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唐山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22年9月爆发了劳动立法运动，10月至11月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举行罢课，形成了唐山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五四”以来唐山第二次学生运动高潮。9月以前，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在邓培领导下，艰苦奋斗，勇敢向前，通过举办工人图书馆、大同社、工人补习夜校以及各种形式，教育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取得了显著成绩。为9月以后的工运和学运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大风厂工人夜校

1922年上半年，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邓培领导下，有了发展。1921年7月，唐山青年团成立时，有团员7人。同年8月，陈洪，陆振轩2人去法国留学，团员剩下5人。至1922年3月，发展交通部唐山大学（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周树梧为团员，4月间，王仲一介绍田玉珍入党，同时兼团员。这样，团员人数又增为7人。但由于梁鹏万被厂方开除，离唐赴上海工作，团员又减至6人。此时尚有候补团员六七人，包括王麟书、梁鹏云、李福庆、刘玉堂等人。青年团于4月16日召开团常会，接纳他们为正式团员，团员人数增至十二三人。

1921年11月，各地青年团组织相继恢复以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团组织的改造，并寄发了改造宣言和章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当时团员邓培，梁鹏万正在苏俄等待参加远东民族大会，唐山只剩团员3人，因此未能按中央要求“改造团组织”。邓培回国后，在4月16日召开的团常会上修改了章程，并成立了委员会，正式选举邓培为书记，李树彝、阮章为委员。

1922年2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施存统（化名方国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青年团组织选派代表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组织正式团中央领导机构，统一全国的青年团运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在3月间邓培由苏俄回国后，召开了团常会，全体团员一致同意派代表出席，并于3月29日和4月10日，先后向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关和施存统报告了组织情况。4月16日（星期日）召开了团常会，正式通过决定派代表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代表人选，由于当时邓培赴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刚刚回国，厂方因邓培超假要将他开除。因此不能去广州赴会。最后推选派李树彝为代表。李树彝随即动身去广州。当时经费十分困难。北京党组织为李树彝提供了20元旅费，邓培，阮章等人又筹借了20元，才使李树彝得以成行。

1922年5月5日，李树彝代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参加大会的全国15个地方组织的25名代表之一。李树彝同时代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出席了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期间，李树彝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共同提出“制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获得大会通过。

看看当年的青年团

李树彝归来后，向团常会和邓培作了报告，邓培充分肯定了他在两会期间发挥的作用。

1922年6月间，邓培根据青年团中央发出的第一，二号通告精神，按照青年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对唐山青年团组织进行改组。原来的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改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组干事会，邓培任书记，阮章等人任干事。

1922年9月以前，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会组织，在邓培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通过秘密串连，个别发展，有会员二三百人，每个场房都有一两个十人团。这标志着全厂工人已经初步组织起来了。在邓培的领导下，工会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一是通过个别谈心与群众交朋友。邓培要求会工会会员，要广泛与群众交朋友。每个会员交朋友3-5人，十人团代表、场房总代表和工会委员还要多交些。这样，二三百名会员和数十名代表、委员就能联系带动1500人左右，达到全厂工人之半数，这就是巨大的力量，要发动罢工斗争就比较容易。邓培和会员们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时间和群众在一起谈心，从生活细事谈到阶级斗争，时间长了，彼此就成了知心朋友。邓培经常对工人兄弟说：“工人辛辛苦苦。可是我们还吃不饱穿不暖。资本家不劳动，他们住高楼，坐汽车。娶小老婆，他们挥霍享受哪里来钱，都是工人的血汗。”

富士康大头子郭台铭

“北京大学有个大能人李大钊先生讲过，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饭吃。”“有的工人受了厂方欺压，准备转厂，工会委员就主动关心，表示同情和支持，告诉他”天下乌鸦一般黑“，如其转到它处仍然受欺压，不如留下来，和工友们团结一起进行斗争。邓培说：“当黑暗笼罩大地时，总有一线光明，这就是希望。”这个工人的态度就改变了，以后紧密团结在工会的周围。

其次是散发传单。传单上印有工厂中监工和工头干的坏事，还有各地工人斗争的消息和斗争口号，如“我们不能饿着肚皮干活！”反对压迫工人的狗腿子！”“受苦受难的人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等等。邓培和工会委员们印传单，常常忙到深夜。邓培派工会委员刘玉堂去散发传单，为了避开狗腿子们注意，常常让刘玉堂打扮成材料科职员的样子，把传单夹在材料账里。有一次刘玉堂在货车场散发传单，引起了狗腿子们注意。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一个老工人面前，问道：”这个车还需要多少材料？还需要几天完工？“说着掏出本子记下了那个工人的回答，狗腿子们也就消除了怀疑。

