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因其创造者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而呈现不同的版本，比起其他带有清晰意识形态标签的政策，这一点更加明显。

五年前如果你与人聊天提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对方未必了解，可能一脸茫然。而如今全民基本收入常常被赞是一项“让人有尊严的生活”的政策，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内广受欢迎。全民基本收入即所有人定期从政府获取支票，不论他们在做怎样的工作或者想怎么花这笔钱。这个想法以前就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被提起：原因是金融危机让数以百万的人失业，而且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再找到工作。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工作到底有没有必要。

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不断升温，与此同时，一些试验项目也在进行之中。这些项目范围虽小但意义重大，并且大多数选在欧洲进行。今年（2017年）开始在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Utrecht），约有250人每人每月将从政府领取960欧元（相当于1030美元），而在芬兰，大约5000到10000人每人每月将领取550欧元（相当于600美元）。事实上，单靠这两笔钱中的哪个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但它们也没有被忽略不计。

当今世界，与全民基本收入最为接近的现行项目来自美国，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自1982年起该基金每年从石油盈利中拿钱，支付给每一位阿拉斯加州的居民几百至二千美元不等。然而，在美国全民基本收入最杰出的支持者都是大型技术公司，比如Peter Thiel和Marc Andreessen。除阿拉斯加州外，全民基本收入试验项目的执行者都是私营部门而非政府。尤其是种子加速器公司Y-Combinator。今年该公司正在美国加州西部的奥克兰（Oakland）进行全民收入试点项目。他们打算每月为100个家庭提供1000至2000美元不等，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图片来源：Skip Gray，360 North

有些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被当作成贵族的恩赐施舍给不幸的人。不幸的他们因为比不过聪明且办事效率高的机器人而被淘汰；有些版本则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的普世主义，质疑私有财富累积的合法性；有的说法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代企业家们的智慧，也有人认为该政策的目的其实是试图避免危险的民众反抗。

正因为如此，基本收入通常被设定成一种后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且试用于新的政治时期：左右翼阵营利益的奇怪合流，倾向于被解读成一种信号，即回避政治立场有利于做出理性的妥协。但是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者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这才是问题所在，与它本身的特征无关。基本收入政策本身没有政治倾向性，因此很可能被左派或右派利用，成为他们的“特洛伊木马”。例如，左派批评家担心该政策会充当消解福利制度的遗留问题的媒介，而支持者预言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向着共产主义前进”。全民收入政策会因其创造者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而呈现不同的版本，比起其他带有清晰意识形态标签的政策，这一点更加明显。

因此基本收入政策在美国的前景并不乐观，当前的美国是右派掌控一切，该政策的左派支持者应该谨慎行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收入注定失败。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尽管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至少它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提高下限

不出所料，对于一项暗示人们找工作也可能没太大必要的政策，工会迟迟不愿发声。但随利益驱使，全民基本收入至少在工人运动队伍中得到了一个支持者，这个人就是安迪？史登（Andy Stern）。史登是前国际工会的主席。他一直自诩为一个有梦想的人，时刻准备着带领工人运动从传统主义的一潭死水走向新天地。尽管在工人运动圈里他是个饱受争议的人，原因是他和老板走的太近，这让大家颇为不满。他曾在沃尔玛负责医疗改革，并且与保罗？莱恩（Paul Ryan）共同承担会计工作。最近他在接受沃克斯（Vox media美国新媒体集团）采访时说，工人运动就像是展示员工们的精品店。他与科技界的大佬建立友好关系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据说47%的工人由于工厂自动化正面临失业的风险，他们该怎么办呢？史登上一本书打算把美国变成“人人工作的国度”，而现在他开始担心“人人失业的未来”日益临近。

Andy Stern，图片来源：dissentmagazine

最终他得出结论：机器人时代到来之后，得以幸存的工作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差的——比如谷歌工程师和优步司机。后者的工作将会异常悲惨——毫无保障且报酬极低，以至于越来越多被迫依靠这份收入维持生计的人需要额外的支持。基本收入像是零工经济的担保，就在这里出现了。

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

与此同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荷兰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并不是躲避残酷未来的一剂良方，而是实现乌托邦的最佳时机。科学技术和医药行业的进步意味着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政治野心也已渐渐转变为技术治国论的苦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变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消费垃圾。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吗？为什么只要一遇到技术上可行的事，我们就好像想不出能由衷的令人感到兴奋的办法？对布雷格曼来说，基本收入代表着真实人类的自我实现——有工作的乌托邦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实现。这是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

