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文革历史叙述中，很难分清文革中的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然而，“保”与“革”的斗争，却是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就很难说清楚文革不断展开的连续的过程。然而，通常的文革研究，都是以北京、上海作为依据的，然而，由于北京、上海与上层联系太过密切，反而不具有代表性，关于这个问题不再展开，老田同志在《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有很好的见解。本文准备就四川文革历史上著名的“八·二六”事件，做一个考察，从这个事件发生的较为完整的叙述中，使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形成过程，逐渐清晰的呈现出来。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四川一大派旗帜，人们习惯性称这一派叫做：八·二六派或兵团八·二六派。可见其影响之大。川大八·二六这个名字起源于“八·二六”事件，那么，笔者首先就来讲一讲这个四川文革史上著名的“八·二六”事件。
彭真等人搞的“二月提纲”出来以后，1966年3月17日，四川省委决定成立学术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宣传部部长杜心源任组长，领导“文化革命”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学术”大批判，批判翦伯赞的《史学纲领》、夏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同时，3月到4月，西南局、四川省委有计划的抛出一批文化人展开大批判。
4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会议决定，将李伏伽（前乐山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徐中舒（一级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卿希泰（四川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作为批判的对象。
5月，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作协主席沙汀成为四川省的“三家村”；
与此同时，1966年初从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调绵阳任地委副书记的张黎群也被点名批判，成为西南的“三家村”首犯。
至此，四川出了两个“三家村”。“三家村”们先是在机关里接受批判，从6月开始就在报刊、电台上被公开点名批判。《四川日报》总编辑李半黎、《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也相继被点名批判。
这中间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在“二月提纲”指导下，批判的对象以文化名人、知识分子为主；“五·一六”通知以后，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级干部，同时，这些干部又有知识分子背景，主要都是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这一时期的运动的特点，反应的是当时领导运动的人对文化革命的理解——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倒霉的自然是文化人。一开始批判知识分子，“五·一六”通知点出了坏人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党内的文化人。
批判《二月提纲》的相关报纸（来源：网络）
4月18日，杜心源到川大（杜心源文革前，就在川大指导“四清”运动）要求批判徐中舒、卿希泰，校党委还不敢，丁耿林（川大党委书记）声称 “高教部未批准”。后来，提到批判吴晗，丁耿林说：“三天之内可以拿出几百篇文章。”
4月19日，川大，文科停课，准备批判徐中舒。丁耿林（川大党委书记）在党团员和部分同学的动员会上提出十二个字的指示：“提高认识、划清界限、消除影响”。
5月19日至5月21日，川大，批判徐中舒。
5月23日至6月3日，川大全校师生分单位总结两周。这个时期，理科各系业务学习，每周只用两天半搞运动，并宣布准备考试。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打破了之前党委领导下程序化的开展运动的局面。就在这一天，四川省委派出了以章添为组长的五人工作小组，进校活动，该工作组主要是在观察、调查川大开展运动的情况，其性质与后来大规模压制学生的那个工作组不同。
6月4日下午，川大开全校性大会，声讨“三家村”黑帮，声讨陆平。丁耿林说要继续批判徐中舒、卿希泰，而许琦之（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省文革小组组员）以个人名义，建议停课一周，号召揭发问题，丁耿林宣布党委决定暂时停课一周。当天，就有学生贴出大字报《坚决扫除文化革命的重重障碍》，针对校党委提出的“提高认识、划清界限、消除影响”进行诘难，要求打破各种框框，主张“要出什么大字报就出什么大字报，要贴到那里就贴到那里”。接下来，川大学生贴出许多大字报，矛头对准川大党委。
6月6日，物理系四年级半导体班更是贴出《杜心源你代表谁？》的大字报，矛头对准省委负责人，遭到系总支压制。校党委对运动的领导随即失控。
