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日前知名英国乐团“电台司令”（Radiohead）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举办公演，遭到质疑。当抵制以色列运动组织向他们表示诉求，呼吁加入抵制行列时，主唱汤姆？约克（Thom York）则以比中指回应。此一事件让以巴议题再度成为媒体焦点。详情请见苦劳报导《以色列军事占领巴勒斯坦50年
Radiohead拒响应文化抵制运动惹议》。

本文于2017年刊登于《雅克宾》（Jacobin）杂志5月号。作者Ilan Pappe 为以色列籍历史学者。他检视过往以色列强占领土，剥夺国内巴勒斯坦公民权利等政策，抨击以色列根本不能算是民主国家。其观点反映以色列内部少数支持巴勒斯坦的知识份子立场，颇具参考价值。

以色列军队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哨。（Kashfi Halford / Flickr）

在许多以色列人与他们世上众多的支持者眼中，甚至是对那些批评以色列部分政策的人而言：以色列直到今日都是个宜人的民主国家，期望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并平等对待所有的本国公民。

批评以色列的人多半假设，作为民主国家的以色列若曾出错，那都是因为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这个观点下，透过来自以色列占领区的不义之财、让弥赛亚教派介入以色列政治，战争腐化了这个诚实又勤劳的社会，并将以色列转变为在新领土上实行占领和压迫的政治实体。

“民主的以色列在1967年犯了大错，但如今仍旧是个民主国家”，某些巴勒斯坦人与支持巴勒斯坦的学者仍宣传这样的迷思。但是，这项说法根本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支持。

1967年前的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

1967年前，以色列绝对称不上民主国家。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这个国家有四分之一的公民，被迫臣服在英国临时托管措施的严厉军事统治之下，并因此否定了巴勒斯坦人任何的基本人权与公民权。

占领区的以色列军事将领是此地居民的绝对统治者：他们可以针对这些居民实施特别法，摧毁居民的房屋和生计，只要他们喜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居民送入大牢。只有在五零年代晚期，犹太人强力反对这些差别待遇，并最终减轻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公民的压迫。

对于1967年战前居住在以色列地区，以及战后居住在约旦河西岸与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政权准许以色列国防军用最低限度的军力进行统治，甚至是摧毁居民们的家当。无助的巴勒斯坦居民们在军方决定摧毁他们的房屋，或是在检查点拘留他们数小时，或是未经审判将他们关押时，他们也没办法做什么。

从1948年迄今，有好几群不同的巴勒斯坦人经历过这些待遇。

在以色列束缚下受苦的第一个族群，是那些居住在以色列国土内的少数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建国后的前两年，他们被赶入贫民区，例如居住在迦密山边（Carmel mountain）的海法市（Haifa）的巴勒斯坦社群；其中也有一部分被赶出他们居住的城镇长达数十年，例如采法特（Safad）的巴勒斯坦人。在亚实突市（Isdud）的案例中，所有的居民都被驱离至加萨走廊。

在城市郊外，状况更加严峻。不同的基布兹公社运动（Kibbutz movements），觊觎着巴勒斯坦村庄肥沃的土地。参与这项行动的基布兹公社也包含了偏向社会主义，声称支持两国方案的犹太少年看守者（Hashomer Ha-Zair）。

在1948以阿战争被遗忘的许久之后，加比赛亚（Ghabsiyyeh）、伊奎特（Iqrit）、贝伦（Birim）、贵达（Qaidta）、查顿（Zaytun），以及许多其他小村庄的居民，被骗离他们的家园为期两个礼拜，军队宣称必须征用他们的土地进行演习。但当居民们回家以后，却发现村庄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被拱手让人。

加西姆大屠杀（Kafr Qasim massacre）更证明了以色列是个军事恐怖主义的国家。1956年十月，在“西奈行动”（Sinai operation）的前夕，以色列军队杀害了49位巴勒斯坦人。官方声称这些民众违反了宵禁，在夜间仍持续工作而未回家。当然，这绝非以色列进行屠杀的真正理由。

稍后的证据显示，以色列曾经慎重地考虑，要将加西姆所在的阿拉河谷（Wadi Ara）与三角地带（Triangle）定居的阿拉伯人通通驱除。阿拉河谷连接了东边的阿富拉（Afula）与地中海岸旁的哈代拉（Hadera）；三角地带则是耶路撒冷东方的腹地。这两处都是约旦在1949年与以色列签署的停战协议中，被割让给以色列的区域。

