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8月，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会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号召高级干部要弄通马列主义，下苦功读几本书。
1973年3月底，陈永贵被召进北京，参加由王洪文主持的高级干部读书班。这个读书班的学员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中央委员组成，除了陈永贵，还有吴桂贤、李素文等人。
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到大寨访问，陈永贵提前3天从北京回到大寨做准备。周总理走后一个礼拜，陈永贵又回到了北京的读书班。
不久，山西就陈永贵在北京读书班学习一事有了两种说法：一种说陈永贵在总理面前跟谢振华打官司，受到了总理批评，中央怕他在山西捣蛋，干扰山西的工作，把他召回北京不让回山西了;另一种传说是陈永贵这次在北京参加读书班，是为了提高他的理论水平，为十大进政治局做准备。这两种说法有褒有贬，有的出于派性观点，有的只是一种猜测。
当时我受陈永贵之邀，正在昔阳主持县委工作。有一次，一位记者问我：“你估计陈永贵十大会不会进政治局?”
我说：“估不透。也可能，也不可能。”
那位记者问：“你看哪一种可能性大?”
我说：“说不准。”
这位记者接着说：“我的看法是进的可能性大。”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昔阳的干部多数人没有这个看法，说陈永贵进政治局可能性不大。
陈永贵在中央读书班坐不住，一有机会就想请假回昔阳。原因之一是他惦记着大寨、昔阳的工作，二是他对马列经典著作弄不通，学习引不起他的兴趣。
一次，陈永贵从读书班请假回来，我问他“：你在北京读书班正读什么书?”
陈永贵说：“《哥达纲领批判》。”
我问：“学得怎么样?”
他说：“你还不知道我的文化水平?要去研究书本上的理论，真难!要让我刨地，说刨四寸刨不了三寸。讨论实际工作我还能说几句，可是像《哥达纲领批判》那书，半天我也说不了一句，只能认真地听，一不留心就出错。开始我听书上的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听了这话挺新鲜，挺对。可是听下去，马克思又说什么使用价值!我知道什么是使用价值?后来经过教师的几天讲解，总算懂得了一点儿。不过学总比不学强。”
进读书班3个月之后，陈永贵又回到昔阳。他说：“我这次也是请示总理才允许回来的，也住不了几天。中央要开会研究十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
陈永贵兴致勃勃地在全县转了一遭，看到庄稼长势很好，高兴异常地说：“我临行时，总理说这样的大旱之年，要我预测一下今年昔阳的收成怎么样。看来是一个大丰年。”
县委办公室就当年的生产情况，为陈永贵写了一个向中央汇报的材料。陈永贵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份材料，标题是《千里百担一亩苗》。
1973年7月份以后，陈永贵进政治局的传说多起来了，特别是在新闻界。
十大召开前，陈永贵因接待外宾又回到了昔阳。他问我：“山西最近对我有什么说法?”我把他到中央读书班后的两种说法告诉了他。陈永贵笑着说：“错误没有犯。进政治局干什么?当个中央委员，挂挂名可以，当政治局委员就得住在北京，干空事。”当时我仔细观察陈永贵的表情，没有看出他要进政治局的迹象，因为陈永贵是个肚里藏不住话的人。因此我的看法也是他进政治局的可能性不大。
陈永贵这次回来显得比以往高兴，他说：“这次参加讨论十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可比读书班轻松多了。我虽然是个大老粗，可人们都还要听听我的意见。政治报告主要讨论全国的实际工作，我还能提些意见。党章修改有的是一看就知道得改，比如林彪是接班人。”
十大闭幕后，从广播上听到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消息，昔阳从县城到农村，从机关到厂矿，立时都沸腾起来了。各机关都贴出了标语，庆祝十大胜利闭幕，热烈拥护陈永贵当选政治局委员。晚上，各机关还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十大闭幕后，陈永贵要回大寨。接到通知，郭凤莲提议到阳泉火车站去迎接陈永贵同志。在阳泉车站，我们看到陈永贵乘坐的专列徐徐停靠下来，陈永贵下车后，和来接他的人一一握手。
陈永贵、郭凤莲和我同坐一辆红旗车回大寨。在回大寨的路上，郭凤莲问起陈永贵十大的盛况，陈永贵滔滔不绝地谈着，显得非常高兴。我看到陈永贵春风满面，真有衣锦还乡之感。
陈永贵过去在我跟前说话都很本分，满口昔阳话，这次谈话却与往日有点不同，有时就撇起京腔来了。这使我有了意外之感——陈永贵开始有点变了。
听着陈永贵滔滔不绝的谈论，我不觉想起15年前昔阳流传的一则笑话：
1958年7月，陈永贵刚扫过盲，县里开三干会时，总是认真地做笔记。中午，别人吃了饭都在睡午觉，陈永贵却找人对笔记，有时候还要求别人和他一起对。东关的支部书记孔庆喜看他累得慌，便说：“永贵，睡哇！不要再记了。再记，你还想咋哩？你还能当了中央委员？”
当时我听到这个笑话，也认为陈永贵对笔记对不出个中央委员，但也不能因为人家当不了中央委员就嘲笑人家刻苦学习，打击人家的学习积极性。然而15年后的今天，陈永贵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而且还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真是人事难料啊!