地方的领导人为了发动文化革命，抛出了一大批人作为批判对象，表示自己紧跟中央的步伐，热火朝天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然而，站在大众的角度来说，中央的报纸、地方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断的点名批判文化名人、党的领导干部，甚至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这样一种现象是很新奇的，也是很震惊的——党内居然有这么多坏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深处文化领域的大学生。文革前的革命化的教育，中苏论战等等方面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的思想是很革命化的，于是，他们也开始思考：
既然那么多干部都出了问题，北大党委也出了问题，那么，川大党委是不是也有问题？
到了后来，更发展为：
四川省委是否也有问题、西南局是否也有问题？
当他们开始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真正发动起来了。地方领导人以为像原来开展运动一样，在党委的领导下，抛出一批人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然后，进行群众批判，批判完了，进行组织处理，运动就结束了。但是，北大一张大字报，完全扭转了这种以往开展运动方式，变成了自下而上的将矛头对准了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
很多文革研究著作都没有真正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是说：官方组织的，在报纸上、机关内开展的大批判活动，以及在高校领导的文化批判活动，为什么就发展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其实，回顾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这是当权派引火烧身的结果，他们积极的为大批判添油加柴——批判这个是坏人、那个是坏人。结果却是引火烧身——学生问：你们又是不是坏人？
针对学校出现的失控状况，川大校党委开始散布“57年教训”，要求坚决相信校党委、系总支，希望校内情况得到控制。然而，已经被革命烈火点燃的学生哪肯罢休？
6月11日，党委调集工人驻扎东风楼，保护党委机关。学生们要进“高薪食堂”，被阻难，发生冲突，一名叫做曾佑昌的学生遭到殴打，震惊全校，此即所谓“六·一一”事件。此后，学生将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字报满天飞，党委疲于应付，强行撕毁、烧毁学生大字报，又遭到抗议。
6月16日，数学系二年级预备党员江海云贴出大字报《章添，你在干啥？》，将章添对全系党员的内部讲话抖了出来，并表示对章添言论的怀疑，“请求省委进行调查，章添同志按照中央指示执行没有？”
为了扭转局势，争取主动，6月21日，廖井丹（省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到川大，晚上，开全校大会：
1、处理 “六·一一”事件，承认“干部和一些工人打学生”；宣布涉事的陈耀生（干部 ）停职检査；
2、处理经济系事件，宣布周春、丁百岭停职检査；
3、宣布省委调回章添；
4、丁耿林针对校党委在前一时期压制文化革命运动的行为作了检査，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认识跟不上形势”。之后，一些系的总支当即宣布6月22日也作检査。经济系总支副书记石柱成，生物系总支副书记袁国栋，主动要求停职检查。
7月5日，学生掀起了批判丁耿林的高潮，校长办公室郑宏树等人贴出大字报《组织起来，冲破丁耿林束缚文化大革命的罗网》，外文系红心战斗组贴出《校党委烂掉了》的大字报，川大乱了。学生要求丁耿林交出文化革命领导权。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7月9日，省委派以黄流（李井泉秘书、省委办公厅主任）为组长的2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川大。然而，就在当天，化学系“赤卫”“风雷”“十人”战斗小组贴出长达70多页的大字报——《川大保皇党为什么能稳坐钓鱼台？》，矛头直指章添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列数罪状十多条。黄流工作组刚进校就遭遇这样一篇大字报，于是，开始积极组织力量，在各系各班组织酝酿选举文革领导小组，试图夺回运动领导权。同时，黄流工作组组织力量围剿“赤卫”等小组的大字报。
7月11日至14日，黄流工作组宣布战斗组非法，解散战斗组，并要求作检讨，学生进行地下反抗，贴大字报质疑。
14日，围剿学生的大字报和选举文革小组同时进行，黄流工作组讲：
选文革小组是向敌人夺权、要挖各班各系的黑线，要揪与“赤卫”等组织有联系的反动人物。
7月15日，川大工作组宣布积极分子名单；下午，黄流秘密的为积极分子开会作报告；江海云被打成“叛党分子”“女赫鲁晓夫”。深夜12时，川大保卫科、事务科组织人员查抄“赤卫”“风雷”“十人”等战斗组驻地。
7月17日，川大突然通知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8日，各系筹委名单出炉；
19日，校筹委成立。
大约是看到“大局已定”，7月20日晚上，廖井丹到川大作报告，讲前一阶段运动取得巨大成绩，批评离开党委领导的运动，给运动设下条条框框。
7月24日，成都市举行抗美援越集会，黄流工作组、校筹委不准川大学生参加。
黄流工作组进校的以后，在学校依靠积极分子，大抓反革命，逼迫前一阶段参加运动的活跃分子做检讨，在学生中发动写材料相互揭发，并且，给学生划类。凡是前一阶段的活跃分子、攻击党委的都要做检讨，出身较好的，做检讨容易通过，他们可以以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受蒙蔽之类的理由过关。但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则难于过关，被要求深挖阶级出身根子，而工作组的做法就是要将敢于反对党委的黑五类学生打成反革命。这种情况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普遍的，学生当时的感受就是一次新的“反右”又开始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要当“右派”了。由于四川省委派出工作组时间较晚，很快工作组就撤了，因此，目前为止没有查到工作组逼死学生的事件。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很快，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撤销工作组。
