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激流网

二、“7.20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系统——1、党政干部体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发动、保护和指导的激进群众组织,3、军队体系;指出从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汉事件”、清洗“五一六”组织、杨成武被解职和遣散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夏天的“武汉事件”,上承所谓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间接连接、触发清洗“516反革命集团”、遣散红卫兵(以及杨成为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是转折中的关键。分析深邃地提出11:“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1967年也成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

1.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

从”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军队介入支左和普遍压制革命造反,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继续推进群众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泽东和造反群众来看,运动始终沿着上升的轨迹前进。春天到夏天,一个一个省区的问题得到解决,造反群众得到中央的公开支持,群众组织也在整理组合之中,与1966年相比较,所谓革命与保守的两大阵线,业已初见轮廓。青海、内蒙、四川的斗争,体现出军队介入后情况的复杂未卜——总体性对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导和压力下,运动仍前进了,军队在重新体现保护人民、摒弃镇压的革命宗旨。但是,诚如迈斯纳分析的,军队难以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左派,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稳定局势,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军队既担负着援助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又担负着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军队领导人通常宁愿选择后者。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12

对激进的反权威和反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逆反文革的传统势力。这个整合,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潜行,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终于遭到“7.20”的狙击。尽管周恩来在7月18日讲话里也提到还会有反复的,毛泽东和他空前绝后地共赴武汉,亲自坐镇解决运动问题,但毛泽东却没有料到体制性的反抗会如此地强大与顽固,特别,是以空前浩大的群体性反抗表达出来(尽管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也说: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军队、发动群众推进文革,却遭遇到军队与体制性的群体的狂热对抗。毛身临其境,不能不在实际问题中感触到抵制文革理论与路线的问题何在,甚至实际感悟到群体性的军民“红色”暴力与国家机器被蜕换为镇压人民工具的可能。而这正是他为提出文革的必要性一再警告全党全军的。毛泽东很不情愿地撤离武汉,周恩来对事态发展作了最坏的一切准备,甚至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部分军队及其主官竟然抗拒军队最高领导的指令,唆使基层指战员和煽动普通群众闹事,对于党和军队、国家的创建者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狙击来自一再宣传的:我们应该相信的群众和依靠的军队;被阻击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创建者与统帅,也正是几十年军队领导与群众运动的运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来在7月22日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13他清楚毛主席的文革的软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瘫痪的党政体系,唯一会与文革路线叫板的传统、有组织的力量。

对毛泽东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与改造国家机器的相互促进与对立统一关系,还有极艰险的漫漫历程,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运始终没有解决的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人们指责67年8月的狂热,批判文革运动中“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口号时,实际上却回避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文革初衷问题。他就在1967年热月之后,还给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14。他在遭到1967年7月严峻阻遏和挫折,文革发生最重大的转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理念。

2.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

文革的领导核心和激进文人,对于基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军队和普通工农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以为用仰仗毛泽东的权威、文革的舆论攻势、激进的群众运动,就可以较快地使传统的革命基础群体觉悟起来,拥戴毛号召的实际运动。

大家研讨文革,往往以为运动仅仅是杰出领袖与风云人物号召鼓动的,低估了出自群众内心的支持,或抵制——群众性自发的能动性。基层的造反群众与传统力量面对面,体会到要证明自己革命性并成为多数十分艰难;他们缺乏理论修养,缺乏政治训练与经验,就如当年法国的巴贝夫派,或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革命工人一样,在传统力量前显得十分冲动与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经验的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们不懂得周恩来一再告诫红卫兵:正确的政策是路线的保证,继续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时——激进反抗的简单手法,来对付已被他们用暴力简单地“打垮”了一次的暂时偏保守的群众,并直接对抗在这些群众背后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他们冷冷地观察,极度的反感运动)。毛、周,乃至到武汉传达精神的谢、王,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和不同意见的群众,就是批评和引导的造反派。部队干部和保守群众的本能的反对、恐惧的心理就不用说了,前面引述的言论与心态,已体现出他们几乎把在中央面前“摊牌”,作为一次生死决战。

有意思的是,文革运动中我们一再喜欢引用一条语录,说什么几何定律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致人们的反对。15 可能这老话的现实意义在于:“7.20事件”里,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创导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的。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者的抵制对象没有所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这个原则以后将进一步展现。

