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间,所谓的“人性论”,被视为“本质论”的一种,学界公认为一种反学术反科学的构建。所谓人性论,从方法上是假设人类存在着一种不变的本质,很多社会现象或者人们行为选择,将依据这个不变的本质得到解释,这是毫无事实依据且解释不了任何事情的,普遍视为一种前现代的构建——人们尚未掌握社会科学和经验研究方法之前的过时想象力。

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工厂和国家政权对社会干预的深度发展紧密相关,依据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看法是充满着“科层化气质”。说白了,这种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主要是服务于官民互动需要,举凡政治、法律诸领域研究的兴盛无不如此,且主要是依据上级控制、激励或者规范下级行为的需要而经验地发展起来的。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主要是在英法德意美五个国家的大学中间发展起来的。

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间,较为注重经验性的观察材料,以及人们行为选择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特征,强调微观或者中观的“机制研究”——从经验材料出发研究各种现象或者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因果关系,否认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性或者绝对真理。机制研究对于经验材料的注重,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精英独自垄断权力的极端主张,最低限度是要接受被管理者的反应,去“科学地调整”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案,是一种较为含蓄的“因民情而治理”的主张。

而所谓的人性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绝对真理论的残余和落后构建,这个真理不过是寄生于人性名目之下的不变人本质。说白了,所谓的人性论即便是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也是一种不严谨的构建,稍微要点脸面的都不屑于乱说,人民日报放肆地选定过“大锅饭养懒汉”的恶毒宣传口径,也还没有不要脸到说人性如何如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只有小岗村的下三滥才会公开说。

说白了,有且只有那种没有丝毫研究能力的蠢猪,才死抱住人性论不放,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然除了自嗨之外,也说服不了人。

在统治术方面,各种基于人性论或者各种真理性、规律性的瞎说,是逆着历史潮流向“家长制”倒退和回归,充满着“科层化气质”的社会科学远非民主治理,但追求基于被管理者体验和反应的经验性改进要求。而甩开机制设计的社会科学回归不变的人性论,实际上意味着权力任性和独家垄断的开始,连“因民情而治理”也直接无视了,显然,这是连追求当好统治阶级管理业务代理人的潜在追求都抛弃了。

在历史的最近阶段,最新流行的人性自私说,是邓时代为权力掌控劳动者命运需要而构造的臆说,这种臆说连人民日报都不好意思公开说,而是一些铁杆拥邓的官二代们的构建,目的是为毛后时代权力恶性膨胀辩护——说这个虽然不好但可以透过权力垄断强迫提高努力水平和效益。意思是说,要是没有当权派对于劳动者的有效辖制,就不能够逼迫劳动者多干活,据说因此就不能够提高企业效益、不能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综合国力乃至于人民生活水平。就这样,人性自私这个被反复证伪的谬说,再一次成为政治转折所急需。

虽然人民日报不好意思这么去论证,但一些自觉的意识形态二传手就此行动起来,开展说教以弥补官宣之不足。当然,有些动作慢的邓拥趸们,在政治需要的时候没有跟上也没有发挥作用,现在老了却不甘心“过时”,开始在他们完全无知的领域,进行反事实反学术的构建,似乎非此就无法弥补人生缺憾。

很遗憾的是,在权力强化的同时,劳动者的异化体验却在上升,不仅未能迫使他们多干活提高效益,国企效益反而每况愈下,呈现出一个加速的向下曲线,就事实检验而言,以人性自私故需要权力强制性提高,逼迫劳动者多干活的谬说,业已被全盘证伪了。在这样的证据面前,还有官二代再来构建这样的人性谬说,纯属脸皮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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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人性自私,不管其内心持有何种意愿,但客观上学术研究或者科学标准,总归是不会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次某位官二代在微群中间引发的无谓争论,从谬说本身是不可能找到甄别对错标准的——谬误就是谬误不可能成为判断标准,因此,局限于谬误文本内部是没有意义的,但可以透过识别“民科”与“脑残”的一般标准来甄别。

