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一大上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地方组织报告成立后的活动情况。但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对此均语焉不详。本文依据尽可能多的材料，对中共一大上哪些各地方组织做了报告、报告的时间、报告的内容、报告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从而加深了对一大前各地方组织情况、一大议题的形式和内容的认识，肯定了党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在危险的环境中，完成了制定党纲等一系列重要议程，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开端。
对一大召开时间、参加人员、会议上的争论、通过的决议以及一大历史意义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对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报告，专门的研究却很少。
作为珍贵的一大文献资料，地方组织的报告和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一起，收藏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1957年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现存中央档案馆。原件为俄文本，1958年后译为中文，曾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帮助鉴定和回忆。与上述文献内容基本一致的英文本，附于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1月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于1960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俄文本和英文本都已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随后，有学者分别对其中《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进行了研究和考证。
但这些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关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情况，还有许多历史疑团需要破解，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更可以从这些报告及报告的方式中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一大上各地方组织报告的时间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和会议代表的回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留日学生七个中共地方组织的代表13人，国际代表2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代表们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在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致词后，一大代表商定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安排，决定：每天上下午开会；为了安全，会场要经常变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听取各地方组织的报告、制定今后的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领导人。
由于党纲的起草准备不足，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完全一样，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党纲起草委员会从事这项最重要的工作。于是在第一天会议余下的时间里，安排各地方共产党组织向大会作报告。由于时间不够，第二天的会议继续进行各地方组织的报告。
一大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述了大会的安排，“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共用了两天时间。”接下来的两天没有开会，为的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在1921年7月30日晚上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发生了会议场所被搜查的事件，随后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完成了代表大会的所有议程。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各地共产党地方组织报告均是在一大召开的第一天或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完成的。
二、哪些地方组织在一大上作了报告
根据保留下来的一大文献中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根据与一大其他文件的印证和一大代表们的回忆，这两个报告是真实的；而且是在大会上讲过的。除了北京、广州两地在一大上作了情况报告外，笔者认为上海、长沙、武汉、济南，甚至留日的中共地方组织都在会议上作了报告。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其他五地方组织的报告文字稿，但我们是可以从相关资料中找到线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到，会议“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张国焘回忆“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态，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包惠僧回忆“各地区代表分别报告了各地工作情况和政治环境”，“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回忆：大会的第二天，“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初期，一大上听取全国各地方的情况报告和综合情况报告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会议开始时的时间安排很充分，从现存北京、广州党组织报告的篇幅看，也不可能占用一天半的时间。
如果各地方组织都作了报告，那么报告的人都是谁呢？从一大文献的内容、语句和回忆材料的分析上看：
北京组织的报告人是张国焘。
广州组织的报告人是陈公博。
武汉组织的报告人是包惠僧。因为包曾任武汉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到广州协助陈独秀工作一段后，陈还要派他回湖北。
长沙组织的报告人应当是毛泽东。有人回忆何叔衡在会议开始不久就离开了，毛是大会秘书，他在会议上讲过话。
济南组织的报告人是谁，王尽美抑或邓恩铭，因为没有材料，不得而知。
留日组织的报告人应当是周佛海，因为他是从东京来参会的惟一代表，又是另一位大会秘书。
上海发起组的报告人是李达。因为原来上海组织的负责人李汉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辞职不干，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了李达，李达负起了一大会前召集和会上与会议主席协调配合的责任，除了报告上海组织的工作外，很大的可能还代表发起组作了总体的报告。所以他对各地方组织报告的内容也很在意，“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才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
当然，现存地方报告文献只有两种，也就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一大上只有北京、广州两个地方组织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情况报告。因为这两地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在工人和学生中的组织工作比较扎实，活动比较深入。又因为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党的创始人没有参加会议，而他们当时分别居于北京和广州，对当地的组织指导得比较直接。所以，选取这两地代表作了比较细致、全面的报告，而其他地方组织的情况和经验，有可能在会议的讨论中交叉进行。上海共产党组织因为是党的发起组，他们在作“总情况的报告”的同时，介绍上海地方的情况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即使一大后的中共中央局，也依然兼有上海支部的职责。
三、《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不是一大上的报告