“7.20”的反抗,由于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抗革命政党与政府权威的暴力行径,违背当时的党纪军纪,理所当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群众,反对和压制下去了(“百万雄师”一些逐步自觉与始终坚持的分子,后来明确认为“事件”是被已经公认为“坏人”的林彪、江青镇压下去了,是一种“路线趋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线的压制和武汉军区改组、“百万雄师”如鸟兽散,并不等同于声势远大于宫廷“二月抗争”(党内高层正常的思想斗争)对毛泽东的第一次打击,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全盘溃退。

3.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

犹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气流强烈交锋、拉锯的天气,乍寒乍暖一样,武汉两派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初次真正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在中央强大舆论的支持下,武汉造反群众翻身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新华社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论,给武汉群众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荣誉桂冠;以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表态,新华社广播点了全国一系列大致与“三钢”“三新”类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国的“革与保”阵线顿时分明,中央也力图让湖北问题的解决影响周边地区,推进全国运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欢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按林彪秘书转引叶群的话说:“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16。的确,“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潮,成为鼓励群众造反的文革方针的顶峰。不少造反群众幼稚地以为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解决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17。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急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直接变成运动的转折——即路线的让步,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虽然有他路线的底线——强调大联合必须以造反派为核心,但也一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不赞赏非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对武汉的态度与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对长沙运动的关心与倾向作参考18。就在7月12日——临去武汉前夕的短暂闲暇中,他与挚友周世钊畅谈了长沙文革;他与周世钊一样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也坚持两派没有不革命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没有在“7.20”的反动里被泯灭,反而被毛坚持光大。因为,他感到用简单的群众造反、压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决原有旧体制影响下的群体思想问题,“百万雄师”对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识到无法用战争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径,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别斗争。他在继而的大江南北视察里,一路上讲这个道理,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甚至在刚到上海时,还单独与“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真情倾谈为什么武汉不能像上海那样做好对立面的工作?但胜利进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生活里革命与民主的这个辨证关系。(“百万雄师”一号头头至今也对毛的指示表示鄙视,认为群众分裂就是毛的文革造成的)

一个倾向压制另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和追赶另一个倾向,“7.20”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去政策攻心;虽然造反头头们也发了声明,有所布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内心就是唯我独左的,用自己在反对“反动路线”时,批判对方的“僵硬政治思维”,反过来对待压制过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观形势根本不容许群众自己去实现:在省市的层面上可以强调与宣示,但到了基层单位,情况十分具体和复杂;况且,17年体制形成的社会地位与观念分歧,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经验的造反群众的劝说下,轻易动摇或化解。元月“工人总部”对待溃散中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群众基础的前身)的粗暴压制行为在7、8月里加倍——或许是残酷的武斗后遗症使之更为加剧19;“革与保”的矛盾,在每个单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体干部问题或宏观局势歧见重新分化、挂钩,纷纷反戈一击的“百万雄师”基层组织与群众,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组织(在河南省叫做“跳过来”,武汉叫“站过来”)。

半年多来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的无谓争执,也非得人为的随即发展与激化起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再告诫的“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仅仅成为一个口头传传的信条。尽管大家都承认以中央确定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搞大联合,但由于当年一直批评的非马列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文革里更以极端“革命”,也极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的号召没有实际的反响。

武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使周边激化的冲突,得到某种冷静的参照,实际上两种思潮、两大派群众的斗争更加自觉,更趋激化。情绪紧张的权力集团和头脑发热的群众,都在寻求摆脱困境、勇争革命制高点与获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与重庆在造反派内部的武力冲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升级到顶点,创下文革中火器冲突的典范。

江西一个军分区司令甘冒当“小陈再道”的风险,公开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战军进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军械,又与造反派争夺枪支,大打出手20;在8月的高热中出台的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包含了武装造反派的内容,已经不能遏止几月来的基本态势,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少部队和领导坚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对“支左”或“武装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共产党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口号,哪一种类型的军队干部,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枪或明抢暗赠。

