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日子——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

从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识字运动可以看出，伴随政治领导权力的变更与转移，工人阶级的文化习得方式有了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来源于建国前一贯的群众路线和基层科学化的管理方略，因而能够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它不仅在上海工人阶级文化的转型时，起到重构、塑造的作用，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工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受到作为阶级群体的权益和价值。

1949年5月27日，在近代中国被称作“十里洋场”的上海解放。按照年初上海市委制定的一切属于人民的宣传思想，上海解放就是人民的大翻身，上海人民要逐渐学会做主人翁，自己管理自己。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现代都市，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统计资料显示，建国初期上海市区职工总人数为93.7万，至59年底达203.3万人，十年内增加一倍以上。[1]新型社会制度将工人阶级视为领导阶级，必然在组织、结构、权力诸方面予以调整，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奠定基础。由于解放前工人阶级地位的低下，生活贫困，无力参与文化学习，文盲、半文盲现象普遍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充分理解和能否有效响应党颁布的各项路线、方针及提出的生产建设号召。因而开展以识字为重心的学文化运动，便成为政府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任务。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日子——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激流网上海解放

1950年6月1日政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工厂企业的工人职员为主要对象，以识字教育为重点内容，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2]9月7日，上海市为了贯彻“指示”，加强职工教育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由市教育局、市劳动局、上海总工会、市纺织工会、市教育工会、华东纺管局、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讨论和规定全市职工教育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有关的规章制度、经费使用以及奖励办法；次年3月10日，通过了“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1951年工作计划”，推进文化教育运动，规定继续贯彻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发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3]这些“学文化”的实践，既延续了民国时期下层民众的教育方式[1]，又通过调动各阶层力量，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建构起新型的工人阶级文化。

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社会结构是与制度相关的一系列的组织的阶级地位和阶级经验，从这些关系和经验出发，个人与集体的行为的意义得以确立，组织文化由此生成；然而，传统的文化概念大多局限于人类心智和认知的范畴，被看成美的最高境界的标准，于是在社会发展中自然衍生为一套高雅文化、贵族文化或精英文化，它只能寄存于大众百姓的臆想之中。威廉斯认为，工人文化是由“普通”男女在日常生活中与日常生活的作品和实践交流过程中创造的，它既不是新的传播手段产生的大量东西，也不是少量的“无产阶级”著作和艺术，而应该是他们“整个生活方式”，是“活生生的经历”。[4]这样就把文化从悬浮在半空位置的精英主义倾向拉了下来，视为与生产、生意、政治、养家糊口一样的活动。不过，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群体的整体的先进性，并不能化约出每个个人价值观念先验的正当性，普通个人总是处在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纠缠之中，这既是人性的规约，又是历史的要求，表征着个人与社会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生活方式的转换、重构，需要在某种机制的运行过程中，逐步从冲突达至均衡，完成某种共享意义的建立。

识字运动是工人个体文化习得的行为，同时又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基层社会动员成为普遍、也是行之有效的实践形态。不过，这种基层动员与过去战争岁月的政治动员不尽相同；政治动员有着明确的打击对象和斗争目标，阶级话语可以依靠劳苦大众的经济利益的诉求展开，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使他们在心理、情感上对民族、国家、政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文化学习是一个长远的、功能性的社会修复行为，在不能通过强迫手段的情势下，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诱导方式，达成社会认知尤其是阶级群体认知上的共识。尽管上海工人秉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并且受益于机器大工业的技术改造，总体的文化水平、组织程度要高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的工人；但因为经验的缺乏，起初一些工会的文教工作流于赶时髦、搞娱乐，未能将学习、教育和文娱结合起来；另外，工业生产领域的持续紧张与忙碌，容易造成不同政治任务时间分配上的冲突；此外，个人气质、家庭背景、身份地位、工龄长短以及性别区隔等既有的行为轨迹，都制约着“学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因而，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创造出契合工人阶级实际“情境”的新举措。

