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普”一经发布，立刻成为新闻焦点。

早在“七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意外地蹿红网络。不经意间，人口问题早已跳出庙堂、学界，变成大众热议的话题。

“七普”似乎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人口并未如一些人预期的减少，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比17.95%，反倒有所增加。对此，官方解读认为：我国人口仍未达峰值，保持稳定增长；同时，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同时，人口质量持续改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升。但是，人口增长还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官方观点是喜中有忧，喜忧参半。

但是，铺天盖地的人口焦虑依然存在。焦虑何在——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即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老无所依？痛惜计生政策失误？

以前说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多底子薄，现在又害怕人口下降。所有的问题都让人口来背锅，道理何在？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到底在焦虑什么？

一、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焦虑

“白嫖”的“人口红利”

知乎上一个火爆的问题，“有没有人特别反感‘人口红利’这个词？”有个高赞回答：

大家不是反感人口红利，大家是反感白嫖。

真正的坏事是白嫖人口红利。不说我们自己，看韩国，看汉江奇迹的那代老人，现在退休金是多少。折算下来，2000元左右吧，人民币。还只有三分之一的老人能拿到。韩国的物价，方便面一包都要6块。水果蔬菜不敢想，老老实实吃豆芽吧，300克一包5块多。与此同时，首尔房价虽然没有深圳那么优秀，但是江南区一平米十几万还是有的。年轻时你在现代建设为国赚外汇，跑到沙特建港口；老了你站在汉江大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灌两口烧酒纵身一跳。悲剧的是：这是真事。

火爆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后浪们的普遍焦虑：年轻时被“红利”，却在城市买不起房、生不起娃，等摇身一变成为“前浪”后又担心面临老无所依的尴尬境地。我们的邻居韩国活生生的现实就在眼前。韩国2018年的出生数仅有33万人，总和生育率（指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下滑至0.98，首次破1，去年更跌至历史新低0.84，刷新世界纪录。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缺乏再加上房价高企，导致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落。按照目前的趋势，截止206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超过劳动年龄人口，而养老金2055年就会耗尽。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焦虑。在后浪们为前路未卜的命运而焦虑时，产业界人士和以国家之名发声的人们，则更多地焦灼于“人口红利”的丧失。

“人口红利” VS “人才红利”

有着“催生办主任”美誉的梁建章，热心于“为国生娃”。七普数据披露后，梁建章成了最忙碌的人，以至于人们忘了梁建章的另一个身份——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事实上，梁建章最为看重的身份是“人口经济学家”，其为人口问题发声，已经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梁建章究竟有多关心人口问题呢？其最近一个惊人言论是建议多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元。“梁建章建议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你觉得钱该谁出？”凤凰周刊发起了一个微博投票，3.6万人参与，2.2万人投给了梁建章，另外还有几千人投给了携程。为鼓吹“为国生娃”，不惜引火烧身，梁老师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后浪没了怎么办？我们并不认为人口素质会一代不如一代，但出生人口数量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下一代人口的数量只有上一代的一半，那么能掀起的浪潮注定会小得多，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活力。很遗憾的是，这偏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是梁建章的忧虑。

图1：凤凰周刊发起的微博投票“梁建章建议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你觉得钱该谁出？”

无独有偶，任泽平，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现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任泽平曾推出《中国人口报告》、《中国生育报告》、《中国婚姻报告》等系列深度报告，引起过广泛的社会影响。相对于梁建章的“不务正业”，任泽平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显然更贴近本职工作。任泽平有句名言：我研究了10年房地产，把它总结为一句话，“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大家记住这句话就行了。“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现已成为房地产界乃至大众耳熟能详的“金句”。

但要扭转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根据工业化国家的统计规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似乎是逃脱不了的“历史宿命”。今天的生育率低下问题，并非主要由计生政策造成，更多是年轻人的主动选择：从2016开始我国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后，出生率曾有过短暂的回升，但随后又一路下跌。人口政策在“历史的宿命”面前，似乎不堪一击。

图2：1949-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的人口出生率除了3年自然灾害后的反弹外一直在下降，1980年后的人口出生率出现反弹是包产到户所致，由此引起史上最严格的计生政策出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制图：正经评论

