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实践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中心工作,妇女运动也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了土地,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妇女响应国家“迅速改善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号召、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妇女参加个体和集体农业生产由此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是,受家庭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孩子的拖累,多数农村妇女不能安心下地生产。为此,一些地方组织积极想办法帮助妇女解决实际问题,组建“抱娃娃组”,或试办农忙托儿组织,减轻青壮年妇女的子女拖累问题。目前,学界有限的农村托儿组织研究 ,主要集中于集体化时期解决困扰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手段问题上,难以拼接出农村托儿组织的全貌,影响对该问题的整体看法,尤其是缺乏对其内在逻辑与机理的历史考察。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试办托儿互助组织为考察对象,通过社会和生活的日常场景,呈现农忙托儿互助组的试办实践,管窥地方组织如何通过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受孩子拖累的问题,将妇女生产生活问题逐步纳入基层管理的内在机理,实现党对农村基层的管控,为农村集体化进程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中心工作,妇女运动也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了土地,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妇女响应国家“迅速改善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号召、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妇女参加个体和集体农业生产由此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是,受家庭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孩子的拖累,多数农村妇女不能安心下地生产。为此,一些地方组织积极想办法帮助妇女解决实际问题,组建“抱娃娃组”,或试办农忙托儿组织,减轻青壮年妇女的子女拖累问题。目前,学界有限的农村托儿组织研究 ,主要集中于集体化时期解决困扰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手段问题上,难以拼接出农村托儿组织的全貌,影响对该问题的整体看法,尤其是缺乏对其内在逻辑与机理的历史考察。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试办托儿互助组织为考察对象,通过社会和生活的日常场景,呈现农忙托儿互助组的试办实践,管窥地方组织如何通过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受孩子拖累的问题,将妇女生产生活问题逐步纳入基层管理的内在机理,实现党对农村基层的管控,为农村集体化进程打下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的起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全国范围土改工作的深入,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广大妇女在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动员下,同男子一起参加各种田间劳作,除平整土地、拉耧、种麦等普通的农活外,妇女还掌握了选种、治虫等农业技术,有的甚至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对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副业生产,同样是她们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面临自然灾害时,许多村庄几乎大部分依靠妇女解决生活问题。山东胶东昆仑县套河区农村,村干部组织妇女从事结发网、绣花、织布等副业,所赚手工粮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1],随后又发动妇女编稻辫子、编草鞋,生活从基本得到维持转向了逐步提高[2]。河北安新县大赵庄全村69个妇女织网能养活103人;山东昌邑县永安区妇女迟春荣,在二十天内熬出500斤纯硝,换粮250斤,解决了全家缺粮的困难[3]。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以及为提高生产效率开展的生产互助,一样是妇女发挥重要作用的场域。事实表明,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一方面破除了长期以来对妇女的偏见与歧视,使妇女树立了劳动光荣的思想,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改善了家庭生活,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为此,各地政府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工业和农业生产”这一中央对全国妇女运动的中心工作为出发点,要求妇联组织把“动员全体妇女参加到当前的春耕和其他生产事业中去”作为主要工作,并强调妇女参加生产,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又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给妇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4]。各地在落实这个中心任务时,也是在进一步贯彻中央保护妇女获得平等权利的方针。因为中央始终认为,政治上业已获得解放的妇女,只有当她进一步成为一个生产者时,她的地位才能提高,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

在各地掀起的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潮中,也有一些干部简单地认为“把妇女弄到地里就是‘发动’”,硬性要求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而不照顾家庭利益,不解决“孩子的拖累使得母亲们无法安心从事生产”这个阻碍妇女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最主要困难,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5](P211)。在上海郊区,从事农村生产的主要是妇女,如高桥区宅前村全村649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便有200多名,但每到农忙季节,经常出现家中无人照看的孩子淹死在河里的事情[6]。母亲下地生产,孩子无人照看而出现的烫死、淹死的悲惨之事不可枚举。据统计,1951年河南尉氏明家村农忙时期死亡的孩子占当年死亡儿童数的78%,长葛坡胡乡为65%[7],而渴、饿、热、跌伤更是常事。因此,农村妇女有句谚语说:“庄稼发了黄,孩子遭了殃!”[8]真实地反映了妇女下地生产存在的切实问题。一些有小孩子的妇女人在田里,心里却挂念着孩子。干活间隙时,别人休息她们却不得不急切地赶回家里,或给孩子喂奶,或看看孩子是否安全。放工时,也是尽快地冲回家做家务。除了安全和健康问题外,家长对孩子缺乏管理和教育,孩子还可能养成不良习惯,这也给参加劳动的妇女平添了不安。妇女在农忙期间下地或忙于其他家务,孩子没人看管而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形,影响着一些妇女及其家人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程度。为执行上级下达的中心任务,各地党委与妇联组织迫切需要从实际工作中找出办法,帮助妇女解决困难,使她们尽快安心地投入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潮中来。

