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编者按:今天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正处》发表前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正处》发表前的故事:讲话遭抵制,毛泽东怒批《人民日报》-激流网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①指19574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9月版,第23页。

③见195746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4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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