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时代变迁的哈哈镜-激流网

金庸及其小说,在部分人心中成为了记忆,而在另一部分人心中,成为了整个时代变迁的镜子。

1948年金庸追随《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胡政之来到香港。

金庸本质上不是文人,他有很深的入世情结,年轻时想当外交官,中学毕业曾进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后由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当局勒令退学,被迫转入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金庸是有法律功底的,1985年金庸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不光是名满香江长袖善舞,其扎实的法律功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1948年的金庸是一个左翼青年,政治立场鲜明,在《大公报》多次撰文支持大陆。1949年,大陆和台湾对香港铁路资产展开斗争,金庸就在《大公报》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支持大陆。金庸的才华获得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赏识,后者恰好应人民政府之邀出任外交部的顾问。1950年金庸来到北京,求见时任周总理秘书的乔冠华,希望在外交部谋得一席之地。然而,乔冠华因其复杂的出身和社会背景婉拒了金庸的请求。

1950年,金庸回到《大公报》,继续其报人生涯。金庸在《大公报》有很多朋友,梁羽生就是其中之一。梁羽生和金庸经历很类似,都是地主阶级的后代,都是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同处《大公报》工作,两人的父亲都在50年代处被处决,难得的是两人在伤心之余都没有将私怨凌驾于大是大非之上,而是继续支持大陆。金庸后来回忆,当时他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家国天下,深明大义,此时的金庸,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一句:“好样的!”

当时《大公报》是左翼的阵地,里面工作人员不光思想左倾,还组建马列主义读书小组,金庸、梁羽生都是组员。金庸回忆,“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谁曾料到,两个报社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新派武侠的两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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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现在的网络小说,金梁二人的小说,最初可称为“文以载道”。

1954年,梁羽生开始写武侠小说,一直写了将近三十年。其小说背景多为明、清和唐朝。唐朝多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明朝主要以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中后期为背景,最出名的《白发魔女传》就是讲述明朝万历年间的故事,文章热情讴歌落草为寇的白发魔女练霓裳,充满了对百姓反抗政府的颂扬;清朝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在义军抗清的大背景下讲述江湖风云和儿女情深,《七剑下天山》系列就是以义军和江湖豪侠抗清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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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邪对立、恩怨分明,融小我于大我,将个人恩怨升华为阶级仇恨,这就是梁羽生新派武侠的一大特点。金庸最初也是这样。金庸1955年开始连载第一部武侠《书剑恩仇录》,1956年写就第二部武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的背景是乾隆年间反清义士和回族儿女联合抗清。此书中,有民族大义,有阶级仇恨,有数十万江湖人士聚义,有满清残忍屠杀人民大众,有统治阶级的头子乾隆背信弃义。这样的武侠小说,在树立鲜明的善恶观点的同时,让人产生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感,被压迫者总是善良的,而高高在上者往往是卑劣的。

《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本书,讲述袁崇焕被崇祯冤杀后,其子袁承志为父报仇的故事。袁承志身负血海深仇,13岁机缘巧合下习得《金蛇秘笈》,成年后开始闯荡江湖。这本是一般江湖烂大街小说的套路,但《碧血剑》好就好在,袁承志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完成了从私人恩怨到阶级仇恨的蜕变。袁承志先是在闯王阵营中结识了李岩和红娘子夫妇,明白了闯王打天下是为广大的农民兄弟;其后在山东化解了山东八寨盗匪和直隶青竹帮的恩怨,并在关键时刻与其共抗官兵。大仁大勇的袁承志,被江湖豪侠统推为南北直隶、鲁、豫、浙、闽、赣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领。故事到这里,已经不是一般的武侠小说了,隐隐是农民起义的小说了。在潼关,袁承志击破统治阶级炮轰潼关百姓的阴谋。在北京,探听明朝统治阶级密谋出卖民族利益和清朝统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阴谋。书中写大太监曹化淳叹道:“我们皇上的性子,真是固执得要命。我进言了好几次,皇上总说借兵灭寇,后患太多,只求两国罢兵,等大明灭了流寇,重重酬谢睿王爷。”其文虽不符合史实,但其鞭挞统治阶级沆瀣一气之意却十分明白。当袁承志听到闯王进入潼关时,更是难掩内心的欣喜。“袁承志听说闯王已破潼关,杀了眼下惟一手握重兵的督师孙传庭,不禁大喜,他怕流露心中欢悦之情,忙低下了头,眼望地下。”这里的袁承志,哪里是一个为了个人恩怨就去胡乱杀人的江湖人士,分明是一个是非清晰、胸怀天下、意在推翻明朝统治阶级的农民革命军的战士。

