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巴黎公社——这样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距离我们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毫无疑问，在巴黎公社诞生之初，世界各地就充满了对它的非议，仅巴黎市内就有多达30家资产阶级报纸在猛烈地批评公社本身和它的民主选举。这些非议也无悬念的来自无能而又丑恶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他们叫嚣着巴黎公社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是一群乡巴佬的幼稚游戏；就连梯也尔这位“侏儒怪物”都宣称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是“野蛮的”，而他自己则代表了“文明、正义和秩序”——就是在这样的“光荣”的旗帜下，巴黎公社的社员们遭到了屠杀。今天，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那堵灰色砖墙——巴黎公社社员墙，依然矗立于世并控诉着剥削阶级的恶行。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恒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i]”今天，在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刻，回味并反思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具有重要意义。

二、巴黎公社的背景

1.思想背景

巴黎公社诞生的背后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底蕴，大致总结下来，起主要作用的有三支：法国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激进革命思想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应当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巴黎公社的委员里并不占主流，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了主要的公社委员会）。

首先，启蒙运动中的大师：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德斯鸠在名著《论法的精神》中革新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完善了权力制约理论，为巴黎公社实现“监督权力运行”、“制约权力”做出了有益的思想探索。然而孟德斯鸠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从根本上否认群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可能性。对无产者的鄙夷是傲慢的精英主义资产阶级学者迈不出去的坎。另外，“三权分立”的民主模式在现实中也从未能真正实现权力的制衡，行政权力的扩大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践中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能够实现权力制约的从来不是权力本身，不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而是群众本身对权力的制约。卢梭在名著《社会契约论》中讨论了“平等”与“自由”这两个巨大的命题，指出无平等则无自由——该书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震动了整个封建专制统治。恩格斯指出：“卢梭起到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ii]尤其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针锋相对地攻击了“君权天授”的封建思想，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思想禁锢，对巴黎公社的实践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

其次，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进程对巴黎人民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在1789年、1791年、1792年巴黎曾三次建立过“公社”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尤以最后一次雅各宾派领导的公社实践最为引人瞩目。“巴黎公社在政权形式上采取公社制，就是仿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社。”“在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巴黎人民建立起来的政权组织，不仅名称叫‘公社’，而且许多活动的形式和组织建设也带有明显的公社印记，如：公社有国民自卫军、俱乐部、治保委员会；公社正式活动时演奏《马赛曲》；公社的公告采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公社时期的许多革命报纸还完全恢复了年公社时期的革命历，等等，这些无不是对年公社的追忆。”但在性质上，巴黎公社与此前的一切公社都不相同了，不仅在所处时代上，更在于革命实践的领导阶级，革命目标都不相同。[iii]

最后，布朗基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对巴黎公社的创立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公社中，信奉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成员占据了多数。以布朗基为代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长期的奴役与宗教思想的洗脑，人民群众并不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建立一个秘密的少数精英群体并通过密谋和暴动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正确无误的，群众的觉悟则属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的教育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批评了这种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政治行动应当是自觉的运动，无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得到锻炼并不断觉醒的。但毫无疑问，布朗基本人依然是一位出色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继承。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该主义在广受国家机器盘剥因而对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深恶痛绝的广大无产阶级中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而它拒绝革命行动并主张改良主义的想法也对巴黎公社这一历史事件产生了影响。历史将会检验各种各样的“革命学说”，巴黎公社的失败同时埋葬了布朗基主义与蒲鲁东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更显出它的光辉。

2.经济背景

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里，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当时时代的重要命题。欧美地区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人们看来，这种工业革命改造了技术、改造了经济和社会关系，甚至也改造了生活的外在结构与方式。”[iv]在19实际的60年代末，英国的煤炭开采量、生铁的生产量、棉的生产量占据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此外，机器制造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纺织业、采掘业等都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拥有巨大数量的商船，战斗力强悍的舰艇。这些保证了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的相对稳定的统治（这个“稳定”是伴随着对无数原住民的血腥屠杀），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除英国以外，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资本主义也接连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统治地位。[v]世界市场和殖民地体系也在这各个过程中逐步完成。可以说，资本主义把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尽量地纳入到了它的统治范围以内。

