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真理就在这里

六十年代，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主席曾经号召中央委员、省委委员、各部部长深入基层，寻找真理。他说真理可能在农民身上，可能在炊事员身上，也可能在马夫身上，更可能在基层干部身上。并要求将调查后的情况写出书面报告。

在这种背景下，1961年5月，中共华北局委书记李雪峰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陪同，前往山西省文水县调查。当新任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到招待所接待他们时，陶鲁笳就向李雪峰介绍说，这是刚刚从昔阳调来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还未满月。李雪峰一听到“昔阳”二字，就乐哈哈地说到：“听说大寨搞的不错嘛，今晚上你给我汇报一下大寨好吗？”

那天晚上，张怀英向李雪峰谈到了大寨的好多问题，还特别谈到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

要说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离不开陈永贵的带头和影响。

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昔阳并没有重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当时干部的比例也很大。一个生产队就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等。这样造成的后果，一是群众负担很重，养活不了；二是干部不深入了解生产，心里就没有底子，指挥不了生产。因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头等人地边串，二等人打算盘，三等人过阳泉，四等人下河滩！”还有“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农业生产新事物，干部脱产大跃进”等。比较典型的有洪水乡攀掌村，到了收秋季节才发现有一块地没种，因为干部不下地看不见。由此，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果，解决干部参加劳动就成了突出的问题。

但是，大寨却另是一番天地。陈永贵从互助组起，就和贾进才摽着下地，成为互助组时期的楷模。建社以后，农业社无论干什么活总是陈永贵和贾进才、梁便良、贾承让这些人先干在前头。收工的时候，其他社员们扛起工具回村，陈永贵和其他干部们还得留下来检查一下当天的活路干得怎么样。陈永贵有教训人的一套，也有带动人的一套。凭着他浑身的力气和干啥会啥的技术，他只要干着，别人就不敢偷懒，连他身边的那几个干部也是如此。大寨社员要在面临西风的山头上干活，简直要把人冻僵的。要把这一关闯下来，无非是甩开手大干，出一身热汗。谁不卖力气谁就要吃亏。这一天，社员们拿着镢头和锄头，先挖坑后栽树，大家都抢着刨坑，因为刨坑能卖力气，容易出汗。可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仍然有他们的难处，一是手一冻就要裂缝出血，二是脚一冻就难以忍受。不仅社员们受不了，连干部们也很难坚持。那次是宋立英最难受的一次。只因她穿了一双单鞋，脚被冻得刀割似的疼，可又不能脱离现场去别的地方暖一暖。一来怕其他社员看了影响不好，二来怕陈永贵发现，支部会上难过关。因为陈永贵和她相离不远，人家在那边刨得比任何人也快。社员们看到这种情景，都悄悄地劝她暖一暖，宋立英就由几个妇女作掩护，让她坐在地下，然后把脚揣在衣襟下暖一暖，稍为好受一点再继续干活。这一事例叫现在的年青人看来恐怕未免太苛刻，甚至大有奴隶式劳动之感，但也正是反映了农村干部的劳动如何过硬。正是干部们过得硬，大寨的业绩才能想出来，说出来，也能干得出来。

陈永贵在入社以后的第一个支部会上就宣布：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不是好干部。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陈永贵的用人哲学。正由于他坚持了这样一条用人哲学，所以哪一个干部劳动不过硬，哪一个干部就过不了他的关。在大寨人的记忆里，五十年代的一个秋天，因为大寨和几个邻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忙于其它村的工作，安排了一个共产党员负责村里的生产。这个党员在三个月内就没有坚持生产劳动。陈永贵回村一看，安排了的“三秋”任务没有完成好，心里不高兴了，加上听到这个党员很少上地的情况，立即召开了支部会。在会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段的工作。这个党员汇报了半截，就被陈永贵卡住了：“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这个党员借故说事情多，忙不过来，陈永贵说：“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作好？”就为此事，陈永贵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宣布撤销他代理生产队长的职务。

干部参加劳动，按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或者叫“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在那一次支部会上，陈永贵为干部的参加劳动立了个“三不准”的规矩：一是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二是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三是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还有一个三会的制度，叫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每天晚上，支部委员们，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在一起商量工作。在碰头会上，交流当天的情况，安排明天的工作。安排好了，明天在饭场会上向社员宣布。吃饭带派活，带学习，带议论，啥也不误。饭场会一完，干部就同社员一起下地。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利用休息时间开地头会，边抽烟，边学习，边讨论。陈永贵在会上总结为“工作安排科学化，参加劳动经常化”。还总结为“用整时间劳动，用零时间办公”。

在陈永贵作古以后，那些和陈永贵在一起战斗了多年的大寨人还动不动就回忆起，每到春播时间，陈永贵就端着玉米种子，一颗一颗地埋在地下，用脚踩在有墒的土层里。也回忆起他在种谷的时候，他亲自端着耧在一块又一块的谷地里走多少个来回，直到把谷子播完为止。而记忆力最深的还是入社不久，陈永贵下工回来带头从石窝里捎石头的历史。