早在1943年11月,毛泽东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后,陕甘宁边区把土地革命时期做过有益尝试的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的“变工”或“换工”方法,改造成一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又具有较高生产效能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妇女作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彻底改造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力量被组织到变工互助中来。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切实贯彻“组织起来”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变工互助组、纺织小组等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组织。《决定》从组织形式上规定了以男女都可以参加的户与户相互合作的小型互助组或变工组来组织妇女投入农业生产,并组织妇女变工互助带孩子,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在组织原则上,《决定》强调必须实行“自愿两利”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精神,鼓励群众的创造性,力戒干部过分干涉,搞强迫、命令及形式主义[9](P302-305)。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以党的重要文件的形式把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要求固定下来,成为后来各解放区执行把妇女“组织起来”政策的主要依据。

1949年2月10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响应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把“家事变工”“婆媳分工”“同院变工”“亲友变工”等解放区用来解决农村妇女家务及小孩牵累问题的经验,确定为新解放区推动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的方法。不久,晋绥边区在召开的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上也通过决议,要求正确贯彻“组织起来”的政策,把妇女组织到农业互助变工、农业与手工业变工、看孩子变工等各种互助变工组中去,明确在组织变工时实行“自愿结合、民主商量、等价交换、合理计工、定期结算、双方有利”[9](P412)的原则,保护妇女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同年3月,康克清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儿童保育工作的发言时,总结了解放区保育事业的经验,特别提到在农村农忙时节,临时组织自愿结合的互助变工带孩子的经验,积极向已解放的农村地区推广,以迎接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9](P387)。这些在农村按照自愿结合原则组织变工带孩子来解决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受孩子牵累的办法,与地方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作需要不谋而合,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随即在各地试行。

二、各地农忙托儿互助组的组建与巩固

从1949年开始,河北省定县二区就建立农忙托儿互助组,到1952年时,全区有45个村组建了368个托儿互助组,共托管着1304个孩子,使946位妇女摆脱了看孩子的负担,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与此同时也解决了478位无生产劳动能力的老年妇女的生产困难。该区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的成功经验,成为周边地区学习的典范。这主要归功于区妇联从实际出发的动员与组织。该区妇联在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现,定县二区的水地占80%以上,劳动力很缺,妇女不参加生产,地里的活就要被耽误,为此,一些无劳动力的妇女和有孩子牵累的妇女,就主动商量相互换工看孩子。区妇联发现这些情况后,就在这一基础上组织托儿互助组。为吸取该区前屯村支书强迫成立托儿互助组不到半月就垮台的教训,区妇联从一开始组织托儿互助组工作时,特别强调“自找对象、互相商量和民主选举保姆”的原则。这样组织起来的托儿互助组,彼此感情好,投脾气,不容易垮台[10]。

1951年初,河南省妇联多次在全省的工作会议上强调组建农忙托儿所的重要意义,引导地方基层组织予以重视。4月底,河南省福利工作会议召开,省妇联把“民办公助、依靠群众”确定为试办农忙托儿组织的原则,主张由小扩大,普遍提倡抱娃娃组,重点创办农忙托儿所,遇到困难不依靠公家。会后确定以长葛、尉氏两县为试点地,有经验后及时推广[7]。同年,上海郊区高桥区在“民办公助”的原则下依靠群众自己试办农忙托儿所38所,收托800多个孩子,解决了妇女参加劳动的困难,提高了她们的生产效率[11]。