和这组一大文献保存在一起的，还有一份名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文献的题目、年代和保存的卷宗来看，貌似一大上又一份地方组织的报告。但细细一分析，很多地方与中共一大不相干。一是内容上不符，重庆报告中讲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和活动情况，包括在四川各地的组织系统与一大时的各地中共组织发展情况不一致。这在一大其他文献和所有一大代表的回忆中都趋于否定。二是人员不符，重庆报告中提到该“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个候补成员”，又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这和一大时党员的状况、代表的组成不一致。三是制度不符。在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发展的程序上，主要看发展对象的政治态度，一般没有严格的手续和制度。不像《重庆报告》所说“至少须有我们组织的两个成员介绍，并经过五六个月的候补期。候补期满，如果认为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者，应经全体大会议决，发给党证”。四是成文时间不符。《重庆报告》所说川滇军阀在1920年四川的争夺的过程和影响，发生于1920年春，结束于该年的9、10月以后，完全超出一大召开时间的下限。五是地点不同。根据上下文分析，报告的地点不是在上海。“在同俄国同志接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并能着手执行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报告很有可能是在俄国的某个地方做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川重庆的这份报告可以是当地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总结，这个团体可以号称共产党，这个报告可以是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报告不是中共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之一。
四、各地方组织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年之后，在中国五四运动两年之后，在中共各地方组织成立尚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一大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
各地方组织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各地方的社会分析和组织面临的形势。如北京的报告中，叙述了北京的社会生活、民众的心理和当时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各地代表作工作报告，也讲了各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我们的工作活动和自然环境等情况”。
第二，党组织建立的过程，党组织成立后的活动和计划。北京的报告详述了组织成立时的情况，“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励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广州的报告讲“去年年底，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即维经斯基——作者注）。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广东群报》者注）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上海讲：“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据李达回忆）
第三，组织工人的方法，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北京在长辛店组织劳动补习学校，发动工人罢工。广州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等。
第四，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各个地方组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主张，纷纷出版和发行各种理论和通俗书刊。
第四，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地方组织都提到了发展党员、进行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普遍认为“党员极少必须增加”，要加快发展党员，特别是工人成分的党员。
五、《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十一问
从文献的来源和内容看，《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是北京出席一大的代表在一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或报告，以后由发言者或与会者记录下来，翻译成俄文，转交在共产国际保存。此报告为俄文打印件，共10页，字为紫色。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吿》（以下简称《北京报告》）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分析了民众中的革命情绪，介绍了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是后人研究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活动及其历史的宝贵资料。
但由于这份文件没有载明具体的报告时冋，没有收发文机关，作者未具姓名，加之俄汉文字的两次转译，因此给我们的理解和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更有效地运用这一文献，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对《北京报告》本身及其内容做了初步考证，厘清了报告时间、报告人、内容的错讹等七八个问题。那番考证的结论，已经得到史学界的确认，为许多史著和文献所采用。二十多年之后，再看《北京报告》，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故而将新老问题聚在一起，再做一回必要的考订。
第一，报告的时间。本文前面已进行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只是过去我认为各地方组织报告是大会第二天（1921年7月24日）开始的，现在根据更多的材料分析，应该第一天就进行了，各地方组织报告的时间持续了一天半到两天，即1921年7月23日至24日，《北京报告》尤以7月23日的可能性更大些。
张国焘回忆：一大召开后，“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包惠僧回忆：“第二天会议由各地代表谈了一点各地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情况”。《北京报告》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最后报告临近结束时又说，“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可以明显地看出，《北京报告》是在一大召开不久，即还未制定出实际工作计划时，在一大全体代表会议上讲的。
第二，做报告的人是谁。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于1920年10月，最早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刘仁静、罗章龙等。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除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出外，北京共产党小组已经发展到十余人。从《北京报吿》内容看，报告人应是北京组织选出的一大代表，即张国焘或刘仁静。从以下事实可进一步确定，发言者是张国焘。
其一，《北京报告》谈到对工人的宣传工作时说：“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接着报告多次提到“我们”在长辛店如何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可以肯定，报告人应是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的“三位教员”之一。即邓中夏、张国焘、吴雨铭（吴汝明）之一。邓中夏回忆：“1921年1月，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策划在此地开办学校，……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展，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朱务善回忆：在长辛店“组织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及工人俱乐部，经常在那里工作的，都是由我们派去的党员或可靠的非党员，如吴汝明（后为叛徒）及王铮（北大旁听生，湖南人）等，都是那时的工运专职人员”。这三人中，只有张国焘参加了党的“一大”，因此在大会上用“我们”的口气介绍发动长辛店工人斗争的报告人，应该是张国焘。