其时，上海工厂的设施、条件都有很大的不同，公有的和私营的、重型的和纺织的等等，性质不同的行业，以及工人人数的多寡，都造成业余文化学习本身的难度。对于大多数工厂来说，车间、工房、墙报，任何一个场合都是团结工人、开展识字运动的机会。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下基层联结群众的感情，便成为教育实践的纽带。中纺机器公司第一工厂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工房，工人分散不易集中，没有适当的教室，无法正常上课，加之只说些“工人翻身作主人”的大道理，不到一个月识字班就从原来十五个学生流失到三人的现象，工校同志经过自我检讨，找出自己所犯的毛病和缺点，制定了一周的车间教育计划。

在四月十七日，分成两小组，掮着小黑板再度的下车间进行工作，但是工友们仍不理睬，这时工作同志感到十分的尴尬，不知从何处着手才好，在沉闷的局面下，教员们无可奈何的挂起了小黑板，只能自说自话的写上“工人”两个字，因为没有工友来听，教员只得解释给教员自己听，随后有少数的工友陆续的围拢上来，有一个工友说：“工字不能出头，一出头就要入土。”这时工作同志觉得机会来哪！马上抓住这个时机进行了宣传解释：“这个工字啊，上面一划是代表天的下面一划是代表地，当中一竖是代表我们工人，这表示我们工人是顶天立地创造世界的大好佬”。工友听后都哈哈笑起来，话匣子从此也就打开了，工友不断的提出问题，从第三次大战会不会爆发而谈到本身的琐碎事情，由苏联人民幸福的生活而联系到自己不识字的痛苦，这样漫无止境的闲谈，使彼此之间的感情一点点的融洽起来，当教员们离开车间时，他们说：“先生明天再来”！[5]

之后的时间，教员们开始教授工友笔画、写法，在这样不懈的鼓励、诱导下，工人主动要求得到课本铅笔，希望正式有系统地识字。两个月的磨砺，工友怕羞的心理完全改观，有二十八人参加了学习，平均每个文盲已识字一百多个，并进一步提出开办民主班、模范班和教育班等高级的学习形式。

对于识字运动，不仅仅是教员的工作方法问题，同时工人自身在认识上也不一致，特别是生产存在严重困难的小厂，工人的学习情绪会普遍不高，假如不能克服这些障碍，提高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容易导致业余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要想工作顺利、踏实，必须有整体、全局的观念，对症下药，才能将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的工人，有效地组织、团结起来，中纺十九厂的经验交流是走基层路线，提出了“调查研究”的路径。识字活动进行前，他们考察了工友们反对“学文化”的几种思想倾向：（1）识了字也不过是做工人，我不想做职员，用不到识字；（2）做了几十年工，不识字也一样可以吃饭，再说年纪大也学不会。（3）天气热纱头容易断，接头也来不及，没工夫看书。针对这些情况，组织者避开纯粹教条式的宣谕，进行宣传鼓动的时候，围绕具体条件，针对性地解决思想问题，并且以民主管理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他们首先消除干部们的思想顾虑，依靠和工友们熟悉、有威信的人去做工作，根据文化程度和工作性质进行编组，工友们自己做主选择“小先生”。[6]这样既打消了对学习的畏难、畏惧心态，又能够把工人的识字热情调动起来，还能够促成干部与职工、工人与工人之间人际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申新六厂布机间卫生保健员蒋品芳的组织动员工作，证明了个人在学文化运动中所能取得的成效。女工施秀英每次学校招生，都不肯报名。蒋品芳经常上她车上去，“帮她接接头，修修坏生活”，顺便动员她读书。但施秀英仍不肯上学。蒋品芳就和她拉家常，叙说自家三代不识字，地主把“卖绝”田契当借据，骗去一亩七分好田，逼得全家生活“很苦”的旧事；这事说到施秀英的心坎里，原来她解放前遭遇过因不识字，被工头故意调了工资袋的事情。蒋品芳对她说：“现在虽然没有人再会调工资袋，但是我们不识字，生产指标挂在墙上，只能看看它，不知道自己完成了多少。”施秀英想通之后，又经动员三、四次，终于表示要读书。就这样，利用日常普通人际关系的交往，蒋品芳在厂校教师下车间招生的时候，克服不同的困难，先后动员了二十个工人，参加了车间识字班。[7]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日子——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激流网建国初期的工人识字班

