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马克思

  作者语: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就进入新的纪元，即能够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来把握其发展态势和走向，这是方法论的根本性变化。正是得益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运动才空前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才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要真正掌握唯物史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也难以避免地犯下诸多历史性错误就是证明。但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出了问题或已经过时，还是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出了问题？唯物史观究竟是圣经般的固化教条，还是不断成长的鲜活理论？

掌握唯物史观的不容易，为其他历史分析方法留下了生长的空间。无论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意志决定论、英雄决定论等其他的历史分析方法，都有一个分析的前提，即认为唯物史观缺乏解释力或已经过时，而企图取而代之。所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清楚和深入地回答：唯物史观是否有，或者仍然还具有对社会发展的强大解释力？

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性地回答这一问题。

唯物史观的解释力

唯物史观深深扎根于人类社会历史，是经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它对历史的解读是方法论的阐释，不是福音书式的预测；是辩证的分析，不是机械地套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叙事，不是对历史具象的描绘。它的科学性最为生动地体现在：不仅让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既往的历史进程，而且预见了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引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深入地影响人类社会的理论，还有什么样的理论比这更有科学性和解释力的呢？

比如，在相当多的历史场合我们见到的制度创新，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么，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吗？如果简单地、截取历史断面地观察，的确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在强有力地改变着历史，似乎是制度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然而，应该考察一下制度背后的因素。人类是否能够主观地选择自己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被选择和确立下来的是这种制度，而不是另一种制度呢？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把唯物史观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等同于生产力决定论，即忽略其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唯物史观辩证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多次批评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阐述历史由合力推动就是精彩的说明。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恩格斯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之合力在共同推动着历史，但如果据此就将这归纳为“合力决定论”，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相对立，推论恩格斯放弃了唯物史观，则毫无疑问是一种误读。

就是在这一段话的前面，恩格斯清楚地阐述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即首先肯定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才阐述合力作用。分析推动历史的各种因素同指出其中决定性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把二者分裂开来就没有真正理解唯物史观。

其实，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振兴中华的历史，既是重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也是充分运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精彩篇章，这是对唯物史观解释力最为强大的支撑。

内在性需不断完善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并不等于终结了历史发展的真理性认识。如果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个公式，只要把人类社会的状况代入进去，就能够演算出社会发展的固定模式——这一定不是唯物史观！科学的理论不是宗教和算命，历史规律不是历史本身，后者要生动得多，而且在支撑着前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辩证关系。这种辩证的决定性关系在历史中的体现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绝对性体现在阐释社会发展的大走向上，如人的解放态势和社会文明进步都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说的手推磨与封建主义、机器磨与资本主义的耦合就是如此。相对性则体现在社会发展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复杂性上。

人类社会并不是按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硬地一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来发展，也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对号入座，如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一定高于资本主义,等等。它意味着对每一个社会空间发展的认识、每一个时代发展的认识，都有其特殊性和丰富性，均不是简单套用理论就可以完成的。

唯物史观运用的过程，也是它自身成长的过程，这才是活生生的唯物史观。

已经掌握了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并没有很方便地一下子揭示俄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反而断然否定了对其理论机械的套用。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这也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运用的精彩说明。

列宁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显示了唯物史观的成长过程，它丰富创新了唯物史观对时代和特定社会空间发展规律的认识，既在唯物史观的谱系中，又是超越既有论断的理论创新。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境遇何尝不是如此。现成的唯物史观理论，包括列宁的贡献，甚至都无法明确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期问题，更不要说提供现成的中国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在于，回答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对马恩“卡夫丁峡谷”命题的精彩回应。它涉及到不发达生产力基础上，上层建筑变革的可能性、条件以及方式、道路问题，也是制度、上层建筑以及人的主动性对生产力反作用的程度以及反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这当然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唯物史观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制度选择的决定程度。

唯物史观的实践性意味着，它必须不断地应对实践提出的新挑战，才能够保证它的科学性。其实，我们今天遭遇的挑战仍然是巨大的。应该明确：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永远是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命题。如何才能够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契合的状态，这需要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因为生产力在日益提升，人类就需要不断寻求与变化着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美好制度，都不是一个已经规范好的模式，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构，而唯物史观指引我们的只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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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力。本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6期第5版，激流网有所编辑。责编：畢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