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编者按】在当今‘精英’的叙述中，中国的1970年代是如此地‘黑暗专制’、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从当年活跃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的回忆中，发现了不少真相！比如在作者参加北京医疗队去西藏阿里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一睹那个时代里北京与边疆、党员与群众、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还有基层组织的民主风貌。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我党龄也刚好满40年。我1976年6月23日入党,当时入党没有预备期，我是毛主席在世时入党的最后一批党员。作为那个时代的党员，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党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党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在困难与危险时刻不能掉链子。  7月16日是我70岁生日，回想我入党后的40年中，有两件值得回忆的事，一是阿里医疗队，二是2003年首都“非典”时期。

我的青少年时期人们价值观单一，当时我与同学们毕业的口号是： 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单纯得只剩下理想主义情怀，单纯的只是燃烧的激情和对党的炽热之心。

我们一起参加阿里医疗队的战友，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现为北大医学部）附属第三医院儿科医生罗凤珍老师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她相对完整地记录了那段波折的阿里之路，她当时已48岁，按规定，赴阿里工作年龄不能超过45岁，况且她还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老母亲。

当时派下的任务是北医三院出一名儿科医生和一名内科护士，内科护士选出的是刘秀云，儿科让全科报名，符合条件的无人申报，院党委决定开支部会，让党员带头，支部会开始后依然鸦雀无声，打破沉寂的是根本不符合条件的罗凤珍大夫。

没有人，上级领导只好破例派她走天上阿里，罗大夫在阿里期间患病，按规定可提前下山，但她坚持完成任务再回京，后来母亲病逝她也仍在阿里，成为她一生对母亲的愧疚。

当时我工作的北大医院（即，北医的第一附属医院）的任务是派内科、外科各一名医生和一名放射科技术员，外科去的是黄万忠，放射科去的是李沙，北医口腔医院派出的是口腔技师刘付芬,北大医院内科的派出任务成了难题。 

我刚从周总理派出的另一支北京医疗队，即甘肃河西走廊医疗队回京，医院和科领导觉得即便让科里任何人去阿里也不宜找我谈话，但一直无人报名，无奈下科里决定根据以往下乡的顺序排序，排到一位与我年龄相同的男医生，同时他又是党支部委员，大家认为是最佳人选，但这位医生申述家里孩子小，夫人忙又不会照料家务，实在去不了。

这时我主动提出志愿加入阿里医疗队，后来担任了这支由北京、天津和新疆组队的70名队员的大队长、支部书记，以及北医驻阿里首府狮泉河的北医分队队长，这次我在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阿里之行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也坚定了我问心无愧、无怨无悔地走过40年共产党员生涯的内在力量，任何时期不动摇，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留下不走的医疗队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10年间，为落实毛主席“626”指示，周总理亲自组织分别奔赴西藏阿里、甘肃河西走廊、延安老区和云南西双版纳四支北京医疗队，周总理这段时间日理万机，后又重病缠身，但他十分重视关心北京医疗队，多次接见。总理最重要嘱托是留下不走的医疗队，要把当地医生培养好，我在阿里期间兼任地区卫校校长，亲自编写教材，自己刻钢报，印刷讲义，给藏族学生讲课，又选出春花、吉卓玛等到北京医学院学习，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扎根阿里，为 阿里人民服务30多年，春花是阿里军区副司令员贡保的女儿，后来担任地区人民医院院长，一直在阿里工作到前年才退休，她是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我为培养过这位优秀学生自豪。5年前我带着志愿者走进和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记者采访时，我再次把“留下不走医疗队”的口号在新时代传播得家喻户晓。

(节选自"胡大一大夫"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