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昔阳建成大寨县

红日，热风，大浪！

当太原市和本地区许多地方还弥漫着战斗的硝烟的时候，在狂浪奔腾的昔阳界都河滩，岸边站立着县革委主任陈永贵、革委成员赵满仓、李成元和其他人物，他们想的是如何与穷山恶水较量。

“农业学大寨”这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一经领袖提出，在中华大地立即发生轰动效应，山东的下丁家，沙石峪，山西的盂县，杨滩，还有湖南等地都大张旗鼓地提出学大寨，赶大寨的口号，大搞土地建设，提倡科学种田，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可是，当时的昔阳，除少数几个大队以外，大部分社队只提口号，不干实际，学大寨成了水过地皮湿。全县粮食总产量才8000多万斤，社员的口粮还得靠国家返销。同样的地块，同样的条件，大寨的亩产达到了800多斤，其他地方亩产才200斤上下。因此人们说，昔阳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昔阳如何学大寨，还得由陈永贵回答这个问题。

“嘿嘿，狗日们，想把我卷走！”

陈永贵怒目扫荡着肆无忌惮的松溪河，又扭过脸来考他的部下：“你们说说，怎么个干法？”

不知哪一位冒出一句：“还是三战狼窝掌吧！”

陈永贵没有表态，用藐视一切的姿态扫了松溪河一眼，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凭着“农业学大寨”，就是避开“文化大革命”这个背景，陈永贵也具备了到县里主持工作的基础。当时已经有不少人说：“昔阳赶上大寨，还得陈永贵当县委书记。”

昔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陈永贵就思谋着怎么样在建设大寨县上打开局面。头一年上任，陈永贵还没有来得及搞大的工程。抓的是苦干实干巧干，抓三深法海绵田，二坡地加工，调挤土壤等。但是他心里却有着一个老谱：学大寨就得想新的干大的。最初，他在北京开会，在电话上提出要劈开爬次沟，开出翟家湾的设想，就是把县城南河拦腰打断，让南河水从新开的河道流走，在南河河滩上打坝造地。可是翟家湾的一片好地属于东关大队的土地，东关大队怕丢了土地吃了亏，县里多次和他们协商也没有达成协议。陈永贵就又另打主意；界都河工程就是他想新的干大的第一把火。这把火怎么点？他要亲自看看。

陈永贵站在高圪台上，悠然自得，右手随着大脑的思索抽出一支烟，“喳”地划了一根火柴点着，继续思索。

“三战狼窝掌？那是狼，这是虎啊！”

三战狼窝掌，故事好讲。要真正地钻进故事里一点一点地透视，才能看出陈永贵的才智，胆略和气魄来。眼下地陈永贵已经不是脚踏在狼窝掌，而是站在昔阳县地高山河川上。头一把火往哪里点？怎么往起点？陈永贵用他的脑浆绘制着这张蓝图。

陈永贵拼命地抽着烟，听他周围伙伴们献计献策，有提出打多层坝，有赞成搞水库的……

你一言，我一语，东一榔锤，西一棒子，到陈永贵这里都是宝贵的精神食粮。陈永贵掏出纸烟来，每人叫他们抽了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有滋有味地吸完，又把烟屁股接在另一支烟上，再有滋有味地吸着，不声不响地想着，最后要拍板了：“一条河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拿不出办法。要打坝可不能比狼窝掌，得搞顺水坝。这么一拦，几千亩地拦住了。至于这坝怎么打？叫水利局作个规划，基础多么深，坝面多么宽就承受住水的冲击，县里有水泥，还是总理说的，水不如人可怕！”

