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舆论对郭沫若进行了“妖魔化”，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学术上塑造成抄袭剽窃、献媚争宠的小人。“妖魔化”郭沫若是为了否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拒绝与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文化对话。以事实为依据质疑和批判对郭沫若的“妖魔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

李斌：“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激流网

郭沫若的个人生命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1)几乎同时结束，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断裂和翻转，对郭沫若的“妖魔化”是其重要表征之一。20世纪中国各种思潮异彩纷呈，各种文化争奇斗艳，最终在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实现民族解放和推动底层人民享受更多权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围绕中国革命产生的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其留下的最大遗产。郭沫若不仅是新诗的奠基者、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大师，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处于中国革命的漩涡中，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之下展开、为中华民族和底层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代表。但1978年以来，一些人通过伪造书信、回忆录等材料，或用遮蔽历史的复杂面向、有意诬陷和栽赃等行为，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学术上塑造成抄袭剽窃、献媚争宠的小人，通过否定郭沫若，拒绝和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汪晖在最近提出了“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要求“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并“重建我们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将20世纪中国作为“我们必须通过与其对话、辩驳、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认知的主体”。(2)这是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妖魔化”郭沫若的实质是站在审判者的位置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本文从事实出发，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质疑对郭沫若的“妖魔化”，事实上是要以此为契机，反思审判中国的“短二十世纪”的方式及其虚假性。

一

郭沫若在1924年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通过与孤军派的论战，接受列宁主义，向往苏俄道路，从此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7 年，南昌起义撤退途中，在中共处境最为艰难的情况下，他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 年，他在党组织的同意下，流亡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937 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他一回国就跟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接受中共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以K为代号缴纳党费。他是秘密党员，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身份一直到1958年，才以重新入党的方式结束。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郭沫若始终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争取民族解放和推翻阶级压迫为奋斗目标。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郭沫若也跟着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他始终未曾站在革命之外或革命之上，以旁观者的态度对革命冷嘲热讽，更未曾对权力朝秦暮楚、摇摆不定。

但近年来，对于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和表现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他是风派人物，见风使舵、墙头草、逢场作戏、表里不一。

有人把郭沫若写于1937年的《蒋委员长会见记》贴在天涯论坛，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向蒋介石“惭悔表忠”，并进一步引申说：“人们皆知郭氏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却不知此公还有《蒋委员长会见记》。也难怪，《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已经见不到踪影，《郭沫若全集》当然也不会收录。”从语气来看，发帖子的应该是海外华人。又有人在博客转载这篇文章后评论说：“小妹还是以文革幸存的那位作家送给郭沬若的评价，结束本文：‘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哦，据说这位作家大名是：沈从文。”这些网络文章大都出自一知半解者之手，不值一驳。但居然有学者受影响，在论文中认为郭沫若“在刚刚死去之后便被人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讥讽其为‘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3)

“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是1978年6月4日华君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的题目，发表时间在郭沫若逝世之前。“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出自池北偶的讽刺诗《四派人物脸谱》。池北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的笔名，他所谓的“风派”人物并没有包括郭沫若。可见这些话既不是针对郭沫若，更非出自沈从文之口，明显属于张冠李戴，欲加之罪。《蒋委员长会见记》作为《在轰炸中来去》的第十部分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并非如发帖者所谓的不见踪影、不入全集。事实上，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民主运动时期，郭沫若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作为判断蒋介石的标准，并以此决定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他最先发现蒋介石背叛工农大众的迹象，写下反蒋檄文，并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信息。在南昌起义撤退、中共处于低谷时，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抗日力量的推动下，决定联共抗日，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有益的。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并接受蒋介石的接见，这在联合抗战的背景下是无可非议的。后来蒋介石逐渐走向独裁，郭沫若则始终坚定地站在反独裁的前沿。上述帖子认为郭沫若对于蒋介石前倨后恭，1949年后不敢将《蒋委员长会见记》收入文集，这都是不顾事实的诽谤，目的是将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歪曲为见风使舵的小人，这种从人格上将郭沫若打入另册的做法目的是以审判者的傲慢姿态，拒绝进入郭沫若及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是科学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成员。但自1978年以来，有人开始诽谤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间的表现，把他塑造成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这集中体现在《反思郭沫若》一书中。(4)