正如我们所见，以色列希望开疆辟土，但不欢迎伴随而来的巴勒斯坦人。也因此在每次扩张领土之后，以色列总是在新占领的区域内，以各种方式限制巴勒斯坦人的人口。

黑痣行动（Operation “Hafarfert”）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开始新的战争后，试图驱离巴勒斯坦人的一系列提案。今日有许多学者认为，1956年的大屠杀是为了证明居住在特定区域中的人们，可以被立即驱离的尝试。

在两名国会议员的努力之下，加西姆大屠杀的行凶者被公开审判。这两位议员分别是来自以色列共产党的塔哇·图比（Tawaq Tubi）和秉持左翼锡安主义的联合工人党（Mapam）出身的拉蒂夫·多里（Latif Dori）。然而，理应为这场大屠杀负责的指挥官，以及犯下罪行的军队，却被轻轻放过，仅处以低廉罚款。这也变相证明，军队被允许在占领领土上进行谋杀。

系统性的压迫并不只是展现在大屠杀一类的重大事件。更恶劣的暴行也可以在以色列政权的平凡日常中发现。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对于1967年前的事件仍不愿多谈，留存至今的档案也并未揭露当年的全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在以色列诗人的诗中，重新发现军事统治下的生活风貌。

纳坦·阿特曼（Natan Alterman）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最知名也最重要的诗人。他执笔一个称为“第七专栏”的每周专栏，评论当周他读到或听到的事件。有时他会混淆日期或发生地点的小细节，但读者还是能够得到足够的资讯，判断他所指涉的事件。他常常以诗的形式表达批判：

新闻短暂地播出两天，接着又消失。似乎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知晓。在遥远的乌姆阿法姆（Um al-Fahem）孩子们——或该说是国家的公民——玩着泥巴，其中一个孩子疑惑地看着我们这群勇敢的士兵我们大声地对他咆哮：停下！

命令就是命令！

命令就是命令，但愚蠢的男孩并没有站住，他逃跑了于是勇敢的士兵开火，没有意外地命中并杀了男孩没有人讨论这件事情。

在某个机缘下，阿特曼写出两位巴勒斯坦公民在阿拉山河谷被射杀的诗句，在另一个例子里，他提到一位重病的巴勒斯坦女性与她的两个小孩，被没有理由地驱逐（一个三岁、一个六岁），并送到约旦河对岸。当这位女性尝试回家时，她与她的孩子被逮捕，并被关入拿撒勒（Nazareth）的监狱。

阿特曼希望他关于这位母亲的诗能够打动更多人的心灵，或至少激起官方的回应。然而，他在一个礼拜后这样写道：

作家的猜测落空了

这个故事没有被否定或被解释，只有空虚，没有一词。

还有更多证据显示，以色列在1967年根本不是个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对尝试取回土地、作物与农牧牧业的难民采取杀无赦政策，并为了颠覆埃及的纳瑟政权（Nasser）而发起殖民战争。以色列好战的维安警力，在1948到1967年间杀害了50位以上的巴勒斯坦公民。

以色列对少数族群的宰制并不民主

对任何国家而言的民主“试金石”，就是对国内少数群体的包容程度。从这个观点来看，以色列远远称不上真正的民主国家。

举例来说，在取得新的领土后，以色列制定数条法律，以确保主要族群的优先地位：治理公民身份的法律、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以及最重要的，“犹太人回归法”。

回归法自动给予世界上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的公民权，不论他的出生地为何。这条法律特别不民主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归乡的权利，而这是被联合国大会1948年第194号决议所确立的权利。这项禁令让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无法和他们的直系亲人或是那些1948年被驱逐的人们团聚。

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回到故乡的权利，更同时提供那些与这块土地没有联系的他人这项权益，这是一种非民主的作法。

除此之外，以色列更进一步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公民的歧视，都被“巴勒斯坦人并未服兵役”的事实给正当化。透过重新审视以色列决策者决定如何对待国内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我们可以更确实地理解民主权利与服役义务的关联。

他们的假设是，巴勒斯坦公民不愿加入军队，更进一步则是认为他们拒绝服役，结果反而是合理化了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政策。这些预设被放入1954年以色列国防部对有服役义务的巴勒斯坦公民的测试中。以色列特务向政府保证，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将会拒绝征召。

令他们惊讶的是，所有被征召的巴勒斯坦公民都在共产党的支持之下，前往了募兵处。共产党是当时在巴勒斯坦社群中最庞大、最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务机关稍后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乡村的青少年生活乏味，渴望采取行动并展开冒险。

