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工人在统治阶级的失败和背叛中明白，他们通过把公共事务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来挽救局势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他们明白，通过掌握政府权力，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们的绝对权利。
——《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宣言》
这一切都始于1871年3月18日，太阳升起在蒙马特和贝尔维尔地区。军队士兵开始缴获国民警卫队——一个受欢迎的巴黎民兵组织——安置在这些激进的工人阶级聚集区的近250门大炮。这些士兵是新共和政府首脑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派来的。人们对梯也尔异常愤怒，因为他在残酷镇压1848年的一场叛乱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千夫所指，而工人在这场叛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去年7月，他为了法兰西帝国的荣耀与德国开战。面对战败，他对武装巴黎民众的想法感到畏惧。在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控制军备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拒绝支持巴黎的任何防卫行动。
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把贝尔维耶和蒙马特描述为“崎岖的空地，这些地方无法无天的人群喜欢在那里举行会议，停放大炮”。而贝勒维尔是“全巴黎最坚实的工人阶级区，也是最革命的区”。大炮被视为他们的大炮，自1848年革命以来，大炮的经费来自工人对国民警卫队的捐献。自从梯也尔将军队迁往凡尔赛以来，大炮是抵御普鲁士军队炮击城市的唯一手段。
与梯也尔的预期相反，国民警卫队卫兵们开始与政府军队士兵们打成一片，士兵们随即开始端起步枪，街道上响起了共和国万岁的宣言。充满敌意的人群迅速聚集起来，阻挡试图移动大炮的士兵。从目击者的描述可知，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参与其中。一位凡尔赛军官记录说，在他负责的地方，他们“被几百名当地居民，主要是儿童和妇女的人群拦住了。在那里护送大炮的步兵分队完全忘记了他们的职责，分散到人群中，屈服于背信弃义的诱惑，最后以抬起步枪枪托结束”。
人群增加起来，大量的看客变成了越来越愤怒和积极的参与者。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回忆说，到了中午，“四面八方都出现了路障......政府没有像早上那样封锁每条街道，而是现在每条街道上都有一门敌对的大炮在张望”。被派去夺取大炮的维诺伊将军正在逃离巴黎。
在接下来的72天里，他们取得了真正令人惊叹的成就。掌控社会的经历激发了群众参与有关其生活各个方面的辩论。他们积极尝试在家庭、妇女状况、工作场所和教育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同时他们还就科学、宗教和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辩论。
工人们创造了当时人类已知的最民主的制度。旧的国家政权已经被摧毁，卡尔·马克思强调了这一重大举措：
“自1848年2月以来，巴黎的街道第一次变得安全，......没有任何形式的警察......巴黎之所以能够抵抗，只是因为在围困之后，它摆脱了军队，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国民警卫队，其中大部分是劳动者。现在，这一事实将转变为一种制度。因此，公社的第一个法令是取缔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这一革命性的举动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公社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由普选产生，负责制定和执行管理城市的新法律。法官也是由选举产生的。所有的公务员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撤换。历史学家们记录了组织、辩论和社会实验等方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
犹太-匈牙利工人里奥·弗兰克尔（Leo Frankel）是马克思的合作者，他被任命为劳动部长，负责处理工人的权利和工作条件问题。面包师的夜间工作被废除了；禁止雇主以任何借口对雇员进行罚款来降低工资。作为对工人的回应，新的合同规定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最低工资。没有征求雇主的意见。
俄国社会主义者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是建立妇女联盟的核心人物。它几乎在20个区中的每一个区每天都举行会议。成员主要是服装业的工人：女裁缝、女洗衣工、裁缝等。
妇女联盟的讨论包括关于结束私有财产和基于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的理论问题，以及解决为家庭提供燃料和食物的日常斗争。同时，她们还参加了保卫公社、维护街垒、照顾伤病员的工作。妇女联盟在阐述她们的任务时宣布：“我们想要工作，目的是为了保住产品。不再有剥削者，不再有主人。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福祉。”在她们的推动下，公社成立了制造卫兵制服的合作社，在女工的控制下提供高薪工作。