而在《碧血剑》的末尾,金庸描写闯王进城之后,迅速腐败堕落,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压迫人民,似又在警醒世人,以武侠小说的视角,写就了金庸版的《甲申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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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面的批判,往往是最好的赞扬。1959年,台湾查禁了金庸的小说,《碧血剑》被认为歌颂李自成,迎合大陆意识形态,其他作品被认为“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其毒素之深,影响社会心理,危害社会安全至大。”

《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是金庸最早的两本小说,文笔远不如之后,情节也较为单一,整体可读性比不上《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后期作品,但是这两部书,却是左翼青年金庸“文以载道”之作。他要讴歌的,他要鞭挞的,他要警醒的,都是那么鲜明生动,就如没有打磨的美玉,其形式的瑕疵难掩内涵的光芒。

1957年,是金庸的转折点。普列汉诺夫引述过莱布尼茨的一个比喻,“如果指南针有意识,它一定会以为自己是自由指向的南方。”个人的思想看似自由的,但他却永远逃不脱时代的藩篱。

1956年,大陆完成了三大改造,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正式确立。1957年,中央部署整风反右,加强巩固政治领域的无产阶级统治。1958年,大跃进开始。1959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1962年,由于粮食苦难,部分难民涌入香港,出现“人潮事件”。

一系列的事件,使得金庸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深深怀疑。他看不到在这些事件背后的阶级力量和各阶级的行为,看不到在这些事件中出现的未来社会宝贵的萌芽,看不到大跃进中妇女的解放,看不到整风反右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防止资产阶级重新上台镇压人民起到的作用。他只能看到大的社会变迁下个人的悲欢离合,并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社会主义本身。

从1957年开始,金庸作品的风格转变了。

《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1959年,是金庸最后一部阶级的作品,也是金庸第一部所谓“人性”的作品。《射雕英雄传》的写作和修改,充满了矛盾,郭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矛盾煎熬中形成的。

《射雕英雄传》最初的连载版充斥着阶级对立。郭靖和黄蓉路遇秦老汉,“原来秦老汉本是广东人,因在故乡受土豪欺压,存身不住,携家逃来江西,见这林边有些无主荒地,就与两个儿子开垦起来。……不久他开垦的荒地又被县中豪绅占了,没了生业,就以出售蛇胆蛇酒为生。好在这林中毒蛇奇多,又无旁人相争,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这八九年来倒也有口苦饭吃。到了去年秋间,县中来了一位姓乔的太爷。不知怎的,这位乔太爷偏喜毒蛇,先尚出钱买蛇,后来说道,人人都缴钱粮,秦老汉怎能不缴,限他每月缴纳毒蛇二十条,算是钱粮。秦老汉无奈,只得多辛苦一些,又教会了孙女相助,每月也就照数缴纳。那知到了今年春间,林中毒蛇忽然越来越少。本来遍地皆是,现下要找半日,翻石拨草,才找到一条。四月、五月勉力对付了,六月份的二十条毒蛇竟没能凑齐。乔太爷听说秦老汉的孙女美貌,乘机命人来说了几次,要纳她为妾。秦老汉那里肯依,这日太爷竟派了都头前来强抢,说是相抵蛇数。”黄蓉家学渊博,想必也是读过《捕蛇者说》的,听闻此事,肯定恨不打一处来,义愤之下放火烧死了县太爷。“只一顿饭功夫,已进了县城,正欲打听县衙门的所在,但见前面火光烛天,行人乱奔,叫道:‘县衙门走了水啦,真是老天爷有眼!’郭靖心道:‘可有这么巧,迟不迟,早不早,偏在这会子走水!’当下纵马向火头奔去。待到临近,只感热焰逼人,那县衙已烧去了半边,奇的是竟然无人施救。许多百姓站得远远的观火,脸上都有欣喜之色。郭靖翻身下马,只见地下躺著十多名都头衙役,有的早已烧死,活著的也是个个被火炙得须发焦黑,却是眼睁睁的动弹不得。郭靖抓起一人,一看他的神态,原来已被点中了穴道。郭靖在他腰眼里一捏一推,解了穴道,问道:‘县太爷呢?’那衙役往火窟里一指道:‘回您老:太爷在这里面,多半已烧死啦。’”