虽然有这样的插曲，但以色列国防部仍持续兜售着“巴勒斯坦社群不愿服兵役”的说法。

不可避免的是，巴勒斯坦人已经转向反对成为他们压迫者的以色列军队，但政府仍以此作为其是的藉口，引发了对以色列是否是个虚伪的民主国家的质疑。

如果你是没有服役的巴勒斯坦公民，你作为工人、学生、家长或夫妻的一部分权利将被政府严重缩限。这尤其影响到居住和就业权益，有七成的以色列产业都被认为属于安全敏感的维安层级，未服役的公民很难在这些产业里找到工作。

国防部的根本假设并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不愿服役，更认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潜在敌人。这项论点的问题在于，在所有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战役中，巴勒斯坦族群并没有如他们预期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间谍，或起身反对以色列政权。

然而，这无法解除巴勒斯坦人的困境：直到今日，他们还是被视为必须解决的“人口”问题。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事情是，至少在和平时期，多数的以色列政治家并不相信转移或驱逐巴勒斯坦人会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以色列的土地政策并不民主

仔细检验以色列关于土地问题的财政政策后，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宣称更让人怀疑。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地方议会与自治区政府的分配款远低于犹太人居住区。土地的短缺，再加上就业机会的低落，造成了社会经济现实环境的异常。

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的米伊莉亚村（Me'ilya），号称是最“富裕”的巴勒斯坦社区，仍比内盖夫（Negev）最贫困的犹太人发展市镇来得糟糕。《耶路撒冷邮报》在2011年的报导指出，“1997到2009年间，犹太人平均收入比阿拉伯人高出40%至60％。”

今日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土地为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 JNF）所有。土地所有者不得与非犹太裔公民交易，公有土地优先用于国家建设计划，这也代表在新的以色列屯垦区建立的同时，巴勒斯坦人几乎没办法建设新的居住区。也因此，尽管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拿撒勒，人口已经增加了三倍，但城市面积并未连一平方公里都没有扩张。与此同时，在上拿撒勒的犹太发展市镇，透过征用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则扩张了三倍的城市空间。

在加利利的其他巴勒斯坦村庄，同样受到土地政策的影响，揭示了类似于拿撒勒的故事：自1948年以来，这些村庄的规模缩小了四到六成不等，以色列征用的土地被用以建设新的犹太人屯垦区。

在其他地方，以色列尝试启动人口与土地的全面“犹太化”。1967年后，以色列政府担忧居住在北部与南部的犹太人人口不足，并计划增加这些区域的人口。为了支撑这样的人口转型，必须要征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建设犹太人屯垦区。

更过分的是，这些屯垦区将巴勒斯坦公民拒于门外。这种对公民生存权的公然侵犯，已经宣告以色列人权组织为改变隔离制度所付出的努力，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以色列最高法院只能在少数个案中质疑此一政策的合法性，但并非通案性的认定。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要是在英国或美国，犹太公民或天主教徒在法律上被禁止居住在特定村庄、社区，或甚至整个城镇，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状况又该如何与“民主国家”的声称相协调呢？

以色列的占领行为并不民主

有鉴于对待巴勒斯坦难民与以色列内的巴勒斯坦社群的态度，以色列难以说服我们它是个民主国家。

对于声称“以色列是民主国家”的显著挑战，则是以色列对三群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姿态：这些巴勒斯坦人自1967年起就活在以色列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分别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与加萨走廊。自战争开始以来日渐完备的以色列法制，透过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树立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力，对数以百万计巴勒斯坦人的羞辱已是司空见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是最恶劣的专制政权。

以色列外交界与学界对此的主要回应，都认为这些作法只是暂时性的措施——只要巴勒斯坦人“表现得好一点”，这些作法就会有所改变。只要是任何对于占领区有所研究的人，都会理解这些论点有多荒谬，更遑论那些居住在这些区域的人们。

正如我们所见，以色列的决策者决定，只要犹太国家保持完整，占领就会继续维持下去。这是以色列政治体制所认知的“现状”的一部分，而维持现状总是好过做出任何改变。以色列将会继续掌控巴勒斯坦的多数地区，又因为这种控制总是包含了长住的巴勒斯坦人口，这种控制只能透过非民主的手段达成。

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方向，以色列仍持续声称它们进行的是“开明占领”。这里存在的迷思是，以色列抱持着善意进行仁慈的占领，但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被迫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1967年，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和加萨走廊视为圣经应许的“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的天然部分，这个想法至今仍然成立。当我们观察以色列左翼与右翼政党在这个议题上的辩论时，他们唯一的分歧点只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而非质疑这个说法的有效性。

