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一、经济斗争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必须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切实的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在职业范围内进行（西欧的工会、俄国的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 43 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种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渊博的学者（和“渊博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早就认识到了并且到现在一直在实现着“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早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于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律，为依靠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

列宁：《怎么办？》0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73 页。

代表会议宣称，俄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将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关心这个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这个斗争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联系；竭力利用这个斗争的各种表现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吸引他们参加政治斗争。

代表会议宣称，首先只在经济方面进行鼓动，或者认为一般经济鼓动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广为适用的手段，是绝对没有必要的。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的报告》（1902 年 8 月 5 日），《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86 页。

工人完全明白的东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资产阶级及其大批利润的捍卫者才会嘲笑“增资”的要求。而工人却知道，正是这种增资的要求的广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进攻的力量并取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 年 5 月 31 日），《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73 页。

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 年 5 月—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63 页。

我们看到，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62 页。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能保证固定平均工资额的方法。由于具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额——这一点且不去说它。我反对这种观点，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是中世纪市镇的来源，而中世纪的市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摇篮。

马克思：《俄国对土尔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1853 年 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 190—191 页。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为了提起大陆上那些在工厂法方面经验较少的协会会员的注意，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如果不精确指明这八小时劳动安排在一天中的哪些时间里，则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遭到资本的破坏。这一时间的长短应规定为劳动八小时，外加吃饭的时间。例如，各次吃饭的时间共占一小时，法定的一天时间就应该是九小时，比如说，从上午七时到下午四时或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五时，等等。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生产行业或生产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完全废除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男女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所谓成年是指年满十八岁的人。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15—216 页。

为规定工作日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遵守的并不多。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标准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

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法律规定一切妇女和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儿童每日只许劳动十小时（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十小时半，星期六只做工七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子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十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整个工业，至少推广到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中来了。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1868 年 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69 页。

与此同时（1866 年 9 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

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334 页。

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工人可以向（而且应当向）他们的业主提出，这种要求是行业性的要求，是个别工种工人的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则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要向个别业主提出，而是要向国家政权即整个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代表提出，向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一项声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明。我们应当让工人们了解这种差别，使他们不要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降低到像要求免票或开除监工那样的水平。一年来，这里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向业主提出各式各样的局部要求并为其实现而斗争，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援这种斗争，同时时刻指出这种斗争要同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1900 年 11 月），《列宁全集》第 4卷第 324 页。

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

恩格斯：《英国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1850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79—280 页。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志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组织里的成分既然很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同时又需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怎样才可以解决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内是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说的那样——非常 lose，使秘密性对于会员群众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实现了，并且我们的迅速增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一定会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是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自己和自由派知识分子。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424—425 页。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刨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1850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 264 页。

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

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注①。

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把工人所处的那种和雇佣劳动制度相连的一般奴役地位完全撇开不谈，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所以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 年 5 月—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68 一 169 页。

对于社会主义者说来，经济斗争是把工人组织到革命政党中去的基础，是团结和开展工人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孤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的气味，欧洲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不仅存在着大批社会主义的工会，而且也存在着大批反社会主义的工会。

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经济斗争去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政党的胜利。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基辅委员会《Profession de foi》的含糊说法，为伯恩施坦思想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对经济斗争的狭隘得不能容忍的看法合法化了。

列宁：《论<PROFESSION DE FOI》（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58 页。

尔.姆.“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不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只是指“争取改善全体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公然号召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后退一步，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主义者。在一切国家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41页。

俄国在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纲领时，究竟产生了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处境）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也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以此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极力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会议这些权利，那末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

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88—189 页。

“无产阶级的解放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的训示。所以无产阶级为要争得经济解放，就应该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将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就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1870 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两国之间的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结果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阿尔明尼亚人及其他任何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的关系，——只有这样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的灾难，使欧洲一切反动势力削弱，并且使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加起来。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 年），《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1 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他们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办法，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马尔丁诺夫却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使政治斗争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争取改良的所谓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74—375 页。

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末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 年 11 月—12 月），（《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23 页。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中产生的，是由于罢工，是为了罢工的目的而产生的。是谁进行了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罢工呢？是整个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幸而是少数）非社会民主党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全体工人，部分地甚至关系到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政治目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确切些说，是关系到俄国各族人民。政治目的在于把俄国各族人民从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无权状态和警察专横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

列宁：《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 年 11 月 15 日—17 日），《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2 页。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官方对工人，对这些一般说来是俄国公民，特别是最受压迫最无权利的阶级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压手段，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像。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能够根据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来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顾及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而由坚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发抖。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 年）。《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285—286 页。

随着政治斗争的活跃而来的是工人经济斗争的活跃。政治罢工造成经济罢工，反过来，经济罢工也造成政治罢工．工人运动像汹涌的洪流，后浪逐前浪地冲向沙皇君主制和资本独裁的堡垒。觉醒起来追求新生活的工人阶层日益扩大。投身于新斗争的群众日益增多。连纳惨案所引起的罢工、五一节的罢工，抗议剥夺工人选举权的罢工和抗议处死黑海水兵的罢工吸引了大约一百万人来参加。这是革命的罢工，罢工的旗帜上写着：“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打倒整个陈旧的、腐朽的、扼杀俄国的地主制度！”

斯大林：《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912 年 12 月—1913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65 页。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经济斗争琐碎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普通一次小小的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政治经济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企图，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企图，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旧有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 1900 年哈尔科夫五一大运动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经济罢工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的任务》（1901 年 11 月—12 月）．《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6 一 17 页。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感到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这个问题。”（马尔丁诺夫，第 44 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拿来重复一次，而只是要来对马尔丁诺夫特别表示感谢，因为他发明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说得真是妙极了！真是有独到的天才。他极其巧妙地除掉了各经济主义者间的一切局部的分歧和细微的差别，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做“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上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却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列宁：《怎么办？》（1902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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