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办康米尼斯特学会
五四爱国运动中，尖锐的冲突，激烈的斗争，使年轻的邓恩铭进一步地思索中国社会问题。特别在运动中，山东与外地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各种信息大量涌入，使邓恩铭大开眼界。当运动稍稍平静时，邓恩铭就带着头脑里积存的各种问题，如饥似渴地学习。齐鲁通讯社售书部成了他课余常去之处。
五四运动
齐鲁通讯社是山东省议员、中国国民党党员王乐平创办的。设在济南院前大街2号。齐鲁通讯社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一方作通讯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思潮、改良社会的先声。”售书部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籍，以促进山东学术界研究新文化新思潮运动的发展为目的，“非以营利为目的”。
1920年9月25日，齐鲁通讯社售书部迁到大布政司街20号（后迁天地坦街），扩充为齐鲁书社，王乐平任社长。齐鲁书社在传播新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7日北京《晨报》以《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为题，报道了有关情况：“从去年10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通讯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非以营业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
邓恩铭
在这里，邓恩铭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等进步杂志和介绍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俄国革命史》、《辩证法》、《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俄国革命纪实》、《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进步书籍及鲁迅的著作。同时，邓恩铭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王尽美、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王象午和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探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
1920年夏秋之际，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联络在齐鲁通讯社售书部结识的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Communism，共产主义）学会。学会专门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以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学会主要成员还有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等在济南求学的青年学生。邓恩铭在康米尼斯特学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发起励新学会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之所以约请王乐平在山东组建共产党，是因为王乐平是山东新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在山东具有很高的社会名望，且与陈独秀有着深厚的友谊。王乐平自己没有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工作，而是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为了在思想进步的青年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广泛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研究革命理论，邓恩铭和王尽美等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另行组织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学会，名为励新学会。1920年11月14日，邓恩铭等11名发起者举行会议，一致推举王尽美等4人起草详细会章。励新学会章程共分总纲、会员、会务、机关、职员、会议、会费、附则等八章。励新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规定“凡有中等学校学历者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再经全体会员同意即认为本会会员”；章程规定总会设于济南，各处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可设分会。
因励新学会会员大多是齐鲁书社的热心读者，故总会会址设在济南市大布政司街的齐鲁书社内。
11月21日下午，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商埠公园大厅召开励新学会成立大会。王乐平、李舸梁等作为来宾参加会议。北京《曙光》杂志的代表王晴霓也专程来济祝贺。《曙光》杂志，是山东旅京大学生宋介、王统照、王晴霓、范予遂、徐彦之等于1919年11月创办的，主编宋介是山东滋阳（今兖州）人，主笔王统照是山东彦城人。这些山东学子，在北京五四运动的熏陶下，立志于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曙光》的政治倾向由“促进社会改革”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大量发表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和列宁著作译文。《曙光》最初就把故乡山东读者作为主要的发行对象之，在济南、烟台和在东京的山东侨胞中均设有代派处。王统照、王晴霓与王乐平、王翔千同是诸城王氏家族，交往颇深。《曙光》杂志社的成员宋介、徐彦之与山东进步人士和学界如王尽美、邓恩铭的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曙光》杂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励新学会成立大会的气氛热烈异常，来宾和会员进行了演说，然后举行了茶话会和摄影等活动。
根据章程的规定，励新学会的会员主要是济南中等学校的学生。据励新学会成员王景鲁回忆：“当时成员的结合，都以不满现实为基础，不满学校的读死书以及校方的高压政策，不满专制腐朽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政治，不满旧社会的不平等无自由。”学会刚成立时有会员11人，不久又有增加。1921年1月1日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二期刊登的会员通讯处中共有19人。到后来最多时达50余人。由于受邓恩铭的影响，省立一中很多进步学生参加了励新学会。
励新学会的会务有：发行报章，举行演讲，举办学术谈话会，出版《励新》半月刊等。邓恩铭是励新学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任庶务，负责学会的日常事务。
学术谈话会是励新学会会员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一起，经过多次讨论，制定了学术谈话会简章，规定会员每星期日用半天时间举行学术谈话会。邓恩铭还具体负责邀请济南和北京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演讲会，演讲的形式生动活泼，演讲的内容立意深刻。切中时弊，深得会员的喜爱。
励新学会会务报告记载的一次演讲会的实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演讲会的情况。
1921年5月27日上午，邓恩铭等邀请郭绍虞、赵捷先、王祝晨等演讲。“这一天的天气，颇为凉爽，而我们同人，很有热烘烘的精神，都于八点以前，到了会了，所请的讲演员，更为热心，都到得很早，于九点的时候，就开了会了。临时公推王志坚先生为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及同人感激的意思。于是，讲演员继续讲演。（一）郭绍虞先生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对于中学生研究国文应取的态度》；（二）赵捷先先生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对于济南出版界的批评》；（三）王祝晨先生讲演，讲演的题目是《生子问题》。以上的讲演词，当时都有会员记录，以后当陆续发表。刘次箫先生、王静一先生、王翔千先生，没有讲演，他们预备的（演）说词，以后当在本刊发表。讲演完毕，继以谈话会。精神上觉得很活泼、很愉快。讲演员早退，我们同人又谈了一回，更有一种特别兴趣。至毕会时，天已12点了。”