而在更广大的公众之间，存在着或可称之为“救赎者”与“管理人”的真诚辩论。“救赎者”相信以色列已经重新回到古老家园的核心，在未来更不能没有它而活；相反地，“管理人”主张这些土地应该用以换取和平，包含将西岸交付给约旦，以及将加萨走廊交付给埃及。然而，公共辩论很少影响到政治核心对于占领区统治方式的判断。

假想的“开明占领”最糟糕的部分，展现在政府对于领土的管理方式。这些区域最初被划分为“阿拉伯区”与潜在的“犹太区”，这些巴勒斯坦人口高度密集的阿拉伯区域后来成为自治区，并在军事统治下由当地的政府合作者运作。直到1981年，这些地方军事政府才被民政部门所取代。

其他的“犹太区”则被犹太人屯垦区与军事基地所殖民。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让西岸与加萨走廊的人口处于“飞地”状态，既不与开放区域相连接，也排除了都市扩张的可能性。

情况在占领不久后更加恶化，犹太教教派“信者集团”（Gush Emunim）开始定居在西岸和加萨走廊，宣称将遵循圣经的殖民版图，而非听任政府安排。他们穿入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留给当地人的居住空间却也进一步缩小。

任何殖民计划的第一需求就是土地。在被占领区上，只有透过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将人民自他们定居好几个世代的家园驱离，并将他们限制在生计艰难的飞地之中，才能实现殖民的野望。

这些对土地的占领与对人口的迫迁，被学者称之为“灾难地理学”，这些人口政策同时也是生态意义上的灾难：使水源干枯，并让巴勒斯坦地景中最美丽的部分被摧毁。

犹太屯垦区更成为了犹太极端主义不受控的温床，其主要受害者则是巴勒斯坦人。埃弗拉特（Efrat）的屯垦区破坏了伯利恒（Bethlehem）附近的瓦拉贾峡谷（Wallajah Valley），此地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屯垦区也破坏了临近拉玛拉（Ramallah）的贾夫纳村（Jafneh），使之失去旅游景点的吸引力。瓦拉贾和贾夫纳发生的事，还只是数百个相似案例中的两个小例子。

摧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并不民主

拆毁房屋并不是巴勒斯坦的新现象。英国托管政府在1936到1939年的阿拉伯大革命期间率先构想并采用了这项手段；以色列只是在1948年后，承继了这些集体惩罚的方式，只是手法更加多样、更加野蛮。

阿拉伯大革命是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对支持锡安主义的英国托管政府的起义，并让英国军队耗费三年的时间平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当地居民的集体制裁，军队拆毁了两千多间房屋。

以色列从军事占领西岸与加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拆毁房屋。军队每年为了应对个别家庭成员的不同反抗行为，炸毁数以百计的房屋。

不论是对军事统治的轻微违规，到参与反对占领的反叛行动，以色列政府都会快速地派出推土机扫平一切。这不只是摧毁物理上的建筑物，更是摧毁人们生活与生存的重心。而在更广大的耶路撒冷地区（正如同在以色列境内），拆毁房屋也是对违章建筑或是未缴罚单的惩罚。

最近又被以色列所采用的集体制裁形式则是封锁房屋。想像一下，你家里所有的门窗都被水泥、砂浆和石头堵住，你因此不能再回来或取回你未能及时取出的财物。笔者试着在历史材料中找到另一个例子，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他地方曾经实行过如此冷酷的制裁手段。

砸毁巴勒斯坦居住区并不民主

最终，在“开明占领”之下，屯垦者被允许组成帮派，骚扰巴勒斯坦人民、摧毁他们的财产。历经多年后，这些帮派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手法。

八零年代时，这些帮派习于使用实质的恐怖主义——藉由伤害巴勒斯坦领导者（其中一人在帮派袭击中失去了双腿），打击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清真寺。

在二十一世纪里，屯垦者的帮派每天都在骚扰巴勒斯坦人：拔除树木、摧毁农田，甚至随机朝他们的房屋和车辆射击。2000年以来在希伯仑（Hebron）等一些地区，每月至少发生一百起类似的攻击事件。在以色列军队的沈默配合下，五百名屯垦者对希伯仑当地居民进行了更凶残的袭击。

从占领之始，巴勒斯坦人就只有两个选项：接受在以色列这座“巨型监狱”永久监禁的现实，或者被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持续威胁。当巴勒斯坦人起身反抗（例如他们在1987、2000、2006、2012、2014和2016年的行动），以色列将他们看成常规军队的士兵和战斗单位，作为军队瞄准的目标。于是，村庄与城镇被视同“军事基地”炸毁；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射杀，宛如他们是在战场上作战的一支军队。