在个别对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的性质和意义并不了解的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顾虑是很大的。对群众来说,普遍存在着“怕带走孩子”“怕保姆照顾不好”“怕出钱”等“三怕”的顾虑,宣传动员工作的困难就要大些。有的男农民相互议论:“瞎胡闹,谁的孩子叫人家看?”母亲们也觉得:“谁的孩子谁亲,要自己的孩子给人家看总不放心,像拉屎撒尿,吃饭喝水,谁能管的那么周到。”[12]要打破顾虑,需要干部们宣传动员,并以事实教育群众。为此,各地党委要求通过反复动员教育和重点试办来推进农忙托儿组织的工作。

各地宣传动员方式因地制宜,有的在区乡农代会上动员,有的召开各种妇女报告会、妇女座谈会,还有的结合中心工作在乡村干部会上谈。在宣传动员的步骤与方法上,首先以做通村干部的思想为主。河南省淇县各级党委,要求村干部结合生产成绩,正确认识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把提高妇女参加生产的热情作为重点来研究。武呈集村主席朱俊杰经过动员教育后认识到:“经过总结生产成绩,认识到妇女在各种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意识到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必须要适当的处理孩子问题。因此,试办农忙托儿组织是群众的需要。”为打消群众的顾虑,帮助他们了解试办农忙托儿组织具体办法,村干部尹学莲带头亲自创办,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托儿所[13]。河北省邢台县折虎村积极分子郭爱妮了解到一些妇女“虽说想通了,但总还不十分相信”的心理后,决心从自己的互助组着手试办农忙托儿组织,起到带动作用。当时,郭爱妮的生产组共有13户12位女劳动力,有12个孩子需要照看,她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召集组员们开会。郭爱妮结合往年的生产成绩,指出孩子的牵累不但给生产带来损失,而且孩子们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她指出,如果不组织起来互助,孩子可能还会“有摔血窟窿的,有叫牲口触着的,有关在家里哭的”。这样,做家长的下地也不放心。为达到试办的目的,郭爱妮生产组以“大家随便参加,不好时可以随便退出”为“自愿两利”原则的内容,并进一步从解决好家长关心的保姆问题动员大家。她还承诺“保姆可由咱挑选心眼好的,对孩子亲的;选了保姆还要经常开会教育她们”。由于她在组织动员时解释清符合农村妇女利益的“自愿两利”原则,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很快得到群众的接纳与认可,一些妇女还主动酝酿起组织托儿互助组的办法来[14]。

在试办农忙互助组的过程中,动员保姆的工作也存在一定困难。“以前给别人看孩子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看孩子是不光荣的事”,这种思想在农村老年妇女中普遍存在,增加了干部们动员工作的难度。被动员去照看孩子的老大娘们往往借口说自己上了年岁,宁可做点别的活也不愿给人看孩子。她们有的嫌麻烦,有的怕看不好,家长会说三道四,还有的怕不给东西白看了。为取得动员的积极效果,各地干部还把爱国主义的政治内涵融入到宣传内容中。在组织召开的妇女座谈会上,干部们讲爱国增产中的困难,要大家不能只顾自己,不关心国家大事;同时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向大家进行耐心教育,将一些老年妇女的爱国热情调动起来。有的当场表示:“要是倭鬼子来了,不管老不老都要受罪。咱不会打仗,也不能下地,要能替大家看好孩子,这也算是抗美援朝!”受此启发,许多人表达了愿承担保姆工作的意愿:“过去总认为自己没用的人,今天负责看孩子,腾出青壮年妇女参加爱国丰产运动,也是抗美援朝具体表现。”“现在看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等于去前线一样光荣。”“要看好自己家的孩子,也看好别人家的孩子。”[13]思想上的顾虑一旦被打消,宣传动员的工作也就达到了目的。