这样的乌托邦可能是最老套的了：人没必要拼命工作；宁可闲着打发时间也不上班；宁愿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照他人的要求做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眼看着人类的生产力一路猛涨并且很快一定会远超人类需求，他们也想每周只工作几个小时。上世纪六十年代伴随自动化不断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似乎不是人们可否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而是那么多闲暇时间究竟该怎样过？会不会觉得无聊？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电视上吗？会不会丢掉了人生目标？

Rutger Bregman，图片来源：risingupwithsonali

这样的担心现在看来是如此天真。“我们才不会无聊至死，”布雷格曼警告说，“我们只会被工作累死。”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凯恩斯和密尔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未谈及政治。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为工人带来更多闲暇时间，而是让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一切变得更糟。那段日子人们无暇享受，更多人不顾一切想要保住工作，或者因为工作量减少而变得入不敷出。

工作本身就够糟糕了。但布雷格曼有力说服着人们减少工作量的诸多好处：缓解压力，气候变化减弱，减少灾害、失业以及财富分配不均。事实上，休闲时间增多几乎是把尚方宝剑：“哪里还有减少工作量解决不了的问题？”布雷格曼问道。既然如此，与其让人们工作挣钱过活，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们一笔钱——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一贯证明财富充足能够使人更快乐、更健康甚至更聪明。把钱拿给穷人——无论他是伦敦街头的流浪汉还是内罗毕采石场的工人——结果证明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该政策实施后犯罪率及儿童死亡率下降，营养不良患者以及早孕少女人数减少，同时性别平等及教育成果提升，经济也随之增长。

全民基本收入在现实

布雷格曼虽是乌托邦主义者，却并不推崇未来科技：他认为要了解自动化及其带给人类的影响，最好还是以史为鉴，而不要揣测未来。毕竟机器人已经存世数十年。同样的，最近引发强烈关注的基本收入历史上也曾有过先例：上世纪三十年代基本收入曾风靡一时，并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迅速兴起；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甚至提出一项的法案（尽管并未通过），法案中提到了基本收入形式的一种，被称为“负所得税”。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有少数基本收入项目投入实践。在北美共有五次尝试。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试验持续五年，并且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试验地点选在了加拿大一个名为多芬（Dauphin）的小镇，上世纪七十年代试验出乎意料的获得全面成功。当拥有高于贫困线（四口之家约19000美元）的收入保障时，人们会利用更多时间在校学习和陪伴家人。与此同时住院治疗、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随之减少。同一时间在美国还有四个试验项目也进行。其间，人们一直缩减带薪工作时间，利用更多闲暇时间陪伴父母子女，追求独立艺术和接受教育。原来如果没有工作的压迫，人并不会变得懒惰。（不过如果人真的变懒，那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吗？）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布雷格曼的全民基本收入案例是有力的证明，活用人文主义原则加以事实证据做为支撑。事实上，如此有说服力的案例只会让人更加好奇：为什么基本收入政策明显好处多多，却依然无法存世。问题不是基本收入政策听起来不够好，而恰恰因为它听起来好的太不真实。如何令大家严肃对待此事，这实际上是基本收入政策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之一。政治家们提防着，不肯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的想法点头。去年夏天瑞士经多次商议决定对是否实行基本收入政策进行公投。当时享受基本收入待遇的基准线非常高——约2300欧元——公投仍然惨败：77%的投票者表示拒绝。没有一个国家级的主要政党支持这一倡议，公投只被当成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宣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票。

上世纪七十年代，项目也因为政治原因搁浅。1979年加拿大保守党开始执政，还没等试验分析结果出炉，该项目就被叫停。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右派势力兴起，在美国，原本对全民基本收入兴趣正浓的人们转而怀疑福利制度的受益人。全民收入政策最终在哪儿都没能实行下去，可是机器人仍然还在。由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措施应对自动化的发展，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薪酬停滞不前、中产阶级衰落、工会势力下滑以及不平等的加剧。

政治与基本收入

然而奇怪的是，如今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并未遭受政治挑战，就如麦克卡列茨基（Kalecki）1943年在《从政治角度看充分就业》一文中提到的挑战并未出现一样。卡列茨基认为实现充分就业面临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挑战：如果人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拿多少薪水都可以维持生计的话，老板最为得意的权力——开除员工所造成的威胁会急剧减弱。基本收入政策使人们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充分就业产生的效果相同。因此劳动左派指出基本收入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永久性的罢工津贴。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老板们——至少是硅谷的老板们——看起来深爱着全民基本收入？他们的热情可能只是单纯的善意：比如Y Combinator公司的老板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说：“从今往后的50年，我认为如果还用填饱肚子激励大家努力工作就太可笑了。” ——似乎这一直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想必如果能够摆脱赚钱过活的束缚，人们会释放自己的创业精神及内在创新力——而不是简单的去钓鱼、打猎和随喜好评判人和事。全民基本收入理念是零工经济的基础。同时，资本主义无法负担全民基本收入的支出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提供最低生活工资的责任由私人雇主转嫁给了公众。于是全民基本收入又多了一个更糟的案例，类似压力输出：史登认为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应该好好的说服那些焦虑的富人，告诉他们在越来越不公平和绝望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是他们求生最好的选择。

