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总理来访之前

1965年为大寨人安排了一个美好的春天。就在四清联合工作组驻进大寨的同时，中共华北局委书记李雪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来大寨视察，这是继廖鲁言部长视察大寨之后，又一次来大寨的重要人物。

2月7日下午，陶鲁笳由阳泉专程到昔阳，陪同来访的有省委书记王大任，作家马烽，省农业厅厅长康丕烈等，当天晚上在昔阳县招待所安排住宿。

2月8日上午，陶鲁笳、王大任，康丕烈、马烽的专车开进了大寨。由县委书记张润槐，大寨大队大队长贾承让陪同，参观了老坟沟、合作沟、狼窝掌沟，参观了第四次大战狼窝掌的工程，也观看了玉米秸秆沤肥法。

2月8日下午，在北京开会的陈永贵专门赶回大寨。陶鲁笳书记和陈永贵见面之后，决定在大寨召开小型座谈会。参加会的人员有：王大任、康丕烈、马烽、刘庆华、县委书记张润槐、大寨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大寨大队有陈永贵、贾承让。

这次座谈会上，陶鲁笳简要地说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陪同华北局委书记李雪峰来大寨视察，着重研究大寨的土地、粮食产量和四清问题。在李雪峰没有到来之前，陶鲁笳详细地了解了土地丈量的情况和四清中提出的粮食产量问题。在陈永贵的陪同下，陶鲁笳、王大任、康丕烈、马烽亲自到康家岭、小蒙沟等地参观了大寨苹果树和土地基本建设。

1965年2月9日下午六点多钟，中共华北局委书记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乘专车莅临大寨。当李雪峰从车上跳下来以后，陈永贵热情地走上前去同李雪峰握手。李雪峰尽管临近花甲之年，但身体非常健壮，情绪挺好，一边同陈永贵握手一边说：“等久了吧？”

陶鲁笳说：“他是昨天晚上从北京跑回来的。”

李雪峰高兴地“嗯”了一声，又同贾承让几个人握手。

当晚，李雪峰一行在县招待所住下。

65年2月10日晚，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一行专程到大寨，召开了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贫协委员会议，研究土地、粮食和四清问题。会前按照李雪峰和陶鲁笳的提议，要看一看大寨民兵连的夜间射击。当郭凤莲和几位女民兵的精彩表演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时，李雪峰很满意地鼓起掌来，时而又同陶鲁笳和刘子厚交谈几句，时而又聚精会神地继续观看表演。

观看了表演，会议就正式开始。

陈永贵的情绪显然比前一段要好得多。李雪峰、陶鲁笳的到来，摘下了背在陈永贵身上的一大包袱，他首先在会上表示态度，感谢上级领导对大寨的关心和爱护。他说：这个时期很忙，免不了对外来参观访问的人招呼不好，可能大家有意见。我说，现在我顾了招呼你们，生产搞不好，你们明年就不要来了，我也息心了。

讲到这里，陈永贵笑了笑，一边吧哒着烟一边说：“为什么64年春季要那样抓呢？因为遭了灾，全县公社主任来大寨参观说，陈永贵又吹牛哩。三年至五年恢复土地；光后底沟也得三年至五年，结果我们十七天就把后底沟恢复了，这是激起来的。是逼起来的。如果不激不逼，即使用不了三年五年，十七天是干不出来的。搞了后底沟，我们就搞老坟沟。成绩越来越大。因为我们从63年遭灾以后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干出来啦，也就使一些人不理解，说我们的地亩有问题，说透了，土地多了。上级领导要为我们核实一下土地，我很满意。是多是少，让大家都明白一点。实际上这土地是怎么量的？工作队知道，邻村也派了代表，哪一块地是大寨的，哪一块不是大寨的，不是我两只眼睛看，眼睛多哩！丈量的时候，堾边算不算、梨沟地算不算，就按前一段丈的结果，是多了，还是少了？”