为了紧跟运动形势，8月1日，西南局、省委在东方红大礼堂（即锦江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会者均为原工作组指定之积极分子。秘密宣布撤消省、市委工作组。决定丁耿林、温建平停职检查。
8月2日，下午，川大校筹委召开全校大会，宣读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黄流在会上讲话，主要谈了工作组进校的成绩。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召开的形式，显然是头一天西南局、省委召开的会议安排、布置的。会上特意安排一名校筹委的成员对工作组的工作进行表扬，说工作组给川大带来了“四大法宝”：
把主席思想带来了；
带来了阶级分析方法；
带来了群众路线；
带来了党的方针、政策，
加强党的领导。
见识了政治斗争的阴晴不定学生，以对工作组的态度划线，学生中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是要保、一是要革。工作组在随后的几天内，还不时回到学校与学生讨论，因为之前的压力还在，很多人不敢讲话，讲话的全是表扬工作组的声音。
8月8日，“十六条”发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前两个小时，黄流工作组撤离。学生在“十六条”的鼓舞下，对工作组进行大批判，以于永志（历史系总支书记，校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首的校筹委会（即所谓“于记筹委会”）随即与学生继续拉锯，革与保继续分裂。
8月9日，川大物理五系学生提出停止斗黑帮，学习“十六条”。遭到校筹委反对。
8月14—17 日，川大，准备批判温建平；召开了校、系一级的批判大会；各班逐渐揭发工作组的问题；
16日下午，杨光宗、游寿兴（物理系五年级学生）贴出大字报《工作组犯了三大错误》；
17日，召开全校批判温建平的大会。
在北京参加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李井泉，8月18日晚、8月19日晚，两次来到川大，给校筹委开会。主要内容是保校筹委、保工作组。
8月20日，李井泉、廖志高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大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井泉学着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的样子，也接见成都的红卫兵。
当权者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他们比照北京的做法派了工作组进校，压制运动，领导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批评后，撤销。然而，工作组撤销以后，在各大专院校实际上保留联络组，联络组指挥校筹委，继续开展与造反学生的斗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了解到毛泽东的意图后，回到地方，重新开始，试图再次领导运动，当权者始终在文化大革命开展过程中，寻求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在川大，“十六条”公布半个月，揭发工作组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的大字报成千上万，学生要求工作组回川大作检査。
8月22日，李井泉接见了“赤卫”等小组的代表，他给这些学生讲“黄流基本上是个好同志，在火花公社的四清搞得很好”之类的话。西南局、四川省委认为做了激进学生的工作，安抚了人心，局势较为有利了，决定由省文革小组8月26日在东方红大礼堂主持召开黄流的检讨会。这是他们不得不作出的让步，目的依然是要争取主动，抛出工作组，将自己作为正确一方的姿态面对学生，然而，这次会议却被学生造了反。这里有一份署名“川大‘东方红战役’部分革命战士”的传单《四川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实况报导》（8月30日），对大会情况进行了记录，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为了让读者能够看到更为鲜活的文化大革命，笔者全文抄录于下：
大会进展情况：
一
首先黄流作检査（约40分钟)，以后有八位同学发言，大会主持人安排两祌不同意见的人交错发言，使黄流由检査会变成一个对工作组评价的辩论会。同学发言的最后由一个肯定黄流检查并对工作组有好评的同学发言吿结束。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同志讲话，讲话时，北京来的红卫兵不断递条子，再三要求发言（并阐明他们的观点)，有的北京红卫兵上台要求发言（因为黄流同志的检查，大会的安排以及廖志髙同志的发言都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被省文革小组的成员请至后台 “漫谈”，直到廖志高讲完话，执行主席周颐宣布散会时，“漫谈”都还未结束。廖志高讲完话，在对廖志高发言的掌声之中，连口号也未呼一个，执行主席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散会”。北京红卫兵对大会的组织安排、黄流的检査、廖志高的讲话以及不准他们发言等问题表示很气愤，大会主席宣布散会时，一个北京红卫兵走到执行主席面前，坚决要求发言。此时，廖志髙向周颐摆手示意，于是当这个红卫兵刚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一句话就不知是谁把麦克风关了。他愤怒地转身质问执行主席：“为什么不要我们发言”？