一位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则提到“招生容易，留生难”的经验教训。每当开学，报名的工人十分拥挤，甚至是招生人数的两、三倍，考不取的工人抱怨学校不照顾他们学习。但往往开学之后，学生就要“流动”，有的班一周时间就流了百分之三十。问题包括：老年工人觉得和年轻工人一块学习觉得难为情、合不来，容易产生灰心念头；做了十个小时左右工作的工人，精神已很疲倦，再听两小时的课，不习惯；还有工人感觉工厂工作枯燥乏味，想进学校新环境玩玩，一旦不能实现愿望，几天就溜了等。这位教员认为，端正工人的学习动机、巩固学习信心，是职工业余教学的关键。他采取的策略是：

要使工人切身体验到没有文化的痛苦，认识到今天人民政府为什么要办职工业余学校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启发，如教员薪金、学校电费及一切设备开支等费用，用算帐方式来告诉学生，学校招收一个学生，政府每月或每学期供给若干？这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学生就会深深体验到翻身做主人的意思。另外表扬老年工人学习情绪，和组织工人文化诉苦，启发工人切身体验没有文化的苦处，效果是很大的。[8]

为了带动更多的人积极加入到识字队伍的行列中来，上海在扫盲运动中，注重实践活动与宣传活动的统一进行，利用公共媒介的导向功能，广泛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体例、行文风格，着力树立了一些学习典型。这些典型人物的宣传，有学习模范的现场报告和经验介绍，也有普通人的“写话”记录，对当时的业余教育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姚根娣是上海正泰橡胶厂女工，工友们看她能为群众服务，选为工会委员和劳保部副主任，但是因没文化签名不成，就下定决心，参加市实验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期间不仅乐于帮助其他文盲，还带动女儿参加了学习，不到半年时间，已经能看懂《劳动报》，还能写一百五十字左右的文章。[9]普通工友则以自叙的形式出现，经过记者适度的加工修饰，其口气和热情都很富煽情性，他们大多利用个人的亲身经历，将以前“反动派”不准学，现在生活翻身之后想学文化、政府鼓励学文化的变化娓娓道来，还通过没文化做事的不便、对新社会情感表达的阻遏，讲述了一个被歧视群体当家作主的豪情壮志。至1958年，上海市开展了“鲁迅奖章读书运动”[2]，当年报名的职工10多万人，平均读书五本以上，把50年代上海工人学文化活动推向了高潮。从下面的图表可以看出，49年到59年业余教育人数快速增长的态势。虽然58年“大跃进”期间的数据明显带有虚假、夸大其辞成分，不过，上海职工教育整体上的巨大成就还是不容否认的。

业余教育的发展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日子——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激流网资料来源：《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

阶级意识的形构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国家正面临经济建设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面对三大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关于文盲，他认为，只要还存在文盲现象，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10]也就是说，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是文化学习；从识字开始，教育工作便是政治工作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新中国伊始，伴随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失败，上海已逐步建立起稳固的人民政权，但国家的力量只有和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才能让政府的每一项决策，得到顺利的落实。重新形构不同于革命斗争年代的政治觉悟、阶级意识，成为“学文化”实践中明确的任务。

在宣传识字运动的过程中，首先是进行政治性的鼓动，强调学习文化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之一，而这个权利得之不易，是几十年来以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流血代价换来的，党、政府、人民拿出钱来叫我们提高文化，一定要以领导阶级对革命负责的热情努力学习。通过今昔对比，说明在旧社会里，工人阶级是不可能得到学习的。自从我们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之下，推翻了那种不合理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从过去的奴隶地位，变成了社会上被尊重、被公认的领导阶级，才有了学习文化的可能。同时，为了要建设一个合乎人民利益的新中国，把工厂管理得好，就必须掌握写话、读报、写作的一般性词汇，首先是扫除文盲，才能逐渐地提高文化、政治和技术水平。

永安三厂职工业余学校学员蒋文英个人化的叙述，却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群体崭新的社会意识。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平日要做很多家务，因此学文化常常有始无终。

前些日子，听说夜校又要开学了。我想：两个大孩子在上学，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丈夫照管，实在很难，我假如做早班，他在上午还要买菜、烧饭、喂孩子的饭，我也很过意不去。再说天气也慢慢冷了，孩子的棉袄、棉裤都还未做好，即使去上了课，回家也没空温课，我这样一想，学习的劲头就不足了。