受1789-92年革命的启发，激进政治俱乐部的传统在1848年得到恢复，它是在公社之前的地下组织中出现的。他们讨论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策略、优先考虑哪些改革、妇女权利、对教会和科学的态度、如何更好地组织防御和加强街垒等等。参与者中工人占绝大多数，但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也加入其中。每天有36到50个俱乐部开会，大多数在工人阶级地区。有些俱乐部规模庞大，有数千人参加，妇女在自己的俱乐部和与男子混合的俱乐部中都发挥了突出作用。
负责管理和保护国家图书馆的民族志学者埃利·雷克卢斯（Élie Reclus）称它们为“人民的学校”，在这里，建设性的辩论蓬勃发展，社区意识得到加强。当选的公社委员会宣布成立一周后，在各俱乐部的倡议下，全城的教堂被征用为会议场所和组织中心。与街头会议不同，这些场所给俱乐部带来了一种严肃和持久的感觉。
想象一下，在高耸的天花板和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下举行这样的革命活动，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歌颂特权和权力的赞歌不断提醒人们，公社在资产阶级、君主制和他们的盟友——教会面前所发起的重大挑战。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教会与有钱人的密切联系早就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公社的诞生只是释放了这种愤怒。”
教堂一旦被征用，其不敬的行为就会无边无际。圣水被一堆烟草所取代，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穿着向国民警卫队提供补给的妇女制服，有时嘴里还叼着烟斗。同时，公社在许多情况下允许虔诚者的仪式在俱乐部开会前的早晨进行。因此，会议经常在鲜花、十字架和其他宗教用具中进行，这些都是晨间弥撒和其他宗教活动留下的。
俱乐部的发言者一反过去的秩序，坚持要求神职人员向公社交纳租金，以便使用教会的空间来上演“他们的喜剧”。收益将捐给那些为保卫公社而牺牲的人的遗孀和孤儿。圣安托万村俱乐部建议将教堂的钟熔化来制作大炮。
三分之一的儿童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公社将努力对男孩和女孩实行平等的义务教育。提高了教师的工资，男女同工同酬。成立了一所工业艺术学校，由一名妇女担任校长。学生们将接受科学和文学指导，然后利用部分时间将艺术和绘画应用于工业。与今天不同的是，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辩论不是在精英学术圈子里进行的，而是在城市周围的俱乐部里进行的。反映这些辩论的宣言被印成海报，贴在街上的墙上。其中一份宣言的部分内容是：
“每个孩子在完成初等教育后，在离开学校时都能具备一两种手工职业的真正技能：这是我们的目标。人类进步的最后一句话完全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每个人的工作，为每个人。”
妇女参与推动了公社的许多最激进的建议。这并不奇怪。妇女由于受压迫的特殊性，在政局稳定时期，特别是被局限在家里的时候，她们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思想的承载者。但当她们向压迫的枷锁挑战时，她们往往会成为群众运动中最有活力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她们失去的少，得到的多。
公社立即对妇女的生活进行了有远见的根本改善。减免租金和禁止出售存放在当铺的货物，减轻了工人家庭的巨大负担。4月10日的一项法令规定，为保卫公社而牺牲的卫兵的妻子可以领取抚恤金，她的每个孩子，无论是否“合法”，都可以领取津贴，直到18岁。大约四分之一的夫妇是未婚的，但他们不被教会或国家承认，剥夺了妇女的尊严，更不用说经济上的歧视了，因为未婚妇女没有资格领取任何寡妇津贴。
马克思曾说过，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我们选定的条件下。3月18日爆发的起义，迫使公社社员们在普鲁士的包围和激烈的内战中重新组织社会。这些不利因素极大地促成了这场英雄起义的失败。
5月21日星期日，来自凡尔赛宫的军队冲进了巴黎。新的路障在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上竖起来，人们动员起来，为维持他们的公社进行最后的英勇尝试。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其中一个街垒是如何被营建造和保卫的：“这个兵营有大约120个妇女。在我到达的时候，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从马车里出来。那是一个女孩，耳朵上戴着一顶弗里吉亚人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把火枪，腰间系着子弹带。‘站住，公民，你不要从这里过去！’”
