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五百二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警告人类，虽然我们已经拥有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仍然极其落后，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都不是解决之道。因此，摆脱完全政治化的共存派和清零派话语，跳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认真思考一下人类的未来，是非常必要的。
疫情是面镜子，能照出人类在“正常”秩序下掩盖着的矛盾。而社会矛盾，正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这个意义讲，正确看待、正确总结疫情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
目前，关于疫情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门派：共存派和清零派。门派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最初只是策略之争、方法之争，还有点学术争鸣的味道。如高福、张文宏等专业人士都小心翼翼地谈论过在某种条件下的“共处”前景。2021年8月7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撰文，痛批英美等国抗疫政策，指出我国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自此，争论明显升级，到此次上海疫情则达到高峰，被一些主流媒体上升为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深圳特区报：“动态清零”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必由之路，https://www.dutenews.com/tewen/p/6630273.html）学术味越来越淡，政治味越来越浓。
总体来讲，主张动态清零的清零派占优势。全球抗疫实践的结果也为清零派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如韩国，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凭借“检测、追踪、治疗”三管齐下的强力防疫政策，抗疫成效显著，一度被誉为全球防疫的“优等生”。但是，面对奥密克戎引发的感染浪潮，韩国却不再坚持原先的“严防死守”，而是转向“与病毒共存”模式，大规模检测、积极追踪密接、严格隔离等防疫措施被逐步抛弃。今年2月之后，韩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新冠病例总数从100万增至1500余万，死亡总数从2月初的约6800人，上升至19000余人（4月10日数据），尽管韩国累计病死率仅为0.12 %（这为共存派提供了证据），为世界最低，但绝对数量仍很可观，短期内挤兑医疗资源的情况很严重。韩国两方面的经验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至少说明，现阶段采取共存模式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中国人口规模远比韩国大，人均医疗资源不如韩国，疫苗接种水平不如韩国，可以预期，放弃动态清零后造成的后果远比韩国严重。
虽然清零派占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得到了解决，只是在日益高调的宣传话语下，很多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淡化了。自媒体上则是从来不乏阴谋论，认为目前上海的种种困局是由于共存派的干扰造成的，甚至是有意制造出来的。这些问题包括：一，大量体制外人士收入锐减，封城的代价压在了底层的打工人和小业主头上；二，各种官僚主义的推诿扯皮，造成本来可以轻松解决的事情，以疫情之名无人负责，次生灾害频生，典型案例如上海东方医院的周姓护士哮喘发作，却因被本院拒诊耽误时间而死亡；三，生活物质保障水平堪忧，一方面是物价腾贵、一菜难求，另一方面又是食品堆积如山，分发不出去，甚至直接被扔掉，自媒体上有大量这样的图片视频在流传；四，各种封控措施管理混乱，无论是核酸检测、信息发布还是隔离点安排，都有大量乱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是不赞成共存派阴谋说的。上海疫情中的确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要说他们干扰了整个行政系统，就有些耸人听闻了。我们把目光放远些会发现，最早封城的武汉和湖北全域，去年初封城的石家庄、通化等地，近期的西安、吉林等地，所有上海出现过的问题，这些地方都出现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要说区别，第一，这些地方并没有所谓网红医生的干扰，第二，上海获得的关注度远大于同期的其它地方，比如吉林省和上海的人口差不多，但被关注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是吉林没有问题吗？完全不是。从吉林方舱医院农民工被感染、瞒报疫情和欠薪事件的曝光，我们也能管中窥豹。
如果说武汉出现问题是因为疫情早期经验不足，二三年过去了，同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已经不能用廉价的“必要的代价”来搪塞过去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依靠自发性生存的一般动物，就是能总结经验教训。
共存派和清零派之争，在被高度政治化之后，其实是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但是，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不是整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推崇的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注意，是集体主义，不是整体主义。需要申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学术争鸣，不反对从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防疫政策，这里谈的是政治化的共存派和清零派。
在现实中，整体主义的概念经常被替换为集体主义，下文中很多引用也是如此，请注意语境。
比如，不少人鼓吹人类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认为东方的整体观更强一些，以集体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因而推崇集体主义；西方以个人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奉行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这个好理解，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源远流长，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完善起来的，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在用商品经济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同时，用个人主义击溃了整体主义，使之成为主流价值观。从词源来讲，托克维尔于1840年在其所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下卷中，创造了“个人主义”这个词，并赋予个人主义比较完整的、能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