（按:执行主席面前的麦克风却一直未关） 此时另一个北京红卫兵从侧面上台高呼口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紧接着清华大学一个红卫兵从左侧上台揭露：“我五次要求发言，为什么不要我发言？”同时另外好几位北京红卫兵也上台抗议剥夺发言权的行为，一些川大同学也先后上台质问执行主席。这时台上台下要求罢大会执行主席的官的喊声大起，北京红卫兵带头唱起“革命造反歌”， 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北京红卫兵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强烈共鸣，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会场上充满着革命造反的气氛。在同学们的一致要求下，又才开了台前麦克风。最先上台发言的那个北京红卫兵对大家讲：“我几次要求发言，大会主席不要我发言，我明天就要离开成都了。同学们，大家要不要我说几句话？”这时会场上的多数同学鼓掌欢迎，也有少数同学喊叫：“不欢迎。”大会主席大声连续的喊：“喂！同志们啦！喂！同志们啦……”严重干扰了北京红卫兵的讲话，使台下同学根本无法听清。大多数革命师生要求维持好秩序，让北京红卫兵发言，于是就齐声对那些不发言的同学高呼下来！下来！”这时于永志（工作组一手包办成立的校文革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跳到主席台前左二排沙发座上大喊：“不准北京学生发言！不准北京学生发言！下去！下去！”会场后面的不明真相的师生也对着台上的人齐呼：“下台来，下台来！”与此同时，于永志也跳上主席台，一面做着向下推的手势一面煽动同学们，“你们喊他们下去嘛！”
深夜十二点三十分，于永志正式主持会议，他说四川同学也要发言，川大的和北京的一边一个好不好！但会场里不少同学齐声高呼：“我们支持北京红卫兵，我们让他们先发言……”
北京红卫兵愤怒地揭发：“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有鬼！省委某些同志心里有鬼！这是一个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阴谋 ！这个会川大革命师生员工应该作主人，可是为什么不要他们主持会议，主席台为什么没有川大革命师生员工的代表？为什么不在川大开会？”红卫兵的发言得到在场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按：此时廖志髙向志已悄悄离开会议)。以后，川大同学也奋起揭发和批判了黄流同志检查和廖志高同志讲话中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的东西。但是，主席台上戴鸭舌帽的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据说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叫他留名他不留名。）拍着桌子伸起双手狂呼：“你们要听就听，不听的就走走走！”使混乱的会场更乱。于永志也跟着大喊：“散会了”。有的同学见到这种情况，觉得大会无法开下去，就要走。要求继续开会的同学不得已，才说：“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就走。”（这话本来是出自对那些有意破坏会场秩序高喊散会的人的愤怒而发的，当然也难免使一些以为会议不能继续而回校的革命师生感到刺耳。）后来在一位北京红卫兵的发言结尾时说：“我们用江青同志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起，不革命的就滚开’。”但是这句话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大肆煽动，破坏团结，有些就大喊：“革命的就走，不革命的留下。”会场上大约剩下二千余名师生。但是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二
大会进行到深夜一点四十分，执行主席于永志不顾广大革命师生继续开会的强烈要求，宣布散会，愤然离开了主席台，退出了会场。他的走使会场暂时出现了混乱。同时，给同学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是跟着他走，把会散了，使这场斗争半途而废呢？还是继续坚持下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时，一些同学走了，但二千多革命师生毅然留下，坚持斗争！有的唱起了《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有的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有的同学激动地喊：“于永志走了，我们也要把会开下去！”“干革命怕什么！”“我们为真理而战！”当时有几个同学自吿奋勇挺身而出，站在主席台上维持秩序，使大会继续正常进行下去。会开到深夜两点多钟，大会临时主持人宣布，为了保证把会开好，希望各系选出代表组成主席团，并报吿各系人数。于是，便分系集中起来，酝酿并推选两名代表，组成临时主席团主持会场。发言时，同学们排成长列依次发言，对原大会主持人的错误作法，黄流同志的检査以及廖志高同志讲话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深入揭发省市委的问题。后来，对当晚会议如何开法等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讨论中，有个别人提出要“静坐抗议，要到省委与廖志高同志辩论”，要“上街游行”等建议，但是这种意见马上就被绝大多数同学否决了，大家一致同意继续揭发批判省市委的问题，整个会场宗旨一直十分明确，气氛一直十分热烈。会上，川大很多同学和教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等参加大会的同学先后发言，揭发问题，并表示支持北京红卫兵。这时，我们接受了礼堂工人的建议，为了不致使机器烧坏，不损坏国家财产，暂时休会约50分钟。为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吿会议全部情况，为了把事实真相说明，一直坚持战斗的同学在两点二十分通过了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电报，准备立即发出。同时，各系选出代表，在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刘植岩同志的支持下，将从八月二十六日晚七点三十分开始，一直到当时的全部录音磁带，乘火车送往北京，请毛主席他老人家听我们革命造反的声音。