Sam Altman，图片来源：CNN

但你没必要像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一样对此满心怀疑。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明示了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富人免遭工人阶级暴行——特别是当经费来源成为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的时候。史登告诫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他们应该反对因为政治原因对富人征收重税：因为富人如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那么全民基本收入联盟将不复存在。（可悲的是这已经成为大多数政策实行与否的衡量标准。）他还提出使用主要福利项目（包括食品救济、住房铺贴、收入所得税津贴）的现金支出作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经费来源，并且对日用消费品加收增值税。另外，他还试着考虑征收财产税、金融交易税并且削减军费开支。但是，通过蚕食现有的福利项目和征收曾经的消费税，为基本收入提供资金这一做法并不合理。这会给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带来负担。

这一建议由前工党领袖提出，自然针对左派的弱点。史登对工党政治前景的看法的确非常模糊。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明确被伪装成挽救工会势力下滑问题的办法：“是时候该考虑工会今后的出路了。”史登在前30页中讲到（2016 book, Raising the Floor）。然而他建议组建基本收入党派，在每个国会选区均设候选人，以征收新税“财富武器”作为要挟，直到国会同意对基本收入方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它揭示了史登工会主义的局限性：工会与沃尔玛就医改问题合作之后不久，你将只希望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州优步司机后备军里能挣个几钱。而这些司机的任务是将富人从一个中产阶级的飞地运往另一个。与其排斥反乌托邦的未来，不如适应过渡期所有的不良状况。

正如作家本塔诺夫（Ben Tarnoff）所说，某些地方（比如瑞典）技术发展并没有带来反乌托邦的鼓吹者和失业。这些地方不仅有技术，也有强大的工会和福利。史登及其他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所担心的，那种完全不平等的社会不会仅仅因为机器人的到来而出现——因为拥有它们的人只是少数。

认识到这一点，布雷格曼（Bregman）明确提出“金钱、时间和机器大规模再分配”，即收入、工作和生产方式再分配。他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创造的，应该相应的由社会共享。这一次差别不大，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实现。尽管他没有鼓励我们直接把机器人抓起来，但他主张征收财产税以及金融交易税，并以此作为手段，既为基本收入提供资金，又抑制某些特定行为——如银行储蓄——“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就赚钱。

尽管布雷格曼版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看起来好处多多，相当惹眼，可他的政治计划却令人失望。布雷格曼认为理念改变世界，全民基本收入是非常好的理念，值得在全球推广。而问题是基本收入倾向于被解读成不带意识形态标签的理念。布雷格曼将在欧洲的前全民基本收入运动描述为草根阶层的运动，且具有跨意识形态的特征。地方层面的大多数的计划都已经制定，异议主要集中在可实用性上。例如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的计划被称为“Weten Wat Werkt”（荷兰语）或者“知道什么对你有用”。该计划承认许多人认为目前的福利体系不仅价格偏高程序也不合理——欧洲事实上已越来越倾向于由社会福利制转向工作福利制。当然计划是否适用取决于目前政治力量的平衡。就连布雷格曼本人的立场也不明确，虽然他一直属于左派，但为基本收入的辩护时，立场也是变来变去。他就像比利时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基斯 （Philippe
Van Parijs）描述的那样，一会儿走的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之路”，一会儿走的是资本主义自救之路。

警惕，以基本收入之名

但是，基本收入的争论是与我们对彼此应承担的义务、财产的来源、人类生命的终结以及社会形态有关的。当这些被转化为政策时，就不仅是财富共享计划那么简单了——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关于人们应该挣到多少钱，钱应该从哪里来，谁应该得到它。

左派未来主义版本的基本收入常被描述为非改良主义的变革。范帕里基斯嘲笑说：一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可实现的目标，却有足以改变资本主义现状甚至超越的潜力。基本收入是通往奢侈共产主义的“全自动单轨铁路”。到那时候，人人都有机器人，人人的所需都能被满足。全民基本收入不仅是一道挡箭牌，令你可以躲开一份糟糕的工作，它还是自我实现的物质条件。