湖南在处理本省问题的文件出台前后,两派之间、造反派内部武斗继续加剧21;甚至还出现了以镇压造反派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县血腥镇压所谓“黑五类”子弟的大规模野蛮屠杀。河南的运动几月来得到中央明显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点拨,在武汉形势与江青肯定群众“文攻武卫”口号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对保守势力的武力压制的唯一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主动出击难道真是必要的吗?22

安徽造反派的长期冲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抢枪割据一步,幸好12军及时控制局势,平息派系冲突,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大概当时是武汉周边最理想的一个地方。这些进展,当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运动必然(河南受武汉制约影响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汉事件所体现的极力抵制文革与强力推进文革两种势力——政治能量剧烈冲突的外在释放和一些荒诞的演绎(四川的事态很难说有多少当时理解的真正路线斗争的原则)。武汉两派在7月没能做或做完的事,周边——甚至全国依然在更加强烈地进行。双方都到了更加自为的地步。

连武汉人向来看不起的温吞水的上海运动,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势下,出现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以稳定上海局势的棍棒武斗,当事人徐景贤回忆:“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装十万工人’……”,结果是“‘每人发一条棍子’”!23

各派群众对形势的推动,调动了难以想象的能动性与奉献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热的八月,只是各种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与能动的合成。新华社以各地对武汉事件的表态为契机,点了系列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名,一时激进的造反派皆大欢喜,似乎每个组织都面临中央表态——得到“革”了或“保”了的政治鉴别。胜利的武汉基层群众,居然自发出动数万人次,向周边甚至新疆“武装支左”。的确,事件对于路线的划分(?)和对立的加剧,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没有点到名的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定性为保守派或温和派,但在武汉则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对军队或造反派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形成省际联合逆反态势。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涨”吗?显然不可能是。多数激奋的群众可能都理解错了,各种特别激动与活跃的群众里,真正想问题而且会思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4.绕不过去也冲不过去的军队问题

武汉出现的事件,令人们立即联想到早在1964年震撼亿万干群的《九评》里,就表述了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和人民对部队的监督,清洗军队中的坏人和“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提倡“群众专政”的观念,第一次以公开文献出现。在文革当中,类似的理念以各种文件、社论、讲话形式表达出来。24

武汉事件中部分军人和“武汉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泽东有关理念的感性认识,他也从江西问题,和武汉军区支持传统的基干民兵,发生残酷的武斗,意识到武装革命群众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队问题相当严重,一再提出“武装左派”;给江青的信谈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25提出“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他以为“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26;试图压制他心目中文革运动的右派甚嚣尘上的反攻。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系列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27。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利用解决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所谓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所谓“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在部分人士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28,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绝对不主张的。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并未就希望与驱使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在1967年元月至八月,对于军队与文革运动关系的态度,可能与其他老帅没有太多分歧。尽管他对“武装左派”的意见不好公开表示不满,但对普遍的抢枪浪潮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29,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

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所谓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显然此举是林彪知晓和赞同的),散会后人们刚从京西宾馆回到近在咫尺的钓鱼台,戚本禹就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该电文的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30过来人都知道,甚至到巡视大江南北时,毛还多次轻松地从积极方面看夏秋的“全面内战”。

在文革的初年,从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很难理解老军人心理,尽管大家学习了几年解放军也崇拜拥戴解放军。笔者通过连队生活,耳闻目睹,才开始明白军人这个群体与工人、学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们的相互情感,融灌着兄弟生死情怀,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战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讲经历过战争、共趟血海的生还者。造反民众用简单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来观察和要求、追求军人,其实严重地忽视了军人的本质就是军人;多数军人已经很不熟悉地方与社会——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用特有的视角来打量彼此,革命战争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山头——这中国革命特有的时空情愫,或许决定着他们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与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通通靠边时,毛泽东试图依靠军队来维系党的组织功能和政府权力。但是,17年来,部队再也不简单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他正逐渐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后的一个稳定秩序的重要工具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尽管在1960年代,部队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实在难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复杂功能,即当时所期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继续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反对现存秩序),一方面又得维系枪杆子打下的政权秩序、坚守专政工具的职能,并且卷入政治纷争。革命战争的荣誉萦绕心中,不论是哪种老军人,都认为当然是政权的合法掌持者,绝对意识不到,自己也和党政干部一样,有一个是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问题。两难的局面,终于演成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悖论,出现了历史的悲剧。

