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总理对昔阳的特殊照顾

一个是国家的总理，一个是特殊的农民，他们之间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就是陈永贵在那个特殊时代所处的特殊地位。

事情的最开端还是发生在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第一次访问大寨的时候。在虎头山上，他向陈永贵询问了化肥施用情况。又询问了周围大队的化肥施用情况。周总理说：“昔阳有煤，可以搞个化肥厂嘛!”

周总理一句话，使陈永贵念念不忘。多少个日夜，多少件往事一直缠绕着他的心。可是自己只是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什么权力搞化肥厂呢？直到他因为红卫兵在大寨闹了事，他跑到北京找周总理，才又第二次提到了这件事。

1967年春，陈永贵到北京检查病，周总理闻讯专程到医院看望。总理亲自探病，陈永贵感慨万端。他说总理这么忙，天下事都要他操心，我还没有去看看他老人家，怎么我一个农民，住几天医院，他还要来看我？他尽量掩饰内心的激动，恭敬地请周总理坐下，准备和周总理交谈。周总理和平素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接待客人都是秘书把时间打得很紧。这次专程来看望陈永贵，一则是表示关心，二则是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下面的情况。周总理向陈永贵询问了病情和治疗情况，又了解了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怎么样，接着又问他，在县里主持工作有什么困难？

陈永贵在事后对人说，周总理问有什么困难,在总理面前不应该提困难。总理对自己够关心，够爱护了，对自己的荣誉、地位和政治待遇也够考虑得周到了。几个月前，他随同党的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就是周总理推荐的，他再提困难还对吗？可是眼下的事不说不行。他便第三次向周总理反映：“昔阳人可盼着搞一点化肥哩，就是国家的化肥少，搞一点很困难。昔阳有煤，我们也想搞，就是没人给批。”这一点正说在了周总理的心上。中国农业这步棋怎么走？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就提出农业的出路一是化肥和农药，二是科学种田。五十年代上了几个大化肥，后来又出现了一批小化肥，他心里很高兴。他对陈永贵的请求不假思索，当下拍板：“你提的正好，明天就要开计划会议，可以列入国家计划嘛！你回去写报告！”

那一次，周总理和陈永贵谈得很长很长，谈得也很多很多。陈永贵想办化肥厂的事，是板上钉钉了。回到昔阳以后，陈永贵就着手化肥厂的筹建工作。1967年3月24日，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作出筹建化肥厂的决定，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书面报告，派专人送往北京。送去以后，一直得不到消息。陈永贵当即决定，搞化肥厂得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主持工作。选来选去，决定由在城关公社主持工作的王本善负责筹建。4月份，县革委副主任王贵科叫王本善谈话，按照陈永贵的意见亲自找周总理落实批件。

王本善身负重任，登上了阳泉至北京的列车。一路上他听着人们对大寨的评价，对陈永贵的赞扬。下车以后，他在国家计委招待所住下，等待着捷报的到来。这次来京，他还装着一个小心眼儿，想见一见周总理。可是周总理十分忙，根本没有机会接见。是由周总理的秘书接待他。秘书告诉王本善，这事总理知道，你等一等吧。

5月下旬，王本善又找到周总理秘书。秘书答复说，总理已经批转到李富春那里，叫他去国家计委查一下。王本善一块石头落了地，马不停蹄往计委办公室跑。

在国家计委办公室，王本善亲眼看见周总理用钢笔字在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请示报告下批示的五个大字：

请李富春办。

周恩来

1967.5.19

一个“办”字，没有任何余地。李富春又用钢笔在下面批示：

请余秋里办……

两个“办”字，坚定不移，同一天，国家计委就从急件下文决定了兴建昔阳化肥厂的事。

昔阳化肥厂的生命就从这里诞生了！

于是，陈永贵亲自担任化肥厂的筹建委员会主任，拉开了筹建化肥厂的序幕。这个化肥厂从筹建到投产，只花了一年零两个月时间。比设计时间缩短了十个月。1968年12月20日，化肥厂的工人们敲锣打鼓向陈永贵报喜，陈永贵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讲话。投产至今，二十多年来，这个厂每年向农业提供10000多吨化肥，昔阳一个县能增加一亿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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