面对这“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人口大变局，官媒及主流学者则更“务实”一些，转而强调“人才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或“新人口红利观”。说法不一，意思相近。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的说法，“第一次人口红利往往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依靠那些与不可逆的人口过程相关的资源，如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而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这种新增长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这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因此，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而且要提高人力资本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提高人力资本，归根结底要靠教育。”（蔡昉：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而“七普”的亮点之一，正是“人口质量”的提升。“七普”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六人普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简言之，在现有条件下，要改变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是不太容易了，但人口质量还是可以提高的，于是就有了“人才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或“新人口红利观”说，教育则无疑成了提升人口质量的关键。

二、“人才红利”何以实现？

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的趋势是明显的，但这并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充分条件。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实践来看，往往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催生出新的人才需求, 从而促使整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并进而带动经济结构向更高形态演化。因此，人才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需要保持动态平衡，否则，大量高学历劳动者就会无用武之地，也难以实现“人才红利”。就产业升级转型和劳动者人力资本提高二者关系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0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大学生就业景气最好的职业排名趋势与人社部发布的《全国招聘求职100 个短缺职业排行》报告相一致，房地产开发/经纪/中介、销售业务、技工/操作工、教育/培训、社区/居民/家政服务和保险等职业的就业形势相对较好。很明显，这样的职业需求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学生专业方向都严重不匹配。大量高校毕业生难以找到与其人力资本和技能相匹配的工作。这反映出在当今中国，高技能岗位创造不足, 而这又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息息相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00块招不到农民工，难道还招不到大学生吗？”之类的段子层出不穷了。

图3：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好和较差的职业 资料来源：《2020年大学生就业力报告》

再来看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谓是前车之鉴。印度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要早于中国，印度独立之初高校不足1000所，但70年代末，高校数量急骤增加到4000余所，80年代末达到5000余所，高校入学人数空前增加。但大学学非所用，高校学生毕业即失业，从事低级工作的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大量人才外流，仅印度理工学院1986年就有35%的毕业生赴美留学。而同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虽远低于印度，却大力普及了中等教育，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种模式孰优孰劣，在两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似乎有了答案。“人才红利”，并不是一个高等教育大跃进就能简单实现的。

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长斯存在片面追求高学历教育、忽视或轻视职业教育的倾象，导致人才市场结构问题十分突出，“技工荒”已成为普遍社会现象。近年来，国家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比如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关注和支持技能人才工作的局面，然而，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人社部数据显示，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过2，也就是说，一名技术技能人才至少对应2个岗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6%，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技能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使人才结构适合于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的需要，真正实现“人才红利”，道阻且长。

三 、谁的红利，谁的焦虑？

但是，即便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后浪们的疑虑就能找到答案了吗？

我们的邻居——韩国，早已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日本基本持平，远高于中国，但韩国年轻人“卷”的程度绝不亚于中国。以高考为例，在韩国，高考绝对不是考生一人的战斗，整个家庭都要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据2017年《世界卫生统计》，韩国10-19岁青少年自杀率居全世界首位，而“成绩和升学问题”连续10年成为韩国青少年自杀的头号死因。韩国高中生平均每天学习12个小时，平均休息时间为六小时。在经合组织国里面，韩国工作强度排名第三，每人一年工作时间2024小时，且报酬偏低，失业率高，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难道这就是后浪们可期的未来吗？

图4：中日韩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图：正经评论

从历史上看，人口焦虑——无论是数量、结构还是质量上的焦虑，大多是将人口作为对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作为国运昌盛的指标与象征来看待。人本身发展和完善的需求，反而作为次要的因素去对待。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但这不应是人类的宿命。

从横向看，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焦虑。资本、国家与打工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个人发展的要求，资本个体与资本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张力。我们需要正视这种张力。这种张力的明显表现在于，后浪们的感受与站在塔尖上的前浪们的想法截然不同，主流与民间的焦虑截然不同。

从资本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年轻人不婚不育、佛系躺平，的确不是好事。但从后浪的角度看，却构成了自发的“反向运动”。

所谓“反向运动”，来源于波兰尼的“双重运动”说：市场经济兴起后，一边是市场的扩张，另一边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虚拟化”为商品，反向运动则反对这种商品虚拟化。只是相对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年轻人的这种看上去消极的行为，更为自发而己。

图5：知乎网友关于“年轻一代人，怎样才能避免被割韭菜”提问的回答

而“人口红利”中的“红利”这个词，本身是有特定含义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红利”的定义如下：