陈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众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和严重失职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许世友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在总理的一再训诫下,也正准备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31。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件是否有何严重背景?并未弄清。但是,毛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绝对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学生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32,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的领导的怀疑与冲击——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痼疾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33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武汉事件,在文化革命冠冕堂皇的词语背后隐含着三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干部的芥蒂暗伤。

如何正确处理与安抚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毛泽东主席选择了极大的让步和迂回,显示了他深谙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战略家胸怀。

诚然,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军队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未必每个人都深沉地意识到军队和群众产生芥蒂乃至冲突的历史悲剧,那是想在不同范畴和层次上,保卫我们这个政权和江山的群体间,发生的悲剧。总有些人,在历史的当年,或者在几十年之后,把文革里的群体与个人,分别戴上所谓“拥军派”、“反军派”帽子,对于革命干部、群众来说,这种划分极不科学,也不严肃,“拥军”和“反军”对于革命群众来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非事情的本质。当事人的糊涂基本上是无知加偏见,后事者的跟进抨击,基本上是无知加蓄意。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按这样“物以类聚”,在文革运动里是不是也能够划分出一个“拥党派”和“反党派”来!?

但是由于运动触犯了军队“众怒”,文革的出轨已成事实,路线斗争中倾向性的回潮、反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国外学者迈斯纳公正指出:“极左的领导人便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过怀疑,造反的群众也对军队发动人身攻击,这样,军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群众运动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交战的派别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强加于军队之上,内战的幽灵不详地越来越逼进了……为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激烈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情绪给8月的新的极左行为火上加油,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34

周恩来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也最早对7、8月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风潮产生强烈的忧虑。8月中旬以来,他连续告诫群众:“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事件”——后续的负面问题和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公开表述。但是,在“武装左派”的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没有轻易去怀疑这个提法 35。这点从8月10日中央批发的处理江西、湖南问题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组长陈伯达毕竟是老派激进文人,他的观点某种意义上与总理相近,也不至于发疯到同意乱抢枪。后来陈与他儿子回忆:“1967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我提出应当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却遭到江青的反对。她反过来提出要‘文攻武卫’。我的收缴武器的意见就落了空”。36

从更深层的更“历史”的意义上看,革命的军队在新政权成立和巩固之后,势必有一个向政治制度化、军事职业化的过渡,对于依靠枪杆子获得的中国革命政权,更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军队、将领与党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将帅老同志,都和其他非军事工作的党政领导一样,有一个从光荣的革命者到称职的国家管理者的身份转换问题,有一个通常理解的、第一层面——革命战争夺权的合法性,到第二层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权——取得深刻彻底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意在红色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而不是简单打倒几个人。在文革以前一些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证军队继续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党、国家),争取军队现代化、军事管理制度化、实际生活中军队国家管理的进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争。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剧事件,文革中的军队集体和个人的悲剧,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冲突及其化解,都是我们这样的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在探索政权建设与体制取向,以及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阵痛,是漫长的分娩。

文革里,毛泽东看到军队不适应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别是看到军队可能被社会波拿巴主义利用(或者说社会法西斯)的苗头,他想起了大革命国共合作阶段的“武装工农”,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与探索。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参与创建的工农军队的将领,成为新政体新制度下的“反动军官”,成为对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众推翻。群众中仅有极少的先觉人物,明白主席为什么早就说我们这个政权要变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联想到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联想到大革命中北伐军反动军官背叛革命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置于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在“武汉事件”中,他们面对独立师打出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号召军队造反,针锋相对打出毛的另一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因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歌曲《我是一个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国家、社会与军队的一个非常谐和状态。由于文革爆发,在1967年的实际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们发现歌曲浪漫的表述“来自老百姓”、“爱国爱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权来自人民却要高于人民一样,军队来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武汉问题在军队问题上爆发,毛泽东、激进文人,和他们支持鼓动的激进群众对军队的要求,与恪守传统秩序的军队的心理、思想发生冲突。问题似乎是最彻底地解决了(林与周都这样说过),却有完全相反的连锁反应,并造成严重后果。以上陈述说明这“解决”,仍煮的一锅政治夹生饭。1967年以后,涉及军队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毛泽东就再不叫群众介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右倾抵制和左倾的盲动,交织在一起,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件后的左倾与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瞢了,人们不敢说“武汉事件”里陈再道将军和部队一个不字。人们忘了军队悲剧性的错误,忘了去总结军队干预政治、带政代党的严重教训,不愿意承认部队违抗军纪党纪的教训,更不愿去思考历史与后继的社会波拿巴主义问题。37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

