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战后的台湾，曾有一群效忠于国民党当局的特务，他们使用各种秘密手段为虎作伥，在充当党国耳目的同时，也经常是国家暴力的执行者。但是，这些具体的执行者一直隐身于秘密档案与化名的背后，后人难以知道其运作过程和相关细节。台湾“研之有物”邀请“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员，带领读者打开档案柜，揭开特殊年代台湾特务群体的神秘面纱。
黄荣灿《恐怖的检查》
人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
说起“特务”，你或许联想到《007》、《不可能的任务里》的硬汉英雄。但回到真实世界，当国家机器恣意滥权，情治机关不受监督的行动很可能造成社会集体恐惧，留下难以平抚的历史伤痕。
从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年代，情治人员的身影犹如鬼魅，现身受难者的噩梦里长年作祟，最终却只在案卷上留下一个化名，再无线索。所幸，在这场对局里，历史学者并非毫无胜算。
长时间参与档案解读的林正慧，透过数据的交叉比对、归纳分析，已能破解部分神秘化名，辨识出情治组织与人员的真实身份。过往，“人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是人们口中的情治机关代称，但林正慧提到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台湾站”其实扮演了关键角色。
“除了广布网民去搜集情报，他们还渗透许多民间组织，反间、策动、影响舆情。”她以“保密局台湾站”档案为核心，逐步解码这些不为人知的特务，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哪些历史事件。
1947年因查缉私烟爆发的二二八事件，造成无数民众伤亡。其后长达38年的戒严，让许多政治受难家庭终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下。随着档案数据解密，过往噤声的历史正逐步被重新理解。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特务头子领军，情报战线网罗台湾
时间回到1945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落幕不久，一艘前往台湾接运战俘的美国军舰在基隆港缓缓靠岸。船上有两位自称为上校的中国人，但真实身份其实是国民政府“军统局”的特务──显然在正式接管台湾以前，情治系统已率先登岛，布建情报网络。
军统局的全名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为1930年代初期成立的“特务处”。对日战争期间，这个神秘组织由传奇人物戴笠领导，逐渐发展为蒋介石政权最庞大的特务谍报机关，执行情报搜集、暗杀、反间等各项秘密任务，同时防范敌方间谍的潜伏渗透。
当时的台湾作为“敌方”领地，以及日军展开南进的据点，自然也是重点侦查目标。1941年，军统局开始对台展开情报侦搜，设立专门的单位与训练班，招募地缘关系相近的闽人、粤人成为特务，但尚未取得很好的进展。
待到二战结束，军统局才正式抵台设立台湾站。然而，在战后初期，台湾还有许多不同系统的特务组织，比如中统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警总（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与第二处、宪兵第四团特高组……等等。这些情报单位互不相谋、甚至互相掣肘，形成了复杂的情报体系。
台湾保密局成立，吸收在地特务
1946年8月，由于舆论在战后大力疾呼“取消特务统治”，蒋介石不得不将军统局缩编为“保密局”，移转出军事国安、警察等业务，只专责各党派的党政情报工作。
保密局台湾站也由林顶立担任首任站长，展开情侦业务。然而，台湾才刚刚脱离日本统治，特务机关是如何进行组织运作？又如何布建台湾在地的情报系统？
从口述数据显示，初期因为毫无地方网络基础，运作相当艰困。因此，除了陆续渡海来台的情报人员，情治组织也开始吸收在地成员，特务群体的队伍日益壮大。
当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许德辉。他原本是地方角头流氓，进入特务系统后，便持续运用地方关系，秘密吸纳各式社会人士，潜伏安插在不同行业角落，比如酒家、茶室的工作者。后来在二二八事件，许德辉也扮演非常关键的“间谍”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报传递
林正慧提到，当时台湾的特务以情报搜集为主。以保密局为例，在台湾本岛多县市、澎湖都设立“组”，组之下则有“通讯员”、“运用人”（类似俗称的网民）等基层特务。他们搜集的情资，透过组、站乃至于南京保密局本部，一层一层往上呈送。筛选后的“重要”情报，最终传递到蒋介石眼前，成为决策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务组织在台湾近代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特别是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根据已揭密的档案，特务系统对当时台湾局势的危急性，或许有夸大的嫌疑，包含在军队抵达台湾当日，便立即回报“情况万分紧急，有随时失陷可能”。他们上呈的报告，很可能影响了中央政府派兵镇压，以及后续一连串“清乡”的决定。
档案内容也显示，台湾站的通讯员布下天罗地网，全面监控。不只在二二八当下，事件趋平息的中后期仍强力搜集“叛乱”情报，四处举报有嫌疑的逆党分子；不同派系的特务系统，也趁机整肃异己，相互斗争、争夺资源。情报网罗之密集激烈，甚至还会发生“互相踩线”，举报到不同情治系统的“自家人”！
保密局台湾站之下设置多处据点，每个据点另设通讯组、学运组、工运组、侦查组等各式单位，配置保密通讯员、义务通讯员、通用人，也会接触地方网民搜情。获取情报后，经由层层传递，往南京本部发送。数据源│林正慧，图片美化│林洵安
特务不只情搜，更是推波助澜的“反间者”
在二二八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特务的角色远远超过传递情报或罗织罪名。他们同时参与了搜查逮捕、秘密处决，以及“清乡”等浮滥捕杀的行动。从口述数据显示，保密局站长林顶立便曾率领一千多名人员，公然抢劫、威吓殴打，还进行逮捕处决等行动。
不过，最让林正慧印象深刻的，是特务在二二八事件使用的反间、分化手段，甚至趁机构陷诬告。
许德辉便是著名案例。当时，这名保密局特务渗透混入台北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随时上报人员、行动的情资，而且刻意煽动参与者的情绪，制造动乱。
他在现场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吾辈已决定玉碎作为牺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为后盾”，激起民众高涨的情绪。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现场喊声满堂，鼓掌不绝”，许德辉宛若义愤填膺的群众领袖，不顾自身安危领队向行政公署讨回公道。