由于农忙托儿互助组是建立在生产互助基础上的,保姆的变工互助与待遇工分问题自然成为农忙托儿互助组能否办成的关键。过去农忙时妇女请保姆看几天孩子、吃几顿饭回报一般是给做件衣裳,或是妇女与保姆等价“变工”“换工”等办法,这是“自愿两利”原则最初的表现形式。河北省邢台县折虎村郭爱妮互助组根据“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两不吃亏”的原则,规定了农忙托儿互助组里一个保姆顶一个好劳力,工资由孩子家庭分摊。小的孩子比大的孩子难带,因此在负担工资方面就需要多一些;同时按孩子大小、吃东西的多少分摊粮食的负担。但是,这个办法对一个保姆带几个孩子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是一般的规定了由孩子家庭分摊工资,保姆看孩子多了也不宜看好,造成孩子家长意见很多,入托的孩子逐渐减少。为使托儿互助组巩固下来,郭爱妮互助组召集大家开会研究,重新规定:以一个保姆照顾四个孩子为标准,三个会走的,一个不会走的。照顾不过来时,可以另外添人或找小闺女帮忙。保姆问题解决后,托儿互助组也恢复了原貌[12]。

1953年,在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影响下,原有等价“变工”“换工”的办法已经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等价交换按工计算和清工记工的“按劳取酬”办法被提了出来。河南省淇县沙窝村李春渭生产互助组,通过民主讨论,采用“自愿两利、等价交换”按工计算的办法组织抱娃娃互助组,规定一至四岁的孩子,每个一天按两分计算,每个保姆看四个孩子。互助组根据生产劳动力与孩子情形具体分工,还可以自愿结合固定保姆,遇有年老或体弱的妇女,地里的活由互助组耕种。除计划计工折工外,互助组还制定了评模、检查、汇报制度。保姆看孩子多少、好坏,由互助组讨论评工,这样保姆认为自己也顶工,便把看孩子当成工作来看待。保姆中也实行互助分工,有的做饭,有的洗衣服等,特别是建立了评模制度,发挥了老年妇女的积极性,她们高兴地说:“想不到咱老婆子顶了分,也能当模范!”[13]河北定县二区庞家佐村戴兰英托儿互助组试办清工记工,规定看4个孩子的保姆每天记一个工,麦季秋季忙时每天折米八斤,闲时折米四斤。一个整劳动力给保姆做一天活也顶一工,忙时和闲时米数不同,每半月一结,多的还、少的补。保姆平常可存一大部分工票,农忙时可付出一部分,其余可换取肥料或食粮。这种办法保姆们认为公平,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经过重点试办,该区有24个托儿互助组也实行了清工记工的办法[10]。保姆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分配方式的改变而固定下来。与其说保姆的变工互助与待遇工分问题是农忙托儿组织能否办成的关键因素,不如说它确定了保姆的社会经济地位,农忙托儿组织才有从暂时性向长期性转变的可能。

三、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的社会影响

1952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约占农村劳动妇女总数的60%左右,有的地区达到80%以上。其中,很多农村妇女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这一年,全国已有农忙托儿互助组和农忙托儿所148200余处,收儿童850000余人,比1951年增加了十倍之多[5](P231)。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农忙托儿互助组织,是随着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农村妇女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人数越多,农忙托儿互助组织的影响力也越大。在发挥互助精神的基础上,农忙托儿组织不但帮助妇女解决了参加生产和抚育儿女的矛盾,还保护了妇女儿童的健康。