8月在军队问题上的极左,仅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契机。周恩来业已彻底看到“军心”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支持陈再道或者打倒陈都影响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众不顾周的劝阻,执意打倒陈毅;在极左情绪影响下,港办居然给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愤激群众火烧英代办处。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回忆38说:“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周总理对这种目无中央,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再不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就要犯罪了’。一项经过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中央文革黑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亲历者周秘书的回忆是非常可信的,周恩来对于文革小组支持的所谓“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汉问题上的被动、失策,遭致大规模反弹,毛、周政治权威扫地,随之是宣传口径出格,对于全国性的极左反军,陈司令卤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39,周恩来心里早就十分压抑、愤懑;在北京,从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中央各部运动趋左,外事口在打倒陈毅和港澳问题上也卷入极左浪潮;周恩来冷冷听说王力的“八七讲话”,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闻司宣布限制英国记者的行动自由,8月12日,中华全国记者协会抗议港英当局;8月19日,外交部港办上报给英国政府的限时照会,也即最后通牒。照会发出,外事、宣传舆论和民众团体,再也不可能下台阶缓和局势;尽管周恩来立即通知文革小组,要他们出面干预群众造次,陈伯达也出面劝说。但一切已经不可能扭转。48小时限期结束后,示威人群冲击办公室,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尽管当天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外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气得手直发抖,也坦承“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就是目无中央”,“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弄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40 事情的急遽恶化,使他警觉到王力矛头所向:他两次气愤地打断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讲话,说“你们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不过,在宣布王力错误时,吴法宪批判王鼓动火烧英代办处,周还承担自己在批准照会问题上的责任,说与王力无关)。

外交部造反夺权,直接影响外贸部和对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运动走向。

国内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各地的动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周恩来本人面临了比武汉事件远要严峻得多的挑战。

他清楚一些院校学生(如“516兵团”)公开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目标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组。41如果说,在困难复杂和危机的武汉问题中,周恩来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高度统一,尽力与中央文革合作与支持中央文革的话,武汉事件以后的局势——特别是中央核心部门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保持这种貌似团结而被动的态势了。研究者认为42:“(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没顾及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使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周恩来可以认为,全国和外事口运动的极左狂热,恰是武汉事件后左倾抬头引发的,8月22日,他批评广州抢枪是没有敌情观念,忿忿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9月17日,他在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时,又忿忿地批评外交部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众继续围攻陈毅,压制周恩来。8月26日,就在毛泽东同意将文革小组的干将作为8月来一切被动与失策的“替罪羊”的当天,外事口造反派试图劫持批斗陈毅,将事态推向高潮。周恩来从该日中午面见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并派杨去见林彪通报,再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之后,在子夜时分还(和谢富治、王力一起)接见武汉在京群众,已经精疲力尽;北外两派争批陈毅,周不得不接见学生,但学生不听劝告,继续无理纠缠已服药物的总理,接见到27日6点40分才结束。工作人员将周搀出会议厅,其心绞痛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八面应对、焦头烂额,高速运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被击倒在地。这仅是一个标志——狂热的8月到了收场的时候;总理的病倒,也标志着文革的中枢心脏病急发。不过,周恩来在倒下之前,已经和毛泽东分别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最高层的运作,他也在抛出王力问题上得到毛、林的认同;他等待了政治时机的成熟,扭转了文革运动的航船,终于维护了他的政治信念与尊严。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的精神导师,被欢呼为舵手,周恩来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43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44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6.开始整肃左派和造反派

毛泽东已经看到批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务。而且,群众背后有黑手,群众里混有坏人、反革命。在当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毛也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并多次讲到到次年结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还说要改变黑暗面才搞文革运动,“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45

不过在1967年8、9月,毛泽东未必把司令部内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而且造反派群众的左倾思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理念的底线;具体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风暴雨的群众实践中,往往是中国式的游民文化和类布朗基、蒲鲁东主义者46的文化成了气候。这些自然是与主张马列主义政党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与关锋被“端”了出来,作为错误倾向的替罪羊;在他们“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向毛主席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力、关锋住在钓鱼台二号楼,学习和检讨,起居照常。