上个月，厂里要公私合营，我们都参加了学习，在学习中我逐渐明确了学习文化的重要，公私合营后，我们的责任更重了，我们要把旧的企业改造成为新的企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要开很多大工厂，这些厂都是现代化的装备，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和技术是不能当好家的。因此，我还是下定决心克服困难，我和丈夫好好安排一下时间，要做到既能照顾家务，又能抽时间温书，同时在上课时要静听老师讲课，思想不开小差。[11]

一个传统、善良的女工，既承担着抚养多个孩子的责任，又得尽妻子关爱丈夫的义务。繁重的工作、家务使她难以顾及到自身的文化学习；但作为翻身后阶级成员的一份子，她还意识到个人进步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联，因而学文化不止是一己私事，更是现在、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学文化意义的提升，应合了新形势的需要。职工教育对于政府来说，当时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通过识字形式的扫盲教育，以及设置不同阶段的班级形式，提高普通工友的文化水准，并进一步培养工农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材，即所谓“工人阶级知识分子”[3]；二是通过政治启蒙，使他们树立适应新政权的阶级觉悟，认识到自己在新建立的制度下的主人翁地位，从中发掘一些干部型的人材。1959年，中共中央转发的林枫《关于当前工矿企业职工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过，“工矿企业的职工教育工作，担负着在职工中普及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任务”，指导方针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宏观路线[12]。总之，政治教育、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结合，成为职工教育体系的轴心。职工教育模式并非新鲜事物，不过新中国以后因阶级权力的变化，内容、性质已有很大差异；如果将其放置到其时大的社会背景下，可以发现它既是民国时期教育政策的延续性调整，又是国家整合社会力量的具体行动[4]。

本着这样的原则，职工文化学习一开始就有一个从干部、积极分子到工人的政治启蒙的普及性程序。早在1949年7月20日，全上海职工瞩目着的，总工会筹委会办的职工干部学习班，正式开学。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公用企业、化学工业、卷烟业、私营棉纺业四个单位、共选派了干部、积极分子共五百名学员，这些工人阶级的代表抱着兴奋、愉快、紧张的心情，扭着秧歌，跨进这所学习班，这被看成是上海工人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总工会明确强调，举办学习班就是要让社会的主人翁工人阶级学好政治，学会本领来当家，来管理国家；并且，通过少数人的集中培训，逐步带动多数人的学习情绪，使广大人民融入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大家庭中来。1950年上半年，上海市还通过普及性的学习班的形式，向职工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帮助工人树立劳动观点、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学会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社会问题。新的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政治、法制的宣传和介绍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6月到9月《宪法》颁布前后，上海工会组织3000名报告员和18万名宣传员开展学习和宣传活动，以报告会、讨论会、座谈会为主要形式，并辅之工厂内部的墙报和黑板报等，取得很好的普及效果[13]。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日子——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学文化运动-激流网毛泽东时代的工人

据1956年年初资料，几年来已经有十多万职工脱离文盲状态，能够看报纸、记笔记、写通知、订计划，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在学习文化；但全市职工中还有文盲和半文盲四十多万人，就是说平均三个职工当中就有一个人不识字，不会读报写信，不会看报表，不会做笔记。[14]这种情况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会影响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不过，识字运动为中心的扫盲、业余文化教育、速成教育的成就还是巨大的，特别是经过1956、1958年的扫盲高潮之后，职工里的文盲率已大大降低。通过文化学习的工人，成为所在工厂的骨干和尖兵，为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条件。如上海电线厂劳动模范王官元，解放前他是个拉线工人，通过几年来的勤学苦练已从文盲提高到初中文化水平，当了车间主任；又如三轮车工人杨忠万，解放初还是一字不识的，至56年已从交通大学毕业，他还在准备继续向科学进军，争取达到副博士的水平。[15]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对新政权有疑虑的工人，通过文化学习，不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在思想改造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信赖，工作上更有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香烟厂女工洪梅芬叙述自己阶级意识提升的经过，很有代表性。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工，以前只会埋头苦干，为个人利益和家庭生活打算，从而没想过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觉得“解放和不解放与我们有啥关系呢？倒是解放了，我们生活过得更苦，厂里时常停工”、甚至“痛恨为什么要革命呢”，两个月的夜校学习之后，在政治教员的帮助下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建立了阶级的观点”，“知道了做工人是最光荣的，工人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阶级”。[16]从害怕被别人认出、生平的愿望就是卸下“工人的照牌”，到主动希望人家知道工人身份，蕴涵着翻身解放给之前卑贱职业者带来的荣耀和自豪。