在整个一夜的会议中，两千多名师生自始至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每当一个同学发言结束时，大家都髙呼口号，热烈鼓掌。有的同学声音喊哑了，手拍痛了，仍然使劲的拍，使劲的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最敬爱的领袖、最英明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团结就是力量》，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在夜空激荡。……同学们时刻未忘毛主席关于节约的教导，有同学提出关掉一些电灯，节约用电的建议，在关灯时毛主席像前的灯关了，同志们一致要求：“礼堂后面的灯可以全部关上，但毛主席像前的灯决不能关!”于是毛主席像前的灯又亮了，主席像前一片光辉，同学们立即欢呼起来！这时大会临时主持人又满腔激情地宣读了另一位同学的条子：“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大家抬起头来向前看吧！前面挂着的是毛主席像!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向我们微笑!毛主席教导我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这时，多少双眼睛，望着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呀！热泪从许多同志的眼中涌出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象山洪一样进发出来！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刚落，有位同学又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子，人们随着歌声，抬头激动地望着主席台上挂着的敬爱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心中波涛万顷，千头万緖一齐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和了起来“革命战士怀念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这群革命战士啰，要永远跟着您！干革命！干到底！我们想着您就有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为了革命，火海我们敢闯！刀山我们敢上！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想念你，我们永远跟着您！毛主席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当我们战斗了十多小时左右（当时已经是二十七日清晨五点多了），大家觉得这正是考验和锻炼我们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跳上主席台，激动地说：“同志们，斗争越是艰巨，斗争越是激烈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要忘记主席的教导，越是要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大家聚精会神地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十六条”、《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三论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文章，毛主席的话呀！象灯塔，象明灯！……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话点起了同学们心中的火炬，燃旺了同学们心中的革命烈火！大家又情不自禁地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会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激烈尖锐的斗争，在2-7点这段时间也同样非常激烈，革命的师生员工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顽强斗争意志，挫败了一些人一次又一次的挑动破坏大会的企图。例如：大会在三点多钟时有一个人跳到台上大喊大叫同学们，请想一想，我们这样作，合不合乎 “十六条”？昨晚的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的行动究竟是什么行动？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敌我矛盾？”……他还进一步煽动着说：“你们回去休息啰！回去吃饭啰！要回去的就跟我走！”他的这种行径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纷纷严斥，齐声高呼：“我们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不休息也要干革命！也要坚持到底 ！”一个也没有动摇。煽动者只好在奚落声中、嘲笑声中一个人走出了会场。（但此人并未回家，后又从另一个门进来了，继续进行他的工作。）
三