那时候，社员决定要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提出，石头从哪里来，怎么往村里运输的问题。讨论了一顿，意见不一致。陈永贵就说话了：“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过几天就要动土修盖，他却不叫讨论，到底怎么回事？谁也猜不透他的心。第二天上地劳动，到中午下工的时候，陈永贵有意早走了一步，他瞅见一块石头，把镢头一放，叫过一个社员，指着这块石头说：“你给我搬上肩！”那个社员把石头放在了陈永贵的肩上，陈永贵一手扒着石头，一手拣起工具走了。这个社员一看，人家捎石头回去，自己难道能空着回去吗？于是，他也端起一块石头往村里扛。这事让社委会的干部看见了，犹如从梦中醒来，怪不得老陈不叫讨论运送石头的事，原来人家打了这么个主意！他们也不言而喻，一个个都扛起石头往村里捎。干部扛石头，群众怎么办？也跟着干。那次下工走在陈永贵前边的人，一看这阵势，也不得不返回来捎上石头。团支部的领导看到这种情况，也就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并规定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上工时担粪，下工时捎石头。当天晚上开党支委会，陈永贵夸奖说：“孩子们干上来了，老的怎么样？老将上马，一个顶俩嘛！”从此，他们就利用下工的机会，一天每人两块石头，不几天就把盖房子所用的石头捎够了。陈永贵面对这堆石头嘿嘿笑了：“要在会上讨论，怕到现在也讨论不出个头绪来。可这几天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石头搞回来了！”这事后来传到了县里，县领导就总结为“身教重于言教”。

陈永贵从“老少组”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基本上作到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或县里参加会议走时要么捎上一些粉条往烟酒公司卖，要么拉上一车水果先在市场上出售。开完会，要么到收货单位算了账，开上单据，要么给社里捎买一头牲口。在一次会上，县委几位领导就提出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怎么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陈永贵同志来县里开会还要来回为村里办事，这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会后一些社长们就用心了，看陈永贵这次回村捎什么？陈永贵却把他早已买好的一头猪往村里赶。因为社委会上来定，办粉房得再发展一批猪，他才到城里买好一头怀仔的母猪，不几天就要产仔猪。

这事打动了县委书记张怀英的心。他看到了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情景，同时也到刀把口、白羊峪视察，发现这两个地方的干部也同样是说在前，干在前。这和那些合作社办得差的地方比起来，明显是一个对照。那些社工作上不去，往往是干部指手划脚，不参加劳动，坐在家里瞎指挥。由此他作出了结论，凡是合作社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深入实际，在现场指挥生产。于是，县委就作出了四级干部都要向大寨、刀把口、白羊峪的干部那样，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张怀英和王贵科、田根栋、王富元等一班人也扛着工具到城关西大衔的赤土坡帮助社员整修土地。当一位妇女笑着和他们开玩笑说：“七品官上地劳动改造了！”一向不和人开玩笑的张怀英也笑了：“就是要进行劳动改造。不改造，成天坐在家里享乐，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陈永贵从‘老少组’到高级社，一直参加劳动，亲自指挥，谁也哄不了他。”

正由于昔阳推广了大寨、刀把口、白羊峪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到1960年，昔阳的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已蔚然成风。从那以后，陈永贵的名声愈来愈大，但他一直没有脱离生产。根据历年的出勤统计，陈永贵从1966年到1973年，每年平均出勤234.5天；郭凤莲平均每年出勤288天；贾承让平均每年出勤351天；梁便良平均每年出勤350.5天。在那个时期，陈永贵经常参加会议，经常接待客人，但是，他也是千方百计地参加劳动。

在昔阳县一些老干部的记忆中，陈永贵经常为上不了地而头疼。一次他到县里开会，在闲谈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自从廖部长走后，三个月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中午饭了！”那是1964年农业部长廖鲁言视察大寨之后的事情。因为大寨被党中央、毛主席重视起来了，来访的记者成群结队都想请陈永贵谈一谈。如果陈永贵都一一应承，那就别想劳动了。可是记者登门，他也实在不好推辞。他就只好想了一个躲的办法：躲到地里劳动，中午也不敢回家，只有在地头吃饭。当县里的领导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陈永贵吧嗒着烟袋很慎重地说：“哎呀，咱是劳模嘛！也不比你们这脱产干部。劳动模范嘛，不劳动还能当模范？”。这话随口从陈永贵的嘴里说了出来，却不知它还蕴藏着多么深刻的哲理！

李雪峰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理听取了张怀英的汇报。在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李雪峰感慨地对陶鲁笳说：“这就对了！真理就在这里嘛！干部能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党变不变颜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大寨有个陈永贵，昔阳有那么一大批干部，他们能和群众滚到一起，好多问题都能解决。”然后他转向张怀英：“怀英，你写文章，我给你登！”。

李雪峰离开山西，就向毛主席写出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书面报告。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如同他预言过的，在农民身上找到了真理，做出了重要批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毛主席对浙江等七省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重要批示。

当人们在探讨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课题时，很少有人知道陈永贵为这一课题所起的作用。陈永贵所以能在大寨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劳动过硬，而且在深入群众工作方法上更能看出他的过硬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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