特别是,毛泽东9月7日在戚本禹的检查上还批示转告王力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47。说明当时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关,基本还属于文革初期讲过的“左派整风”范畴。

比较能够显示毛泽东内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听消息,毛泽东只是引了罗隐悼念诸葛亮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后,仅仅理解为王、关完蛋了。48其实,政治诗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比喻“武汉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一些当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测8月剧变时伟大哲人的内心世界,“他究竟说的什么”?后来,王力与关锋被解除监禁,再议论主席引用的诗,都坦承毛说的“英雄”不是比喻他们或惋惜他们,毛泽东是比喻的他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英雄毛泽东,面对武汉事件后变幻的形势,深深体会到自己的罕见孤独和不自由。尽管此后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宏愿。

或许,毛泽东8月4日给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们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左倾盲动,可能7、8月全国全面内战,反而激发他怀念法国大革命历史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引发他对巴黎公社武装民众和大革命武装工农的理想与史实的追念?但7、8月的左倾与热月,文革的出轨和抗争、反对,时世与愿望大相径庭,毛主席的初始愿望也与客观后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亮吗?有知情的研究者说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写和咏吟该诗,为什么在他视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之时,吟出风雨独行、无可奈何的诗句?可能这恰恰是他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热乍寒,却不能扭转文革运动日渐趋下之势,发出的英雄长叹。49

在武汉事件后运动迅猛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紧跟、支持。文革小组的紧密配合,可能真是适得其反。

处于第一线的江青,当然也在8月中央宣传口径和政治急变中,感悟到什么问题。所以她在在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时,还派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的底,还发牢骚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汇报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50 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陈伯达慌了神,文革小组内讧起来;司令部高层的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级了。解决小组的问题出现一个机遇。

同时,出现值得深思和十分诡异的问题: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头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无不敏感意识到难以驾驭的群众造反运动和调查历史与过节的阴云,已经威胁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身边工作人员或红卫兵),多次声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小到鸡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和年轻干部,警觉他们背后的“政治黑手”。有人认为当年大抓叛徒成风,其实是转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轻和权臣争宠的庸俗陋习,被带入本应十分严肃的党政高层政治生活。诚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司令部内部出现这种政治局面,也应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从“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步伐——备受批评的陈伯达,权力与声誉式微,但又拼命想巩固地位、职权。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防范着少壮激进者可能的揭发告密,暗暗组织阻遏和弹压。这是个大家推进了这个革命的思想激荡,也被脱缰的群众运动和诡异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文革整体性悲剧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文革派风云人物被整肃,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区的左派大将陶铸、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说过不怕被人怀疑打倒的大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雅各宾恐怖的荒谬和讽刺。“怀疑一切”与“警惕一切”的恐惧充斥了人们向往的红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园”。陶铸在一年前许诺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炮轰,成为不可遏止的政治实际。无政府主义猖獗一时。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政见分歧,有些领导人各自暗示或公开支持一个学校、一个派别的学生组织,北京的左翼红卫兵运动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众里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冲突,透露了高层的政治歧见和纷争。

8月1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的关键讲话里,陈伯达和江青都公开点明“5·16”问题,强调它是反总理的。从而也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全国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导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绝大荒谬。荒谬当然不出自所谓“刘、邓、陶”,也不出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文革司令部的裂痕,从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发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对立。文革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从文革司令部内部猜疑开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内部纷争。如果说1966年清洗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还只是一种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争,并延伸到群众中,是文革运动开始衰竭的重要标志。从动员和鼓动群众投身这个政治运动,转化为节制群众、规范群众,以至收拾群众运动。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众从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来。从此,文革运动从不整群众,转换到也整群众(所谓群众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论与组织准备欠缺,文革的终极对象的混乱、飘逸,概念之不明确,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武汉群众不久就领教了“林副主席派来的”军区新领导和支左军人的“路线觉悟”,40年后,有人感到他们甚至比陈再道们对群众更不感兴趣!造反派与掌握实权的军人的冲突,已是必然,这就是即将发生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的悲剧。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武汉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东西,实际并不如一个“5.13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举止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天安门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武汉事件”的深层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51