27 日早晨五点以后，大会临时主持人打电话到省委请廖志高到会，电话打不通，又打到市委请转省委，没有人接电话，又打到西南局，接电话的人，一时是这个，一时是那个，都说自己是值班人员，首长不在。这样，打电话达四十多分钟之久，都没有打通。就只好派出两个代表到西南局去提出大家的要求：
1、请廖志高同志到会参加辩论；
2、请刘植岩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六点以后，成都市的一些兄弟院校的革命师生以及北京南下革命串联刚下火车的同学，先后到会声援！他们坚决地支持这些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精神。他们用主席语录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战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主席的教导给了我们巨大鼓舞，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八时左右，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植岩同志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苍璧同志来到大会主席台上。刘植岩同志向坚持一夜斗争的同志们表示了慰问，并肯定了这是革命的行动，支持这种革命行动。同时解释说，他现在才来，是因为昨晚上接见体育学院的部分革命师生直到今早六点钟，值班人员没有通知他接电话。但是当他接到两位学生代表递给他的条子时，他就来了。赵苍璧同志也作了同样的肯定和支持。对于同志们强烈要求廖志高同志来参加现在的会议还要和省委硏究一下。并说明现在准备得有饭，希望大家去吃了饭再说。省委还是关心你们，吃了饭再来闹革命嘛。这时有一个同学上台去发言说，省委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既然这样，就请首长快把廖志高同志请来，早来一分钟我们就早闹一分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台下有师生要求廖志高同志招之即来！招之即来！赵苍璧同志带着大家的强烈要求回省委去了。大会主持人就等候回音，请首长刘植岩同志去休息一下（因为他和大家一样都没有吃早饭)，宣布休息，我们的同学陆续去吃饭了。
吃过饭后，廖志高同志、杨万选、黄新廷、郭林祥等同志都来参加大会。会上廖志高同志对昨晚的言行作了解释和初步的检查。接着北京的红卫兵对廖志高26日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提出了批评，揭露了廖志高等人阻止他们发言的行为，川大的一个同学也上台对《八月二十六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的事实真相》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驳斥：你们署名大多数，到底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文件是谁起的草，又有多少人通过？你们说北京的红卫兵把持了会场，为什么人家在会上发不成言呢？这个传单到底是谁搞的鬼？要的什么阴谋？希望知道内情的人起来揭发它。
然而在这段时间学校出现了种种论调，什么“学生炮轰省委”，什么“绝食斗争”、“静坐示威”，谣言四起，妖言惑众。有人贴大字报宣布北京红卫兵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欢送“钦差大臣”。吃早饭时，甚至有围攻北京同学的现象发生。还有人利用校内广播，挑动一批师生到大礼堂与坚持战斗的同学辩论。东方红大礼堂的会议随之混乱起来了。开始，这些人向大会执行主席递纸条，说：“大会执行主席，坚决要求念这张条子，不然我们要罢你们的官。我们要选于永志当主席”。执行主席反复多次征求大家意见。台下多数师生，尤其是坚持了昨晚战斗的师生坚决不同意。他们说：我们曾经推选过于永志当主席，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根本不是一个革命者。在斗争紧急的关头他不顾广大革命师生的要求，强行宣布散会。自己也悄悄溜走，对奋战通宵的革命师生，漠不关心，甚至颠倒黑白，诬蔑攻击革命师生，我们现在的大会怎么能由他于永志来主持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髙叫：“我们要于永志！”髙叫什么：“于永志革命派”，而大部分人则髙呼：“于永志，保皇派”，“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许多人上台争夺麦克风，要求发言。这时于就趁机跳上主席台左角，双手抱膝坐在地板上。有人提议刘植岩同志担任主席，刘植岩同志说：“你们是主人，你们自己主持。”这时本来整顿好了的会场秩序，就被“要于永志”的喊声和“不要于永志”的喊声搞得很乱了。大会执行主席考虑到为了不转移向省市委领导同志提意见这一重要目标，主动建议于永志和校筹委会安光友同志上台共同主持这一会议。于、安二人于是坐在麦克风旁边。经过几次说明，对于永志持相对意见的同志才有部分勉强同意。于永志上台，没有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讲一句话，相反，却带满腔怒气，过了一会儿，就念了一张条子，请暂休会，等李井泉回来后再在川大开，先后高呼 “我们要于永志”的人立即支持，高声大叫：“休会、休会。”但是奋战了一夜的革命师生坚决不同意休会，有不少同志跳上主席台讲话，声色俱厉地向大家说：“我们这次辩论会是我们一多革命师生奋战了十几小时才得来的！我们不能葬送我们的胜利果实。”又有一个奋战了通宵的同学上台发言：同学们，提高警惕。看一看今天大会的形势，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奋战了一通宵的同学刚一接一到省市委提意见时，就有人来捣乱，来破坏，企图把我们的会解散了算完事，同学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一定要粉碎这个阴谋！那时昨晚跑回学校中的一部分人立即大吼：“造谣，造谣”“散会，散会”，另一个同志提出这个会是我们奋战了一夜的成果，其它同学我们欢迎参加，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意休会的可以走，不同意休会的留下”，我们就是要留下。但是那部分人即高呼“休会”的人，却一直没有走，仍然使劲叫喊“休会，休会”“全走，全走”。
