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秃鼠向前冲

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是怎样的关系？愿意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又应该怎样建立自己与这个运动的关系？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统归到“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这个题目之下。不消说，对于这些问题，各国的革命志士都不仅用理论而且用实践回答过。从理论宣传方面谈论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总是随着群众运动的起伏而变化，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群众运动最令人鼓舞的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群众是急切需要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在旧体制下通常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获得。

不过，我在此并不打算对已有的历史经验做系统的总结，因为旧体制的压力实在使我难以尽力去做这样的研究。我所着眼这个问题，只是因为近来实实在在地碰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感到群众运动的意识从低潮中开始复苏，另一方面则是我身边愿意或不愿意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呈现出了各种复杂的状态。亲身的经历不断在我心里做出这样的叩问，而我只能在这里提供一个至少能让现阶段的自己大致满意的思考。

一、知识分子

首先谈谈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成是其社会职能主要是智力上的工作的那些人，作为脑体分工的脑力劳动这一极而存在。因此，文化程度的区分反倒只具有相对意义，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社会发展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本来也会发生变化。在几乎遍地文盲的国家，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小学文化程度”就可能被视为知识分子。但是在更为发达的社会中，即使有大学文化水平，在真正走出学校参与社会生产之后，也可能只是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这时就可能不被视为知识分子（个人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比较明显）。总之，我们明确在这里主要想谈论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或将来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这个群体。从生产关系看，他们可能已经（或在进入社会生产后就）无产者化，即成为切实的雇佣劳动者；也可能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的附庸（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而存在，有超越普通雇佣劳动者的一些特殊地位；当然也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不过这一部分不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讨论现实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葛兰西进一步为我们着重指出了两种重要形式的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前者基于特定社会集团的需要而一并产生，例如“资本主义企业家同自身一起创造出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1]，后者对于新出现的社会集团而言则像是历史的遗留物，“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2]。实际上，葛兰西的这一分类可以说是在历史横断面上的分析策略；而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所谓传统知识分子在某一历史时期也是一定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例如葛兰西提到“教士阶层可以看作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兴起时，土地贵族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在诸如意识形态等领域掌握社会的需要，而这一需要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便由教士阶层完成。在中国这边，士大夫阶层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不同的也许在于，在刻板印象中，士大夫阶层起到的意识形态控制作用相对来说可能更为隐形，而其本身被直接和大量的同时吸纳到地主阶级及其统治机器中则是更显而易见的事情。

不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由于这些传统知识分子不是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如当今的资产阶级）的兴起而直接一并产生的，所以从起源上来讲似乎确实有一种相对独立性。然而，一个社会的主导生产关系会按照自己的样貌来重塑历史的遗留物在当前社会的关系，同样的对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儒家思想中的尊卑等级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可以巩固农民群众对地主老爷的尊崇，而当它改头换面之后仍然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规训六七十年代韩国“汉江奇迹”中在蜂窝似的厂房里做苦力的工人。

传统知识分子也可以起这样的作用。当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直接参与到新的社会集团对于社会的掌握时，其作用自不必说；而即使是传统知识分子某些时候明显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也不过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塑造了一种和平对话的可能，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化和抚慰，甚至可以起到超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定的改良作用。此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想象也可以引导被压迫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形成往靠近统治阶级的方向走，而不是形成被压迫阶级的自为的有机知识分子——阶级社会的教育总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而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本来是由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统治阶级一侧的传统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把控的。

这样看起来要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似乎很悲观：资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自不必说，在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大概很难脱离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自觉地走向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知识分子的存续是通过对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妥协而实现的，在走向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点上的难度不能说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更低；而作为反抗力量的无产阶级，其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则受到种种限制。

事情当然不止如此。除却上述的消极因素外，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可以带来更强大的积极潮流。群众运动，尤其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会在工人运动内部产生自为的因素，当然这种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自然是不平衡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运动也将大量的教育因素赋予工人阶级等劳动群众，前述的知识分子无产者化即是一例。资产阶级兴起时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工程师一类在生产关系上仍然是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未凸显时，他们可以享受工人贵族的地位，但是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经济下行也会让他们感受到生产关系上的直接压力。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里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也会更多地感受到主导的社会集团带来的压力，无论是直接的“非升即走”式的生存压力，还是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压力。有时候，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连传统知识分子渴求的相对独立性也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越发得紧，逼得他们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决不折中的回答。