这里所谓集体主义，既包括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成分，也包括了东方在自然经济和人身依附年代所产生的整体主义。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目的的自给性、再生产过程的封闭性以及手工劳动的落后性，凸现了生产单位（家庭、氏族、庄园等）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每一个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需要对每个成员进行完全的统治，每一个成员必须对所属的共同体表现出绝对的顺从，方能被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很容易被“集体”利益所吞噬。
从现象上讲，东西方之别似乎的确如此。如俄罗斯，在西方眼中算东方国家了，似乎一直以来就有集体主义文化。且不说农奴制时代的村社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中兴起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新世纪以来，有学者总结称，集体主义在俄罗斯有回潮之势，学校重拾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媒体重现集体主义正面宣传，学界重构集体主义研究视阈，社会重树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武卉昕, 周建英. 俄罗斯集体主义回潮及其原因探析[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5):6.）
细究一下，这是混淆了私有制之下的整体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
抗疫初期，东方一些有儒学传统的国家，采用的方式也更“集体主义”一些，如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表现为封控管理更严格一些。这个加引号的“集体主义”，其实说整体主义更恰当。
私有制下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虽然形式上对立，历史上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是，在现实中并非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可以说是互补的。比如黑格尔就鼓吹国家至上主义，他把国家看成是理念在人类社会的实现，是“客观普遍性”和“普遍目的”的载体。他认为国家的根本使命不是保护个人自由，而是赋予个人以自由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目的与“普遍目的”是矛盾的，因而黑格尔所鼓吹的国家至上事实上就是作为个人主义补充的整体主义。
再比如，儒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虽然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整体主义观，但同样也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可见，阶级社会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从来是并行不悖的。
利用整体主义价值观来发展资本主义，典型的例子是韩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后发国家，韩国将工人称为“产业战士”，努力培养以经济发展优先、现代化建设优先、民生优先的国民意识，灌输努力工作就是爱国。直到八十年代，韩国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 天，每年只有三四天的法定假日是合理的常态。很多工人每天的工作从早操中肃立收听国歌开始，管理人员则用意志、纪律、下一代的幸福等充满激情的话语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
回到国内的现实，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区别何在呢？为什么我们说高度政治化的清零派鼓吹的仍是整体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呢？
还是要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来解读。
首先，要看生产关系。社会分工产生了单个人利益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使得国家这种“冒充的共同体”应运而生。但是，阶级分化使得“冒充的共同体”难以合理照顾每个成员。在整体主义观念之下，即便是做一些客观上有利全体成员的事情，如封建时代的兴修水利、兴建长城等工程，在实行的过程中又不能不损害农民的利益，统治者总是采用极度劳民伤财的方式去实施；近代，如蒋介石抗日也是进步的，但即便是抗战，也要采取横征暴敛、抓壮丁等方式，搞得天怒人怨，形成片面抗战的局面。这不是他们愚蠢，也不是有人捣乱，而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我国现在的情况，既不是封建年代，也不是旧中国，但很显然，我国疫情中大量的打工人和小生产者，他们要承受失业、收入剧减等代价，国家无法为所有人兜底。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办法，是要将他们纳入到公有制生产关系中去，真正实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对合理的抗疫政策也能做到完全理解拥护了。事实上，清零派最重要的群众基础，也是那些衣食无忧的体制内人士。
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城市失业率达20%以上，人民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创造性地采用了很多办法，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存问题。一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发放粮食、救济金，这是最主要的救济措施；二是对旧公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措施，“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三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救济；四是以工代赈实施临时救济。“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
今天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建国初高很多，不要说“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一个亿万富翁的收入就能让成千上万人匀着吃了。但这条路在现有条件下显然行不通。
其次，要看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雷锋有个很有名的说法：“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但是，雷锋这颗螺丝钉并不是没有意志的、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人，雷锋有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有着非常主动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更像是一个具有全能性的细胞，而不是冰冷的螺丝钉。细胞不同于螺丝钉的特点，第一，它虽然也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它却具有发育成完整生物体的潜能，这是螺丝钉完全不能相比的；第二，它与整体的联系更有机、更全面，它不是单向的接受指令，而是与整体融为有机的一体。毛泽东号召每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就是希望集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具有全局的眼光和主动精神。毛泽东年代，比雷锋事迹更壮烈、更有故事性的大有人在，雷锋至死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行为，牺牲的方式甚至有点“窝囊”，但毛泽东却偏偏选择一个普通的战士作为全军和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大有深意的。雷锋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优秀代表，他有着高度政治自觉，不是一个简单执行上级任务的工具人。
