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而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新闻稿来看，他们的“贡献”在于：①解释了“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其解释是在劳工市场中，雇主和劳动力经常需要时间和资源找到对方，满足各自需求。这就引发失业和职位空缺同时存在的状况。②认为更高的失业救济金会拉升失业率、拖长市场查寻时间。③反对传统西方经济学中认为提高社会福利可以确保高就业率，以及提高对失业者的救济可以有效降低失业率的观点，认为高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就业岗位高缺员率都可以共生，认为可以甚至应该通过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入，减少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制造就业市场的“饥饿感”，从而降低就业者的就业心理预期的办法，令其对低薪岗位不再观望、挑剔，从而一方面让这些失业者尽快上岗，有效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也让低薪岗位得以被这些人尽快填满，有效减少无人问津的“垃圾职位”空缺的状况。

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看到失业问题的地方，这三位西方经济学家看到的只是岗位空缺。因此，在美国金融危机引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失业率其实只是高岗位空缺率。但这也是巨大的讽刺啊！这些失业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如果它们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当前欧美国家就不应当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当前的高失业率现状不是恰恰说明这些理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毫无帮助吗？

那么，为什么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失业理论要获奖呢？这是因为，这些理论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足以推卸责任。它们可以把制造失业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的责任推卸给社会大众。同时，这套理论对于那些不顾高失业率和罢工浪潮，还要强行减少社会福利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来说，也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打压社会舆论的最好工具。

同样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在他的教科书中举过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一个实例：在炼糖厂的大门外面，上千人正在等待。一个家伙带着两个小警察走了出来：“我需要两个看牛群的，两个能钻洞的。”于是，一千多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野狗一样拼命地冲进去，可仅仅只有四个人可以抢到工作。试问，这时还存在对低薪岗位观望、挑剔的情况吗？试问，这时的政府怎样才能够通过减少失业救济来让这四个岗位去吸纳一千多人来就业？而且为什么恰恰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会有2010年获奖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大量空缺岗位出现呢？

换一个角度讲，西方经济学不是把劳动和资本对等地视为生产要素吗？那么，当工人失业即上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出现大量空缺岗位时，为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工资要下降，要减少失业救济金，而不是对等地大幅上涨那些空缺岗位的工资，并更加积极地让资本贬值，比如把陷入破产边缘的通用汽车公司廉价卖给美国汽车工会去经营，却相反地以降低工人收入为条件而给资本家以救助？为什么工人要再就业培训去适应资本的需求，而不是更便捷地使资本转变方向去适应工人的需求？为什么只要求工人对低薪岗位不再观望、挑剔，而不是要求资本家热衷于提供更高薪的岗位和把商品以几乎白给的价格提供出来？难道这是因为工人过剩而资本不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资本不足时又哪里会有空缺的岗位呢？

与经不起推敲的西方经济学的歪理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人口相对过剩与资本相对过剩共存的根本原因。

这还得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说起。

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抽象的价值量来进行生产，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具体的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来决定的。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因为它体现了生产的技术水平。显然，资本的这两种构成之间是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为了表达这种关系，马克思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

当资本家进一步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从而扩大再生产时，他可能会按照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来实现这种积累，这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如果这种需求超过了劳动力的供给，那么工资有可能会提高，从而工人能够稍稍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但工资的这种提高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工人仍然只有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才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才能够获得工资。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工资，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仅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而已。

然而，资本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一般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所动用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也就是说，同一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和加工的生产资料的量越大，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高，而这就意味着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c相对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v要有所增加，即资本有机构成要有所提高。随着总资本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了。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常常要用新的效率更好的机器设备替换旧的机器设备，并加工更大数量的原材料，因此，即使是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也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就更加需要总资本的这种积累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本身，由于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成为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于是，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劳动生产率越是提高，这种资本排斥出来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过剩的工人人口或失业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是通过减少失业救济或再就业培训就可以消除的。同时，这种过剩人口也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一方面，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或高速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另一方面，失业者的竞争增大了就业工人身上的压力，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而就业工人的过度劳动又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限制了工作岗位的数量，从而扩大了失业人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这两个方面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在探讨充分就业时强调必须要保证一定量的失业率。

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他还提到了三位获奖的西方经济学家在探讨“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时回避了的问题。那就是，空缺的岗位更多的是要年轻人，而失业的更多的是中年人。在今天的中国，与城管们周旋和发生利益冲突的小贩们中有几个是年轻人？“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这种年龄上的结构性矛盾，又岂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通过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入，减少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制造就业市场的“饥饿感”，降低就业者的就业心理预期等等手段可以化解的？至于再就业培训，即便能够使相对有所衰老的劳动者重获就业的机会，但其后果也不过是使一个劳动部门中出现的工人供应过剩现象，扩散和波及到其他部门中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会导致失业的蔓延和更大范围的已就业者的工资的下降。

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甚至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家、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就会联起手来反对这种所谓的“垄断”。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而失业问题之所以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也恰恰是因为这时生产严重相对过剩，产品卖不出去，工人无法继续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使用劳动资料的可能，或者说无法继续被劳动资料所使用。

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因此，撇开工人阶级的顽强抗争不谈，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于是，出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尽管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

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先富促后富，后富赶先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可能的。实际上，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前苏联和中国取得成功，欧美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对那里的工人阶级有所让步，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上去没有那么贫困。当然，一部分工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也有这样的原因，即有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为了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这些工人的工资就会相对高于其他工人如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种形势的出现，延长欧美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奴隶的时间，即延迟他们的退休年龄和削减曾经被迫让与他们的福利，就成了高举改革旗号的欧美资产阶级新政府的使命了。据报道，一项在完成时间上几乎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的美国官方调查表明，“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吃不饱”。而这就是一些人向中国今天的劳动者鼓吹的发展榜样和前进方向，也就是要求中国今天的广大劳动者艰苦努力地去争取达到“7个人中有一个吃不饱”的生活状态。

本文来源：余斌老师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