法国的工业革命大约从19世纪的20年代开始起步。在此前拿破仑所统治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在法国埋下了种子。从波旁王朝复辟到1848年，法国的蒸汽机数量已经从原来的数十台增长到了五千台左右。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迅速发展，大量的手工业劳动者被卷入到了大机器的生产当中。从50年代起，法国的工业革命进入到了第二个时期，路易波拿巴由于成功蒙骗了法国的农民而忽然上台，在资产阶级刚刚丧失掉掌握国家机器的能力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大量成熟到足够拥有它的时候，历史不得不让这个小丑扮演了建立帝国并推动工业革命发展的“丰功伟绩”闹剧的主角。在这个时期，法国的重工业飞速发展，其中，煤矿和铁的产量增加两倍左右，铁路建设也达到了大约18000公里，在普法战争爆发前，整个法国的工业部门中已经至少拥有了29000台蒸汽机，法国在20年的时间里就使得工业产值增加了两倍。这时，法国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强国。工厂制度普遍建立起来，机器大生产在不断地代替着社会上还存在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愈加悲惨，每日12-13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寻常现象，工人的工资依然十分的微薄，劳动条件更是令人难以忍受。在1857年与1866年的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工人阶级的生活境况可谓恶化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一切剥削者的矛盾不断激化。

然而，不得不提一点，法国的工业革命本身的特殊性影响到了社会的变革。法国的轻工业即便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法国的奢侈品闻名世界，远销海外，而奢侈品的生产有相当比例需要依赖手工技艺的劳作。因此，在法国的无产者之中，手工业者依然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使得——至少在巴黎公社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整体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无产者的纪律和团结在大量的手工业劳动者（而非大量的工厂雇工）面前依然显得有些薄弱，这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详见下文）。

3.社会背景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飞速地扩大起来。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工人阶级人数至少达到了850万左右。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资本家的财富迅速积累了起来，同时也使得劳动者的贫困在惊人的增加。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也在高速发展着。1857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借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毫不犹豫地将危机转嫁到劳动者的头上，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业革命处处都标志着机器生产对手工业生产的胜利，处处都标志着两个基本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vi]

从1831年到1834年，里昂的纺织工人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对剥削他们的贵族和资本家进行了悍不畏死的进攻。这场运动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成为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之一。1862年，位于首都巴黎的印刷工人组织起了大罢工，反抗残酷的工时制度；1866-1867年的经济危机时期，马赛等多个城市的工人掀起了巨大的罢工浪潮；1869年和1870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非常激烈，工人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1870年1月，巴黎举行二十万人的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同年4月，巴黎铸工发动罢工运动，并迅速得到法国人民的声援。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革命性在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工人阶级的抗争意识在飞速的觉醒着，等待着下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运动。

4.政治背景

在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跳梁小丑路易·波拿巴登上历史舞台，在一大批极其反动的银行家、高利贷者、大地主以及大工业主的簇拥下，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肮脏的第二帝国在出现的第一刻起就暴露出自己的反动本性：他们仰仗着一批常备军对内实施反动的阶级压迫政策，对各式各样的工人运动予以疯狂地镇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转嫁国内矛盾：1853—1856年，法国与英国串通，同当时的反动的沙俄政府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以争夺黑海、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控制权；1859年4月，法国以“援助意大利的统一”为名，同奥地利交战，吞并了原属萨丁王国的萨伏依和尼斯两地；1854—1860年法国一再侵略中国，制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留下了圆明园一地的废墟；1856年，法国入侵印度支那；1862年逼迫越南割让位于南方的三省；1863年强迫柬埔寨接受其“保护”[vii]。

然而法国的野心并没有就此止步。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普鲁士用七个星期的攻势击败了奥地利的主力，并赢得了普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其中，最为紧张的无疑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当局了。普鲁士在普奥战争的胜利大大加速了其统一德意志的步伐。1867年，俾斯麦就着手组建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这样一个逐渐统一而完整的邻邦无疑是对路易·波拿巴扩张法国在欧洲大陆霸权影响之企图的挑战。“远交近攻”的古老策略也在这位法国领导人的头脑中浮现。然而，愚蠢的法国统治者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施压俾斯麦，以“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由头寻求普鲁士的报酬——希冀获得巴伐利亚等领土。却被俾斯麦所欺骗。[viii]