总之，社会矛盾的激化，会促进反抗和进步力量的增长，而以工人群众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这其中最有潜力最为彻底也最为坚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一种彻底而坚决的选择的明证。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

当然，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不能也不会只是在思想或感情层面，我们应当谈谈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具体方式。这里绕不开的坎是“灌输论”，考茨基和列宁等人都描述过这样的内容。

简单地说，阶级社会内的统治阶级是不希望被统治阶级有超过其阶级再生产基本需要太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甚至是有意限制被统治阶级获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如果说在古代这样的限制可以是赤裸裸的“驭民五术”，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与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样的限制则变得更为隐形。潜在的教育意识形态的导向、直接和间接的名额限制等等都是适用的手段。总之，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无产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来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困难。

无产阶级就其自身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言有社会主义的本能即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需要，并且在其自身运动的发展中先进工人也会逐渐意识到只有作为阶级才能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和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但是，当没有作为人类历史结晶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时，这样的意识在理论上还不能形成明确的科学的体系。进而，科学理论体系的缺乏使得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往往只能达到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的地步，而没有向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更进一步。不过，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绝不会只涉及无产阶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阶级的社会运动了；而在这样的运动中，起到提供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作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本身受的仍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给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带去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这一过程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知识分子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一种对于“灌输论”的常见反诘是，如果工人阶级自己不能掌握这些先进科学文化知识，那有什么理由说明其先进性呢？我要说，这里实际上混淆了不同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根本上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造成的坚决的革命性决定的，而不是由是否直接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决定的。知识的“先进性”并不直接造成社会历史发展中某个社会集团的先进性，作为科学家的拉瓦锡掌握着先进的科学知识，但作为包税人的拉瓦锡却“不幸”成为法国大革命所要扫除的旧制度的代表。自然，无产阶级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这样的科学理论决不是单凭知识分子的头脑就可以鼓捣出来的，关于社会发展与革命的科学理论只是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并且以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材料才产生出来。或者说，这样的科学理论本身是工人运动的现实材料和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所作用的结果，而后者表现到具体的人身上则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没有必要把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一种神圣化的对象去看待，但是同样地，也不应把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奉为神明。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也不应当只把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而选择做逍遥派，或者只是跟随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且不说知识分子中本来有很多实际上也处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只不过现时还能生活得比阶级兄弟要好一些；而社会革命总是社会的事情，是所有阶级和阶层的事情，决不是某些社会集团的单独作用就可以达成的。从现实的角度看，工人运动的增长引起知识分子与其结合是必然的事，无论是十九世纪的西欧、后来的俄国、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韩国，学生等知识分子参与工人运动都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其实简单想想，当谈到工人运动时就绝不仅仅是谈论一个阶级的事；脱离掉社会关系的思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怎么能绝对地设想革命只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呢？

工人运动的增长争取到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其来源可以是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无产阶级内部曾受资产阶级教育的那部分工人，但是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不仅在阶级社会的教育中习得了人类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从工人运动的发展中、从现实矛盾的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尤其通过这第二种教育从自在的个体转化为自为的战士。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在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潮流充当自为的波头，带领着阶级运动向前发展。

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

如前所述，在完全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以前，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其所持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或多或少都仍然会带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我们经常谈论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为什么会说知识分子常常可能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给知识分子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地位：

首先，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等因素而在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上可以显著地区别于一般的无产者，尤其是体力无产者。

其次，在资产阶级的体系中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一定的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至少是工人贵族的空间，列宁曾说“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指国家机器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3]，就知识分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最后，意识形态的灌输（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斗争重要方面的灌输是全方位地存在的，不考虑这一点而空谈“独立”“自由”者往往只能沦为一定秩序的红脸或白脸的辩护士）本身加强着保持和增强上述地位的信念。无论是单从个人角度谈的“奋斗”、“福报”、“励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还是从资产阶级国家角度谈的“奉献国家”，抑或是从学术角度谈的“去政治化的学术”，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这样的灌输，并且在秩序较为稳定的时期总是保持着不错的效力。在这样的灌输中，看似矛盾的观点是十分常见的，例如一方面是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呐喊，另一方面却又可能是学阀式的专断或者对官僚的阿谀。但无论怎样的矛盾，这样的观点总是基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如脑体分离）做出的，根本上仍然是维护这种关系的；而只要它们对于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有利，那么它们也总是“有用”的！就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在乎治下是君主制抑或民主共和制一样。

