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回旋镖效应”（the imperial boomerang）是指先在殖民地实验室里测试社会控制的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然后再在帝国内部部署，用以针对被压迫人口的过程。它指的是帝国主义向内转，用来对付帝国的大都市内被污名化的人、反抗者和少数族群。这是一个由五部分组成的“帝国回旋镖效应”系列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这个系列探讨了“帝国回旋镖效应”在一系列殖民语境中的运作。
本文为西方左翼指出21世纪斗争的出路，必须将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西方左派不能希望反种族主义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忽视全球语境下帝国主义的掠夺。因为种族化的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白人的头脑中，种族（主义）是通过军事化的边界、外国入侵、轰炸有色人种、剥夺土著人获得西方医药和基本食品的机会以及从全球南方的土地上开采资源而产生的。如果不直面这些国际帝国主义现象，种族主义的微生物将继续跨越国界，重新感染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原文发表于Versoblog。
请记住，那些毁灭印度、让爱尔兰忍饥挨饿、折磨埃及的人们，他们有能力在家附近公开玩暴君的游戏——他们最近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不祥的迹象。
——威廉 · 莫里斯
这个系列的文章展示了一些西方国家最具强制性的机构，从美国的监视机构到英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是如何在帝国统治的历史中被打造出来的。长期以来，西方统治阶级一直是帝国统治阶级，面临着反殖民抵抗和国内工人阶级动荡的双重威胁。在殖民地，种族主义和大规模的权力不对称助长了最邪恶的实验模式，压制抵抗的做法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武器库的关键部分，这些经验可以而且已经被用来解决他们本土的问题：帝国的回旋镖效应。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实践所固有的种族主义动态也为西方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用以分裂和消除对国内统治的抵抗。大量西方工人阶级被认为是白人，这常常破坏了白人无产阶级和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之间团结的可能性。事实上，“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一词最初指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由精英主导的跨阶层（白人）政治联盟而向所有白人提供的小规模的优惠待遇”，正如戴维·R·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所解释的。在这个原始的解释中，为了支持跨种族的工人阶级团结，“像主人桌上的面包屑一样的好处”是“可怜的，完全可以拒绝的”。
除了被用作分裂工人阶级的工具之外，种族主义从一个殖民地蔓延到另一个都市的风险永远存在于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动员之中。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源自欧洲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
如果我们承认帝国主义在创造现代西方这一方面的核心重要性，从宏观的压迫性结构到微观的无产阶级认同，从盛行的社会管理的自由制度到20世纪中期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机构，那么21世纪的西方左派应该提出什么战略建议呢？
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金字塔的一体三面
随着从后殖民的边缘地区向老牌殖民地地区的全球移民的增加，以及西方人口中非白人部分的扩大，这些种族主义倾向正在加剧。今天，从英国脱欧（Brexit）到广告，从性到体育，种族主义继续构建着一切。当白人工人觉得他们与白人统治者的关系比与黑人工人的关系更亲密时，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能性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对抗种族主义和发起跨种族运动是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它在道义上是必须的——尽管毫无疑问确实如此——而且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解放前景都取决于它。
帝国回旋镖效应告诉我们，不能希望反种族主义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忽视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海外的掠夺。种族化的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白人的头脑中——它是通过种族化的实践积极地构成和产生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帝国的背景下。种族（主义）是通过军事化的边界、外国入侵、轰炸有色人种、剥夺土著人获得西方医药和基本食品的机会以及从全球南方的土地上开采资源而产生的。如果不直面这些国际帝国主义现象，种族主义的微生物将继续跨越国界，重新感染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完全在国内反对种族主义无异于试图通过只在一个国家开展有力的疫苗接种方案来消除全球空气传播的大流行病。
同样，法西斯主义也是帝国主义的狂热产物。正如利兹·菲柯特（Liz Fekete）所警告的那样，在整个欧洲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背景，是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只要西方继续控制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非白人的民众，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言论和排外的帝国主义做法之间的矛盾总是有可能变成法西斯主义。任何反法西斯运动都必须同时面对帝国主义的架构。
