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回旋镖效应”是指先在殖民地实验室里测试社会控制的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然后再在帝国内部部署，用以针对被压迫人口的过程。它指的是帝国主义向内转，用来对付帝国的大都市内被污名化的人、反抗者和少数族群。这是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帝国回旋镖效应”系列文章中的第四篇，关于法国政府在巴黎采取的镇压手段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镇压民族解放阵线（NLF）的关联，这些镇压手段指向了这个大都市内部长期存在的殖民主义。原文发表于Versoblog。

殖民主义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但是它仍然使空气发臭。它是我们的耻辱，它嘲笑或愚弄我们的法律；它用它的种族主义感染我们。

——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知识分子行动委员会，1957年

1961年10月，数百名阿尔及利亚人被警察枪杀、勒死并丢弃在当地的河流系统中。子弹射向示威者的人群，酷刑营遍布整个城市，全部街区彻夜戒严，警察挨家挨户搜查，殴打他们发现的每一个阿尔及利亚男子。是什么城市承受了如此大规模的暴行？巴黎。

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曾经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合作者，策划了二战后西欧最血腥的国家暴力事件。

1961年发生在法国的事件是帝国回旋镖效应令人震惊的案例之一。殖民者的社会控制方法被引进到大都市本身，并针对国内被边缘化的人口部署。法国在巴黎采取的镇压手段几乎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为镇压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NLF；法语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而发展起来的一些镇压手段的复制品。事实上，要了解法国的政治现状，我们必须看看法国殖民主义在这个大都市中的持续影响。

“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

在阿尔及利亚最终从法国获得独立的前一年（1961年）的巴黎事件是自1954年以来一直在燃烧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后行动之一。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双方斗争愈演愈烈，民族解放阵线史无前例地把战争推向了帝国的心脏——巴黎。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学生团结组织的支持下，民族解放战线在巴黎的贫民窟组织了阿尔及利亚移民社区，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网络，将援助送回阿尔及利亚。作为回应，法国精英利用其广泛的殖民经验，试图消灭民族解放针线的网络。正如吉姆·豪斯（Jim House） 和尼尔·马克马斯特（Neil MacMaster） 对“1961年事件”的开拓性研究所说，法国“在巴黎打击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时，借助了法属北非殖民地军队和警察镇压叛乱的专业知识。”

将这些技术向首都迁移的关键人物是莫里斯·帕庞。1945年，当欧洲人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大街上庆祝击败纳粹德国时，他卷入了塞提夫大屠杀（Setif Massacres）。当时，正在复兴的法兰西帝国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成功地在遭受纳粹羞辱后恢复了其帝国地位。

帕庞与法国警察中的准法西斯网络和北非的极右翼法国白人定居者合作，发展了他在二战后镇压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东部叛乱的技能。帕庞的策略包括运用“以牙还牙法则”（law of talion），即每一个法国士兵或平民被杀害，就会杀十个阿尔及利亚人报仇——不管是谁应该真正为此负责。他参与了重组政策（regroupment），将大约2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聚集起来，强迫他们进入集中营，并参与了城市酷刑中心的发展——如2008年的电影《头号公敌》（Mesrine）在开头描述的。

帕庞是1958年在戴高乐治下被任命为巴黎警察局长的。在纳粹占领期间，戴高乐被广泛认为是“解放者”和法国的救世主；但是纳粹合作者和纳粹对手却在他野蛮镇压殖民地时，发现了纳粹主义的圆满成功。

帕庞立即着手复制他在地中海以南发展起来的镇压结构。在清晨和深夜在巴黎被封锁的区域展开突袭行动，警察将阿尔及利亚移民从床上拖下来，侵害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带到审讯中心，按照豪斯和麦克马斯特的记录，进行“旷日持久和残酷的种族虐待仪式”。阿尔及利亚人经常在巴黎街头遭到殴打，军事法庭被设立，北非的收容所也遭到警察部队用大锤和撬棍的砸毁（这是法国警方最近在加来[Calais]的做法的前兆）。

暴力事件在1961年10月达到顶峰，正如豪斯和麦克马斯特所描述的那样，是法国最高层组织的长期残酷镇压的顶峰。在一个月中，发生了现代历史上西欧国家镇压街头抗议的最血腥的行为，数百名不知名的阿尔及利亚示威者和旁观者被枪杀、绑架、处决，并被扔进巴黎的河流系统。