另一方面，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并在巴黎建立了支部。虽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全面接受，但是工人阶级的抗争运动已经不断爆发。最令当局惧怕的是1870年1月份爆发的抗议活动，20万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路易·波拿巴的帝制，并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

这时，拿破仑三世做出了他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对普鲁士用兵！”——这样既可以转嫁国内矛盾，又可以遏制普鲁士的崛起。果然，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上[ix]，俾斯麦用精心修改的“埃姆斯密电”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腐朽统治者们像猴一样戏耍，法国的统治者们果然流露出意料之中的愤怒表情。双方“一拍即合”，于7月19日爆发战争。然而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滑稽的一幕：法国的无能的统治者们连基本的军事物资都还没有准备。士兵没有集结、地图没有分发、军队的建制甚至还处于混乱状态。直到一周后，部队才开往前线。凶狠的普鲁士已经集结了39万大军，兵分三路开进前线，陈兵西南边境。战争刚进行到8月6日，法军已经全线溃退。法军前线的败北无疑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极大的愤怒，腐朽的第二帝国无法遏制人民的怒火。从8月9日到8月14日，巴黎的无产阶级（主要由布朗基主义者领导）爆发了一连串的示威抗议甚至是起义。而前线的法军遭受到一系列的惨败后，不得不拼命逃往色当要塞。9月1日，法军在色当做出最后的挣扎，第二天普鲁士就在色当俘虏了法国皇帝，色当一役使第二帝国的“威名”永存史书。

在9月3日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回巴黎后，劳动人民更是愤怒无比，当晚便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制！”9月4日人民爆发革命，在混乱中波拿巴的皇后和第二帝国的大臣们仓皇出逃，第二帝国垮台。然而，在这个空档期，资产阶级的走狗们再次粉墨登场，茹尔·法夫尔、甘比大、特罗绪之流组成了“临时政府”，宣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普鲁士在色当打垮了法军之后长驱直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即对法国人民的侵略战争。而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9月9日，马克思亲自起草了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片宣言都收录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置于“导言”与“正文”之间）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念与国际主义的立场，如同毛主席所说；“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同时，德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等人亦在德国抨击俾斯麦的侵略战争政策，最终遭到当局的羁押。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必将为无产阶级所铭记！

此时，这个新上台的“国防政府”或曰“临时政府”却玩起了资产阶级惯用的把戏，那就是对内欺骗人民，对外趋炎附势。他们一边高喊着“特罗绪将军将永不投降”、“法夫尔外交部长宣称将绝不会让出一寸土地”，然而在第三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晚上，这些内阁大臣们已经秘密商议着如何使法国投降。正如法夫尔给甘比大的信中所坦言的那样：他所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法国的工人！[x]在法国的官老爷们正做着肮脏的政治交易的时候，法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却空前高涨。他们要求进行选举，武装工人，虽然这些都被当局一一否决，但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这个软弱的政府不得不同意组建60个营的国民自卫军。然而事实上，巴黎的工人们只用了一个月就组建了194个营，30万人都参与其中。这样高涨的热情和逐渐积累的工人势力令政府惊恐万分。

三、巴黎公社的的经过

1.起义前夜

从九月到十月，组织起来的法国人民积极同普鲁士展开斗争，即便在软弱的“国防政府”的阻挠下，法国无产者的激情依然没有被浇灭，反而越来越旺盛。然而在10月27日，驻守麦茨的巴赞经过长期与普鲁士的谈判，最后终于率领17万法军投降。加之“国防政府”的投敌卖国行为接连传到巴黎人民的耳中，愤怒的巴黎人民再也无法忍耐，于10月31日爆发起义，这成为了几个月后巴黎公社革命的预演。愤怒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与劳动人民冲击了市政厅，希望推翻这个“国防政府”，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发成立了“民众救亡委员会”。然而自发与匆忙的起义并没有太多的凝聚力，不少委员因惧怕而不敢任职，只剩下布朗基主义者独自坚持下来并希望进一步成立公社。但是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缺乏成熟的斗争经验、缺乏科学严谨的斗争纲领的条件下，10月31日的人民起义显然抵挡不住反动政府的军队，这次起义最终失败。

