识论基础在此。在革命胜利之后，许多马屁精文人把毛泽东吹嘘成英明无比的革命家，似乎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了革命，更不用说革命胜利了。但是，毛泽东拒不认账，他本人不止一百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自己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原先根本没有想过打仗，因为蒋介石拿起屠刀被逼着走上井冈山后来才逐步地学会怎么打仗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的英明睿智，而是阶级斗争的大势使然，反革命的镇压让革命者无路可走，阶级剥削和压迫让绝大多数人活不下去，革命是这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统治阶级用屠杀政策对付革命是无效的，这改变不了他们自己最终将要“被革命”的结局，就像被杀的革命者夏明翰所说的那样：“杀了我一个，还有千万人。”
革命力量实际上是镇压革命的那一方用各种方式造就出来的，这一点就算是围剿军高官都能够认识到。2006年7月，台北的“国史馆”出版了《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其中透露了这位党国军政要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1931年6月蒋介石任“围剿”军总司令开始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中间陈诚为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陈诚把江西的见闻和思考写信告诉自己的女朋友曼意，“6月13日，陈诚致曼意说:‘来赣忽己半月，对于赣省党务、军事、政治稍有调查……总之，江西赤匪之如此猖撅，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所有青年及民众之不满意中央，实无怪其然。我中央对于党务、政治如不彻底改良，纵使此次剿匪有办法，但想根本肃清赤匪，除非将所有青年及民众全杀尽。因中央固决心剿匪，而地方仍然造匪。吾等虽云剿匪，实无异与民众为敌。现在与江西一省民众为敌，将来恐怕还要与全国民众作战。此吾所勿为也。我想此次战事结束后，中央如能切实求根本办法，我虽牺牲，亦不足惜。’6月18日，陈诚又写道:‘然每想及许多有为、勇敢的青年，因不满现社会与政治的厌恶，以及生活的鞭策，情绪的冲动，而跑入共产党里面去再经过共产党的训练和麻醉，成为共产党前锋。……我屡次想把这次来江西的感想详细的来告诉吾妹……待我稍为空一点，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作我这次剿匪的记录。’”【李良明：从陈诚家书看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有关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同一个陈诚后来还发感慨说：奉命剿共等于判处无期徒刑。
人民创造历史，在于其巨大人数优势相联系的潜在力量，而要把这一潜在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则需要付出巨大的组织成本，因为民众数目过于巨大同时个体的贡献能力很有限，因此，转化民众潜力的单位组织成本必须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够挖掘出民众中间所潜藏的巨大潜力。这就是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联系群众、得到群众自觉自愿拥护的各种组织原则，这些原则必然是对于统治阶级常规管理经验的颠覆。
知识分子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喜欢讨论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不应当的，在毛泽东那里，这种思想痕迹还有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他反复追问的始终在于：革命的潜力何在，怎样变潜力为现实，革命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力量如何识别，同时如何实现推动力量最大化和阻碍力量最小化，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贡献仅仅在于此——他贡献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组织策略和战略战术，因此降低了革命的成本并缩短了革命的进程。革命始终是一个被强势统治阶级所决定的事项，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始终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上，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在主次互换地位的进程中间，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反对要起到最终的决定作用，而人民群众的态度最终取决于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利益的兼容性选择。
蒋介石当初多么强大，后来得到美国人鼎力支持的蒋介石更是强大，毛泽东率领的那些散兵游勇很弱小，但是，这强大和弱小的两方在“几万万要革命的农民”面前，做了截然相反的选择，由此就决定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孔夫子绝对不是左派更不是革命家，但他能够看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让老百姓没有出路的统治阶级肯定是要完蛋的。革命的潜能始终是由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利益兼容性来决定的。毛教员相信革命，正如他相信复辟不可避免一样，复辟的统治阶级以垄断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为主要特征，排斥多数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高要求，这就必然地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上，这就为自己造就了对立面——革命者。孟子曾经较为准确地指出过：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和成功的，或者反过来追问：强大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灭亡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长期被共同歪曲——好像革命就是革命家凭空制造出来的，真正的答案是：革命最后取决于统治阶级把多少人驱赶到革命队伍中间去，所以毛泽东1962年告诫共产党高官们说：“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一个政权的存亡，一种制度的兴废，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与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利益之间的兼容性，再强大的事物如果与多数人利益相冲突，都不可能长期存在，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人类历史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奴隶创造历史。
在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标准之后，几十年来充斥视听的都是GDP标准或者人均GDP标准，似乎后一个标准更能够说明问题，结果怎么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似乎还需要拭目以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