一言出口，铁板定钉。这把火一点就看出了陈永贵的应变能力。到1967年7月，全县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云集大礼堂，听取陈永贵的动员报告。陈永贵例举了大寨大战狼窝掌，搞科学种田顶住了旱涝风雹的袭击，产量逐年提高的事，论证了人定胜天的思想。看着陈永贵在主席台上抽烟的动作，讲话中那种藐视一切的口气，与会者们都在预测他的能量了。他讲了大道理、小道理，接着就宣布了县革委关于“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决定。南河工程不能上马并不会使陈永贵灰心，他根治松溪河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为了给全县起个样板作用，1968年9月初，县革委会在昔阳县城举行了在界都河打坝造地的誓师大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动员报告。报告之后，陈永贵和县革委领导成员肩扛治河工具，率领来自全县20个公社的1500个民工的治河大军，排起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界都河，打响了“重新安排昔日山河”的第一炮。这项工程，原计划两年完成，结果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就胜利竣工。他们在界都河畔筑起了一道顺水的拦河大坝，长3500米，高8米，底宽5米，造地二千多亩。

工程带动了生产。陈永贵上任以后，昔阳县的粮食产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6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8000万斤上升到1亿2千万斤，陈永贵上任一年就打响了！

界都河治理成功，对全县震动很大。东关大队的干部们不再为怕毁了“捞饭盆”而担忧，而是主动向县里表态同意开工。从此以后，南河大会战工程打响了，赵壁川大会战工程打响了！秦山水库，水峪水库工程都打响了！

当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到昔阳大地以后，陈永贵已经铺开了昔阳城南河的劈山改河工程！这个工程是早已被装在陈永贵心里的一个项目。每当他从大寨向县城走来走去，都要经过城南河，看见一大片河滩得不到利用，早已发过誓言：有朝一日他要到了我的手里，我非搬倒那座大山，把南河送在那边，腾出这片河滩种地，他到县里执政了，他当年的誓言变成了现实！他派县革委的领导成员王富元到工程上坐阵指挥，并亲自参加劳动。原计划两年时间干完的工程，由于王富元和工程上数百名民工的努力，第一年洪水到来了前就使工程合龙了。当陈永贵陪着农林部长沙风来到工程上视察的时候，看见新劈开的河道上打上了柳棒筑成的木桩，使河道越冲击越宽，高兴地一拍王富元的肩膀说道：“这就是叫高山低头它不敢不低头，叫河水让路它不敢不让路。群众力量大无边！”王富元向他汇报说：“我们打上木桩冲河道，比人工干要提高二十倍效率！”陈永贵说：“好，你带着群众干出了大名堂！”为这个工程的提前合龙，陈永贵和他们总结了四句话，叫“上腾郭庄库，下淤界都滩，龙王发善心，冲开白庙山”。到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时，这个工程己经能向会议献礼了！

那几年，陈永贵的思想体系就是想新的，干大的。他大刀阔斧地支持了界都公社西固壁大队的劈山改河造平原工程，提倡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哪里也有新套套。用他自己总结的话就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所以，那时和顺县的人参观以后就针对他们的现状说：“昔阳是修地的，我们是看‘戏’的！”“昔阳全县闹养种，我们是两派搞斗争！”

昔阳成了大会战的战场，五个大川都在“大”字上做文章。而大寨已经建成了高标准的海绵田，开始向“水”进攻，在“水”字上还真是引出一段故事来。

周总理在第一次访问大寨时就向陈永贵提出了水利问题，使得陈永贵一直耿耿于怀。他修池，是为了一个水；开渠是为了一个水。甚至还为了一个水,“啪”地把一块砖头狠狠地摔在地下。因为山上送不了水，陈永贵开会时用高八度的声调训人，会场的气氛相当严肃。

这是发生在1970年的事情。

当时的大寨成了中国农民“朝圣”的地方了。然而那一年春夏之交，滴水未落。干旱严重地威胁着虎头山上的一株株禾苗。大寨有水池，水泵却打不上水。尽管如此，那些四面八方前来大寨参观的人们仍然如潮水涌来，这似乎是成心要大寨的好看。

陪客以后，陈永贵也明显地有了几分酒兴。送走外宾以后，那暴躁的脾气更比平素要表现得强烈一些。他有一个嗜好，每逢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常好喝点儿酒。因此，这两年他的酒量越大，脾气也越来越暴。这一点，他不避人。这次会上，他就大发雷霆地骂人：“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唉！”

他挥起拳头，“咚”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毕竟是酒醉心也明白，他自觉理亏，第二天手里捏着十块钱，交给大队会计：“我赔！给我下了账!”