1966年,林彪对于军队参与文革运动,总的讲处于一个守势,他并不情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军队参与和支左的要求,实质是对林而非对其他老帅的批评。可以说林总和其他老总相比,对于文革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林系的将领(如“四大金刚”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军人更有“文革的路线觉悟”。军队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甚至出现规模性的流血事件,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毛泽东在应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阻遏时,并不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从武汉事件开始显示出来。林彪说过一些大话,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并不能起到人们期盼的文革“副统帅”和“尊神”“钟馗”的作用。

必须注意,就在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试探邓的态度——能否出来工作?邓认为时机不宜,毛让他找林、陈谈谈,邓也不愿意。当时正是批判刘、邓的高潮时期嘛。52在1967年春运动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在林彪的政治态度和身体状况都并不理想时,找邓小平谈话仅仅是一个偶然吗?仅仅是因邓在4月要求过见主席吗?有关联的是:就在武汉东湖之时,毛泽东于7月15日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王力认为,“当时主席已经对林彪不满,流露出想用邓小平换林彪的意思”53。王力这两句讲的是事实吗?可能。

毛、林在文革问题上开始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汉事件后露出了蛛丝马迹,杨成武公开的系列回忆多次流露出来了一些迹象,仅作为一种参考。林彪在67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抢枪问题,毛给江青的信说“并不严重”;随之,林又主张起草严禁抢夺枪支的通告,由总理去商办。林与毛对事件后的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会上,也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之后,一反亢奋状态,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还是怪异诡秘的。

不过,正是武汉事件以来,足以显示林影响军队运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队文革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决定作用(“5.13事件”是一个标志,“7.20”后“三军无革派”则影响了全军);军委看守小组转变成军委办事组。在支持武汉和维护军队稳定的一个大旋回中,林系军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确发展了。被周恩来挽回的党政官员体系,想收回在运动初丧失的权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风云人物的犹疑,也在这时发展到一个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在总体失望,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其后,才产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想法。

特别是,经过了热月,毛泽东9月在武汉又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54他一再要身边的军政官员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些内容,武汉军区的曾、刘首长,立即向学生们传达了。戚本禹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也当面向中央文革小组,再三谈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认为谁算想问题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学生们,则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主席在一年前的意思。

毛泽东想结束红卫兵运动的征象,从“武汉事件”以后业已明显出现。他感到依靠群众造反的大民主来改革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时间并不成熟吗?周恩来通过一系列促进大联合,审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员会,落实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敛与结束文化革命的步骤。不过,尽管出现“热月”,王力被软禁,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当年中共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基本态度,并不因为王力而祸及武汉;他也对武汉造反群众充满热忱,帮助和调教他们,他审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吸纳了一批激进的群众组织成员。或许,湖北的造反群众尝到热月的苦果,推迟了一年。

8月4日,毛泽东与江青写信要求“武装左派”,整整一个月后,中央颁布扭转形势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个江青出面讲话,动员群众,从自以为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舆论一再宣扬“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驱使学生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不过,文革的急剧转向,文革小组激进文人的更迭,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某些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们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进而,有人在9月14日、17日接连抛出大字报攻击文革组长陈伯达,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推行极左路线。“武汉事件”后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概括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开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广大群众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经转向了。

已经40年了!似乎仍然难以理解它——紧接着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之后,文革历史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文革历史而言,这里的“不能随心所欲”,包括广大热忱投身于运动的各派群众,也包括“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当年热情支持文化革命的群体,以及实质上反对运动的群体的种种言论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和干扰了毛的进军,历史就这样顺着各种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进。这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袖共同奋进创造的历史。

徐海亮: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 激流网

注释:

11.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P18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P44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周恩来对“北航红旗”井岗山、吴介之同学所言(1967年7月22日,于东湖宾馆)。

14.《毛泽东传(1949-1976)》,P15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5.出自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原话是:“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

16.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参阅《“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公司,2003。

17.部分群众的认识,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分析,也受到“清华井冈山”核心的极左判断的影响。

18.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一直在地下或公开活动为“百万雄师”翻案的人,宣传有18万以上阶级兄弟被造反派殴伤或打死;1978年湖北当局为“720事件”平反,直接援用了这一来自民间的夸张数字,上报中央。