然而当时间进入11月份往后，寒冷的冬季使无数无产者生活凄惨。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普鲁士的围城，巴黎已经缺粮。“饥饿的痛苦一小时比一小时加深，马肉成了珍馐，人们吃起狗、猫和老鼠来。为了等候领取像船只遇难时的一点点口粮，家庭主妇要在寒冷和灰尘中站上几个小时，面包黑的像灰泥，婴儿死在母亲干瘪的乳房前，木材与黄金等价，而穷人只能靠经常捏造战果的甘比大的电报取暖”[xi]在整个城市的饥饿与寒冷中，资产阶级却依然在温暖的别墅里花天酒地。1871年1月22日，国民自卫军与巴黎人民再次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人们冲进市政厅，占领各个重要的地方，然而反动的政府指挥军队——资产阶级的营（巴黎公社的国防自卫军分成两部分，有60个营属于1870年10月前建立的，属于特罗胥资产阶级政府管辖，军官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因此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营”。对应的还有10月后无产阶级强烈要求下建立的190多个营，习惯上叫“无产阶级的营”），向群众开枪。在付出了五十余人的伤亡后，这一次起义行动再次被镇压下去。

在1月28日，经过茹尔·法夫尔低声下气地与俾斯麦的交涉，“国防政府”代表法国人民与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议。2月份，在波尔多召开了国民大会，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资本家与地主们推出了他们的共同代表——梯也尔，来担任他们的代言人。这位“侏儒怪物”甚至在大家开始辩论前就直接了当地讲到：不接受初步的和约与条款，普鲁士当局将不会允许他们发动镇压巴黎工人的战争。如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xii]在这里不能不引来《法兰西内战》中的另一端精彩的话“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克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1)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克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2)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xiii]为了填补战争开支的巨大窟窿、为了保持资本家“千辛万苦”挣得的地位、为了维持剥削无产者的资本主义秩序，即便无能的“国防政府”也获得了镇压工人阶级的绝对理由。2月26日，梯也尔政府同普鲁士当局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法战争就此结束。然而统治阶级的战争结束了，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从2月15日起，反动的政府就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工人运动的行动。包括取消国民自卫军的薪资、解除武装、追缴房租、查封报纸、逮捕工人运动领袖（如布朗基就于3月17日在路里埃被捕）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无疑使劳动者的怒火陡然上升，凡是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一场更为惊人运动已经要呼之欲出。

3月18日，梯也尔政府指挥资产阶级营前往蒙马特尔高地抢夺那里的大炮（蒙马特尔高地的大炮是由巴黎人民捐款集资购得的，因此不属于政府财产，被划归为国民自卫军的私产。梯也尔政府竟然无耻地宣布军队的财产就属于“政府的财产”并要收回，其意图主要在于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愤怒的国民自卫军与巴黎劳动人民忍无可忍，爆发更为惊人的起义。从市区到郊区，从白天到黑夜，从男人到妇女，从老人到小孩，整个巴黎陷入了空前规模的巷战。劳动人民惊人的毅力与坚强的斗争决心使那些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客和资本家们瞬间胆寒。梯也尔政府仓皇逃窜到凡尔赛，巴黎的资产阶级政府被它的人民驱逐了出去，并陷入了权力的真空。

2.中央委员会时期

3月19日，由215个营选举产生了国民自卫军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巴黎的临时政府。中央委员会迅速发出了“1号公告”宣告“巴黎人民终于摆脱了别人一直想强加于他们的桎梏。”[xiv]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第一次在人类世界里建立。它的光辉永远指引着一切后来的革命者们。