经过奋战了通宵的同学们的揭露后，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醒悟过来，他们自动走到了会场前面，和奋斗了通宵的同学并肩战斗。前面的同学热情地欢迎他们。这时，礼堂一个管理扩音器的工人要求发言，他说：“我们和大家奋战了一天一夜没有休息过一分钟，我们工人坚决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掌声四起，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我有一个建议”，接着这个工人又说：“我们的机子（指讲话用的扩音机）已整整用了二十四小时，需要马上停电，让机器休息一下，我们人可以不休息，不吃饭，但机子不休息就会烧掉，看大家的意见如何？”革命师生都赞成了这个建议，同时请刘植岩同志帮我们向其它单位借机子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们的请求，刘植岩同志表示了支持。
休息期间，于永志利用校筹委会的职权，从学校运来了广播器材，随同刚才喊休会的部分人，打起部分师生员工组成的“事实真相”的宣传队牌子，在礼堂外面大肆宣传，煽动同学斗同学，说：“我们是部分师生组成的宣传队，我们宣传昨天事实的真相，愿意听的就听，不愿意听的就滚开！”并煽动说：“……有一些人打着揭发省市委的问题的幌子，把我们打成保皇派，同志们，我们是不是呀？”下面的人回答：“不是”。于永志又说：“我建议今天晚上设两个辩论台，按两个喇叭，好不好？”与礼堂里正在进行对省市委的正常揭发唱对台戏，造成礼堂内的言论与礼堂外的言论截然不同的局面，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当时，兄弟院校的许多同学也纷纷议论，他们在会场上（指礼堂内）的亲身经历和他（指于永志）的话不大相同，他们认为，于永志的话是不可信的。
大会又继续进行了，主持人多次请于永志上主席台开会，不知为啥，他自己没上台，也没有人喊“要于永志”啦。大会执行主席根据同学递上来的条子，提出了三点建议：一、现在揭露省、市委的问题，其它问题一律不谈，其它条子一律不念。二、发言者在主席台左角排队，依次讲话。三、请“红卫兵”同志协助维持秩序。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并得到了充分的执行。川大的同学，成都市兄弟院校参加会议的同学以及北京红卫兵揭发了省、市委某些负责同志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会议一直进行得十分顺利。
晚上，八点多钟，应革命师生的要求，廖志高同志再一次讲话，他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检査自己问题，深挖思想根子，对于这历时二十七小时的会议，他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揭发了省市委的许多错误，也揭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今天这个会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必然推动我市文化大革命，必然对四川省文化大革命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他以前对北京红卫兵的许多错误作法，在讲话中道了歉。
刘植岩同志对奋战了通宵的同学说：“川大的很多同志们从昨晚开始坚持到现在，为了揭发省、市委、西南局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没有睡觉，有的人只吃了一顿饭，有的人连饭都没吃。这种革命精神，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全场热烈鼓掌）有人问我，这是不是革命的行动？这当然是革命的行动。有人问我支不支持？既然是革命的行动，我当然要支持！”并说了对外地来的，特别是北京来的进行革命串联的同学表示支持和帮助，“保证革命串联的自由和安全。”要求大家一起共同来保证。
大会以全场起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革命歌声和口号声中伴合全场有节奏的掌声转入尾声。
散会时，由廖志高同志带头高呼口号：“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体参加者井井有条地陆续退出会场。
这就是“八·二六”事件的过程，应该说比较完整的记录了大会的情况。
这里有一个问题，首都红卫兵在“八·二六”造反中起什么作用呢？
首都红卫兵到四川是在“八·二六”事件之前，但是，首都红卫兵进入川大以后，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开展活动，只是在观望、了解四川及川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八· 二六”事件是首都红卫兵在四川的真正亮相，首先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的就是首都红卫兵，这些红卫兵自认为是天兵天将，有强烈的使命感，到各地点火造反，对于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就当是的形势来看，8月26日的大会已经到了非造反不可的地步，造反学生与工作组的前一个时期积累的矛盾要发泄，同时，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发展。造反学生上台虽然都讲的是黄流检查不深刻之类的话，但是，实际上黄流的检查做的再深刻，也无济于事，学生依然要造反。当权派希望通过这次检讨会，抛出工作组，以求自保，希望顺利过关的想法就此破灭。
另外，在8月27日大会结束后，部分造反学生将廖志高扭送北京，要向中央告状。围绕“八·二六”事件的真相，社会上、川大校园内展开了大辩论。