所谓“民科”就是与“科学共同体”不相交流的“民间科学家”,属于自外于科学共同体及其共享范式的独行者。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是许多人透过许多年月的研究经验和认识进步积累,逐步形成了框架性的共识——这个称为范式——整个科学共同体共享事实的甄别标准和基于事实(或者试验数据)进行推理的方法,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的新实验和新结论,能够被其他成员重复或者按照同一个标准检验,然后其成果才会得到共同承认。

而民科则自创事实甄别方法和推理标准,既不反驳同时也不应用科学共同体的范式,民科如果直接批评或者反驳共同体的范式,不管有没有回应,那会形成与共同体的对话。民科往往以自行其是为主,此时如果民科对了,那就说明整个科学共同体及其共享的范式都错了,此时就会发生范式革命——旧的世界观被推倒,民科应用的范式就会相应地上升为新范式。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从未发生过民科引发范式革命的先例。

脑残与民科有类似之处,也不与科学共同体交流,但脑残更进一步,连逻辑也不要了,直接违犯初中语文课的逻辑要求:需要通过靠谱的材料经过合乎逻辑的推理去支持结论。脑残的主要特点就是有一个想法,然后去扭曲事实,经过臆想的联系方法,支持耸人听闻的结论。脑残们总是以为,不需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不需要认真搜集材料和证据,仅仅凭借灵机一动就能够创造新知识出来。脑残的口号是:人的正确思想是灵脑袋灵机一动凭空生产出来的,与现实、知识积累和逻辑要求无关。

在人类社会与历史进程中间,脑残还往往会占据一个时期的宣传主流,这往往是某个历史或者政治转折时期,在政治权力的庇佑之下,各种瞎说都被召唤出来以服务于政治需要。对这样的经验缺乏起码的甄别能力,还过于执着,就会产生对脑残的信仰,就会蔑视知识进步的一般逻辑要求和规则,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脑残式创新。因此,在文盲被彻底扫除、科学相对昌明的今日世界,脑残本身也是某个“政治需要高于一切”特殊时代的滞后产物,换言之,脑残虽然没有逻辑基础,但明显属于特殊时期政治扭曲及其后果的惯性产物——是一种过时的扭曲政治毒果。

脑残如果已经上升为一种信仰的话,与之辩论就是无效的。数学网友提炼了一个“右派大笨蛋定律”,笨蛋或者脑残与个体的智商无关,本身是一种政治信仰或者信念的扭曲呈现。

如果返回到新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间去,曾经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自居“自来红”的那群人到底怎么样了?他们还在乎他们父母辈打下的江山颜色吗?也不是没有,但极少,绝大多数跳得高的太子党,因其权势和地位,反而成为最反共的沉船派。不是有人曾经宣扬太子党靠得住,不会“挖祖坟”吗?但是,比起挖祖坟来,有谁比创办“博源基金会”的秦晓更积极?原因不在于别的,他们自身的阶级地位和结构性利害关系,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率先发生了冲突。任志强及其“潘仁美”同伙,不就是一个这样的“本质决定现象”的活生生例子吗?

难道是因为“自来红”统统基因突变了,变成了“自来黑”吗?不是的,还是阶级地位的变化,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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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性论如果真个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甩开被管理者或者被统治者自身的意愿,有一个聪明的“总设计师”构建出合理的制度框架来——即便不能够做到全局合理至少也能够保证核心框架合理。反过来,如果这样的瞎说不成立的话,充满着科层化气质的社会科学机制研究,依然是治理方案或者制度设计的合理基础,再聪明的统治阶级也不能够无视被统治阶级的体验和经验去实施有效治理。以此而论,人性论虽然不足以在生产领域分析效益问题,但还有最后一个政治功能——可以为政治上的家长制复辟提供意识形态辩护。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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