中央委员会在宣告巴黎人民摆脱了梯也尔政府的无能统治后，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举行选举。然而这却是一招败笔。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举行民主的选举并建立公社，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却戕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加区分的进行选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谈判和妥协——民主必然只能施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专政。而专政的思想在当时并不流行，因此大量资产阶级也被囊括在民主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他们还错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最佳时机，蒲鲁东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此时起了不小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迅速领导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巴黎的各个政府部门，并派遣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各个部门里领导工作。然而，当起义胜利的那一刻起，资产阶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破坏它的行动。资产阶级本能地抵制着这个新的政权，在各个工作单位上鼓动怠工行为，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压制。我们以邮政局为例：当时的邮政局长拉姆庞是一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则派驻了委员泰斯（一位蒲鲁东主义者）领导邮政局的工作。然而，在起义刚胜利之后没多久，拉姆庞就宣布将邮政局的全部文件、库款、邮票和职员均带往凡尔赛。有工人秘密通知了中央委员会，泰斯便迅速带领国民自卫军占领了邮政局，发布了一些命令，并要求对那些怠工者予以撤职。随后，邮政局出现分化：高级职员中有242人前往凡尔赛，只有85人留了下来；中级职员中有222人前往凡尔赛，907人留了下来；低级职员中132人离职，794人留职。高级官员只有1/4愿意与公社合作，而中级低级职员则达到了4/5和7/8。可见，无产者对公社的支持是十分积极的。接着，泰斯成立了邮政局委员会直接领导工作，并从中低级职员中提拔人手担任高级职员，基本稳定了巴黎公社时期的邮政通讯。此外，泰斯还调整了邮政局各级的薪资：低级职员年薪从600法郎增加到1200法郎，高级职员的薪资则是6000法郎（公社规定一切人的工资不得超过这个数）有所下降。邮政局的现象不是个例，在许多部门里，资产阶级的官僚们都表现了不合作的态度。中央委员会和后来的公社积极进行干涉，基本稳定了各部门情况，使政权有效运转起来。

随后，中央委员会暂时地实施了一些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进程。例如迅速停止了典当行出卖穷人抵押品的行为；推迟巴黎市的房租缴纳期限（这个政策事实上并不区分无产者还是资本家，因此不少资产阶级都在此受益）；禁止房东强逐没有缴纳房租的租客；拨出100万法郎救济贫穷的家庭（这笔钱实际上是从法兰西银行手中得到的）；疏通要道保障粮食供应等等。政治上，委员会发出邮件和公告号召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效仿巴黎举行起义（在3月22日里昂、马赛、图卢兹成立公社；3月23日圣太田、里摩日成立公社；3月24日纳尔榜成立公社，巴黎公社初步得到外省的支持）。在社会上，中央委员会组织军队维持治安，打击偷盗和犯罪（事实上，除了个别犯罪现象以外，整个巴黎市的偷盗、抢劫行为几乎绝尽了，革命不仅赢得了政权，甚至直接改变了社会），并多次驱逐资产阶级势力（主要是“秩序党”的人）组织的反对起义的游行示威，并解除了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国民自卫军部分营（事实上，当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试图解除资产阶级区的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区的士兵也没有打算反抗，双方甚至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士兵甚至置他们长官的阻拦于不顾，纷纷回家去了。国民自卫军就这样解除了反革命的武装，清除了“秩序党”的党徒[xv]）。

然而，此时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依然在策划许多反革命事件。在巴黎，有多达30余家报纸疯狂批评这次起义，他们对国民自卫军和日后的公社都进行了恶劣的诽谤，以至于后来在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都写到巴黎内的许多关于公社的文章是一个字也不能相信的。在3月21日，起义后的第三天，遗留的资产阶级的区长和军官们组织了1000人规模的游行示威，次日，又组织了2000人规模的游行，这些都被国民自卫军驱逐了。可是，在被梯也尔任命的国民自卫军司令西瑟将军3月24日后逃亡凡尔赛，3月28日选举产生了公社的时候，巴黎通向凡尔赛的几个大门居然还把持在支持凡尔赛政府的国民自卫军手中。而在凡尔赛，梯也尔的流亡政府组织舆论武器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攻击公社和中央委员会。他指示留在巴黎的区长们尽可能地拖延和破坏巴黎所进行着的一切政策，并积极联络在巴黎市内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最为要紧的是，梯也尔卑躬屈膝地向俾斯麦求援，希望普军能够遣返在普法战争中被俘虏的法军士兵并由此扩充凡尔赛的军事实力。那些留在巴黎市内的资产阶级的区长们借着中央委员会筹备选举的名义，以一个个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了，这些人们手中掌握着各地区的公民的名单、选区划分方法等等并处理技术性工作。而且一讲到选举，好像他们都具有“天然的负责的权力”，秉持着一种调和思想的中央委员会只得同他们进行协商。然而这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们在梯也尔的指示下尽可能的把会议开的冗长些，不断拖延选举的进程，为凡尔赛政府争取喘息之机。