信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战士，比起那些仅仅靠严酷纪律约束下的工具人，迸发的能量是有天壤之别的。
抗美援朝中，有位叫刘光子的普通战士，创造了单兵俘虏英军王牌63人的纪录，成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刘光子的行为，没有上级命令，完全是凭着普通战士的觉悟和对战场态势的把握，奋不顾身、随机应变的结果。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有很多打乱建制、猛打猛冲的做法，让敌人目瞪口呆，也完全不符合军事教材中的教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做法，是一般军队无法做到的，旧军队恐怕一打散就崩溃了。这就要求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要明白个人奋斗牺牲的意义，要求每个人充分理解上级的整体意图和个人在整体意图中的地位，才能做到形散神不散，将个人作用发挥到极致。
反观上海疫情中，每个部门中的每个人都只对上负责，只能机械古板地执行上级的意图，各部门之间协调性极差，基层人员和群众很多时间茫然不知所措，出现类似危重病人无法就医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笔者所在的社区（不在上海），近期内组织了数次核酸检测，每次都是临时发通知，突然封闭小区，连最基本的动员和解释都没有。志愿者拉的微信群，唯一功能就是临时发通知。奇怪的是，群内询问的声音也极少，似乎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冷清的工作方式。
当然，这不能怪基层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正常的运行方式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突然转换为全方位的整体主义方式，的确是勉为其难。在此条件下，绝大部分成员缺少集体主义之下的主动性和积级性，应对这种需要高度社会化的问题，也必然力不从心。
在上海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发成立的集体主义团体，即大量小区成立自助自救志愿者组织，形成比较完备的组织框架与工作流程，线上、线下协同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社区防疫工作的开展。
说到这里，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大家应了然于胸了。从形式上看，两者似乎区别不大，深入其里，就是细胞和螺丝钉的区别。个体虽然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但一个是鲜活的、全息全能的，一个是冰冷的、没有自己意志和情感的。
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要求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作出牺牲。当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对立时，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会空洞地谈自我牺牲和个人主义。对这个问题，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论述：“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已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什么意思呢？马恩认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你向一位打工人宣传，你们要无私啊 ，要顾全大局啊，从抽象的道德来讲，似乎没有错。可是，打工人连糊口都困难，他向老板多要点工钱，“利己”一点，有问题吗？你这种宣传打工人能听进去吗？
但是，仅仅“利己主义”还不够。要保障每个打工人这种“利己”的权利，打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大公无私，目光长远，为了打工人群体的利益，有些打工人需要牺牲掉眼前的、个人的利益，这就要先进的打工人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打工人永远无法获得解放，打工人“利己”的利益也永远无法满足。
所以马恩认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离开具体的内容讲“利己”和“牺牲”，认为两者水火不容的，是无意义的。这里所谓“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消失之后，这种对立才会消失。在此之前，人类由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尖锐对立，“自我牺牲”是一种刚需，牺牲者总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只有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没有尖锐对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个时候“牺牲”才是多余的。
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由每一个自由人所组成的共同集体。它既不同于那种贬低、否认个人作用，使个人沦为社会的附庸和工具的整体主义，也不同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将个人利益作为最高追求，逃避社会责任的个人主义。相反，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的产物，是集体主义的最高表现和完成形态，是真实的共同体。
我们常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此言差矣。在私有制下，富人也没多少想象力，无非就是炫富，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与欲望追求，这不需要想象力。相反，辩证地来看，穷则思变，穷，受压迫，看到各种问题，进而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穷人的想象力比富人要丰富得多。
限制我们想象力的不是贫穷，是生产关系。私有制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很难想象，除了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外，还有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它将带领我们通往自由人联合体。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警告人类，虽然我们已经拥有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仍然极其落后，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都不是解决之道。因此，摆脱完全政治化的共存派和清零派话语，跳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认真思考一下人类的未来，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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