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谍战电视剧《隐秘而伟大》于近日收官落幕，它将大时代的故事融合进小人物的生活，以小见大写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风云变幻。在剧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警委”这个词，主人公顾耀东（李易峰饰演）、夏继成（王泷正饰演）和沈清禾（金晨饰演）也都是该组织的成员。顾耀东等利用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与人民解放军互相配合，摧毁了敌人的行动计划。
在真实的历史中，解放前上海警察队伍中确实有一大批像剧中主人公这样的地下党情报工作者，“警委”这个组织也是真实存在的。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上海近代警察史研究者黄臻睿的讲述，走近并了解中共上海地下警委鲜为人知却又“隐秘而伟大”的往事......
电视剧《隐秘而伟大》剧照
解放战争隆隆炮声逼近上海时，敌占区内我地下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愈加尖锐。为摧毁敌人出逃前“捕杀”“破坏”的行动计划，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布置所有党员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以其第二条战线的特殊作用，与人民解放军配合。
就连毛森办公室的勤杂员，也是“警委”成员
早在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内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到1949年初，上海警察系统中已建有20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分布在市局、各分局、保安中队、监狱及“飞行堡垒”总队中，党员近500人，外围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许多要害部门，都有党组织巧妙“打入”。令敌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就连警察局局长毛森办公室的一名勤杂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编写的《上海调查资料之伪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市档案馆藏）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市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叫嚣：“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在警察局内部也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以连环保形式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毛森还亲临黄浦、新成、虹口等分局集合官警“训话”：只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领赏、晋升3级，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等等。
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戮其全家。1948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遭逮捕的警察有50余人。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用尽酷刑：通电流、灌辣椒水、拔指甲，有的人被砍断十指，有的竟被开水活活烫死。然而，在敌人恫之以死、诱之以利的考验面前，“警委”所属的近500名地下党员，没有一个变节自首，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组织。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保密防谍组”工作实施细则（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警委”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把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并立即油印了2000多份，另外又附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而后，“警委”通知各分局地下党支部到约定地点领取，规定必须把信件分散投到各区所有的邮筒，以迷惑敌人，并限期在3天内全部寄出。中共普陀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歧、党员刘家栋、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文湘和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成员蒋志毅等4位同志接受了这一任务，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情况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警委”同志秘密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和记录《约法八章》时使用的收音机
《布告》和警告信发出后，警察局内部激起很大反响，不少警官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正因如此，毛森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他还亲自到几个分局去训话：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挖出来。他布置心腹悍将严密侦察，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四人身上。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利诱、威胁，从棍打鞭抽到电烙、灌辣椒水、钉指甲，折腾整整一个星期，结果一无所得。5月20日，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不久，从宋公园等地挖掘出的数以千计的尸体中，找到其中三人遗体，上面随处可见惨遭毒刑而留下的条条伤痕。
“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起义了”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是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武装警察队伍。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电台4部。其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无锡的一个装甲兵营。1947年，国民党为了加紧镇压上海人民的反美蒋斗争，将这个装甲兵营调上海改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下设4个中队。原装甲兵营营长钟敏任大队长，副营长喻飞任第一中队长。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所装备的装甲车