《反思郭沫若》的封面上印了两张郭沫若的半边脸，左边的半边脸是红色的，右边的半边脸是蓝色的，这种阴阳脸的设计隐喻了郭沫若的两面人形象。翻阅该书，有关郭沫若“两面人” 的证据都来自同一材料，那就是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所收郭沫若致陈明远的 69 封信。(5)

但是，这69封信只有12封有手迹依据，其余57封完全是伪造。(6)在这些伪信中，“郭沫若” 集中表达了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憎恶，对大跃进的反感，对自己多种身份的厌烦，以及对自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的诗歌的不屑。丁东等人见到这些伪信后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通往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在他们看来，郭沫若在公开的文字中大唱赞歌，却在私信中对他所歌颂的对象充满鄙夷，这不是两面人是什么呢？陈明远伪造这些信件有他特殊的动机。在文革期间，他曾经因伪造毛主席诗词案入狱，对那个时代充满了痛恨。1978年后，他加入了伤痕文学的书写中。但他一直宣称他是郭沫若的学生，郭沫若亲自教他写诗，并帮他修改诗歌。这就出现了悖论，一位赞誉那个时代的老诗人怎么会培养出一位痛恨那个时代的小诗人？师徒二人是怎样实现思想上的裂变的？为了自圆其说，陈明远杜撰出这些信件。他解释说，郭沫若赞誉那个时代，是违心的表态，他的真实态度体现在他的书信中。陈明远造假的书信被丁东等人大肆渲染后，逐渐出现在郭沫若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成为很多学者深信不疑的“事实”。但是，除了这些伪信外，我们在任何郭沫若留下的文字中都找不到他对那个时代的诅咒和痛恨，对自己行为的自责和悔恨。郭沫若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和重要建设者，他热情投入到那个时代的生产和建设之中，他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知识分子，即便他对那个时代的具体策略有不同意见，他也不会违背组织原则，用冷嘲热讽的语调向一个只有通信关系的年轻人倾诉。当下有些知识分子，习惯于漂浮在任何阶级之外，对任何生产和建设都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如果将这种倾向移情于郭沫若身上，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去和郭沫若及他的时代对话。

2012年，“腾飞中国：文化纪事 (76) 郭沫若与领袖和诗”节目视频中出现了《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诗，未给出处。后来，高晓松在他那套影响甚大的《鱼羊野史》中也提到了这首诗，将诗名写成《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但同样没给出处。(7)如今，这首诗在网上广泛流传，网上给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这样的《郭沫若文选》根本就不存在。我曾长期参与编撰《郭沫若年谱长编》和《郭沫若全集补编》，为了查找郭沫若佚作，多年来查阅了多种民国以来的报纸杂志和档案，但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诗。

网上还广泛流传了一封康生的信件，信件是写给“比目鱼同志”的，内容是“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这封信被很多人引用，但如果仔细考察，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伪造的。首先，手札内容没有上下文，十分突兀，不符合写信常规。大家读名人手札，开头至少会交代为啥写信？此外嘘寒问暖，此致敬礼也都得有。这封信什么也没有。其次，手札都会有落款日期，一般是月日，至少也有个日子。但这封信也没有。再次，康生城府深，又是中共高层，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他不可能在信件中明目张胆鄙视另一高层人物，但康生的朋友中并没有比目鱼这个人。据知情人称，比目鱼是一个字库，这几个字是集字。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和康生伪信这两份伪造材料有着同一目的：将郭沫若塑造成跪舔权力却不受权力待见的下流文人。这极大抹黑了中共高层内部的同志关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十分尊重郭沫若。郭沫若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革命同志，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存在着分工合作的关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郭沫若始终真心佩服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他和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在20世纪50–70年代，他和毛泽东诗词唱和，并写了一系列文章阐释毛泽东诗词。当然，革命道路是曲折的，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他们也有分歧的时候。从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开始，