红利：①指企业分给股东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

理论上，所有股东可以分红利，部分职工也可以分红利。但中国股市没有分红的习惯，普通股民自嘲为韭菜，不被割已属万幸；职工报酬早已市场化了，打工人基本没有分红一说。所以，能安然享受“红利”的，只能是大股东们。

所以，“人口红利”的提法，本身就隐含了这种大股东视角。大股东们的焦虑在于劳动力减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占比的降低，由此导致的利润的损失。打工人的焦虑在于老无所依，在于子女抚育费用居高不下，在于房价居高不下。

无怪乎后浪们理解的“人口红利”，无非是打工人年轻时创造的价值，本来有一部分是要用于他们抚育后代、养育老人或自己老无所依时用的，但却被大股东们当作额外的“红利”拿走了。从这个角度讲，世上本无红利，无非是提前消费与欠账而己，该还的迟早是要还的，无非是谁来还的问题。

四、摆脱焦虑，路在何方？

关于人口发展阶段，有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等多种不同分法，但都描述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内容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这一转变过程始于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之间存在时间差，一般会经历一波快速的人口增长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人口变化再次趋向均衡。

图6：人口增长的五个阶段 资料来源：Max Roser，1996；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在这看似“铁的规律”面前，人类的焦虑是否无解？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和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都从属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是迄今为止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谓的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说，无非是对这一规律的现象描述。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资本积累主要表现为量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营养、卫生和医疗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规模迅速增加。随着工业化的逐渐完成，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但出生率并未如马尔萨斯所预期的那样随着营养条件的改善而上升，反而不断下降，这是由于随着工业化的逐渐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再象以往那样肆意扩张，且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相对增加，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则大量减少。

简单地说，你能养多少个娃，不是你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国家政策说了算，归根结底是由老板发给你多少钱和娃的养育成本来决定的，而娃的养育成本随着社会因素水涨船高，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当然，老板们总是希望打工人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形成对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使打工人没法讨价还价。但这也只是老板们的美好愿望，毕竟马儿又要跑又不吃草的好事是不存在的，或至少是不能长期存在的。

因此，打工人数量、质量的变化，终根结底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制。体现这一限制的数量的，就是劳动收入份额。要减轻后浪们的人口焦虑，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是关键。没有钱，说啥都不好使。

而我国的后浪们之所以焦虑，除了饱受市场的摆布外，还要受到一些奇奇怪怪因素的影响。如水涨船高的彩礼费用、日趋保守的婚姻制度（如万众吐槽的“离婚冷静期”）等。

在欧洲已广泛推行的“同居协议”制度具有参考价值。“同居协议”和婚姻在形式上类似，都是排他性的伴侣关系，在如税务、保险和福利上，都把“同居协议”家庭和婚姻家庭一视同仁，也约定了协议双方在物质上需要互助并共同承担债务。但在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上，“同居协议”都不再把男女双方如婚姻一般严格绑定在一起。在财产方面，协议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后的财产默认相互分开，但亦可以在相互约定的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在抚养权方面，伴侣中一方拥有对子女的抚养权，但双方在协议存续时仍旧对子女进行共同的抚养。与此相对应，同居伴侣也不拥有对方财产的继承权。整体上来看，可以把同居协议看成是一种“宽松的婚姻”，有些人把它看成“试婚”，作为正式结婚前的过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协议关系作为家庭结合的最终形态。

以法国为例，2017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1.91的高位，扣除非洲和穆斯林移民因素，法国白人的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也达到了1.88，比今天的中国要高很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国实行的“同居协议”制度。2018年，法国有50%以上的新生儿都是来源于“同居家庭”的非婚生子，且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种将婚姻和生育脱钩的制度，在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趋势难以改变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保持生育率的好办法。

中国的年轻人在饱受催婚、逼婚、买房、彩礼之苦时，看到欧洲人的这种做法，恐怕要羡慕嫉妒恨了。

当然，最根本的是，劳动力需要摆脱商品的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被看不见的手所支配，人被物所支配。这是市场中所有人的悲哀。

只有当人们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上都真正属于自己时，只有打工人能够自由地支配生产资料时，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才能最终摆脱商品规律的束缚。在那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都远不是历史的终结，人口发展的精彩历程还在后面。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来源： 正经沙龙。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