我们今日已经对在奥斯陆协定前后的以色列占领之下的生活非常清楚，反而更不能接受“不抵抗将能使得压迫减轻”的说法。未审先逮捕已经是多年来的常理，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拆毁、杀伤手无寸铁的平民、排干水井——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以色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厉冷酷的政权之一。

国际特赦组织每年都相当全面地描绘占领之下的现实，接下来的文字摘自他们2015年的年度报告：

在西岸，包含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军力非法杀害包含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平民，并拘留了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抗议或以其他方式反对以色列维持军事占领，还有数百人被处以行政拘留。刑求与其他酷刑仍然盛行，但动刑者却免于受罚。

以色列当局持续推动西岸的非法屯垦，此举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十月以来，暴力事件持续升温，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法律限制也跟着强化，例如巴勒斯坦人在攻击了以色列人平民后，遭到以色列军力明显的非法处决。以色列定居者在西岸攻击巴勒斯坦人与破坏他们的资产，此一行动受到虚假的免罚状态所保障。加萨走廊仍持续被以色列军事封锁，以作为对此地居民的集体制裁。以色列当局持续在西岸和以色列境内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而在内盖夫地区的贝都因人村庄，更特别强制驱离了居民。

我们大致分成几个阶段来看。首先，“暗杀”——国际特赦组织称之为“非法杀人”：自1967年以来，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非法杀害，其中更有两千名是儿童。

未经审判即监禁巴勒斯坦人并不民主

“开明占领”的另一个特点是未经审判就先监禁。在西岸与加萨走廊，每五个巴勒斯坦人中的一个，就曾有过未审先关的经验。

有意思的是，要是比较以色列的做法和美国过往与当前的政策间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正如那些对抵制以色列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 movement）的批评，往往都在强调“美国的做法更糟糕”。事实上，最糟糕的美国案例，是发生在二战期间对于十万名日本公民的未审先关，另外还有三万人在后来的“反恐战争”之下被拘留。

然而，这些数字和受到未审先关的巴勒斯坦人人数——包含非常年轻的、年老的，以及被长期监禁的——依旧相去去甚远。

未审先逮捕是种创伤经验。你不知道你被指控的罪名、没办法与律师联系、更难以和家人取得联系，就算只是一点关心，都可能影响你作为囚犯的身份。更残酷的是，逮捕通常被用作是对人们施压、要人们配合的手段。散播谣言、以人们声称或他们真实的性倾向进行羞辱，也是常被用以威胁人们合作的方法。

关于酷刑，资讯可靠的“中东监察”网站发表了一篇令人悲痛的文章，描述了两百种以色列刑求巴勒斯坦人的方法。这份清单是以联合国与以色列人权组织布泽兰（B'Tselem）的报告为基础所撰写。除了殴打之外，以色列还将囚犯绑在门或椅子上长达数小时，朝他们倒冰水跟热水、拉开他们的手指，或是扭他们的睾丸。

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只是要挑战“维持开明占领”的主张，更要挑战以色列的“民主国家”假象。这些主张欺骗了数以百万计的被统治者，让他们投入这一场政治骗局中。

虽然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公民社会，开始否认“以色列是民主国家”的声称，但由于种种藉口，对于政治领袖而言，他们仍将以色列视为民主菁英俱乐部的成员。在许多意义上，抵制以色列运动的盛行，反映了这些社会对于他们政府的以色列政策感到挫折。

对大多数以色列人而言，这些反弹声浪要不是被视为“与我无关”，最糟则被看成“心怀不轨”。以色列国仍然坚持“仁慈占领者”的说法。“开明占领”的论点认为，根据以色列犹太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准，巴勒斯坦人在占领之下的生活“好多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更别说以武力抵抗。如果你是不批评以色列的海外支持者，你多半也会支持这些假设。

不过，以色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确实认清了这些主张的有效性。在九零年代，有相当人数的以色列学者、记者、艺术家，纷纷对“以色列是民主国家”的断言，表示不同程度的怀疑。

挑战自身社会与国家的开国神话，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人后来退出了这个勇敢的战斗位置，回去听从主流的见解。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学者和艺术家们创作了挑战“民主以色列”说法的作品。他们将以色列描绘成不太一样的社群，也就是那些非民主国家的样貌。其中一位来自本·古里安大学的地理学者奥伦·伊夫塔求（Oren Yiftachel）就将以色列描绘成“民族民主国家”（ethnocracy），这是指管辖着共存的不同族群的国家，但在法律上与正式关系中对特定民族群体存在偏好。其他人则进一步将以色列标志为“种族隔离国家”或是“屯垦殖民国家”。

总而言之，不论这些抱持批判的学者怎么推论以色列的性质，“民主”绝对不是他们会使用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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