当然，这些趋势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国内种族主义进一步推动帝国主义的扩张，欧洲内部的第二波法西斯夺权的国家可能预示着一波超越欧洲边界的军事化殖民浪潮。关键在于，左派必须明确地把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作为相互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转型广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勾勒一下，如果把反帝国主义政治应用到我们今天面临的可能是最紧迫的问题——全球气候危机——上，会是什么样子。气候崩溃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帝国回旋镖效应最具灾难性的例子。
化石燃料驱动的资本主义向大气中排放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温室气体，这与欧洲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美国军方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全球南方的血汗工厂为西方消费者大量生产被浪费的消费品，新几内亚原住民居住的雨林和亚马逊——巨大的碳汇（carbon sink，指能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自然“仓库”）——正受到西方支持的政府和企业的威胁。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说的“牺牲区”（Sacrifice zones，即这些地区的人只是人类的子集，他们被归类为不完全是人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接受以进步的名义向他们投毒），正在从全球南部向全球北部蔓延。随着世界上的精英们在气候大屠杀的海洋中架起桥梁，进行军事化和治安管理——“气候隔离”（climate apartheid），用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话来说——越来越多的被边缘化的西方人口将被丢弃在矿渣堆里，为社会仅存的断壁残垣而斗争。
由于西方对二氧化碳排放负有历史性和持续性的责任，气候变化运动必须在全球最富裕的地区进行。如果这一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全球南方的前线气候捍卫者携手合作——那些与西巴布亚的棕榈油砍伐行为作斗争的人、哥伦比亚石油工业的反对者、太平洋地区的“气候战士”。任何未能做到这一点的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将在西方公司加强它们在全球南方被遗弃的新殖民地的行动主义时无奈地袖手旁观。
能否就限制气候变化的必要国际行动达成一致，还将取决于全球南方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他们不太可能签署任何进一步锁定帝国式结构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拟议协议。这就是为什么不以纠正国际不平等为目标的“绿色新政”在战略上是不健全的。为了有任何机会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统一的国际运动，我们必须统筹考虑全球南方的利益与西方的利益。
对一个人的伤害关系到所有人
帝国的回旋镖效应可能是社会权力体系更普遍特征的一个特殊例子：在一个普遍受压迫的人口中，最边缘化的人倾向于被用作豚鼠，可以用来研发对付更广泛的民众阶层的武器。例如，最近出现的情况是，美国监狱被用作语音识别软件的实验室，这种软件无疑将在不久的将来用于更广泛的监视和控制设备。最近的历史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无论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人工致幻剂）和感觉剥夺的实验中使用的毫无戒心的精神病患者，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辐射影响的晴雨表的士兵。不对称权力体系的这种反弹特征可能是权力不平等自我强化的一种方式; 正如哲学家彼得·杜斯（Peter Dews）所说，“一旦社会控制开始，那么它会几乎无法抗拒地永久存在”。
我们还必须关注帝国回旋镖最近出现的某些变化。例如，前殖民地现在参与了殖民地方法的流通。随着20世纪欧洲正式帝国的崩溃，新独立的地区大国看到了发起自己殖民项目的机会：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和西巴布亚，摩洛哥在西撒哈拉，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这些新殖民者开发的技术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掷出了回旋镖。以色列正处于武器开发和反镇压实践的前沿，把巴勒斯坦人当做试验品，用来研究其最新的死亡和控制技术。1989年，当两家国际安全公司开始在英国为保释中的嫌疑人试用电子监控设备时，他们就使用了源自以色列军方的技术。殖民主义的要求再一次刺激了技术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很快就被西方的民用控制方式重新利用。征服了国内泰米尔人的斯里兰卡，也开始扮演类似的角色。例如，2005年伦敦大都会警察追捕琼·查尔斯·德梅内塞斯（Jean Charles De Menezes）行动中的战术就部分地借鉴了以色列和斯里兰卡的做法。现代反殖民运动是反对上述国家的，其中相互团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帝国主义是统治阶级的力量倍增器，它扩大了统治阶级的资源、实验基地和镇压工具。为了与统治阶级作斗争，我们必须把这种力量倍增器从它的武器库中去掉。
这些反思使得传统的口号“对一个人的伤害关系到所有人”（An injury to one is the concern of all，被数个劳工组织作为口号）更加唯物主义。这一战斗口号，有时被视为一个规范性的命令，表达了关于权力的更深层次的现实，以及对抗权力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真正的、来之不易的、小心翼翼地跨越种族和边界的团结，西方左派注定会狭隘、目光短浅、难逃失败。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在这里解放自己的能力，与构建全球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总体性直接相关。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的一所监狱发表了言简意赅的声明：“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任何地方的公正。”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抽象，而是一种战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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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nner Woodman，翻译：杜云飞。来源： 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