毛泽东多次否定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沫若迟至1974年2月才以七律《春雷》表态，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其间，郭沫若身上的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由此看来，郭沫若对毛泽东绝非谄媚。伪造《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将现代的革命同志关系扭曲为君臣关系，将革命文人歪曲为封建佞臣，事实上是将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封建社会，从而阻碍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思考。

二

鲁迅逝世后，中共将郭沫若定位为继鲁迅之后文化界的旗手。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发起郭沫若50寿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8)这次讲话确定了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郭沫若逝世后，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次确认“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9)

作为文化界的主将和旗帜，作为共和国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郭沫若是如何和其他文化人相处的呢？这些年来，有舆论认为郭沫若对待其他文化人态度凶狠、痛下杀手，把郭沫若塑造成置知识分子于死地的酷吏。这些建立在不实之词基础上的舆论，并不单单指向郭沫若个人，而是要将郭沫若代表的革命文化涂抹成刺眼的黑色。

很多人对沈从文在1949年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深表痛惜。在追究沈从文改行原因时，他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作为主要因素。汪曾祺认定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10)陈徒手引周有光语：“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11)

真相是否如此呢？1946年底，国共和谈失败，回到延安的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12)作为郭沫若在中共党内的直接领导，周恩来交给郭沫若的任务是在国统区领导“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斗争，从党内纪律的角度来说，郭沫若必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而在这期间，沈从文三次在文章中站在“反动独裁者”的一边，为了完成“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任务，郭沫若需要批评沈从文的言论。

沈从文在1946年10月发表《从现实学习》，批评昆明的民主运动，认为闻一多的被国民党暗杀是“愚人的一击”；曲解国共和谈，认为中共与民盟争取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的否决权是为了抢官做。对于这些糊涂言论，文协上海分会在年终会议上点名批驳，民盟成员王康也在《文汇报》发表万字长文《沈从文批判》进行反击。郭沫若在1947年元旦前后先后在《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两篇文章中不点名批评沈从文的观点。这显然是留有余地，希望沈从文能够认清真相，不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但沈从文并没有吸取教训。

1947年1月，沈从文发表《新书业和作家》，认为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由于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的失败是因为在出版竞争下经营不善。郭沫若看完文章后写下了《拙劣的犯罪》。他认为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因为政治不民主，并澄清事实说，创造社是被国民党查封的，从而有力地批驳了沈从文为了推卸政府责任而歪曲历史真相的做法。

沈从文在1946年9月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中，认为年轻人奔向张家口是参加“热闹”，作“无望流血”，他要“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个新看法”。张家口当时是解放区代名词，年轻人去张家口是参加解放军的。1947年10月，民盟因国民党的压迫停止了在上海的活动。沈从文在《一种新希望》中认为民盟失败的原因在于“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托希望又过大”，意思是说民盟失败为咎由自取。

沈从文这些文章的意图是鲜明的，他在帮助国民党推卸责任，并批评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是“无望流血”。对于肩负“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任务的郭沫若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郭沫若在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中，认为沈从文的《摘星录》等小说为“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并批评沈从文“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忠于国民党并踊跃建言献策。

1949年后沈从文的转行的确跟舆论批评有关，但批评主要不是来自郭沫若。1949年9月，沈从文给丁玲写信说，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13)但当时郭沫若的公开身份既不属于中共，也不属于民盟，而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可见郭沫若的批评对沈从文的压力其实并不大。