1949年3月7日，毛森接替俞叔平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为了进一步控制机动车大队，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钟敏、喻飞则明升暗降，调任总局保安警察处科长。由于机动车大队隶属保安警察处，因此，钟敏、喻飞在机动车大队虽无职务，但仍然有权调遣这支队伍。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端，遵照上级指示，布置肖大成、戴宗义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对喻飞、钟敏进行策反，肖大成通过上海市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1949年5月曾担任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的关系，与钟敏取得了秘密联系，策动他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钟表示愿意尽力。负责对喻飞策反的是戴宗义。他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和他频繁来往，常向他分析形势，规劝他弃暗投明。喻飞表示一定听从，投向人民。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近郊。毛森密谋策划退守苏州河北岸，继续挣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肖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毛森调动装甲车驶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的徽章
肖大成与戴宗义随即赶到机动车大队。下午2时半，起义工作准备就绪，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喻飞下令：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
正当肖大成、戴宗义在机动车大队紧张部署起义时，毛森多次打电话催促将全部装甲车开往苏州河以北地区，都被喻飞以“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为由，搪塞过去。当毛森再次来电训斥并强令装甲车立即开往苏州河北岸，肖大成接过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正式起义了，不会再跟你走了！”毛森听完连声追问讲话的是谁，并破口大骂，扔下电话后带领一批亲信慌忙逃离警察局……至此，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完全在中共的情报部门控制下布防、警戒。
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装备的警备车（上海市档案馆藏）
团结倾向共产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动摇警察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达了“积极、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管理而奋斗”的指示。“警委”根据这一要求，对毛森一伙溃逃前的疯狂破坏，作了充分估计和应对的准备：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以谈心的方式，在警察中进行认清前途的教育，团结倾向共产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动摇警察，秘密开展“互保立功”活动；加强党员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联系几个警察，启发大家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不毁坏物资档案，不转移枪支弹药，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立功。
毛森为破坏我党在国民党警察局内部的地下组织而发布的密令（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敌人更加恐慌，开始实施覆灭前逃跑、破坏和屠杀的准备，胁迫工厂、机关的职工随他们迁移。针对国民党策划的应变措施，“警委”进一步发展互保组织，将手执武器的警察组织起来，成为监视敌人行动的力量，并在警察中开展反逃跑、反撤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成立群众性的保管委员会，五人一组，十人一队，凡有地下党支部的分局，支部书记都担任保管委员会主任。“警委”成员分别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大区委工作，与外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和人民保安队，支持和配合各界护厂护校斗争。同时还派地下党或外围积极分子分头控制枪械室、档案室、拘留所、门卫、银柜和车辆，轮流昼夜值班。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地下党员吴炎长期从事户籍管理及教学工作。资深的专业背景，为其提供了工作便利，他多次向华东局城市工作部输送重要情报：国民党警察系统人员编制、指挥系统、武器装备和警察局长俞叔平、毛森的动态；重点户口调查获得的上海市军政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军号；驻沪国民党军队番号、兵力；郊区防御工事地图。
国民党黄浦警察分局警察在解放后拆除敌军设置的防御工事
同时，安排地下党员苏荧打进市警察局户口科，协助策反多名户口科工作人员及电话总机接线员；将一批空白身份证、通行证提供地下工作人员使用；掩护被警察局追捕的地下工作人员丁正、陆自成和同济大学学生9人安全转移；密录一份270名准备解放后潜伏上海的特务花名册。市警察局人事处黄旭、政治处董行健以及黄浦、老闸、新成等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也想方设法潜入敌人要害部门，截取人事档案、军事布防图等绝密情报。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门楼上最早插上了白旗
5月24日晚，正当解放上海之战在市郊激烈进行之际，上海市警察局的门楼上却最早悬挂起了白旗，下达命令的是市政府警卫队长王诗光。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门口插上了投降白旗
王诗光，浙江金华人。抗战初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浙江金华建立了“金华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那时，王诗光风华正茂，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毅然投考工作队，参加抗日。由此认识了队长徐旭（与中共地下党建立工作关系的情报人员），并在工作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又投考黄埔军校。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市警察局报到。不料，徐旭已先期到了上海，任警察局人事室主任，掌握人事调配权。是时，王诗光被派任保警第一总队第二中队长。后王诗光被调到市政府大厦，任市政府、警察局两座大厦的警卫队长。
解放前夕，徐旭交给王诗光一个任务：严守市政府、警察局两大厦，解放军攻进上海时，就举旗起义。5月24日午夜时分，从前线退下来的军队在马路上流窜。王诗光深感兵力不足，唯恐反动军队溃退时发生暴乱，便打电话请代理市长赵祖康来市政府坐镇，并请示：解放军到达后该如何处置？赵回说，无法前来，要王无论如何要维持到天明。若解放军入城，就在市政府门楼上挂白布单作为起义信号。
1949年，国民党黄浦警察分局警察迎接解放军
王诗光感到赵的答复和地下党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灵机一动：何不提前挂出白旗，这样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却可促使还在市区妄图顽固坚守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土崩瓦解。于是，王诗光当机立断，宣布警卫队全体起义，旋即派队员用白布被单代替白旗，提前在市政府大门的门楼上挂出。同时命警卫警察局大厦的队员也立即在警察总局的门楼上挂出白旗。
国民党老闸警察分局警察张贴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
5月25日黎明，解放军进入市区，黄浦分局地下党员赵壁如、陈安良等率先把“欢迎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横幅悬在门前，横幅的一端挂上白旗，同时组织群众在街头张贴欢迎解放军的宣传标语。其他分局也在配合军管会接管政法、警察部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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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臻睿。来源：档案春秋。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