玻璃是赔了，可是水却上不了山，陈永贵冲着大队科研组长高玉良发肝火：“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怎么，那电还长着腿哩？看你的面子哩？它知道天旱了，自个儿给你送上一股水去浇地？啊？你去问问那电，电长腿没长腿？”

年轻的高玉良受不了这顿枪炮般的轰击，顶撞了几句之后，向后一扭身，走得没了影儿。

陈永贵把高玉良训得直到看不见他，又找来电工训了一场。这一下可把个高玉良训得也动了肝火，赌气一般地在村里走着。深更半夜的，他也不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找电工了。他回自家找了个手电，带了一把卡丝钳，在夜深人静之中顶着黑乎乎的夜幕上山去了。事情也怪，大白天几次找原因还解决不了的问题，高玉良却在这深更半夜里用手电晃着干了几个小时，电就那么顺顺当当地通了。到了这个时候，高玉良的气才消了一大半。他也觉得实在是饿了。这深更半夜的，饿有什么办法？干脆睡觉吧！于是，他就在一个死人的墓堆上躺下。

第二天一早，陈永贵上山之后，看着水渠里那股缠腰流过的水，心里笑了。他后悔晚上不该训人。他打算向这位年轻人说几句道谢话。却就是找不见高玉良。他便又走回村里，问高玉良老婆：“玉良夜里黑夜在什么地方？”

高玉良老婆也很纳闷：“我不知道呀，不是去开会？”

陈永贵笑了：“一黑夜不在，你也不去找一找？丢了人你不着急？”

此时，高玉良还在死人“身上”躺着，正睡得香哩！

一场大训解决了一个问题。“训人”对于一个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民干部来说，是拿手戏！

陈永贵在大寨是这样，在昔阳也是如此。凡属关键性的大事，他都抓住不放，坚决落实，落实不了就要训人。那时候，昔阳除了正月十五前的群英会是总结表彰戴红花以外，其余的会议就是整风会，找差距会，后进队会，说到一点上，就是要揭矛盾，找差距，制定大干快上的措施。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揭不得了”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因为“形势逼人，不干不行”。记得在1969年前后，有四个公社没有工程，陈永贵就集中这四个公社的党委委员到大寨举办学习班，提出其他公社都有工程，你们上不上工程的问题。这些人在住学习班之前都找客观理由，为没上工程而辩护，住了学习班以后压力很大，在陈永贵面前都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回去上几个工程。从那时搞上去的工程看，直到现在还发挥着效益。在学习班上，谁也免不了挨训和检讨。这一训果然就把多年拗下的悠腻劲儿惊动醒了。桌上香喷喷的肉菜吃不下，房间棉乎乎的被窝睡不着，每天愁着如何过关。陈永贵对那些难剃的头，更是有一套办法：训起来免不了上纲上线增加威慑力，实在有惊动不醒的，只好动外科手术，把他从当权的地位上拿下来。可见，真正的昔阳经验并不是后来所批判的砍树，割尾巴，割社会主义的草等等，而是有鲜明的目的性。目的就是抓肥，抓水，抓土地基本建设，抓科学种田。这样，在三年内昔阳的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由8000万斤提高到1亿6300万斤。由此，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国务院于1970年9月15日召集的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昔阳的山山水水接受了会议的检阅。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性农业会议。会议一开始由钱正英部长主持，后来，纪登奎和其他几个中央领导到会指导。会上听取了陈永贵和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的汇报，又进行了经验总结。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参观了界都河工程、南河工程等昔阳重点学大寨先进点。钱正英部长和部分会议人员还亲自到南河工地劳动，请王富元介绍工程的进展情况。会议除了研究改造山河，增加粮食产量以外，重点还围绕生产研究了如何排除影响学大寨的拦路虎问题。按照当时的习惯思维方式，昔阳工作上去首先是抓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的结果。这样，陈永贵的“训人”也就自然地成了“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了。那些不合格的领导就属于走资派、民主派、老好人掌权等五种人掌权的问题。会上还具体点名介绍了著名劳动模范张老太的变质问题。