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红卫兵川大支队战士代表西南地区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在大会上讲话。
9月1日，消息传回成都，川大造反派名声大震，造反学生和在川大的首都红卫兵要游行庆祝，却被要求参加辩论。这场辩论会由所谓“于记校筹委”主持，保守红卫兵攻击造反红卫兵，造反红卫兵群情激奋，抢了麦克风，造了大会的反。
再有一个问题，川大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24日成立的。毛泽东“八·一八”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成为合法的学生组织，各地争相效仿，川大的一些学生就成立起了红卫兵川大支队，至于总队在哪里？
倒是没什么概念。据当事人回忆，他们组织红卫兵川大支队的时候，没有人做支队长，因为，运动才开始不久，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领袖人物还没有产生，所以，他们纷纷把自己作为副支队长，支队长的位置悬置。很快“八·二六”事件发生了。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9月8日，数学系东方红八·二六战斗队成立，9月9日各系纷纷成立东方红八·二六战斗队。
9月11日，成都部分师生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赴京庆祝大会。社会上流传这是一次“匈牙利事件”，中共四川省委通知各单位作好应付准备。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以下乡劳动（9日、11日两次）为名绕道市内主要马路及成都大学门外等向师生示威。
9月13日，以原红卫兵川大支队为核心，在各系战斗队基础上，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成立了。
从川大“八·二六”成立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整个过程当中，在川大校内，斗牛鬼蛇神、斗反动学术权威、斗资产阶级学阀从来都不是运动的主要目标。这样一讲，似乎是在为文革中的一些恶行开脱，然而，并不是这样。川大有没有发生游斗、侮辱、殴打老师的事情？有。但是，这从来不是运动的主流，只能算是一个很短时期的现象和零星的事件。因为，随着运动的快速发展，要造反的学生很快就和校党委、系总支产生了矛盾，造反派和当权派的斗争迅速成为运动各方关注的真正主题。党委要给运动画条条框框，造反学生要打破条条框框。直到工作组进校后，造反学生一个时期内被压制，积怨越来越深，学生中的革与保也越来越对立。有论者说：
造反派是被当权派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从这个角度看，也不错。
但是，应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文革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对立的种子——当权派是不会束手待擒的，他们一定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领导运动，将文革纳入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这就背离了这次运动的初衷，而自认为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真正精髓的造反学生，必然要打破来自当权派的种种束缚，同时，这种束缚又反过来作为走资派干扰、破坏革命的实际表现和现行罪状，这种对立就变得不可调和。运动就在这种斗争中不断的向前发展。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的斗争——走资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并没有看到人们熟悉的属于对文革的刻板印象的东西，比如个人崇拜、宗教狂热等等。
无论是当权派、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并不是根据简单的个人崇拜和宗教狂热来开展革命活动。文革不是一场所谓的宗教运动和宗教战争，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虽然，它似乎表现出与某些宗教运动有着相似的形式和现象，但是，文革中的各种势力不是因为狂热才进行斗争，而是根据自身对革命斗争的理解和自身利益考虑，作出理性的政治选择后，狂热的进行斗争。
当权派要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上要紧跟毛的步伐，下要领导群众运动，又限制群众运动；保守派根据对以往政治运动的理解，站在当权派一边，成为当权派权力所及的实际政治资源与造反派对立；造反派根据文革纲领性文件、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向走资派发起冲锋。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造反派除了意识形态话语优势外，并无更多实际政治资源，这就注定了他们在之后的斗争当中一再的处于劣势，一再的遭遇打压的命运。这当然是后话了。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
《文化革命资料汇编（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1966.11）
《战斗的历程》川大中文系“鬼见怕”战斗组编（1967.5）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主编
《八二六文选》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编（1968）
（作者：猫头鹰。来源：女神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