这段鲜活的体现阶级矛盾的文字,被金庸从1970年修改版本中删除了。金庸在删除这段文字的同时,也永久的从他的意识形态中删除了阶级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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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的挣扎,是金庸自身意识形态的挣扎在书中的体现。郭靖困惑于习武杀人,杀好人杀坏人,都是杀人,到底有没有分别。最初一心习武报仇,心无旁骛。但是越到后来,杀的人越多,郭靖越困惑:“学武是为了打人杀人,看来我过去二十年全都错了,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有害人。早知如此,我一点武艺不会反而更好。如不学武,那么做甚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甚么?以后数十年中,该当怎样?活着好呢,还是早些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是烦恼不尽,此后自必烦恼更多。要是早早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又何必这么费心尽力的把我养大?”到《射雕英雄传》结束,郭靖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最多只能理解杀好人和杀坏人还是有区别的。这里,郭靖已经没有了袁承志听闻李闯王杀了孙传庭时的喜悦之情。郭靖将阶级对立带来的你死我活的厮杀,变成了不分阶级的好人坏人直接的江湖搏杀。阶级泯灭了,而脱离阶级的人性开始抬头。

金庸1957年离开《大公报》,和左翼渐行渐远。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明确要求报纸“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国共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此时的金庸,以爱国为幌子,以百姓为由头,抹杀了国共两党政府根本不同的阶级性。

到60年代初,金庸公开批评中央援助非洲的粮食政策。1963年,正当中央部署研制核弹,打破美国核恐吓的关键时刻,《明报》发表了金庸撰写的社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这标志着金庸彻底脱离左翼阵地,滑向了帝国主义的阵营。在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后,1964年10月16日,金庸又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论》,认为“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金庸老东家,左翼大本营《大公报》接连发表文章《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他们头上》等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明报》和金庸进行批评。这表明左翼本身和金庸的彻底决裂。

这段时期,金庸写了两部非常有名的小说,《神雕侠侣》和《天龙八部》。以《射雕英雄传》划界,金庸前三部小说的主人翁都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从《射雕》之后,也就《天龙八部》的萧峰还保留此情怀。但是,萧峰的一生,却是悲剧的一生。萧峰是丐帮的领袖,但英雄却被群氓排挤,最终只能在其原先的对立面即辽国找到知己。在此矛盾下,家国天下的情怀成为了杀死萧峰的利剑。《神雕侠侣》,与其说是侠侣,不如说是两个与具体的社会关系脱离的超人。小龙女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而杨过结识小龙女之后拒绝融入任何的社会关系。再也没有阶级,再也没有群众,民族战争的宏大冲突,让位给了杨过的暗杀行动。由梁羽生开创的,金庸继承的,接受左翼思想影响的新派武侠,在金庸这里转变成了有文采的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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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1967年完结,文革在1966年爆发,并影响到香港。其时之香港,贫富悬殊,官员腐败,阶级矛盾及其尖锐。1967年5月6日,新浦岗塑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引发工潮,罢工工人与军警爆发冲突。金庸接连多篇文章反对工潮,彻底激怒了香港左翼。一时间,金庸被左翼视为“十大汉奸”,被谑称“豺狼镛”,当时盛传一张暗杀名单,“豺狼镛”排在第一位。金庸担心自身安危,出国避难,将《天龙八部》委托给倪匡续写,这才出现倪匡将阿紫眼睛写瞎的轶事。

《天龙八部》后期出场的星宿派,内部层级森严,门人荒诞无耻,动不动就吹嘘“星宿老仙,法力无边”,这无非是在影射金庸心中想象出来的当时的中共政权。这种影射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愈发明显。

