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夏天的故事，我忘记了好多。是《八月》帮我想起来了。

电影《八月》

若不是金马获奖，恐怕我们完全无缘见到这部描写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下岗潮初涌的电影。《八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以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视角，试图为我们重新打捞起那段属于中国，属于工人的记忆。

这是属于张小雷的漫长夏天。除了昙花开放，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九十年代的中国，就像胡同中那辆吆喝着换黄豆换小米的三轮车，悄悄驶上时代的裂缝，朝着另一个目标走去。而小雷十二岁的青春，就散落在三哥的台球摊，窗台后的身影，还有露天游泳池上的粼粼光碎。洪流隐隐，但对他来说，这不过仍是一个惯常的暑假。

有人说，在《八月》里，能看到的全是些生活的“闲笔”。的确，我们似乎很难提取出导演想引导我们关注的中心。作为导演张大磊的一部自传式电影，《八月》承载了太多关于他所亲历的九十年代，关于一个工人子弟的童年的美好记忆。但他却选择用黑白的距离感，用生活细节的拼接，最写实地展现一个家庭在时代潮流中静悄悄的变化。

在这碎片拼成的一百分钟里，小雷全程穿着白色衬衫，在一种仪式感中见证了四十年体制被拍碎的那前一刻的平静。

变化是静悄悄地开始的。南海边的那个圆圈越来越大，终于侵入了极北的内蒙草原，伸向父亲所在的电影制片厂。资本与市场，开始掏空经历了几十年艰难积累与成长的国营企业。

生于红旗下，一直以来以“工人阶级”或“工人老大哥”身份在政治上处于名义上较高地位的工人们，意识不到这时代的潜流对他们的真实意义。正是因为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工人们就这样在改制中轻易地放弃了抵抗。

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凭本事吃饭”。在他眼里，改制就是“看谁有真本事”。工人阶级在劳动中练就的一身本领，怎么可能没有地方施展？

电影截图

十二岁的小雷，不懂何为“铁饭碗”，更不懂“下岗”对一个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似乎能感受到弥漫在大人中间的那浓浓的迷茫，但他只能静静地看着。

看着心目中的英雄三哥在严打中被抓走，在狱中经历丧父；看着太姥病重，床边的人由医生变为和尚；看着拔河的工人们因为一句吆喝放下绳子去推车，却在烟尘中被开动的大车远远甩在身后；看着电影厂的工友们聚在一起，讨论起下岗后落魄的生活；看着父亲终于被迫接受命运，在空气中无助地挥舞着拳头…

那一天还是到来了。曾经的韩胖子，在改制后摇身一变成了韩经理，掌握了员工的经济大权。口口声声教育小雷“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的父亲，最终也不得不在失业的窘境下跟着他当了场工。

作为父辈的一代工人，就这样被拆解打散，丢弃在历史中。但父辈的遗产，也同样留在了黑白的记忆里，等待我们再次打捞。

在干燥的空气中，小雷整日挥舞着那根父亲交给他的双截棍，对抗着不作为的学校领导，还有和韩胖子那飞扬跋扈的儿子。短短的木棍，承载的是由工人阶级的父辈传下的“造反有理”那无畏的反抗精神。

八月之后，是工人阶级的深秋。

《八月》原名《昙花》，英文名是The Summer is Gone.意味着最美好的夏天已经结束，转而进入的即将是深秋严冬。小雷昙花一现般的平淡而美好的童年，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洪流中冲散。

八月的终点，是小雷的工人父亲下岗，地位从国家主人的位置上垂直跌落而尊严全无的焦躁和感伤。

碎片式的叙事背后，脱离不了时代的更迭，脱离不了命运的变迁。《八月》之后的深秋，不仅仅属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失落，更是一个阶级的失落。

（影片中颇具深意的“杀鸡取卵”式的意象）

C市的拖拉机厂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单位型社区，居民都是拖拉机厂原来的职工和家属。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工厂正处在兴盛时期，社区呈现欣欣向荣景象。一位下岗职工回忆到：

“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拖拉机厂效益特别好，在整个c市都是有名的，汽车厂的效益都不如它。其他工厂的职工都羡慕拖拉机厂的职工，很多人想方设法想往里调，这片宿舍楼原来在整个市里都少有，拖拉机厂职工不仅福利待遇好，还有房，工资不愁。我记得过年过节什么都分，家里用大缸装豆油。早上工厂几十辆大车往外开，别人一看车队就知道是拖拉机厂的，特别气派。那时工人按时上下班，到月底就开工资，很少有打麻将的。平时业余时间，工会会组织活动，看电影，等等。工厂还有足球队，在全国都是有名的，还有篮球队。”

这让我们不难理解，《八月》中，在偏远的内蒙古，普通民众的生活那么丰富多彩：台球、游泳、免费电影、踏青……人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铁饭碗”令人生活无忧。

这样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三十年。

紧接着，国企改制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正如贯穿于全剧碎片式的新闻报道与采访，勾勒出国企改制历程的轮廓。