然而不是任何收入都能达到这种效果：真正地迈进后工作社会的一步，必须是普遍和无条件的收入，是支持人们实际生活的必要收入，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上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者指出一些劳动者无偿参与社会再生产，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色工人阶级女性为平等福利权益而战，自由预算的建筑师试图将民权运动的成果转化成经济正义的程序。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源于这些斗争。他们不仅想要一份基本收入，还想要富足的——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要获得体面，甚至是舒适的生活。

相比之下，右派版基本收入用微不足道的现金取代公共商品和服务，这一版本并不值得我们拥有。这个版本是一种流线型机制——更确切说是“直觉”——以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名义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人们比政府更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以及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人们如何能够负担得起每年1.2万美元的医疗保险，却很少被提及。

trump，图片来源：VICE

谁该获得基本收入是另一个问题。基本收入有时被称为“公民红利”，换句话说明确限制了受益人的国籍。通常所说的“无条件”只是一个愿望：基本收入政策只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实行。因此，与其他福利项目一样，关于基本收入的争论无疑要与国籍和移民的问题相连。就欧洲目前的状况，在难民危机加剧之际，我们应该留意推进基本收入政策会用以巩固欧洲堡垒。例如在瑞士关于基本收入政策的争论中，有一位议员名叫露诗施塔姆（Luzi Stamm），来自右派瑞士人民党。他说自己能够想象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人这样做只是为了瑞士。

与此同时，在美国，倡导本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朗普联盟是极其危险的：很难想象任何方式的基本收入计划一旦在川普任期内实施，都将会变成一个废除社会福利的工具，同时加深民族主义倾向，因为非本国公民无法共享繁荣。话虽如此，基本收入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登上特朗普政府的议程。特朗普政府不创造未来，而是模仿过去做一些没用的投资，比如凯里公司（the Carrier deal）那笔交易。交易向私营企业提供公共资金，试图重振一个中世纪的幻想：人人都在真正的工厂里工作。与此同时，福利计划可能会遭到共和党政府的新一轮攻击，因为他们正准备削减政府开支。

尽管如此，反对将工作作为收入和社会价值来源的呼声不能停。

尽管基本收入听起来像是发达国家专属，是到达一定富裕程度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然而在那些看起来负担不起的地方，它的前景可能更为广阔。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在纳米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展开，主要由非政府组织资助：通常情况下，现金转移项目旨在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以削弱贫困程度——虽然关于贫困一般都有特定标准或限制——这是最新的潮流趋势。在别处，除了领工资，政府支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方式：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指出，更多南非人从政府福利项目而不是工作中获得收入，不管是儿童津贴还是残疾补助。弗格森认为，基本收入可能是实现社会福利的途径，因为在这些国家，按人口规模创造就业机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不过是一种幻想。

当然，基于美国和西欧战后的经济增长，上述模式在欧美实行现在看来也是幻想。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存在危险，目前仍是左派塑造新的、不那么看重工作的社会观念的重要时期：随着福特主义者的怀旧风越来越显得无用，左派在欧美甚至全球都应该抓住机遇，推动不同观点的产生，思考工作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以及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联合，以乌托邦的名义

新社会观念的形成需要时间和广泛的联盟。这里的联盟不是史登所述的超级富豪和大量的零工工人之间的联盟，也不是布雷格曼所述的后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联盟。相反，联盟应该由坚定的左派和纯粹的政治联盟组成——包括那些需要更多资金的工人和失业者，那些为了可持续的生存环境和种族平等而战的人们，还有那些有偿和无偿的护理工作者们。联盟还处在成长之初，但会越来越引人注目。

乌托邦，图片来源：stream

我们不能把社会福利当作对弱势和不幸的社会成员的支持，或者给愚昧落后的穷人的施舍。基本收入政策是基本的针对所有人的社会福利。近期《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针对女性数十年无偿工作的赔偿，呼应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倡导的社会再生产的价值。黑人运动赞同基本收入作为补偿计划的一部分，这是自由预算的新模型。美国工人运动不出所料地关注着提高工资水平，但基本收入可以，也一定会让人们重燃缩短工时和增加闲时的希望。基本收入并不是实现这一诉求的唯一途径，它甚至不是必要组成部分，但它的乌托邦元素可以帮助推动关乎劳动者的更有远见的议题。

乌托邦是可实现的。如果想要它，我们就需要把它当作未来几年的左派运动呼求和愿望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能仅仅发明未来，我们必须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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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yssa Battistoni张瑶【翻译】。来源：土逗公社。责编：毕非）

注：原文链接：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false-promise-universal-basic-income-andy-stern-ruger-bre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