张老太在抗战期间，以发展牧畜业成就惊人，被授予太行老劳模的光荣称号。建国后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全国很有影响。可是近年来因为倒卖牲畜，和外地多次发生纠纷。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责成由陈永贵具体处理。陈永贵根据当时的政策，两次派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进刀把口，审查张老太的问题，最后按走资派和民主派对待，在党内受到处分后通报全县。以今天的眼光看，对张老太的处理上纲上线是过分的，但有关张老太后来的演变情况，陈永贵对他一刀两断也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气魄。

有关陈永贵对张老太问题的处理，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看法。陈永贵对此也有所察觉，并慎重地考虑过很长时间。1973年冬，陈永贵从北京回来，就接待了这样一位来自刀把口公社的反映张老太的人。此人叫张良小，是刀把口公社的下乡干部。他是张老太的知情者，对当时的县宣传队和公社党委审查张老太问题的做法看不惯，曾经受到排挤。他听说陈永贵回了大寨，不敢直接坐汽车进县城，特地绕道徒步去了县城。因为门岗很严，他不得不去县邮电局找到陈永贵的外甥安计科作为向导，两人骑摩托去见陈永贵。陈永贵性格倔强，但对来访者还是比较宽厚的。一听张良小要反映张老太的问题，便特别热情地招呼他坐在炕上，听听他的看法。张老太的问题处理，虽然要经他拍板才能定案，但具体材料还是靠下面的汇报，难免有些出入。他要亲自过问一下这个情况。张良小首先反映，张老太为儿媳改成份不是因为儿媳和他儿子成亲后才改，而是在土改定成份时，刀把口本来就没有富农，但上级不依，硬要定一个富农才能使贫下中农分果实，他勉强定了一个。到了合作化以后，他才主动把儿媳娘家的富农成份划下来。接着，张良小又谈了几个问题，说明宣传队的材料不实。陈永贵听后很激动，说对人应该实事求是，错了就纠正。那天反映之后已经很晚了，陈永贵要张良小住下，张良小感谢老陈的关怀，但还是骑摩托回了县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永贵对张老太的问题用文件形式作了一些纠正。但根据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怎么纠正也摘不掉民主派、走资派的帽子，直到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

那时候，张老太这个典型是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定了调子的，就是必须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从狠抓领导班子建设上入手来解决农业问题。会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以抓“五种人掌权”问题为内容的农村革命新浪潮，“大批促大干”的口号也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会议产生了《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纪要》。《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提出了大寨公社尽大寨，昔阳建成大寨县。“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到会代表表态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领导，大寨能办到，我们也一定能办到。”

今后，在北方地区迅速掀起了学大寨，赶昔阳，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新高潮。陈永贵在形势逼人，不干不行的情况下，通过反骄破满，又想出了搬山填沟造平原，为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创造条件的新套套。

