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底层生活、中产阅读：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未来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书，是华裔美籍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几天前，另一位友人又强烈推荐我看看这本引起热议的畅销书，使我对张彤禾和她的《打工女孩》产生了阅读的兴趣。

对中国女工研究稍有关注的读者，都免不了会拿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与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以下简称“《中国女工》”)进行比较。倒不是想比较两者书写的优劣或是谁描述的“女工”更为“真实”，除了写作题材的相似之外，是这两位来自境外的女性作者对于“中国女工”的书写多少搅动了大陆读者——特别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女工”和“打工女孩”会知晓，甚至看过这两本写她们的书。但据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机场书店的畅销书，潘毅的《中国女工》在学者中更受赞誉。某种程度上，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与潘毅的《中国女工》确实是写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看的。

“打工女孩”为个人梦想独自奋斗中的挣扎、现代城市生活中无枝可依式飘零的惺惺相惜，以及对故土思之念之却回不去的无奈和惆怅与中产阶级的现代都市乡愁产生着情感共鸣。张彤禾也一再在书中比附自己与打工女孩之间这份情感共鸣和因这份共鸣而产生的书写动力以及跨阶级理解的可能性：“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我是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鸿沟，建立友情”(张彤禾，2013：2)。 而她的中产阶级读者也产生着跨阶级的情感共鸣：“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跟我们一样”(张彤禾，2013：341-342)。只是，“理解”并不能填补阶级的沟壑，实现真正的阶级平等。

潘毅也在研究结束时感叹道，“我所关心的人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阅读这本我为她们写下的书”(潘毅，2011：194)。但是，潘毅书写女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跨阶级间的相互理解，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捆绑在一起的是“找寻出路的共同需要”(潘毅，2011：194)和改造社会的激进理想。当潘毅去探知女工们自己都尚未自觉的阶级意识时，她从女工的身体政治和日常实践的微小反抗中读出了一个很快要破茧而出的历史主体。从某种程度上，无产阶级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掘墓者，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甚至是拯救者。在潘毅的历史图景里，知识分子寻求的不是与无产阶级共享的对自由和乡愁的情感共鸣，更不是在相互理解中对孤独的自我救赎。相反，知识分子需要去理解这个伟大的历史主体及其隐藏的巨大变革力量，去理解、召唤，甚至催生这个历史主体的诞生。当然，潘毅的书写确实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着某种共鸣，她对中国女工恶劣的生存状况以及对多重压迫体制的揭示激起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精神，更是掀动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沦为世界工厂后微妙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的作用，把蜷缩在象牙塔里自言自语的中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目光逼进了赤裸裸的中国社会现实：血汗工厂里工人阶级恶劣的劳动条件、腐败官员和全球资本的联盟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最血腥的市场逻辑统治、歌舞升平背后是沦丧的道德和无底的欲望、厚黑学驱动着每个人渴望成功和向上爬的动力、底层民众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中产阶级为维持小资的体面而过劳生活、权贵资产阶级纸醉金迷后仍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娘。不同的是，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展示的是一个丑陋却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一个个人依凭“中国梦”的支撑通过打拼仍有可能成功的也许越来越好的社会，象征着“一个正挥别乡土和动荡过去，并拥抱光明但又忐忑未来的国度”(《打工女孩》腰封，《时代周刊》评语)。潘毅的《中国女工》展示了一个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封建父权主义共谋下重重压迫的制度之网，以及这种制度的不人道和应被遗弃的决绝之心，但绝不能说潘毅展示的是绝望，她同样希望给世人以光明和希望。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铁网中，她从女工阿英的夜夜梦魇和半夜尖叫中听到了中国女工反抗的集体力量，呼唤着工人阶级意识在女工疼痛的身体中破茧而出。张彤禾讲的是底层阶级个人奋斗的故事，潘毅写的是工人阶级改写历史的可能性，尽管90年代中国新生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并未成形。张彤禾讲述的是个人在既存社会中如何生存和成功的故事，潘毅描绘的是制度压迫和改造社会更宏大的愿景。两位作者的关注点、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未来各不相同，两者似乎不应相提并论，否则有失公允。

但更全面更好地理解中国女工生存状况的美好愿望，促使我们情不自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和思考。有意无意开始横向比较时，读者容易忽略的是，两位作者笔下的女工实际上是两代女工。张彤禾接触的打工女孩是她在2004～2007年在东莞街道上寻到的，而潘毅的田野调查完成于1995～1996年的深圳某工厂。两代女工有着不同的出生和成长的环境，甚至存在着对于自我和生活不同的期望。比如，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很多研究宣称，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几年后都会回到家乡结婚生子，而第二代农民工大多希望留在城市里成为新市民，他们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已很不熟悉，而且无产阶级化的程度也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资本对农村生活的全面侵入，土地已不能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养活自己和家人了。尽管，历史时间的推移，两代女工生存环境和个人愿景已然不同，但是，潘毅在90年代揭示的资本、国家和父权 / 男权三股力量编织而成的压迫之网并没有被推翻，这三种力量仍以其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其巨大的能量。