工人智慧多

再次是组织工人群众学习革命刊物。这种作法收效最大。当时工人每天7点钟进厂，8点钟开工，开工前总是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邓培认为这是宣传群众的好机会，就布置工会委员和十人团代表，每天利用这个时间邀大家坐在一起，读《工人周刊》和《先驱》杂志上的文章。《工人周刊》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办的周报，四开一小张，有评论、常识，劳动调查和劳动文艺，还有各地工人斗争消息报道，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最受工人欢迎。

《工人周刊》无情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和牛马般的生活，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如在《开滦矿务局之实行包工制》一文中写道：资本家以“豺狼心肠，强盗手段，再接再厉的去贯彻吃人的主张。”“开滦矿务局向来对待矿工是非常残酷的，简直可以说比对待牛马还要过一百二十倍。”在《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一文中指出：

被美国工人怼了了曹德旺

“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待这班资本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从马克思的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呀！’”给工人指出了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道路。在《京绥路六日游记》一文中向工人强调指出：“你们的胜利之母在联合，你们的生命寄在团体上面。假如一天没有团体，你们就一天没有生命。”《工人周刊》还刊登当时工人斗争的基本口号，如“工人应获得罢工权”，“唯有劳动者乃能得食”，“八小时的工作，八小时的休息，八小时的教育”等，非常深入人心。

工人罢工

邓培和工会委员，常把周刊上登的劳动文艺念给大家听。有一首《太平歌》这样写道：

“天下要太平，劳工颠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大平国。“

有一首《劳动歌》这样写道：

“天下有这样大，

人类有这样多，

没有劳工做起来供大家用，

大家都会饿，

大家都会寒，

大家都会无处宿。

如想不饿、不寒、有处宿，

一定靠劳工。

劳工哪可轻？！

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工高！”

这些通俗的歌谣很受工人欢迎，在工人中流传很广。

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搜集新闻稿件。根据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都要求，邓培先后推荐唐山制造厂工人梁鹏万和练习生阮章，为劳动通讯社编辑委员会成员。邓培又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人为《工人周刊》写稿。

大风厂的工人毕业啦

在1922年上半年，厂方对唐山制造厂秘密工会的工作，已经有所察觉，上报了交通部，吓坏了中国铁路上的恶霸集团交通系。

他们赶紧指示厂方的孙鸿哲，加紧对工人控制。孙鸿哲指示他的秘书林端甫收买了一批工头、员司，狗腿子，组织了一个员工同人会，建乐队，搞同乐活动，企图和革命工会争夺群众。狗腿子们整天鼓吹“孙总管与工人同心同德”，叫工人“不要上过激分子的当”，并用提级、涨薪等手段收买工人参加员工同人会。对于阶级敌人的挑战，邓培决定给予坚决回击。他布置工会会员在工人中揭露说：“说孙总管与工人同心同德，为什么工头压迫工人他不管？”“孙总管组织的是工头会，和咱们工人走的不是一条道！”“只有穷人才能帮穷人，咱们要组织自己的工会！”画皮揭破，也就没有人上当了。林端甫组织伪工会的锣鼓没有敲响几天，也就无声无息了，而革命工会的影响却扩大了。

孙鸿哲不甘心失败，组织了一帮打手监视工人的行动，四处搜寻工会活动的地点，工人在邓培领导下，十分巧妙地与他们周旋。邓培有时在家中召集工会代表开会，叫他儿子邓国强爬到树上，瞭望是否有外人来。开会时院墙上挂上一块纸皮黑板，桌上放着直尺、三角板，如果有外人来，就在黑板上画图写字，讲生产技术。这样。狗腿子也抓不到把柄。工会开会的地点经常换，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家。有时在野外庄稼地里，有时跑到树林子里。有时利用星期日时间，带上胡琴等乐器和干粮，跑到郊区开平和洼里开会议事，遇到生人就吹拉弹唱起来，装作是在野游。工会经常利用晚上开会，邓培在会场周围安排许多工人放哨，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最先发现的岗哨就发出暗号，然后一哨传一哨，不用多久，就传到会场，立即疏散，等打手们赶到，只能扑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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