经过一番周折后，原定于3月22日进行的选举推迟至3月28日开始。3月28日，巴黎街头人山人海，无产阶级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次选举，这次选举同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表现出云泥之别。当晚，选举结果公布，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3.巴黎公社时期

（1）公社的政权组织

3月28日这一天，巴黎人民进行了他们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世界上无产者第一次选举，并选出真正代表无产者利益的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当选委员有86人，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当选代表有21人退出了公社，这表明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不愿意与无产阶级的政权为伍的。剩余的代表为65人，由于3月17日布朗基本人被捕，虽然他本人被巴黎人民选为委员，但实际不能到任，因此实际代表为64名。这些委员当中，工人代表有28人；职员8人；自由职业者29人。其中，布朗基主义者21人；蒲鲁东主义者20人；雅各宾派10-12人，无党派10-12人。在这些派系中，布朗基派与雅各宾派处于多数地位，占2/3；蒲鲁东派处于少数地位，约占1/3。[xvi]他们同时成立了巴黎公社的中央机构：主席团。然而由于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公社拒绝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常任主席团，代之以“选举任期仅有1周的主席团”（主席团有主席1人，委员2人，秘书2人）。因此，在整个公社的存续期间，由于主席团更换频繁，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核心和领导的权威——公社在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主席团下，公社成立了十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府的各个部门：执行委员会（执行公社的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决议，是常设机构）和军事、司法、粮食、公安、教育、对外联络、社会服务事业、劳动与交换、财政等九个委员会具体处理各项事务。在这些委员会中，布朗基主义者在执行、军事、公安委员会占多数；蒲鲁东派在财政、劳动和交换两个委员会占多数。其他委员会成分相对复杂。除此以外，公社还委派了委员前往法院、铸币局、电报局、邮政局、国家印刷局任职，继续管理这些部门。由于资产阶级代表陆陆续续又有10人退出（可见在选举上对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包容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公社决定在4月5日进行补充选举。可是，在紧张的军事对抗时期进行耗费心力的选举是不得人心的。公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把选举再次推迟到4月16日，并在巴黎的14个区中进行。选举冷冷清清，效果出奇的差：14个补充选举的区中很多地方只有几千人参与了投票。最后只选出了20人，实际参加工作的有17人。毫无疑问，公社在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把选举的优点和缺点都展示给了历史。

（2）公社的任务

公社的任务是什么？这始终是一个混乱的问题。公社的委员们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公社的委员们都确认公社是属于革命的政权，这是工人的“1789年”，然而“阶级调和”的思想比想象中显著——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甚至是布朗基派都多少接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杜歇老爹报”在3月22日写到：“团结起来！给人民办喜事，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媒！”3月26日又写到“我们不同意把人民与资产阶级隔离开来，不同意宣扬仇恨和国内战争。我们要使一切公民和解，指出人民与资产阶级，工人与老板，雇工与资本家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一方的幸福必然使另一方也幸福。蒲鲁东是这样说的，我国的爱国者是这样说的。”[xvii]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公社应当是寻求自治和共和制，让一切阶级都能在公社中和平相处，寻求劳动的解放。蒲鲁东派创办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报”认为公社应当“不发生什么震荡、不引起什么混乱，没有政变、没有暴动、不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利”，不需要斗争、不需要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和平的进行革命。布朗基主义者中有不少人是希望专政的，然而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布朗基主义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举措方面，布朗基主义者很少涉及这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总的方向上，布朗基主义的探讨也是不充分的而且伴有诸多错误。总的来说：各个势力都承认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然而，阶级调和的思想一直甚嚣尘上——只有工人阶级本身直接了当地提出了限制剥削阶级权力的思想。在关于国家制度问题上，布朗基主义者、雅各宾派和蒲鲁东主义者都认可高度自治、共和制和联邦制度的观点：这也许是各个派别走在一起的主要基础。可惜的是，混乱的思想只能表现出各个派别的偏见，这使得公社没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更为前进，妥协必然预示着公社的覆灭。因为，在公社讨论妥协调和还是镇压的时候，凡尔赛的反动政府对于镇压工人阶级起义的信念却是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3）公社的依靠阶级