20.在八月上旬,周恩来一再批评的江西抢枪行为,基本上是保守的一派的。中央决定在江西试点武装左派。南昌、赣州、吉安、萍乡、抚州、向塘都出现包围支左部队,抢夺武器事件。

21.8月7日,周恩来指出:(湖南)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22.8月20日,河南刘建勋对造反群众说:现在情况变了,“二七公社”占优势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应该强调开展政治攻势,耐心细致的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革命派就是要搞文斗。

23.徐景贤,《十年一梦》,p276,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4.谢富治22日从机场与李震回公安部的路上,就决定在部里公开传达毛泽东讲了多次的指示。

25.王力,《王力反思录》,P853,北星出版社,2001年。

2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P232,引自周恩来的摘记手稿,明镜出版社,2003年。

27.王力后来承认,在中央告武汉人民书上,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前面,加了个“党内军内”;新华社揭发,康生和关锋在报道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清样上增添了“揪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发[1980]77号文件附件一。1980年9月。

28.如军委空军成钧将军的检讨所流露。

29.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

30.当事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9月)。

31.广州军区秘书科迟泽厚与笔者回忆(2005年6月)。

32.冲击徐向前,似为“清华井冈山”在“三军无革派”影响下的自发行为,冲击徐海东,是江青和叶群授意,文革小组指示“北航红旗”做的。但是,毛、周担心的问题并未解决,在1968年12中全会上,又组织了对于徐帅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33.对文革冲突看成宗派斗争的怨言早就暗暗流传。空军的成钧1967年在一个检查里就承认自己把空军党委里的斗争,错误地理解成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四野整其他野战军的。严格说,因武汉事件牵连受到总参系统内部冲击的彭绍辉将军,也并不单是四方面军的。

34.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P445-4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35.在毛泽东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来还对广州问题说要以旗派为核心大联合,“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同日,对广西问题说:“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又批评两派抢援越军用物质。

36.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P308,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37.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时,谈到“毛主席认为依靠军队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军队夺权,乱不怕,只要军队站在毛主席一边,听毛主席指挥,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乱……国家机器一旦被资产阶级掌握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人民武装也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的政权的组织形式要保证人民武装不变质,人民解放军不变质,保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武装,或者是武装的人民。……军队支左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很大,这历史的教训也很严重的。……首先他违背了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军党论,一贯反对的军队直接代替党这样的论点,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样势必走向毛主席本来主观愿望的反面”。参见《王力反思录》,P848-851。因“反军乱军”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地谈文革教训,还是不韪敏感问题,实事求是的,可以作一参考。

38.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拄其间”,见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P499-50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9.一些部队同志(如广州军区的迟泽厚)至今觉得部队同志在武汉的事件仅仅是策略性不够,授文革小组以反军的口实。

40.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P161-162,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41.参阅周恩来在67-70年关于揭批“516反革命集团”的系列讲话。

42.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P36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类似叙述:“他……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见原书P240,明镜出版社,2003年。

43.《周恩来外交文选》,P48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44.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P234,新天出版社,1997年。

45.《毛泽东传(1949—1976)》,P1505-15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46.我们青年人在学习马克思正确对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赞扬公社经验时,往往不知公社优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的。

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P4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P189,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49.1967年继任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认为:“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零事件’后心态的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心态写照”,是值得参考的。其前任王广宇也认为事态发展,到8月中旬,“毛泽东终于发觉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与笔者交谈所说)

50.王力,《王力反思录》,P1018,北星出版社,2002年。

51.徐海亮,《东湖风云录》,P247,银河出版社,2005年。后来在8月9日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时,林彪又讲到:“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许世友在内……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是类似的想法。

52.邓榕的回忆,提到这次接见;但毛与邓最关键的话,涉及到毛、林、邓在文革中的微妙关系,她没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或故意不讲,或出版时被删,还是邓小平压根就没有给孩子谈。参阅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P4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53.王力,《王力反思录》,P1030,北星出版社,2002年。

54.《毛泽东思想万岁》(五),武汉钢二司宣传部印制,1968年。

2006年春节初稿

2007年五一节修改

2017年清明节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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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激流网(作者:徐海亮。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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