陶鲁笳听到这里，明确表态说：“土地丈量清楚了，有点太清楚了。今天看到的情况把它去了，小果树地不要算粮田。这个情况老康（指康丕烈）和我详细介绍了。这事是由总理亲自安排的。去年人代会期间，有人反映大寨的产量不实。总理就叫我和陈永贵谈，陈永贵说大寨产量不虚。总理第二次又找我和李书记谈，说大寨的总产量、亩产量一定要核实清楚，要不让记者捅到国外影响不好。关键是粮食亩产量过江没有？我已经给总理汇报了，说大寨丈量土地的结果不是多，而是少了。总理详细打问了土地和产量的事，我给总理说：‘大寨的亩产量还是在八百斤以上，过了江了，人均口粮已经分到490斤，我说干脆500斤。总理还特地嘱咐：可多分些谷子，每人争取吃到60斤小麦。’”

陈永贵接着陶鲁笳的话说：“山地和平川就不一样嘛！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牛耕的地不能算地亩。地不丈还不知道，一丈，才知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要求少多少给我补起来。”此时，陈永贵的态度强硬，话说在了气头上，显而易见是带着情绪的。

李雪峰向陈永贵打了个手势，劝他说：“算了！土地问题，弄清楚就好，纠正了就行了。”陈永贵才不再往下说。

陶鲁笳说：“永贵呀，李书记（指李雪峰）很关心大寨的土地和产量，这个事弄清楚好。这个事这次定下来，以后上报还是向参观介绍，就按这次定的办。”

李雪峰皱着眉头说：“亩产800多斤，这个基数不低呀！65年的基础不是更高了？”

陈永贵说：“今年应该再有点压力。”

李雪峰满意地点点头：“有点压力好。”

陈永贵表示态度说：“大寨人打胜打不胜，65年一定能上去。”

康丕烈说：“65年的生产指标，原则上是要注意稳产，不一定数量上，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就是调整品种。”

有关这一历史，本来没有什么争议。就是在批判大寨的那一段时期，也没有提出什么疑义。但是到了1990年出版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中以此断言，华北局和山西省委为了保红旗，公开弄虚作假。现在陶鲁笳还健在，笔者向陶鲁笳问及此事，陶鲁笳说：“这个事我能够作证，历史是不能歪曲的。”就在当时，李雪峰对陈永贵也是十分慎重倍加爱护的，他说：“你们的信心很大，不要泄气。毛主席说要防止骄傲自满，除了总结经验外，还有一条是增加任务。因为新任务总比旧任务大。大寨已经是农业战线上的红旗，我们是很高兴的。如果华北再出现一个大寨，我们就更满意啦！”

陶鲁笳笑一笑，说对。然后，他又转向刘子厚，说：“老刘，你看有什么，给大家说说。”

刘子厚笑了笑，感慨地说：“对于大寨，过去是听，今天是看。看了一下，比听了的更深。我给你们想了幅对联：上联是全心全意为集体，下联是自力更生大跃进。看了地想出下句，听了你们干部谈以后想出上句。还想了个横批是听毛主席的话，或看是听党的话。这就是大寨精神。把这个精神带回去，给河北同志讲一讲，学习你们。预祝你们65年取得更大胜利，革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在农业上拿出更多的经验来。”

刘子厚说到这里，贾进才、贾承让、梁便良也都开始发言。他们首先感谢华北局和山西省委领导对大寨的关照，并决心用更大的成绩向领导汇报。贾进才也寻找了大寨在前进中的差距，说这样的会开一夜两夜我都不瞌睡。从这里可以看到，华北局和山西省委领导前来视察，给这些战斗在黄土高坡上的农民带来了什么样的情绪。从另一方面说，这些赤脚挽袖的普通农民也很难脱开人生常有的那种爱憎心理，李雪峰、陶鲁笳对大寨的爱护，和四清工作队对他们的不公正态度就形成显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这些人要抒发年前四清工作队对他们的态度，说工作队怎样逼着他们交待问题，说他们又怎么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很容易打开陈永贵的话口。陈永贵在这个火候上的态度是：一锹也是动土，两锹也是和泥。但是他在上级领导面前既要把话说透，又要表现得婉转一些，以便使问题进一步得到妥善处理。于是他就说：“关于四清工作，我想提一些意见。主要就是扎根串连的问题，把一些表现很不好的社员给扎上了。有些地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出发点也不好，不是为了教育人，而是把人治于死地，往死里惩人。死人不可避免，但有些可以避免。死人对工作不利，只能使地主、富农高兴。就像我们大寨，怎么我参加人大会议，他们却在村里挨整？他们贪污了，还是腐化了？把他们整得差点自杀？”