二、能动的主体和刚性的制度之网：逃向何处？

张彤禾笔下的Factory Girls(张彤禾的英文书名)已不是真正的“工厂女工”了。吕清敏成了一位办公室文员，伍春明是建材销售，甚至一度自己做过老板。她们是成功的打工妹，是从底层向上流动的成功楷模。潘毅笔下的阿英却是“向下”流动的人物。她原本是东莞某电子厂总经理秘书，“在公司的地位很高”(潘毅，2011：182)，却因拒绝成为老板的情人，从东莞只身来到深圳，成为流星厂生产部的一名低级文员。阿英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变化，使阿英的阶级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阿英自称“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工厂剥削这么严重。我知道老板们能赚很多钱，工人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工人之间也不平等……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接受现实，觉得这是人各有命”(潘毅，2011：185)。而到了深圳，“对不平等和剥削越来越敏感”，“现在她已经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潘毅，2011：186)。

在阶级抗争中，相比于流水线上的阿英们通过痛经、晕倒、闲谈，甚至怠工、罢工来抵制生产机器的暴政，清敏的阶级反抗显示出更多底层的狡黠，清敏与男友、保安合谋从流水线上偷拿“Coach”包。但是，清敏们和春明们同样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位置。只是她们的“反抗”不是通过抵制生产机器与资本对抗，其梦想是逃离本阶级，向上流动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于是，反抗命运的主体性就体现在努力地充电，包括学习外语、模仿白领阶层的社会礼仪以实现自我提升，甚至不惜在招聘会上谎称学历和工作经验，以逃离生产流水线，在工厂体系中上升为办公室文员，甚或成为老板，反抗的最终目标是阶级的向上流动。

在反抗父权的问题上，吕清敏和她的姐姐都在反抗父母对她们婚姻的期盼，她们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生活，并因在父亲家中经济地位的提升使清敏“颠覆了家庭的权力结构”(张彤禾，2013：299)。因为父母需要清敏寄回家的钱，所以，清敏能否决父亲的商业计划。尽管吕清敏成功的个案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升就能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颠覆父权制的乐观结论，因为妇女史更整体性的研究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但外出打工——资本主义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使年轻女性获得了对抗父权制的能力，由此也获得了更多地自主和自由。反抗父权制是很多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很主要的一种动力。这一点张彤禾和潘毅都给出了相似的结论。只是张彤禾把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摆在更高的位置，甚至成为终极目标，而潘毅看到了女工自主和自由的有限性。当这些农村女性可以通过打工逃离父亲之家，甚至丈夫之家，获得“为自己而活”的自由和快乐时，她们实际上处于受资本压迫还是受父权 / 男权压迫的两难选择和进退维谷中。潘毅特意在书中描绘了一位未经丈夫允许、孤身离家出走的已婚妇女“春”，但是，“春”外出打工的目的仍是为家庭还债。未婚女性们不得不在男权主导的婚姻家庭和男性化的资本体制中左右为难，挣不到出路。其中的悖论和矛盾早已在潘毅90年代的书中得以揭示，女性们为了对抗资本的压迫，农村的家庭以及依附于之上的各类社会关系为打工妹们提供着最重要的物质支持以及身份认同。这种支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照料和生产领域中的集体行动。但当女性们希望通过婚姻来逃离资本的压迫和异化时，寻求男权制的庇护却不得不接受男权制的压迫。中产阶级过劳的白领女性们又何尝不是陷于如此的命运之中。在婚姻家庭制度中，如果说父家长制的衰落是一个既成的趋势，我们仍很难自信地宣称男权制的死亡。中产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妇女要相互理解、实现阶级的团结和基于性别身份的团结，不是基于现代乡愁的情感共鸣，而是对同一种制度结构下相似压迫的共识性理解。

在反抗男权方面，阿英拒绝当老板的情人，却仍生活在择偶的焦虑中。面对着逐渐被资本榨干劳动能力不再青春的身体，很快就会面临被资本抛弃的宿命，阿英渴望进入婚姻以逃离资本的压迫，但城乡差异和阶级的差异仍深深阻碍着阿英在异乡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伴侣。相比于潘毅笔下阿英对男权的逃跑式反抗，张彤禾笔下的吕清敏和伍春明同样存在着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和焦虑，只是这一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显得更开放和更有主动性。吕清敏与老家的胡涛和打工地认识的阿杰都保持着暧昧关系，并同时通过相亲希望结识更好的结婚对象。面对感情纠葛，“一走了之”和“消失”是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都市世界里好用的技巧。伍春明不停地通过相亲、婚姻介绍所和网络去约会可能的结婚对象，也不回避一夜情。只是张彤禾和潘毅都没有告诉读者，阿英、清敏、春明作为女性最后的命运结局。家庭制度仍在延续，在面对资本日益强势的社会里，更多的女性——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发出“回家”的呼声实质上是对资本压迫的一种变相的隐性抗议，但是，面对资本、国家和男权编织的压迫之网，女性何处可逃?!