《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大陆的文革如火如荼,香港的工潮也此起彼伏。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也出现了各种瑕疵和过激的现象。50年代初的金庸,尚能理解和反思这些现象,但此时的金庸,已经不懂得或不愿意懂得大的历史变迁下面所必然出现的扭曲和插曲,他固执的把片面的现象扩大为全部的本质,用形式的联系取代实质的分析。而这一切,都反应在《笑傲江湖》之中。《笑傲江湖》是在令狐冲追求自由的幌子下的一部政治影射小说,黑木崖上,“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活。’”与伤痕文学回忆的那个年代的某种特征,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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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57年是金庸在思想上离开左翼,1963年金庸在行动上和左翼对立,那么1967年金庸批评工潮、诋毁群众运动、丑化阶级斗争,可谓在一切言行上彻底和革命对立。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书,也是文笔最成熟,描写世故人情最精彩的一本书。在这本集大成的书中,反清组织天地会内部相互倾轧,溜须拍马。反清义士也是行为乖张,把一个小混混选为组织内部的重要人物——青木堂香主。在电视剧中,反清义士更是迂腐之极,明明相互认识,偏偏要韦小宝对切口“地振高冈,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反观统治阶级,康熙皇帝英明神武、运筹帷幄、有情有义,最难得的是时刻警醒自己,胸怀百姓。“康熙又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出神半晌,缓缓的道:‘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又不敢来犯边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们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哪里是地主阶级的头子,这是天下百姓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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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主人翁韦小宝,一路凭借各种偶然性升官发财左拥右抱。民族大义对他而言,仅仅是评书中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阶级感情,更是不存在的。夹在“好兄弟”康熙皇帝小玄子和天地会义士之间,韦小宝认为“皇帝是好的,天地会众兄弟也是好的。皇帝要我去灭了天地会,我决计不干。天地会众兄弟要我去行刺皇帝,我也决计不干。结果两边都怪我,兄弟左思右想,决定要告老还乡了。”在这里,没有阶级,只有兄弟。金庸年轻时候的一切理想色彩,在《鹿鼎记》中烟消云散。

1972年,《鹿鼎记》完,金庸封笔。1978年,改革开放。80年代初,长期被视为毒草的香港武侠小说开始进入大陆。

在一个告别了革命的年代,在一个市场化浪潮席卷一切的年代,在一个阶级史观衰落的年代,武侠小说光怪陆离又百转柔肠的虚拟世界,迅速俘虏了广大青少年的心。80年代的城市工人子弟,无忧无虑,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块零花钱可以拿去租书。金庸的小说陪伴着80年代出生的青年,在他们成长的路上,提供了无尽的乐趣,以及残存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和一种朴素的对自由的向往。

90年代之后,国企改制之下,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工人子弟的生活也越来越悲惨。农民工的后代,生存环境更为恶劣。此时的年轻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已经承受负担不起家国天下的情怀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再是年轻人的精神食粮,“我行,我棒,我牛逼”的爽文,顶替了金庸的小说,成为了年轻人最喜闻乐见的文章。看金庸小说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95后多是通过电视而非书籍知道郭靖、黄蓉、萧峰、令狐冲的。

金庸抛弃了阶级史观,拥抱了文明史观,讲人性而不再讲阶级。然而,80年代在金庸文章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一部分青年,在阶级对立越发尖锐的今天,重新开始以阶级的而不是人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了。

1991年,金庸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并于当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1995年,金庸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声叹息,他终于成了自己年轻时在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所批判的官僚和资本家。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2009年,梁羽生逝世,金庸送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梁羽生晚年作品也出现了调和倾向,但小说中反抗压迫的基本格局仍得以保留。1972年,在金庸以《鹿鼎记》彻底告别理想的那一年,梁羽生所写的《广陵剑》还是以农民起义和抵抗侵略为大背景。

金庸在头脑中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现实中却越演越烈。

2018年,作为曾经的左翼青年、新派武侠的大师、富有的资本家、香港的官僚以及一个时代的符号,金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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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时代变迁的哈哈镜-激流网(作者:童毅。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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