公社有哪些阶级支持或参与呢？毫无疑问，工人阶级一直是公社最坚定的支持者。工人阶级是巴黎最受压迫的那一批人，在巴黎前后多次起义中，工人阶级都展现了空前的革命决心。国民自卫军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所组成，而公社的委员中工人阶级的代表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更为重要的事是，工人阶级的活动一直在推动着公社向前进，而这绝不是错误的蒲鲁东主义亦或是布朗基主义的功劳。

关于争取农民支持的问题上，公社也做出了努力：自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整个法国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毫无悬念的施加在了法国农民的身上，“1848年资产者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公社则声称“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它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能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xviii]毫无疑问，公社是农民唯一可以寻得解脱的方式，公社帮助农民免除债务，使农村的无产者避免被剥削的命运。这也同样成为凡尔赛的反动势力执意要包围整个巴黎的原因：因为一旦公社的消息传到了农村，整个农村的农民都会响应公社的号召。届时，剥削阶级在农村的吸血统治就不能维持。可惜的是公社没有意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虽然在宣传上作出诸多努力，终究没有将农村唤醒。列宁说“（没有工农联盟）民主制度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xix]

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被吸收到公社里来了。由于小资产阶级饱受房租、典当等的压迫，而公社的措施使他们受益，于是他们倒向了公社这一边：许多小商人、小店主，甚至是小工厂主都来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然而这些人的成分是复杂的：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公社有利于底层的民生措施惠及到了他们，所以来支持公社；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则认为公社可以打击保皇派，巩固共和制度，维护一个“真正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公社是有骨气的，可以撕毁对普鲁士的丧权辱国的合约并发动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结果，在公社同凡尔赛的对抗日趋激烈的时候，以及公社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断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抛弃了公社，转而批判公社的作为。列宁说“只有工人始终是忠于公社的。[xx]”

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一批是支持公社的，他们主要是工程师、医生、新闻作家和教师。在公社覆灭后，梯也尔政府在公社的陆军部就找出了1200封来自知识界的效忠公社的信。但知识分子支持公社的的比例是很低的，大概只有那些左派的、同情底层的知识分子会这么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鄙夷无产阶级的革命行为，精英主义的偏见和资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敌视公社。他们说“真是一群顽固分子，真是一群野蛮人！”

而那些被吸收进来的资产阶级中间派们则更是敌对公社了。他们突出的特点是阳奉阴违，表面上承认现状，实际上反对公社。在公社会议上，他们希望通过公社的让步，寻求与凡尔赛和解。甚至在4月份成立了一个组织“巴黎权利联盟”，由资本家阶级、旧官僚、旧知识分子组成，并策划了一些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实际上扮演了梯也尔政府在公社的代理人的角色。

（4）公社在经济上的改革

公社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措施，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公社的诸多经济政策既没有按照蒲鲁东主义的学说来进行，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派也没有提出过多少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不大感兴趣。公社的改革大多是在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的要求下进行的。换句话说，是工人阶级指导了改革，而不是蒲鲁东或布朗基主义。工人的要求直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的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这也是公社灭亡的原因之一。”

公社废除了面包工人的夜班制度：面包工人是整个巴黎市最为辛苦的工人，两班倒的工作机制对工人的伤害极大，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不满。在4月27日到4月28日的公社会议上，工人代表们坚决要求废除夜班制度，而面包厂主们则坚决反对：“夜班制度的废除将极大损害面包的生产效率，也将威胁公社的存在”。在当晚，工人的代表们就获得胜利，公社的委员们被说服了，废除夜班制度的法令被制定出来并从5月3日开始实施。次日，近2000名面包工人走向街头，并在马戏院里召开庆祝大会（资产阶级的报刊们却说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夜班制度的废除代表着公社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进步——这是对工作日进行的限制。