尽管沈从文给丁玲的信中谈到了压力，但这压力也是有限的。解志熙教授认为，面对舆论批评，“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14)他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上，1949年后，人民政府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派他去华北革命大学学习，让他参加川南土地改革，但他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是，以致思想改造不成功，所以创作不出得到认可的作品来。1953年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开明书店写信告诉他，他以前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因此把纸型烧了。这给他很大的打击，是他转行的最终因素。尽管如此，他在1949年后还是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只是风格大变，不适合现在文学史家的胃口罢了。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转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郭沫若的批评只是很小的因素。部分学者和舆论夸大郭沫若的作用，是为了将郭沫若打扮成置人于死地的酷吏形象，从而拒绝与郭沫若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文化对话。

除沈从文外，郭沫若在胡风事件中的表现也被诟病。有些网络文章危言耸听，说郭沫若主张判胡风死刑，依据是郭沫若发表在《文艺报》1955年6月15日第11号上的《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认为：“几年前，我们曾经进行过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好些反革命分子经过镇压之后，几年来，有的已经得到了改造，可是，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这里的“严厉地镇压”，后来被解读为“判死刑”。

郭沫若的发言需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孤立出来。发言开头就说：“刚才听了好多同志的发言，认为我们这次揭发了胡风和他的小集团的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是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我是完全支持这一意见的。”发表郭沫若文章的当期《文艺报》上，还以《坚决彻底粉粹胡风反革命集团》为总题，发表了茅盾、曹禺、周立波、张天翼、王朝闻、白朗、艾青、臧克家等作家的文章。他们的严厉一点不亚于郭沫若。茅盾在文章中说，他看了《人民日报》最新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对编者按印象深刻。这则编者按针对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的少数野心家的说法，认为“说这样话的人，或者是因为在本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莹。”茅盾由此认为，胡风集团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阶级斗争。此外，艾青的发言题目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匪徒》，白朗发言的题目是《我们要展开歼灭战》，杨朔发言的题目是《严惩奸特，依法镇压》，都充满了火药味儿。

文艺界之所以对胡风集团如此严厉，一是因为《人民日报》定性了，二是因为在公布的胡风反革命材料中，有胡风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国民党写的清党的文章，有胡风在解放战争期间与朋友们的通信，表现出对解放军和中共不信任。对于当时的中共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材料所反映的胡风的表现当然是反党的。

《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在会议上的表态文章，郭沫若真正用心写的关于胡风的文章根本就没有发表出来。这篇文章写于1955年，具体写作日期不详，题为《胡风的思想本质和它的渊源》。郭沫若用毛笔写了整整39页，写好后进行了仔细修改，其中有大段的文字被删去，并在稿子的空白处补充了很多文字。文章详细论证了胡风思想和辩证法的对立、胡风思想和文章与日本转向文人的思想和文风间的关系，并说明了胡风长期以来和左翼文人之间分歧的实质。文章最后说：

胡风先生，假使他容许我向他劝告的话，我要劝他放下更大的决心，把他自己的矛盾统一起来。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大家所欢迎的，但必须表里如一。我相信爱护胡风的朋友们也必然会这样期待着他。

我自己也是必须经常进行思想改造的人。错误是人所难免的，但我们决不要坚持错误。往前看吧，整个的国家都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难道一个人就不能改造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请让我们共同努力！

郭沫若在这三段文字中，分明是以最大的善意劝告胡风改正错误，成长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还以身作则劝诫胡风进行“思想改造”。这根本不是敌我矛盾，而是朋友间的谈心。这篇未刊文和郭沫若的发言在态度上是不一样的。这篇文章郭沫若写得那么认真，肯定希望发表，最后没能发表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最有可能的是这篇文章写在《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前。这些材料公布后，郭沫若这篇文章再发表也就不合时宜了。

胡风事件是复杂的，1978年后，舆论对胡风给予了过多同情，而没有在真相上开展更加扎实的研究。郭沫若在胡风事件中的表现是复杂的，绝对不是所谓主张判胡风死刑这样简单的结论所能概括的。舆论一方面忽略了胡风事件中文化界的反应，另一方面对胡风的思想和过往的表现缺乏深入研究，只是单纯从同情胡风的角度出发，将所有的“恶”都归诸郭沫若，这明显是拒绝进入历史深处。