迪兹说过，在所有的社会构成形式中，语言具有一种特别的地位；其他一切社会构成形式可以被转化为语言……；说话和书写就是认知（的过程）。这是因为，人只有的相互交往中通过符号的传播，意义才得以生成，而共同的意义则有效地维持着组织现实的权力关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学习，正是通过特殊情境下符号意义的传递，重新结构出一个崭新的对现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并慢慢固定下来，作为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

文化与生产的互动

识字运动最大的困扰，是如何同生产运动的协调，以及怎样将识字运动同生产建设结合起来。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恢复生产和通过工业产品的积累、销售，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成为政治生态中的重中之重。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没有认清文化学习的紧迫性，和文化与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于是“现在国家财经很困难，我们应该先把生产搞好，识字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说”[17]的思想颇为流行，导致有意无意地把识字工作拖下去的作风，使得一部分工厂的职工扫盲实践，收效甚微。特别是一些劳动模范，除了工厂里的繁重劳动之外，还要参加大小不同的公共事务，学习文化的时间更少。[5]因此，行政部门重视，安排好生产、学习的时间，便成为识字运动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

另外，工人自身对文化学习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譬如有工人认为，干活最要紧的是技术，技术强了，啥都好办；甚至，学了技术可以长工资，学了文化不顶事。《学文化》编辑部曾有这样的答复：

不错，要把生产搞好，是要学技术的。可是，怎样才能学好技术和提高技术呢？这就得能写、能算、能画图，学科学，有知识，能不断研究，一步提高一步才成。要想做到这些，就得学文化，因为学文化是学技术的底子。再说，咱们工人，今天当家作了主人，光有手艺还不够，一定还要有管理工厂、管理国家的本领，才能建设咱们的新中国。（兹心答）[18]

这里是从长远利益的考虑，把文化学习和生产建设看成一体的任务，文化学习与工厂管理、国家管理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只有广大人民掌握了文化、技术，才能使得生产上出现飞跃，才能维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

这期间，上海创办了各种适合工人学习的教育形式，诸如识字班、夜校、职工业余学校、工农学校等多样化的教育路径。用两条腿走路，是我们党办教育的一贯方针。解放以后，我国不但重视办理全日制的普通教育，也重视工农业余学校；不仅重视公办，也重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解放初期，上海总工会、市劳动局和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为帮助失业人员就业，在实施各种救济措施的同时，组织各产业工会以及有条件的企业和部门举办各种技术训练班，并创办几所艺徒学校。在50年代职工学习技术，除采用师傅带徒弟、签订师徒合同、岗位技术培训等形式外，工会根据生产和技术革新的要求，采取其他多种形式进行技术教育。虽然1957年为了纠正工人文化学习过程中的矛盾状况，教育部官员在上海作了新的指示和部署，认为“条条道路通大学”、强调“深造”的观点，占了主要地位，这是不对的；强调职工学习文化的目的，应该是为生产服务，使生产搞得更好；在招生的时候，要有两个“动员”：有条件的动员他来学；没有条件的动员他不要学；只有这样，我们的业余学校才能办好。[19]但一直到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教育工作指示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还是得到了大力的贯彻，在推进上海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的双向提高方面，取得巨大的成果，为其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

在以学习推进生产的过程中，针对工人生产任务重、学习分散的状况，读报组一度成为工厂、企业职工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读报组一般分散于各个车间，利用生产之外的时间开展活动，由读报员领读，文化程度高的组可轮流读报，再由工人集体讨论，这种特殊的形式对巩固识字成果，有着生动、活泼的气氛，对自然地增强工人思想的参与性和一致性，有着非常大的好处。《劳动报》介绍过国营上海绢纺厂的经验，指出通过“三反”运动工人更多地明确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重大责任，迫切要求学习政治和文化，工人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自愿提出“经常读报，懂得了国家大事，思想认识提高了，一定会把生产搞得更好”，甚至“上午抽出半小时让我们读报，我们情愿下午迟放工半小时”。[20]在厂党委和工会的领导支持下，成立了多个读报组，并在生产效率、工作积极性、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鼓动方面，成为有力的、不可替代的武器。