三、主体性的迷信和迷失的主体：何种主体？

现在销售的书籍中经常会系上一个漂亮的腰封，印上专家大腕们对这本书的推荐，给读者购买和阅读的强大理由。腰封往往会特别注明推荐者 / 评论者的身份以显示评价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打工女孩》腰封上最显眼的莫过于其正面的第一条评语：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关于中国的必读书……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是第一次在这本书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工人的样子，身临其境。她给予他们一种力量和活力。他们不是牺牲者。

这个推荐意见是由伊安·约翰逊所写。腰封特别标注伊安·约翰逊的身份是普利策奖得主和《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推荐者这两种身份向读者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作为美国新闻最高奖项的普利策奖的得主，保证了推荐者意见不容置疑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前驻京记者”的头衔让读者意识到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外来者”视角能让中国读者更相信他的判断的客观性。

暂不论《打工女孩》是不是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是不是展示了中国工人“真正”的样子。我想讨论的是如何理解“牺牲者”和“主体性”的问题。

下层阶级不是牺牲者，而是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主体，在90年代以来的书写中早已成为一股风潮。承认下层阶级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写作的追求，更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在90年代以来的中西方中国妇女史的写作中，同样存在着寻找妇女主体性的学术潮流。在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激励下，重新理解和挖掘传统儒家社会里妇女的主体性在西方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造就了一批新的学术经典。这股学术思潮所对话和批评的是“压迫—反抗”的革命话语。革命话语被批评为，为了证明反抗压迫的革命正当性，妇女被塑造成了封建父权制的被动牺牲者，看不见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西方妇女史学术思潮中寻找主体性的努力与大陆批评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是运动妇女，妇女不是运动的主体，缺失主体性的批评汇合在一起，从那时起，寻找妇女的主体性成为国内在90年代兴起的妇女 / 社会性别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倾向。公允地讲，革命范式确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抛弃革命范式和寻找主体性的同时，“压迫”似乎也成了不愿被言及的词汇。似乎一谈“压迫”，就会把被压迫者描绘成“被动的没有能动性的牺牲者”的刻板形象。似乎一谈“制度压迫”就会陷入宏大叙述，看不到鲜活的主体。正如一些对于《打工女孩》的评论所示，《打工女孩》展示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无名的，可以替换的一块零件”(《打工女孩》腰封，《时代周刊》评价)。但是，用主体的“人”去替换客体的“物”时，盲视或遮蔽的是这些被称为主体的人所生存的外部环境和约束着这些主体做出选择和行动的制度框架。潘毅的工作是要揭示约束主体生存的制度框架。潘毅同样在寻找女工的主体性，只是两位作者所展示的打工妹们的主体性表现却截然不同。

当我们接受后现代贡献，接受对唯一的本质主义主体的质疑，接受每个人或群体都具有多元主体的话，这就涉及作者们找寻的是何种主体。潘毅寻找的是阶级主体，这是一个反抗现存制度，创造新社会的主体;张彤禾寻找到的是在现存制度下努力更好生存的主体。我不想评论和判断哪种主体是真正的主体，因为这是一个假问题。重要的是，作者所要召唤的是哪种主体。但是，主体绝不是自然生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和发现。主体同样存在形塑的过程。E·P·汤普森称工人阶级不会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位置升起，工人阶级的形成既依赖于生产关系，也脱胎于既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离不开工人阶级阶级主体意识的生成。打工妹的主体意识同样不是自然和静态地长在她的身体里，各种力量——国家、资本、父权、打工妹自己、各种社会力量，都在为形塑打工妹的主体发挥着作用。承认主体意识的生成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那么，理解打工妹的各类主体——生产的主体、消费的主体、婚姻家庭中的主体等，必须追问这个主体是怎么生成的，不能回避各类主体生成的制度环境和形塑主体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角逐的过程。把某类主体看成唯一的本真性存在，寻找其主体性表现以证明个体 / 群体的主体性，这种思考方向只是陷入了对主体和主体性的迷信，对“本真”主体的幻想只能是搜寻到一个迷失在制度丛林中的虚幻主体。除了对主体和主体性的理解，对主体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环境的追问，归根结底又回到了对什么是“好社会”和“好生活”的哲学问题，这又取决于作者心中对当下社会的理解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张彤禾和潘毅的心中舒展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作者：宋少鹏。来源：《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