尽管2015年11月由ISIS发动的“巴黎恐袭”经常被描述为二战后西欧最暴力的事件，但1961年10月的事件却更甚数倍。豪斯和麦克马斯特详细地记录了，阿尔及利亚人通常是被汽车带走，然后在隔离的地点被谋杀……受害者会遭到残忍的殴打、踢打，然后被绳索勒死。一名法国警官后来描述了，在10月17日阿尔及利亚移民大规模示威之后，他的部队在巴黎的街道上游荡了两个小时，“向所有移动的东西开火”。一辆警车跟在行刑队后面，把死去的阿尔及利亚人堆在后备箱里，结果法国警方指挥官愤怒地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把尸体留在街上。14000名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的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三天，这些集中营简直就是“血流成河”。入境的移民受到警方“接待委员会”的欢迎，他们“配备了所有能想到的武器”。豪斯和麦克马斯特写道，这些接待委员会“把阿尔及利亚人绊倒，拳打脚踢，就像他们在摩洛哥殖民地所做的那样”。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1954年所说，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到1961年，法国变成了阿尔及利亚。

法非共荣（Françafrique）和（后?）殖民的回声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根深蒂固的百年信念被抛弃，用托德·谢泼德（Todd Shepard）的话说，法国政府迅速“将对种族或民族差异的常识性理解作为法律的基础，这些法律剥夺了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保留法国身份的权利”。

去殖民化的经历也以其他回旋镖方式重返法国，并为帝国主义如何从内部降低和削弱帝国国内的民主倾向提供了案例研究。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垮台，其继任者被准法西斯主义秘密武装组织（Secret Armed Organisation，法语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 OAS)）破坏了稳定，该组织由前殖民者和反对独立的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裔组成。OAS在法国各地组织恐怖活动，甚至企图暗杀夏尔·戴高乐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这种反民主的、后殖民主义的法国政治的种族结构延续至今。例如，极右翼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失去‘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愤怒”。

巴黎和其他地方的郊区仍然不断提醒着我们法国内部的种族结构，这种结构直接源自法国的帝国历史。这些半贫民窟主要由移民组成——他们往往来自“法非共荣”地区，继续了法国在非洲的新殖民地——继续面临贫困和警察暴力。在2016年的电影《女神们》（Divines）中，这些被遗弃的聚居区周期性的爆发以忧郁的美丽表现出来，这些轰鸣声提醒人们，法国帝国主义的遗产和延续仍然在法国政治的地表下浮现。2017年发生在巴黎的骚乱是对警察强奸一名22岁的黑人男子的回应，这只是在法国帝国回旋镖轨迹中最新的一次体现。

尽管关于法国警方对黄背心运动（Gilet Jaunes）的残暴反应和2019年3月马克龙在法国境内部署军队一事已有大量报道，但在那之前几个月军队实际上已被用来对付海外殖民地留尼旺的运动。这个故事在欧洲几百年的殖民历史中不断重复，镇压的升级首先在殖民地经受测试，远离都市居民的意识，然后被用来镇压后者中的不法分子。

可悲的是，世俗的后种族（post-racial）共和国这一法国神话，使这些帝国遗产和目前的实践在法国国内隐形了。在20世纪，法国共产党经常支持法兰西帝国，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传播的潜在工具，并且未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提供任何有效的反对。今天，大部分法国左派支持“罩袍禁令”（the burka ban，是“公共场所禁止蒙面”条款的延伸，禁止穿着传统伊斯兰罩袍），他们显然因看到来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妇女因穿着布基尼（burkini，只露出脸、手、脚的女性泳衣）而被法国警察强制脱衣而感到满足。似乎没什么人关心法国对非洲的军事干预（仅1961-1990年期间在18个非洲国家就有36次）。法国左翼人物领袖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anchon）和他的“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法国左翼政党）欢迎引入义务兵役制的计划（用他们的话说，是“加强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恢复人民防卫”）。

有这样的遗产，正如塞里姆·纳迪（Selim Nadi）所说，法国左派就迫切需要摆脱沙文主义的束缚，采取一种真正解放的政治。艾梅·塞泽尔深知，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疾病依旧影响着包括左翼在内的法国政治，它仅仅是欧洲社会和思想的深层殖民秩序中，一个具有独特特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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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nner Woodman，翻译：杜云飞。来源： 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