陈永贵说到这里，参加座谈会的四清工作队当事人自觉理亏，表示态度说：错了我们检讨。陈永贵马上顶了一句：“这不是检讨不检讨的问题，而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尔后又继续说，“现在的一些规定，有些就不结合实际，比如粮食分配。原定是人劳三七开，基本口粮打分，按成分粮。这种方法对节制生育有好处，也能照顾劳力。现改成人劳75%和25%，基本口粮是按人头分成。这样有些劳力多的户口粮少了，人口多的户吃不了，对生产不利。”

陶鲁笳严肃地申明：“75%和25%，省委没有硬性规定，要看具体情况。”

宋立英说：“有些人提意见说，过去是养活地主、富农，现在是养活干部、队长，所以搞扎根串连，这些人就很容易串连上。”

李雪峰听了，明确地表态说：“扎根串连，主要是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大队，一种是阶级敌人掌权的，一种是干部蜕化变质的。中央的二十三条精神，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来。像你们这样的大队，搞扎根串连，不管公开、秘密，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原来的根子就正，而且很好。根本不需要扎根串连。你们的有关问题，主要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再正确也有缺点和错误，这是一分为二的方法。越是要搞得好的地方，越是要见缝插针找缺点，常胜将军是没有的。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赵云、黄忠等，都是打了一辈子胜仗，最后还是倒台了。因为没有培养好接班人。刘备的儿子阿斗，不是那样稀松吗？我们的工作总有缺点，因为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大寨63年受了灾，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我们怕把计划产量说高了，以后的生产有困难，所以要留有余地，不是保守。比方说，这个余地留有百分之几是合理的？我们要求的是把工作作得更扎实一点。再说四清。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待清楚，（陶鲁笳插话：谁来大寨，我还不知道）这是领导上的责任。63年华北局太原会议，我曾经提到了大寨，说大寨要依靠党支部搞四清，领导上派个工作组去帮助，摸索一类队四清经验。大寨主要解决民主方面的问题，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不存在，因为他们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搞得很好。”谈到四清，也使李雪峰想到了过去搞运动的历史，说我们这些人在“五反”运动中都作了检查，什么多吃呀，多占呀，这叫领导引火烧身，讲了有好处，也叫负责同志自觉带头检查。高标准一树立，别人也得检查。每个同志都要洗手洗澡，手脸干净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领导人变坏了，他就不敢引火烧身，因为一引火就把他烧掉了，当然他不敢。你们自己领导搞四清，要总结经验，检查的好，团结的好，我们叫你们是“尖子人”。现在看来，凡是在省以上挂了号的一类队，以后要实行单独管理，这样做比较慎重。”

李雪峰和陶鲁笳的大寨之行既使他们对大寨问题胸中有数，也使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心情舒畅。事后陶鲁笳曾评价说：“陈永贵很不简单！”但是，像四清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普遍存在。尤其一些著名劳模思想负担还很重。由此，1965年2月21日，应陈永贵的要求，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王大任、马烽、康丕烈等人由张润槐、陈永贵陪同，去白羊峪参观，具体视察白羊岭大队的情况。白羊岭的劳动模范王殿俊也因为四清问题被逼得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李雪峰、陶鲁笳作了耐心的思想工作方才离开。

这是一段从社会档案里走出来的真实记录。这一段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大寨的成长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扶植、帮助和指导，正由于领导的扶植，大寨之花才越开越红，陈永贵才越来越走向政治家的轨道。而且事实也充分证明，没有陈永贵和大寨一代人的努力，李雪峰、陶鲁笳这些上层人物也不会为了一个大寨付出这么大的心血，不厌其烦地听取汇报，解决具体问题。这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而这种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正是出于中国大农业的需要而形成的。李雪峰、陶鲁笳对大寨的来访，增加了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人对大寨的了解，为周恩来总理来访奠定了基础。

历史不会抹杀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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