作为共和国科学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人，郭沫若对于知识分子一贯采取保护的态度。1951年，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研究人员马学良在他的《撒尼彝语研究》中歌颂了传教士，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要求中国科学院采取具体措施，“使此类政治错误不致发生”。(15)中国科学院做了检讨，郭沫若在总结中一边指出马学良的错误，一边要求保护马学良：“国内少数民族的语文研究者不多，像马学良同志这样对于少数民族语文有素养的学者，我们是应该珍惜的。这次所犯下的错误，主要是由于我们负行政领导责任的人帮助不够，但马学良同志却能够认真检讨，接受批评，为我们的学术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作风，我们认为是难能可贵的。”(16)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郭沫若在反右斗争中主张保护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由此向中央打了报告，中央同意中国科学院的意见，“保护了不少好同志”。“我们虽然减少、减轻了对科技人员的伤害，但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如果不是有像郭老这样的院长关怀帮助，我们在当时‘左’ 的思想影响下，犯的错误还要大。”(17)这跟我们现在一些学者和舆论所塑造的郭沫若的“酷吏” 形象，相差是多么大啊。遮蔽历史的复杂性，片面夸大某一事件，这样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扭曲的，和历史真相不符合的，也是有意拒绝和历史对话。

三

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领军者，在古文字和古代社会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一些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遥相呼应，指责郭沫若在学术上存在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或者认为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是为了献媚，从而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放逐到严肃的学术领域之外，这是“妖魔化”郭沫若的第三条路径。

郭沫若因为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国民党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在流亡日本的十年期间，郭沫若并没有消沉，而是抱着“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的情怀，开始了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十余部学术著作，获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学者鲁迅、钱玄同、董作宾、容庚等人都对郭沫若的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国参加抗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大后方的学者文人加强管制，郭沫若不能直接从事抗战宣传了，于是埋头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出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著作代表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新高度，受到了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推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花大力气完成了《管子集校》，被著名学者马非百评价为“解放以来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评继承祖国遗产的巨大著作”；(18)他还继续考证青铜器铭文，指导考古发掘，发起兰亭论辩，最后完成《李白与杜甫》，可谓笔耕不辍、卓有贡献。

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有着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很多人却深文周纳，将他的研究定性为“抄袭”或者“献媚”，目的是将其束之高阁，打入另册，不得翻身。

最先对郭沫若学术研究发难的是美籍华人汉学家余英时。1954年，他在香港《人生》半月刊分三期连载《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十批判书》在材料和观点上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余英时多次提起旧作，并在四十年后将其收进《钱穆与中国文化》，在上海出版。余英时已经是著名学者，又“言之凿凿”，故而很多人深受影响。一贯喜欢凑热闹的丁东就曾在《博览群书》上发表《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大力渲染余英时的观点。1998年，丁东还将余英时的《互校记》收进他编的《反思郭沫若》，进一步为余英时造势。

余英时毫不掩饰他在1949年读到郭沫若赞扬斯大林的诗歌后所生的“偏见”，他在这种“偏见”之下对郭沫若“抄袭”的指证，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比如，他一口咬定郭沫若在论述秦始皇与吕不韦关系时所引的王世贞的某书抄自《先秦诸子系年》。王世贞这本书一般人很难见到，属于生僻史料。《先秦诸子系年》所引的书名是《读书后辨》，而《十批判书》引用时书名则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引用《先秦诸子系年》时却篡改原文，写成“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其实，王世贞这本书的名字为《读书后》，钱穆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本书，只是从《史记志疑》引出。而郭沫若没有和钱穆错得一样，说明郭沫若根本没有抄袭钱穆。可笑的是，为了说明郭沫若抄袭，余英时将郭沫若和钱穆所引的书名统一，于是替钱穆将“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辨”。余英时这种篡改史料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学术“不德”。此外，在余英时的《互校记》中，“凡《十批》论诸子所引用的材料见于《系年》的，便断定《十批》关于此子的研究‘抄袭’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见于《系年》的，以及对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于《系年》的，余英时就视而不见了。”“余英时存有偏见，甚至于连一些常见的基本史料或已经成为学者们基本常识的论点，都要把发明权归于钱穆名下而指责郭沫若抄袭。”(19)可见余英时的别有用心、深文周纳。