总之，知识分子就具有小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有上升希望而惧怕降落的特点，因此在行动和思维方式上常常也就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过的11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就是极为现实的例子。不过，抽象地谈“自由主义”或“小资产阶级作风”近乎于扣帽子，因此我试着结合历史和现实就一些具体的方面做一点说明。

首先是行事散漫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体系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往往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导致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散漫自由的风气，而不能自觉地遵从一定的组织纪律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员是否必须加入一个党组织的争论就十分具有代表性。马尔托夫等人认为不应该提出党员必须加入党组织的要求，而只需要党员能为党的工作提供帮助就行。

马尔托夫等人认为他们提出的原则便于吸纳更多的先进群众进入党，但列宁却指出，工人其实并不害怕什么严密的组织原则，而马尔托夫的组织原则反映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散漫自由的风格（并且在实际上吸引的也是这一部分人员入党）。后来倾向于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仅在这一问题上也指出：“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并且得到通过的那一条党章条文为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混进我们党内开了门”[4]。

从组织原则和党的建设来说，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的意见当然是混淆了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会削弱党的力量。从历史来看，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都需要足够的组织纪律性才可能有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一次有意义的宣传如是，一场成功的运动如是，而如果我们想做的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事业，那就更加不可能不如是。

然后是不能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共产党人，尤其是在教育体系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断改造自己世界观并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最重要的武器。但是，我常常见到错误使用这一武器的两种态度。

一是一团和气，不批评。大家身边在一起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同志，很有可能是同乡、知心好友、恋人等等，虽然有时看到一些问题，但是总觉得批评怕伤了和气，因此要么不说，要么只是简单提到，而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一个历史的例子是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这两位劳动解放社的干将。查苏利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充当了很多次和事佬的角色。其中有些事是值得称道的，例如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间起了一定的润滑作用，使得《火星报》得以办成；另外一些事则让人感到惋惜，例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的态度，倾向于孟什维克，调和同志之间的矛盾，却对这一矛盾的性质缺乏思考。普列汉诺夫在二大上关于组织原则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但在会后由于孟什维克的进攻，他作为党主席由于希望“坚持党的无原则的统一”而不得不对其妥协，后来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则一步一步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二是批评过火，也就是另一个极端：在批评他人的时候重点偏离于问题、矛盾、事情本身而着重于上纲上线的个人攻击。这样的批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也不利于同志之间真正的团结。即使真的是个人作风上的一些问题，正确的态度也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之，批评的目的应该是认识问题的性质然后尽量解决问题。

此外，容易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这种情况确实需要预备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注意，尤其是青年学生。这样的例子是很容易想到的：

我刚认识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之后，就很急切地想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些时候可以说是想做一些宣传，但是另一些时候在实质上却只能起到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的作用，而这样的内容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起到反向宣传的作用。身边的同学出去玩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义愤填膺地评论消费主义如此云云。又或者同学对我谈论社会现实问题漠不关心，我就斥责他没有责任心、没有什么样的意识。这样显然都是不合适的。至于在各种平台随意发一些言论而完全不考虑可能的效果和可能的危险性，也是容易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一旦这样的行为受到一些实质性的警告，例如辅导员、老师等人的关注乃至其他的一些威胁，我可能又立刻感受到这种危险性而不愿再冒任何风险。这时再看到身边有同学掀起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我就只敢远观、生怕引火上身而拒绝思考任何参与的可能性。又比如，一开始是教条主义，喜欢照本宣科的批判他人，后来遇到挫折又很快转向只依据个人经验的经验主义。总之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为什么会这样剧烈摇摆呢？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活动还是出于完全的自发性，同时缺乏实践经验。因为缺乏实践经验，我们只能处于探索状态。而主要是因为仍然屈从于知识分子的自发性，我们还只是从直接的形式上做一下可能的工作，而没有主动地思考长期来看我们该怎么做，也不能有意识地吸取前人的经验（可以确定的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于是面前工作的顺利没能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和不好的地方，从而能在推进工作时心中有数，反而让我们在“好的形势”下仍然只是盲目前进；而面前工作的不顺利则会直接击碎这种盲目，让自发的行动完全退回到起点去而不留下半点肯定或否定的痕迹。