技术水平是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没有技术的生产必然只会带来盲目的生产，在现代化的工业革命中必然落伍。1958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要学会多种技术》社论。10月中旬，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在天津市召开的职工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要求，密切结合生产需要和成人特点，使政治、技术、文化相结合，当前需要和准备提高相结合。记帐、做记录、看图纸等简单的技术操作程序，都需要基本的文化依侍，华通开关厂女工张安根讲述了她不能适应生产而学习的动因：

我们厂里常常试制新产品，每一个新产品都要核定工时。可是有时候画得不准确，我就要把它修改好，并且要说明修改的理由，然后送到车间去生产。这个工作，我能讲得出，但是修改图样我就不行了。这时，我才感到我的文化水平太低，要好好学习才行。现在，我在下工以后就和老伴一起学文化。[21]

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除了脱盲、甚至能够写出短篇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亲身参与生产建设的改造运动，这才能真正改变过去工人的“工具性”身份。文化带动阶级成员车间地位的转换，增强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看到了“当家作主”的可能性，并且逐渐融入到专靠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技术革新运动。上海工人在学文化和学技术的双向促进运动中，对5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生产流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每个环节都能精益求精，工人阶级逐渐从感性主义走向认知主义，从经验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真正把各阶层的人包容进来，成为一个浑然如一的整体。

从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识字运动可以看出，伴随政治领导权力的变更与转移，工人阶级的文化习得方式有了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来源于建国前一贯的群众路线和基层科学化的管理方略，因而能够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它不仅在上海工人阶级文化的转型时，起到重构、塑造的作用，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工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受到作为阶级群体的权益和价值。

[1]1933年苏区工人业余补习教育，主要吸收企业工厂、城市圩场的工人、学徒和工作人员，《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明确指出办学目的是，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扫除工人中的文盲，加强工人工业技术上的进步。1948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陈云提出解放区职工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提高觉悟，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管理干部等。参阅《中国职工教育史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221-222页。

[2]这场“读书运动”由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上海市学联四家联合倡议，从四月开始到十一月结束。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均可自愿报名，参加者必须从规定的政治、青年修养、科技、文学书目中选读八本书，以及所在单位认为必读的书，作为评比科目。工厂、商店由工会组织领导，团委密切配合。其目标是，通过读书真正得到教益，并在群众中掀起广泛、深入、健康的读书风气。

[3]在50年代各种文献叙述中，“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概念使用上大体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旧知识分子通过改造，具有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政治觉悟；二是经过文化技术教育实践，培养工农群众自己的文艺家、哲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

[4]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编辑的《工人识字教材》第二册，有篇课文内容是：“你做工的技术比他高明，所以你的工资应该比他高。决定一个人的工资高低，要看他的技术怎样，出力大小，工作努力不努力。谁做得多，又做得好，谁的工资就应该拿得多。这不是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劳动出版社1950年版，第45页。这其实在为适应新社会建设事业的需要，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

[5]1956年3月23日，《劳动报》“学文化”专栏发表《劳动模范为什么成为老‘流生’？》一文，介绍了上海第一钢厂职工业余学校有五个老“流生”，其中两人还是市工业劳动模范的学习情况。这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统计局：《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页。

[2]欧阳璋主编：《成人教育大事记（1949-1986）》，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3]《上海市教育工作十年大事记（草稿）》，上海档案馆，档案号：A23-2-408。

[4]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

[5]《中纺机器公司第一厂工会展开工人识字运动》，《解放日报》，1950年5月25日。

[6]《中纺十九厂展开识字运动的初步经验》，《劳动报》，1950年5月30日。

[7]《1个人动员20个人学文化》，《劳动报》，1956年2月18日。

[8]《巩固工人学习信心的一些体会》，《解放日报》，1951年3月21日。

[9]《学习模范姚根娣》，《学文化》半月刊，1951年第2卷第7本。

[10]《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