其二，《北京报告》中还说：“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这里的“我”，应是报告人张国焘的自称。张国焘回忆：1920年11月底，“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事情比较稳定。……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据谌小岑回忆：1920年12月，他曾陪同张国焘去过唐山，在那里住了三天，同邓培谈了如何组织工会的问题。张国焘的这些活动和报告人的说法是一致的。
第三，时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北京报告》一开始就说：“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了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1920年到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政局变化，指的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系和皖系之间的军阀战争和政权更迭。通过这次直皖战争，结束了皖系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在北京的统治，开始了直系军阀1920年至1924年10月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生涯。当时北京知识界一般认为皖系是亲日的，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运动一贯镇压，对其没有好感。直皖战争前后，为防止军阀政府的迫害，北京的学校先后停课、学生领袖纷纷隐匿，所以学生会和中共北京地方组织的工作受到影响。
第四，“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北京报告》认为“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这句由中文译成俄文，又译回中文的原话，可能是引自中国古圣人孔子的话：“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说的是：生来就知道的是最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学习的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仍然不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了。这样的下等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这句译文的原文也可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中国古语。
第五，“地方的财政部”是哪里。《北京报告》提到北京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时，列举了“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其中的“地方的财政部”一词不伦不类，根据上下文，此处应该是指“财政部印刷局”，这是一个老厂，专门为政府印制钞票，厂址在北京南城白纸坊。
第六，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加入与退出。《北京报告》说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时，有无政府主义分子混人，以后他们和组织脱离退出。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是指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华林、王竟林、袁明熊。其中的陈德荣并没有马上退出北京共产党组织，他至少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921年上半年，他多次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并因此被捕。1922年出狱后参加过编辑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1923年9月加入国民党。1940年前后曾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位同少将。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海南岛昌江县任县长数月后，离职失踪。
第七，“三位教员”中的吴雨铭。1921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三位教员中的邓中夏、张国焘历史上提的多，其实吴雨铭（吴汝明）当年也是风云人物。吴雨铭，1898年生，1920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负责人，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二七大罢工后被捕入狱，是中共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参加罗章龙组织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后任张学良东北军的中校秘书。1940年加入国民党，194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去世。
第八，罗同志是谁。《北京报告》中讲：“一听说哪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这里的“罗同志”，指的是罗章龙。他在“一大”前曾多次到唐山等地的矿山去，从事组织工人罢工等活动。
第九，《劳动者》系《劳动音》之误。《北京报告》说：“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但出到第六期以后，政府禁止出版。在这个禁令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此处所说的《劳动者》系《劳动音》周刊之误。
《劳动音》周刊，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创刊，是北京共产党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最早的通俗读物，在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劳动音》经常刊登一些评论、诗歌和国内外劳动界的消息。到1920年12月5日，该刊已发行到第五期，每期能销售两千份左右，在华北一带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据该刊主编邓中夏回忆：“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①这个回忆，除刊名不同外，其余是和《报告》中的说法一致的。
《北京报告》中误记的《劳动者》是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出版的，以工人为宣传对象、以启发劳动阶层社会觉醒和社会运动为主旨的周刊，目前知道的终刊时间是1920年12月12日。《北京报告》发生这样明显错误，很可能是翻译时搞错了。
第十，“去年五一”系“今年五一”之误。《北京报告》中说“……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此处所述“去年五月一日”，即1920年5月1日的情形，与长辛店工人活动的实际不符。
1920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并未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更没有游行，只是在“五一”前一天晚上，由车务见习所的学生向工人们讲了讲五一劳动节的历史，5月1日散发了题为《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以为纪念。
《报告》中描绘的场面，应是1921年5月1日的事情。这一天，长辛店一千多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会上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散发了小册子：《五月一日》和《工人的胜利》。大会做了成立工会等三项决议，并提出了“工作八小时”的主张。会后工人们开始了游行示威，他们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劳工万岁”“五一节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欢呼声和雄壮的歌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邓中夏曾写道：“1921年1月1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不到半年，5月1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因此，《北京报告》中的“去年五月一日”系“今年五月一日”之误。