后来，他毛遂自荐担任忠义服务队总队长。许德辉先向上级诬陷这些学生四处劫掠、暴力破坏，获陈仪许可取得武器后，便以“预防不测”理由要队员配戴。之后，他再暗中举报队员携带武器，意图攻击国军！最终，多数学生不幸被捕罹难。
讽刺的是，保存在档案中的“反间工作报告书”，清楚揭露了许德辉的真实身份，以及他陈述自己潜伏于处委会，趁机兴风作浪的意图。
保密局“二二八事件报告书”陈述，通讯员许德辉化名高登进做渗透。他除了进行反间、搜集情资，也刻意煽动民众情绪，强化对立。后来许德辉趁机举报忠义服务队成员携带武器、攻击政府，造成多数学生被捕罹难。数据源│林正慧
间谍就在你身边
另一个令人慨叹的故事，则是同时期发生在南部的黄妈典案。作为嘉义朴子的地方仕绅，黄妈典因为领导当地处委会遭到清算枪决，组织许多成员亦被逮捕系狱。然而，后来解密的档案数据明确揭示了一位与他关系亲近的同党友人，竟然是警备总部所吸收的“运用人”！
“看了档案后会觉得很可怕。”林正慧感慨地说。
“类似的故事在显示，当时情治单位对民间组织的渗透程度，已经让人难以分辨孰为敌友。”
绵密的布线侦防，并不仅止于二二八事件。林正慧指出，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留存的一批档案，可以看到特务机关长期监视的黑名单。由于二二八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在传统记事为丁亥年、癸卯月戊寅日，情治单位遂把二二八关联者以“戊寅份子”、“丁亥份子”记录，不时派人前往盯哨，甚至连旁系亲属也经常被“查水表”。
即便到了解严后的1990年代，这些“老大哥式”的监控也仍未完全结束。
各地的二二八处委会，是由地方仕绅或知识分子领导，希望透过和平谈判化解冲突，最终许多成员皆被清算罹难。在黄妈典一案中，被捕的名单里可见渗透其中的特务。数据源│林正慧
“退休”后的特务们去了哪？
除了解开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组织、化名之谜，林正慧也考察比对大量档案，循线追索事件落幕后，这些特务们去了哪？做了什么？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潜伏，扮演威权领袖的耳目？
她将曾参与二二八事件的特务整理成一份名单，搜集各种史料，为每个名字建构“履历”──包括这些特务的掩职与转职。“掩职”指的是在职期间台面上的公开职务，藉此掩护特务身分；“转职”则是他们脱离情治机关以后的生涯发展。
林正慧表示，常见的掩职，一是县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层级公务员，战后情治人员普遍会以政府机关来掩职。另一大宗则是媒体业，这或许是因为记者调查访问的工作性质与情报员相近，方便掩护任务。例如：1947年林顶立筹办的《全民日报》，旗下许多记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讯员。换句话说，整家报社几可看成是情治单位的掩体。
特务群体的转职，则显得相当多元，举凡国大代表、县市首长、议员、警察局长、报社发行人、戏院老板、宗教领袖，各行各业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你会忽然发现，这些人就存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林正慧指着林顶立的名字说道：“1972年的报纸还把他列入『最有影响力的280位台湾企业领袖』，谁会想到他在二二八事件里是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特务的转职出路遍及政商界、文教界、公职。例如，陈恺曾担任多届台北市议员，1960年转战省议员，顺利当选。比对情治身分在职纪录也可发现，国声日报社分社主任、全民日报记者是他从事特务时的“掩职”身分。数据源│林正慧，原始资料│〈陈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1290000640098A。
转型正义的漫漫长路，真相是第一步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特务的生命史可能呈现不一样的面貌。情报工作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人际网络与家庭关系，亲友的回忆与口述，可能透露人性化的另一面。但所有这些故事，与这群人的特务身分并不相斥。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战后台湾的特务群体，我会说他们是『协助国家暴力的暗黑力量』。”林正慧感慨地吐露心中感触。
她认为，从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诸多案例，特务所使用的刑求逼供、罗织罪名等迫害手段，已远远超出了合理正当范围。某些情治人员也不仅仅只是执行工具人，扮演“平庸的邪恶”角色，而是有意图地主动操纵局势，从中牟取个人和组织利益。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特务的构陷无辜、煽动群众，都很难以“维护国家稳定”之名，为他们辩护开脱。
这是一段同时牵涉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故事，面对“转型正义”的责任与真相，历史研究或许还要走上更长的一段路，才能适切地回应。但逐步揭开档案中隐匿的人物与事件，是漫漫长路的第一哩。
“真相本身会展现更大的力量！”林正慧乐观地说：“当更多的事实出现，共识才能凝聚。我相信，这会是大家继续一起往前的重要动力。”
特务群体是较为冷门的研究领域，但对理解战后台湾的政治与历史，意义重大。尽管研究仍看不见尽头，但林正慧深信：事实的力量隐藏在档案中，等待我们的追寻。摄影│林洵安
延伸阅读
1.〈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林正慧，《台湾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页1-64，2014。
2.〈肃谍保防与情治分工〉，林正慧，《战后初期的台湾（1945-1960s）》，吕芳上主编，页197-250，台北：国史馆，2015。
3.〈二二八事件后的特务们〉林正慧，台湾白色恐怖历史概览编纂计划工作坊，2019。
4.〈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机关及其角色〉，林正慧，《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稿上册》陈仪深、薛化元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20。
采访编辑/陈韦聿
美术编辑/林洵安
文章来源：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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