回到昔阳，当天晚上，县里在大寨接待站安排了四五桌饭，祝贺陈永贵同志当选政治局委员。吃饭期间，不断有人到我跟前提议，请陈永贵今晚给县里干部做个报告。我就对陈永贵说：“老陈，县里同志都愿意让你今晚给讲一讲十大的盛况。”陈永贵欣然同意。
夜间，昔阳县科局长以上干部及太原、榆次等外地到昔阳的来宾共2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我说：“今天是县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同志做报告。”我一说完，主席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陈永贵这时很认真地说：“我现在民愤很大。”下面坐着的干部一听，一时愣住了。
我赶忙提醒他说：“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
陈永贵说：“对，名声很大。”说完，又对着我说：“这一下对了吧?”
我说：“对了。”
陈永贵接着讲道：“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都齐刷刷地按时到会。等了不长时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下的代表们一见到毛主席，就鼓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不断向代表们招手致意。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到会的代表这时心情都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陈永贵继续说：“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周总理做了政治报告。总理做报告时精神很好。总理讲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外走，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了，毛主席才往回走。有的代表看见毛主席这样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124名中央候补委员。这次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遵照毛主席德才兼备，老中青、工农兵结合的原则选出来的。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谭振林也都选上了中央委员。”
“8月31日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副主席。我这次也选进了政治局。”
陈永贵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向台下四周扫了一眼，满怀深情地说：“苦都让同志们受了！荣誉都我一个人享了。”
我插话说：“不能这样讲。是你带领大寨人、昔阳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变了昔阳的山河，做出了成绩。”
陈永贵说：“我今年59岁了，可不小了，可是总理说‘还是中年’。这回规定65岁以上才算老年，我今年59岁，那当然就算不着老年了。”
散会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我看到陈永贵好像还想和我谈点什么，就说：“老陈，你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我明天再来，咱们再说。”
第二天早饭后，我到了大寨。陈永贵见面就问道：“老张，你说像我这样没有文化的人，中央为什么让我进政治局?”
我说：“我先问你，这次在选举前，总理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他说：“没有。”
我又问：“你有什么觉察没有?”
他说：“没有。只是在选举中央委员，公布名单时有点儿感觉。因为念中央委员名单时，在主席台上的委员不带头鼓掌，凡是念到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时，坐在台上的政治局委员都带头鼓掌，这个我理解，因为是政治局委员嘛!可是念到我的名字时候，在台上的政治局委员也带头鼓掌。散会后，人们说陈永贵要进政治局了。我没有这样想，我以为我是劳动模范，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我说：“让你进政治局，可能是从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出发。你们这些工农政治局委员不脱离群众，深知群众疾苦，而且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够下情上达。这恐怕就是你们的作用，也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
陈永贵又说：“明年要开人大了，我可能是副总理的人选。这党政领导人，实在怕干不了啊!我几次和总理说我文化低，不行。总理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从实践中出来的。你在大寨、昔阳，农业不是管得很好嘛！’总理这么一说，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说：“总理说得很对。历史上文化不高，出将入相的工农干部有的是。”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一句话，但又没说。当时我想说的是：“像你这样一个庄稼汉，在建设时期靠种地当上副总理的，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我发现陈永贵这次从中央回来和过去有了不同。刚回来觉得轻松愉快，但有压力，过了十几天就觉得他渐渐沉默起来。
一天在陈永贵家里，他问我：“老张，你觉得我离开大寨，大寨会怎么样?”
我说：“你这几年在大寨培养了一些干部，不会出大事，不会出大问题。要是想再提高一步，不断前进，大寨这个点你还是不能放弃。”
陈永贵说：“咱俩人又想到一块儿了。你看我回到北京能干什么?我看还是靠大寨、昔阳的点创造点儿经验;到全国各地跑一跑，一方面推广大寨经验，一方面了解一些情况，给中央提供一些参考材料。我想给主席写一封信，谈谈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我说：“中央的意图我不了解。不过有一点中央是会同意的，就是不能放弃大寨、昔阳这个点，抽时间多回来走一走。”
后来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他进入政治局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
1973年冬到1974年1月，陈永贵到山东、安徽等几个省看了看。回来后，我发现陈永贵压力越来越大。他对我说：“唉!老张，真是越大越不自由呀!过去有的省请我去做报告，我无非是张开嘴讲大寨经验。这次出去可就不同了，人家不仅要求你介绍大寨经验，还要求你对全省工作做指示。我能做得了吗?
“这次到山东，德州地委书记王成旺是咱的老上级，听说我到了山东，带领他的县委书记们都到了济南，要我对他们的工作做指示，还要让我谈谈中央对山东有什么指示。我只是见了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其他什么都没说。王书记感到不满意，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老远来，又空空地回去，真是他们白跑，我也感觉不安。”
从陈永贵的这些言谈中，我们不难看出，陈永贵进入政治局后一方面有点诚惶诚恐，另一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并没有因为地位的升高而忘乎所以。
本文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本书是张怀英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书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拨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陈永贵的命运折射了大寨的命运，大寨道路的命运，中国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命运。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感慨的历史。
(作者：张怀英。来源：红色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