济南大明湖
励新学会创办的《励新》半月刊，是会员发表文章的丰要园地。《励新》以宣传新思想，介绍新文化，揭露社会黑暗，主张社会改革，倡导民众教育为主要内容。从现在发现的刊物看，内容主要集中在教育，婚姻家庭、妇女、新文化等方面。邓恩铭是《励新》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此同时，邓恩铭还负责省立一中学生会的刊物《灾民号》的编辑出版工作。《灾民号》也是励新学会会员探讨问题的主要阵地，如该刊第一期共发丧了7篇文章，其中5篇是励新学会会员邓恩铭、吴隼、王克捷、李震寰写的。
在这段时间内，邓恩铭在《灾民号》、《励新》等刊物上发表了《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和《济南女校的概况》等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邓恩铭关于人民群众以斗争求得彻底改变现状的思想。
在《灾民的我见》一文中，邓恩铭首先指出灾民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邓恩铭对灾民抱有强烈的同情心，要求人们关注灾民问题，他说：“社会上既有这般无衣穿，没饭吃，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灾民，我们有衣穿、有饭吃，一家团圆的，对于这些灾民应当怎么样？我想我们四万万同胞，彼此都是亲兄弟，难道我们就忍心看他们饿死，冻死吗？万不至于这样！一定想法子去救他们。”然后，邓恩铭对各种现行的办法提出下批评：“我们单就赈灾一方面说，现在赈灾的办法，真是多极了。但是总括说来，大概帮是不彻底的多，彻底的少，是目前的办法，不是将来的办法。我们为这种赈灾法，万办不到好处。何以见得呢？我要说他做不到好处，先要说他们如何的办法。他们的办法不外施钱，施米、施衣，等等一些皮毛办法罢了，何曾想到根本的打算。试问一般没有家、没有粮、没有钱、没有牲口、全体破产的灾民，每人给他十元、八元，就能养家活口吗？况且还得不到十元、八元呢？这种办法，我敢下一个武断的批评。这种徒顾目前的办法，一定‘劳而无功’的。那末死的还是死，饿的还是饿，卖子女的还是卖子女，做土匪的还是做土匪，变为娟妓的变娟妓，结果灾民依旧是灾民。”最后，邓恩铭认为，只有灾民们彻底觉悟起来，认识到受苦受难的原因，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才能最终改变自己的处境，才是“无形的赈灾策”。谈到灾民的觉悟时，邓恩铭写道：“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为什么我们就穷的没吃没穿妻离子散？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就坐汽车，打麻鹊牌，吃花酒呢？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血汗。那末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有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关于如何才能彻底改变观有状况，邓恩铭认为农民应当采取组织农团、设立农事改良所、设立乡村银行和乡村医院等办法来进行斗争。
五四运动后，以探索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新思潮风靡全国。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观点互相争论，沸沸扬扬。邓恩铭在《改造社会的批评》中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改造社会的态度进行了分析。邓恩铭认为：“自从新思潮流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安静的样子，于是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起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那么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他把主张改造社会的人分为三类，即实行的、空谈的、盲从的。他对劳苦大众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给予高度评价，“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学生、女子、工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罢课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件，种种的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像这样的改造社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文章激烈批评了那些“空谈的”、“盲从的”种种改造方案，指出“中国的社会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最难能可贵的是，邓恩铭在文章中提出了西方理论要与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要适合中国社会状况的思想。他说：“我们一般要去改造社会的，不能不仔细想想，要知道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妇女解放问题是当时励新学会会员关注的问题之一。《励新》半月刊和其它一些进步刊物上曾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如《励新》第一卷第一期载有陈汝美的《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王克捷的《中国妇女解放的初步》、王尽美的《女子装束问题》等。邓恩铭积极支持妇女走向社会，如他曾在一封给家乡女同学的信中写了一首名曰《平权》的诗：
男女平权非等闲，
木兰替父出戍边。
古今多少忠烈史，
谁谓女子甘痴眼。
以此鼓励女同学追求自由和解放。1921年1月15日出版的《励新》第三期山东教育号（二）上刊载了邓恩铭的《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这篇文章号召女校学生快快觉醒，投身到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去。
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
文章的前半部分介绍了济南女子学校的情况。自l908年起，山东省城济南着手筹办官立女子师范学堂。1910年，济南西关东流水第一虹桥女子小学堂正式改建为山东官立初级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改称为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同年，山东保姆养成所（幼儿师范性质的中等学校）在济南设立。1913年，山东保姆养成所添设师范班，改为山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政名为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省立一、二女师合并，仍定名为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此前后，还建立了女子职业学校和女子蚕桑学校及竞进、崇实、商埠女子小学、师范附属女子小学等4所小学。济南女子教育很不发达，所有学生加起来不满千人，其中以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人数为最多。接着，邓恩铭尖锐地揭露了这些学校腐朽的教育制度。他指出，省立济南女子师范等学校奉行的是封建的教育宗旨和管理制度，不许女学生参加社交，更不许过问政治，要求学生举止端庄，言行幽娴，毕业后做贤妻良母……。他说：“济南的女校，都是持禁锢主义，所以只要女生低头窗下，终日在故纸准讨生活。他们就喜的了不得。外边的新思潮，无论怎样澎湃，他们塞耳不闻，就是有几位学生，想去尝试尝试，就遭师长的谴责；家庭知道，就说是大逆不道；学生背地里就冷讽热嘲，甚至于有当面骂他们的。”邓恩铭还分析了济南的女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显得比较落后的原因：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和互助力薄弱。最后，他号召女学生认清自己的状况，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要知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种种事，都是要你们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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