在余英时看来，《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学术的最后结晶，只要《十批判书》抄袭成立，“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20)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都置于不可对话之列。但余英时未免太狂妄了，如果说他的“偏见”导致他不认可1949年后大陆学界对郭沫若的高度肯定，难道鲁迅、钱玄同、董作宾、容庚、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评价都是虚伪的？难道1948年选郭沫若为院士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都在造假？奇怪的是，就在余英时的栽赃已经被翟清福、方舟子等人揭露了20年后的今天，还有青年学者在文章中认为《互校记》“抉发近现代史上一桩隐而不彰的学术不端事件，展示了以校勘作为文史研究的进路、分析工具的可能性”。(21)这种不了解研究进展人云亦云的学术武断，体现了余英时将郭沫若打入另册的初见成效。

余英时在1992年为《互校记》写的第二则跋语中认为，1950年之后的郭沫若，“事实上已无时间也没有兴趣从事严肃的古史研究了”。“《李白与杜甫》，那是与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属于同一性质的作品。”(22)所谓不“严肃”，就是指不值得讨论了。在余英时之前，钱锺书1979年去美国访问期间曾跟夏志清说，《李白与杜甫》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喜好，奉旨成书的。这大概就是余英时所谓的不“严肃”。这些观点曾长期影响了学界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的评价。事实上，《李白与杜甫》并非迎合毛泽东之作，而是为了跟萧涤非、冯至、傅庚生等学者的著作乃至上千年的杜甫研究、李白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是充满叛逆激情的郭沫若向固化了的传统意识的偏见所做出的学术挑战，这种挑战石破天惊，充满了学术勇气和魄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分析。(23)而钱锺书、余英时的“献媚”、不“严肃”说将这一充满创见的著作打入另册，以致对此的研究长期得不到深入。

余论

将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认定为向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投机，将他抗战归国之后写作的《蒋委员长会见记》认定为讨好处于权力巅峰的蒋介石，这些做法都意欲将郭沫若塑造为无节操的墙头草，阻止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革命策略的深入思考。20世纪50–70年代的郭沫若究竟是不是阴阳脸、阳奉阴违、逢场作戏？这涉及到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究竟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还是具有广泛的精英支持和群众基础，也就是它的合法性问题。把郭沫若这位重要的共和国文化领导人塑造成置知识分子于死地的酷吏，事实上是要阻止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国的作用和地位的深入思考。污蔑《十批判书》《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的代表著作为抄袭和献媚之作，事实上是要抹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成果，拒绝和革命中国的主流学术展开对话。

中国的“短二十世纪”是复杂的，其内蕴的诸多面向尚待我们去发掘与对话。作为中国“短二十世纪”在文化领域的代表，郭沫若也是复杂的，长期以来，我们对他的研究其实并没有深入展开。假造证据或者有意遮蔽历史，把郭沫若塑造成“佞臣”“酷吏”“小人”甚至“渣男”的目的是要将革命文化打入另册，将其从严肃讨论对象中剔除。这种站在审判者的位置，以简单粗暴而且傲慢无礼的方式拒绝与20世纪中国对话的行为，事实上阻断了我们通过历史重建自我主体的道路。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说“妖魔化”郭沫若的行为是自毁文化长城、阻碍对中国“短二十世纪”文化传统的继承的重要表现，当不为过。

本文注释

(1) “短二十世纪”最初由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提出，汪晖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

(2)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3) 徐径：《寒风阵阵雨潇潇：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诗歌创作分析》，载《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4) 丁冬编：《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5)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 详细分析见李斌：《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载《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7) 高晓松著：《鱼羊野史》（第1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8)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9) 《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第2版。

(10)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载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1)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载《读书》，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