全国学昔阳，这对陈永贵来说又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昔阳再没有新的突破，人家学你什么？那时陈永贵就提出一个宏伟目标：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他也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主张，敢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投资。为此，陈永贵在大会上讲，小会上讲，甚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这么讲：“如果你光在账本里面打转转，什么劳力，炸药，钢钎，算这算那，把脑袋都算昏了，算得什么都干不成了。当然，不能反对算账。账是要算的，但要算活账，算群众积极性的账，算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账，特别要算人的潜力的账，算过去浪费劳动力的账。这样算能算出信心来，算出决心来，算出干劲来。”与此同时，陈永贵的账又算到了下面的公社和大队。昔阳的洪水公社有一道洪水川，三十里长，都是乱石滩。1967年学大寨头一年，全县干，他们在算，一算投工，二算投资，三算当年受益，算来算去干不成，没有干。第二年，别的公社大干，他们在等，一等国家拨款，二等县里开办，三等外地支援，又没干。第三年，别的公社干出了大成绩，他们还要看，一看别人干工程，国家给钱不给钱，二看别的公社资金怎么筹集，三看得利不得利，还没干。到了第四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一开，别的公社人变、地变、产量变，陈永贵亲自到了洪水公社，问他们，“算也算了，等也等了，看也看了，你们准备怎么办？”这才使他们横下心来，一不要投资，二不要支援，依靠自己的力量干了一年，打下4800米拦河大坝，垫成了1700亩平展展的好地，成了建设大寨县典型的活教材。陈永贵拿这个例子到处讲，反复讲，成了昔阳的一大新闻。

陈永贵的算账思想也算出了昔阳的大干场面。十年学大寨，昔阳农田基本建设投资1亿4000万元，造地6万亩。干了8900多项工程，动用了1亿3000多万方土和石头，打了2000多里坝，搬倒了1200多座小山头，碹了170多里涵洞，劈山改河350多处，扩大了6万多亩土地，建成了30万亩大寨田，水地增加了10倍。这无疑为昔阳的历史留下了一笔丰彩。

有关这一段历史，是有目共睹的，是社会公认的，就是在批判大寨的高潮时期，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十年之后，《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对这个伟大功绩也大加否定。它是这样评价昔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昔阳年年搞大会战，农田基本建设项目越搞越多，越搞越大，其根本用意，并不真正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是‘堵资本主义’之路，把农民控制在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圈子里，使其心智和体力全都消磨在无休止的黄土搬家上。”

这样的结论，把数以万计的农民也搞糊涂了，农民就是种地，没有土地就打不下粮食，打不下粮食就要饿肚子。难道我们为了多打粮食，搞些农田基本建设项目也犯罪了？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陈永贵算了洪水公社一算二等三看的账，《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用美国和法国来算昔阳农田基本建设的账。它说：“在美国，种一亩小麦平均用工不到半个工时，在法国需要1.7个工时，而在昔阳，则大约需要288个工时。封闭的社会经济结构，窒息人们奋进精神的平均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不讲效益，违背自然规律的蛮干，如何能迈开社会主义的步？”因此，它对昔阳农田基本建设得出了一个“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结论。

真正了解农业的人，看了这一段议论真是一场笑话。一个门外汉评价中国的农业只能是脱离实际的胡说。它不看美国和法国的自然条件和科学程度，也不看昔阳的实际情况，硬拿外国的大帽子往昔阳人民身上扣，合适吗？正因为昔阳是一个贫瘠荒凉的山区，山高坡徒，土地条件十分恶劣，陈永贵才率领昔阳人民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的斗争，使一个全县粮食总产8000万斤的地方提高到近3亿斤。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陈永贵也是为了这一伟大目标而大展其才的。难道不让农民修地而去修仙山琼阁吗？进一步说，昔阳十年学大寨，把高山，河滩变成良田，把小块变成大块，正是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经过一代人和几代人的努力，是完全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不难看出，这本书的论点是多么荒唐的。从这个反面教材中更能看得出陈永贵不同于常人的业绩。

从陈永贵在昔阳的所作所为看,他的确具有一种领袖的气质。他是个农民却不是个一般的农民。他善于用农民特有的方式果断而粗中有细地独立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又能够及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来。虽然在上层政治生活中他并不很适应，但客观与主观的双重因素使他必须要走进高层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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