这里最后必须谈的是立场如何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上面所谈的问题的实践的解决只能在这种立场的转变中推进。如今，当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方向时，往往可能出于这样一些情况：（1）看到现实的苦难和社会问题，与追求抽象真理和正义的要求矛盾；（2）就业等方面的压力直接或间接地传导到身上；（3）诸多方面表达的自由被明显限制；（4）自己的其他一些切身利益受到损害。

直接因为这些情况而转向于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还不能说就是完全站到了无产阶级的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例如，对于第一种情况，抽象的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与苦难时是很容易退缩的。普列汉诺夫在正式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前最后一次回家探亲，告诉了母亲自己的决定，明确表示这样的决定是跟母亲从小给自己的追求真理和正义的要求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母亲却说：“可是这样下去你会死的！”[5]如果没有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没有超越个人利益而从阶级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质疑是很难回应的。对于其他几种情况更是如此，更不要说对于这些情况的反应除了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外，还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要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无产阶级去开展工作是必要的。在五四运动时期，邓中夏等人曾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希望以宣讲的方式“增进平民知识 , 唤起平民自觉心”[6]。但是，这样的实践最初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教育救国”理想。

进一步的工作是到长辛店的工人中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关于这一经历的一些感悟，邓中夏曾写道：“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是社会上最不公道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7]正因如此，劳动补习学校中的教育活动不再是一般的文化教育，不再是在肯定阶级社会秩序下的改良性教育，而是“劳动教育、阶级教育和团结教育”的综合[8]，是在工人中的阶级的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

正是这种真正走到群众中开辟工作的经历能让知识分子真实地认识到（而不是仅仅通过书本和情感充沛的想象认识到）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状况，并且意识到：当知识分子只是站在劳动群众外边或上边捐几个钱或磨嘴皮子时，终究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这时候，一步实际行动，尤其是在丰富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行动，自然是要比一打纲领重要得多的。

不过，走入无产阶级中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时刻注意方式方法，而不能“工人做工人的、我们做我们的”，这样做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如说是小市民情感的“神圣发作”[9]。这一点是全方位的，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中的第一方面。例如，邓中夏谱名“隆渤”，字“仲澥”[10]，李立三原名“隆郅”，这些字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都不容易认出，有碍于融入工人群众，因此他们就分别改名为“中夏”和“立三”。我们应当学会无产阶级的语言，并且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善于运用它们，而不是一开始就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词汇把人绕晕、让人敬而远之。

此外，知识分子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应该像无产阶级一样秉持着一定的组织纪律性，形成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推进与工人的结合。我们不能单打独斗，这样只能造就转瞬即逝的政治明星，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不能动员群众，反倒会损害社会主义在群众中的信誉。譬如对学生而言，趁着还未为雇佣劳动所累，可以积极团结身边的进步同学，形成一起学习实践的团体；推进学习理论的计划，推进到社会中实践、调研的计划；磨练与他人、尤其是与工人打交道的技巧，如有可能，较长时间地进入工人生活，乃至体验工人斗争的情形。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可以更确切地了解到目前的工人境况、工人意识和运动的发展程度，而不至于对运动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或过低的希望。

四、结语

1920年时，邓中夏曾经组织了人力车夫的集会，向车行老板反抗，不过这一场集会由于警察的干预而失败；不仅如此，这之后工人还反过来要求邓中夏赔偿其中的损失[11]。面对这种情况，邓中夏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因为工人的“背叛”而恼怒，反而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拿给工人作为补偿。他也没有因为工人的“不争气”而就此放弃同工人的结合，反而是老老实实分析问题，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矛盾下人力车夫这一类工人还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改变计划决定先到近代企业里做产业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总之，这正是知识分子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时的正确态度。

其实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最初总是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能直接感到这种可能，然后才去思考社会问题，以及思考改造的可能性等等，只是由于在社会中的地位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的诱因可能不同。无论是从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角度来说，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要想真正成为一股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则必须最终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最终站到这个立场上，我们的勃勃生机才不至于被厚重现实的苦闷给直接窒息掉，我们才能理解到底为何“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才能真正超出“知识分子”的传统概念所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而真正融入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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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乔东. 邓中夏：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典范[J]. 班组天地, 2021(05):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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