第十一，《曙光》杂志和它的负责人。《北京报告》说“《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曙光》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出版的青年刊物之一，1919年11月创刊，主要编辑者宋介，主要撰稿人有王统照、王晴霓等。《曙光》杂志早期的主导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提倡科学、教育救国，介绍唯心主义思想。1920年底，由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该刊的倾向有所改变，开始刊载文章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刊登列宁某些著作的译文。这类文章从该刊一卷六号起到终刊时止，共有二十多篇，包括《新俄罗斯之建设》（宋介），《彼得•克鲁泡特金与苏维埃》（郑振铎译），《俄国革命纪念》（瞿秋白译），《过渡时代之经济》（列宁），《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列宁之演说》，《彼得格勒之食粮的分配》（宋介译），《赞列宁》（高尔基）等。正如《北京报告》中说的，“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的和创作的文章”，论述了劳动、阶级斗争、社会制度的改造等问题。李大钊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两篇重要文章，前文论述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重要和必要性，后文驳斥罗素“中国需要振兴实业”，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同期还发表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何孟雄的文章：《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这些即《北京报告》中所说“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进行有利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北京报告》中提到该杂志“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这个同志应是指主编宋介。宋介，1893年生，1918年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1919年创办《曙光》杂志社，为该刊的主要负责人。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北京共产党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1921年三四月间帮助建立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赴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沈阳一中学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捕变节。七七事变后，任北京维持会委员、济南道道尹等伪职。194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5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处以死刑。就多数《曙光》杂志社成员的思想发展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刊载文章内容多样，因此该刊一直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1921年6月《曙光》出版到第9期后终刊。
六、各地方组织报告的特点和作用
从已经看到的中共一大上北京、广州地方组织报告的文献和其他渠道得知的各地方组织的汇报情况，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共建立初期，党内的严密组织和党员的勃勃生机。通过分析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了解这些报告的特点和它们在党的日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坚定奋斗目标。通过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代表们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还有不同，在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抵制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方面做法还不一致，但所有的报告都因此更明确、更坚定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对共产党性质和阶级属性的认识更加清晰。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为中共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党的纲领的制定又为各地方组织的工作明确了方向和目标，如同树立起一面旗帜，使一大后各地的工人运动、反帝风潮蓬勃兴起，党员迅速增加，各地方组织更加壮大。
第二，注重调查研究。在接到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各地方组织都做了紧张的准备。除了酝酿参加人选和准备意见之外，总结本地组织的工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各地负责人做了许多调查研究，汇总了集体和组织成员已经完成和准备进行的工作，有的还对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众的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甚至提供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事例和数据。在党的成立初期，在非法的秘密状态下，在人员很少，有的地方只有四五个人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三，实事求是新风。我们看到的一大上各地方组织的报告，没有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表态，报告不遗漏也不夸大已经取得的成绩，不隐瞒本地工作的弱点和主客观存在的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态度，使得党在创建初期就有了一条比较好的思想路线，这是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第四，互相学习交流。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从1920年夏天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到一年后的中共一大，除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陈独秀、李大钊的穿针引线外，各地方组织之间的来往是比较少的。中共一大利用开始的几次全体会议，互通了各地方的情况，交流了经验，为迅速提高党员和各地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创作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是各地方组织之间，而且与其他政党之间，与共产国际、俄共之间也有了比较正常的沟通渠道，形成了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氛围。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党的初期，一大、二大、三大虽然每每仅间隔短短的一年时间，却能够在思想、政治、组织上有巨大的进步，提出奋斗目标、最低纲领和结成革命同盟军。
第四，开创良好制度。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由各地组织作报告，一大开了一个好头。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在1921年11月的《通告》中要求：“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以后的许多次党的代表大会大都是如此。例如中共七大上，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做报告外，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等二十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提出和总结了各系统各地方的情况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共成为执政党，地方的交流已经非常便捷，但在中共八大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开幕词和主报告外，仍然有68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45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这种在代表大会上广泛听取各方面、各地方情况报告的好传统，今天还应当继承和发扬。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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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荫明。来源：《中共创建史研究》2016-06-30。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