（抓大放小）

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抓大放小旨在“搞活经济”。而抓大放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甩掉“尾巴”——甩掉基层的企业，从而在大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上安置更多的资源。其结果便是小型企业大量被低价收购、股份制改革，工人手里拿着少量的股权，甚至几十年的工龄也换成暂时的物质利益……

（有偿使用国家有效资产）

买断商品，有偿使用国家有效资产，看似是促进基层企业竞争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是国家放手基层企业的手段。1985年，“拨改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国家拨款改为国家贷款，企业需要偿还利息。如此一来，国企五十年、三十年的利润给了国家用于其他发展，没有用来发展国企自身，那么突然拨改贷，它只能破产。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的“国营企业”统一改为“国有企业”，将原全民企业明晰的产权改得模糊不清，工人在国企中主人翁的地位不明晰，这为管理层的私有化奠定了基础。随着一长制的建立，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和其它经营管理人员的作用得到了界定，权力得到了保证。于是，免费电影不能看了，福利设施被拆除，社会服务逐渐瓦解……

直到下岗潮席卷了那个拖拉机厂，一位退休职工在2004年向市领导反映情况，报告中写道：

“目前职工的困境：我厂原有职工一万多人，1998年以后，下岗职工4000多人，退休职工3000多人，2002—2003年解除劳动合同的1000多人，退养的500多人，现在岗的300多人。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然有‘保命钱’，但很大部分要兼养下岗的儿孙们，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龄为50～60岁之间的人，他们既要奉老，又要抚幼，可挣钱无路，医疗保障至今尚未落实，一有病痛，十分揪心烦恼。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难承担医药费)导致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这是十多年极为罕见的。”

大量个工厂从工人手中被夺走，无数个焦头烂额的父亲向着空气挥舞拳头，。他们不是没有“本事”，正如《钢的琴》中各显身手的钢厂老工人一样，他们身怀高超的专业技能，却在改制的浪潮下成为千万的产业后备军，在承受了国家无穷的许诺后被无情地抛弃。他们不是没有抗争过，但当“工人”这个词语一次又一次地被污名化，在“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反动言论登上堂堂春晚舞台后，在民族主义的爱国情绪席卷了中国大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青春成为城市脚下的骨堆，谁还记得产业工人当年生产时热血迸发的激情？

“工人要为国家想，可是谁来替我想想呢？”

“改革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句常见论调背后的逻辑却很少有人质疑过，如果这些问题是改革之前不曾存在的，正是改革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又怎么能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不是一件没有阶级性的黄马褂，披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外衣，做的却是危害国企主人的勾当，这样的改革不是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又是什么？

从无到有地凝聚一个阶级很难，但用国家机器打散一个阶级却很容易，尤其是在这个政权已经变质的情况下。《八月》为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巨变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无意识中被瓦解——无论是面对宏观的国家政策，还是基层主持具体改革的当权者，大多数工人全程以原子化的状态被迫参与了这场剑指工人利益的改革。也许你会感到惋惜，为何数千万的下岗工人没有联合没有整体的反抗，默默沦为了砧板上的肉；但事实是，对于丧失了阶级代表，并且没有经受过现实教育的中国工人，这个教训是很难避免的。

有影评人说，《八月》这部电影是厂矿子弟的一次完美复仇。的确，能够以一部文艺怀旧的小成本电影进入公众和主流文化的视野，并战胜众多商业大片捧得金马奖，《八月》做到了——相比于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和《天注定》，相比于张猛的《钢的琴》。但《八月》做到的不止这些，有影评说《八月》能获奖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阶级性，其实远不是这样。在故事发生的90年代，生活中已经少了一些革命色彩——经历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文化早已从工农兵文艺转变为更加商业的大众文化，所以电影看似是堆砌一些细腻的影像、散漫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童年记忆，但背后折射的1994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波澜”，渗透着无处不在的大历史；而且电影所说的“留住好时光”，展现的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念，以及对父亲一样的工人阶级的致敬，那个看起来文艺而软弱的父亲有一句这样的台词：“人，永远不能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电影截图

我们从父亲内心由迷茫到挣扎到绝望的过程，看到了他的心灵酸楚。父亲表面上相信凭本事可以吃饭，但他又隐约感觉到，他将会失去自己，失去稳定的家庭生活和同事情谊，为了生活不得不接受低三下四与颠沛流离。张慧瑜在给南风窗写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父亲的朋友捎回的录像带中，画面由黑白转向彩色，正在忙碌的父亲对着镜头留下了腼腆的微笑，也许这意味着父亲的新生。对于小雷来说，“昙花”一般的夏天随着父亲的离开而永远终结，父亲成为那张太姥姥去世之后的家族合影中缺席的位置，这也象征那个有尊严的父亲的死亡。”

电影截图

当80和90年代在主流叙事中被描述为社会进步（即便是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几千万工人的下岗也被呈现为发展的阵痛）的情况下，《八月》则从一种生活化的视角为我们重现了改革话语的隐蔽性——这是一场以否定改革前公有制优越性为前提推行起的私有化浪潮——同时帮助一代人越过主流的遮蔽，重拾了对公有制时代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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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雷。来源：俩粒铜豌豆。责任编辑：卢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