仅仅一周后，就有3万多人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利萨加雷——一位参与者，也是最早的一本关于公社的书的作者——所使用的章节标题概括了这一经历：“凡尔赛之怒”，“资产阶级复仇的资产负债表”。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的《大屠杀》一书的标题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许多伤亡者从未被记录在案，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乱葬岗，后来被焚烧。无数人消失在监狱或运往殖民地的运输过程中，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则逃到了避难所，关于谁在战斗中受伤后幸存的记录很少。
这种野蛮行为起初在欧洲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得到了欢呼，这些报纸的记者“像豺狼一样”跟在军队后面。一位记者曾呼吁“结束这个红色巴黎的国际民主害虫”。但面对“屠杀的气味”，成群的苍蝇扑在尸体上，树叶被剥光，满街的死鸟，连这些资产阶级评论员中的一些人也感到反感。《巴黎日报》恳求“我们不要再杀人了”，《国民报》哀叹道：“处决已经够多了，流血已经够多了，受害者已经够多了”。
但是，靠那些被屠杀的人的劳动为生的上层阶级，对他们的野蛮行为没有任何的限制。贵妇们参观了被捕者被监禁的地牢，他们用带有花边的、被刺客她们凝视的女囚们制作的手帕捏着鼻子，以抵制肮脏、垂死的公社成员的臭味。尤其是，她们以用遮阳伞戳女社员们取乐。许多公众人物，包括法官和其他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类型的人，继续热衷于屠杀。为了证明这种狂热屠杀的合法性，他们编造了一些谎言，迎合了这些败类的偏见。统治阶级特别痛恨女社员，他们把她们描绘成“卑鄙”、“野性”和性堕落的人。
被捏造的离奇的故事激起了他们的怒火，据说，臭名昭著的“石油”准备烧毁整个巴黎。公社社员确实把火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用来摧毁建筑物，以防止凡尔赛人从那里向人们开枪。火还被用作一种路障，由战士们设置的一道火焰墙来阻挡士兵，这些战士中肯定有妇女，甚至可能还有儿童。
儿童、妇女和男子为捍卫他们的“公有奢侈品”而战斗的英雄主义——现在著名的革命颂歌《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在他的艺术家联合会成立文件中使用的术语——将活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的记忆中。战斗和死亡成为革命荣誉的标志。一位医生对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评论说：“我不能期望你事业的胜利。但我从未见过受伤的人在手术中能保持如此的冷静和镇定。我将这种勇气归功于他们坚定的信念”。
而公社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诠释勇敢的抗争。它激励了几代人，说明了为什么 “宁可战死，也不能跪地求生”的情怀是对统治阶级野蛮行为最严正的回应。如果他们以避免暴力的名义温顺投降，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苟且偷生，革命也肯定不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活动家。
尽管那些用鲜血浸染巴黎的屠夫的后代们做出了努力，但对这场第一次工人革命的记忆却无法完全抹去。几十年来，工人们都记住了公社社员的勇敢反抗。1901年五一节，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在巴黎街头加入了为马克思的合作者保尔·明克送葬的队伍。他们高呼“公社万岁！”和“国际万岁！”600多名警察、500多名士兵和100多名骑兵守卫在街道上，防止任何重演1871年事件的可能，因为工人们都在缅怀这位在法国开办了第一批女子学校之一的女性，因为她曾征用了一所耶稣会学校。
1905年在巴黎，超过10万人参加了路易丝·米歇尔的葬礼，她也许是那72天中最炫丽、最传奇的人物。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每年三月都会庆祝公社。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传播的受刑妇女的可怕画面，也并不能削弱她们的勇气所激发的自豪感和团结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矿区小镇布罗肯山，至少在二十世纪的十年间，社会主义主日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公社周年纪念活动。
巴黎公社提醒我们，我们所渴望的生活中的美好和精神方面，只有通过为使其成为可能的艰苦的、物质方面的而斗争才能赢得。而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话说，“它们在这场斗争中作为信心、勇气、幽默、狡猾、坚定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巴黎公社仍然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它仍然能激发我们对工人阶级为人类创造“共同奢侈品”的信心。
原文链接：https://redflag.org.au/（2021年3月18日）
作者/桑德拉·布拉德沃思（Sandra Bloodworth）
翻译/刘阳
校对/发际线向列宁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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