首先,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帮助妇女摆脱了参加农副业生产的束缚,带动和帮扶了无劳力户以变工、换工的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有了改变。从单干家庭来看,在解决农业生产力不足方面,农忙托儿互助组织解脱了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的束缚,一些家庭无劳动力户可以以变工、换工的形式参与农业活动。河南省淇县尹庄妇女赵梅由于孩子多无人照看,“整天头不是脚不是,有时连饭都做不到锅里”,地里活全部落到了丈夫肩上,一年到头温饱问题难以解决。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后,赵梅也投入到劳动中,一家人的收成有了保证,温饱基本得到解决,乐得夫妇俩用买酒感谢保姆的纯朴方式表达对农忙托儿互助组织的认可。同村王喜江夫妇因孩子拖累,妻子不能参加劳动,为此夫妻两人经常打架、闹离婚。后来孩子入了托,妻子安心下地生产,生活越过越和谐。从生产互助组来看,1950年林县十一区豹合村共有300余个一岁到六岁的孩子,当年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接收210个孩子入托,使123位妇女解脱出来从事麦收工作,计划七天完成的工作只用了四天,共收割了1200亩的小麦。淇县武呈集村137位妇女中,110位是有小孩子的母亲,为保证完成互助组的生产任务,组织了有72个孩子的农忙托儿互助组,使这些妇女加入到护麦、选种的工作中[13]。规模逐步扩大的农业增产运动,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妇女参加劳动对于增加家庭收入和社会财富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成为社会、家庭和妇女自身的一致要求。“男干女不干,计划难实现;男女齐动手,增产不用愁。”通过用顺口溜这一通俗有效的形式宣传动员,让群众懂得妇女确实是农业增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其次,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兴办增强了妇女的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为她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时间,进而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织的过程中,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宣传动员工作传播着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观念,灌输着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在“抗美援朝人人有责,实行老少分工”的口号下,许多老年妇女把主动参与看孩子的工作视为支持抗美援朝的具体表现,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意识。组织妇女参加的各种座谈会、竞赛评模等活动,在自我管理活动中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农村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郊区高桥宅前村60多岁农民陆谷香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后忙着开会,有点啥好处,我不晓得。现在村里办了托儿所,家里的孙男孙女有人替我领了,两个媳妇可以安心种田,我才晓得毛主席领导的确好。”[11]入托的孩子学会了与人友善相处、不打架、会分享等好习惯,经历了从适应集体生活到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过程。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给广大妇女提供了难得的安心学习时间。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外,许多妇女积极参加夜校扫盲班的学习,使80%的妇女掌握了识字写字的能力。农村妇女学会识字读书增强了自豪感,还赢得了家庭和社会的尊重。为提高生产效率,不少妇女还主动学习使用扶犁、锄苗的田间技术,提高棉花亩产的新技术以及新农具的使用与维修等技术。新技术的学习与推广,使她们在劳动竞赛中崭露头角,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女劳模,并以此诠释着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践意义。

再次,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巩固与发展,从形式和内容上为进一步向农村集体福利事业方向演变准备了条件。1951年10月12日,康克清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已有农忙互助组织的地方应帮助他们学习育儿知识,使他们在业务上不断提高,同时要在无组织的妇女群众中普及育儿知识。在保健方面则主要应由当地卫生机构给予帮助。”[15](P63)作为开展农村社会儿童保育事业的起点,一些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儿童保育工作的尝试。河北省定县二区新城村梁秀娟托儿互助组试办农忙互助组织后,经常请医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按时打预防针、种牛痘,并向家长和保姆讲解卫生常识、提醒孩子家长不随便给孩子吃凉山芋、荞麦饼等。该托儿互助组成立两年,孩子们身体健康,保育工作突出,该区妇联广泛介绍梁秀娟托儿互助组的做法,号召全区托儿互助组学习,同时要求全区各村各组都接洽医生,经常为孩子服务。庞家佐村8个托儿互助组买了10个暖水瓶,使孩子们不再喝凉水。家长也主动让孩子打预防针、种牛痘,还学会发现流行病时要实行隔离,并遵照医生的吩咐,给孩子准备了一部分药品,以备急用。全区300多个托儿互助组,修建了30多个洗澡池,保证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10]。此外,对保姆进行妇婴卫生常识的教育也被作为重要的工作,保姆们开始接受饮食卫生、疾病处置以及传染病隔离的正规的基本保育常识和技能的培训。这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妇幼保育管理活动开始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出现,曾经的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具有了社会福利保障职能的要素。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为解决妇女参加劳动遇到的困难,纷纷组织建立了抱娃娃互助小组或试办农忙托儿互助组。一方面,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同土地改革男女平等分得土地一样,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事实的认同,增进了农村妇女对党的认识与信任;另一方面,农忙托儿互助组的兴办超出了其本身具有的认知和组织功能,中国共产党不仅结合农村实际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困难,而且结合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以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基点,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把从属于家庭的妇女组织起来纳入到社会组织的管控中,通过家庭劳动向集体劳动的转变,实现其社会主人翁的地位而激发农村妇女的自我解放与创造。由此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农忙托儿互助组,从形式到内容,从政策的制定到实施,都表征出新中国国家治理在农村基层的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以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要求为前提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保障国家制定的目标与任务顺利完成的治理特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忙托儿组织的试办与巩固,实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现实路径的早期探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引领的这场妇女解放运动具有一定的中国社会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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