在4月27日，公社同时宣布废除罚款制度——毫无疑问，罚款是对工人工资的变相压低。“杜歇老爹报”曾报道了一个工人的心声：“我是一名老铁路职员，已经工作20年了……每天上班18-20小时，日工资是1法郎50生丁，即45法郎一个月……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从傍晚4点一直干到早晨7、8点……为了一点点极小的差错，就要交罚款2-5法郎，有时我们甚至猜不透罚款的原因。”

在成立之初，公社就酝酿了对闲置房屋的征用。公社颁布法令，将空置的房屋全部征用过来，交给曾遭到凡尔赛分子炮轰而无家可归的住户们——这是消灭私有财产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一个巨大进步。事实上，在公社存续期间，在群众集会和各个俱乐部的集会上，工人阶级已经要求占用资产阶级的空置房屋——在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方向上，无产阶级总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在处理废弃工厂的问题上，公社的处理卓有成效。在革命爆发后，大量工厂主由于畏惧，抛弃工厂等生产资料并逃离了巴黎，这使得巴黎市内的大量工厂实际停运，工人也纷纷失业。在4月16日，劳动和交换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处理被厂主抛弃的工厂的法令”，法令要求：1.统计工厂的情况和财产；2.拟定措施使工厂重新运作起来；3.将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给予工厂主以补偿金。这一措施立即得到了工人们的普遍拥护，缓解了巴黎的失业问题，其中兵工厂的运行有利保障了巴黎的防务。这是经典的“赎买政策”，它探索出了实现国有化和公有制的方法，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步。

在关于债务支付的问题上，公社依然做的很漂亮：公社规定所有债务全部无息延期支付三年，并且限制了高利贷。这一措施主要使小资产阶级获益，在争取小资产阶级支持公社这一目标上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关于典当问题上，公社宣布：停止变卖抵押品（由于穷人主要依靠贷款过活，抵押品大多属于他们的），并在5月6日宣布将价值不满20法郎的物品无偿退还原主。公社存续期间总共退还了80万件，价值为800万法郎（巴黎的抵押品一共就170万件，不满20法郎的占到了一半左右，都是来自穷人的）。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公社对工厂制度的改革。在5月3日，公社批准了对巴黎的“罗浮军械厂”的改革方案。该工厂在过去属于政府的国营工厂，在公社成立后直接由公社接管（大量资本家的工厂除了前述废弃的以外仍然属于资本家所有，公社在“剥夺剥夺者”这一问题上是举步不前的，公社的妥协政策使它不能在私人工厂里也进行这样的改革），因此工人的积极性更高，改革的阻力更小。首先，工人们要求工厂的公社代表、车间主任、工长等一切职务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并且宣布一切选举产生的职员应当对大会负责，并可以被随时撤换（这一方式毫无疑问是秉持了公社的选举和罢免原则）；其次，要求在工厂中选举产生“工厂理事会”，并由各领导职员和各个车间的工人代表组成。该理事会每天开会一次，听取各个车间主任的工作报告、制定工作计划，而理事会则向工人报告工作。理事会中的工人代表们组成专门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工人的工作和工厂会计报表；再次，工人调整了工作日：每天工作10小时，从早上7点到晚上18点工作（中午有一小时休息和午饭时间），并每晚免费加班1-2小时为公社工作（这同原来的14-18小时的工时相比不仅大大减少了，而且工人主动要求的1-2小时加班更反映出工人对公社的超乎寻常的热情）；最后，工人们要求对薪资进行调整，规定：工人工资提高到月薪150法郎，工长月薪175法郎，车间主任则是210法郎，厂长月薪250法郎——工资的改革秉持了“限制高薪、提高底薪”的原则。罗浮军械厂的改革成效是极为显著的，选举、监督、负责、罢免的重要原则都被工人们一一转化到工厂中去实现，工人们参与工厂管理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工厂管理原则，它是反对“一长制”、“专家治厂”的精英主义模式而光辉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工厂制度的。

（5）公社在意识形态与教育上的改革

公社首先对教育进行了改革。公社规定：一切学校都应当将宗教剥离出去，同时重新挑选师资：因为在巴黎的学校中，有大量的宗教界人士在担任教师一职，因此公社要从各个地方聘来不信教的男女老师，将宗教的影响彻底从学校中清除出去；对公社的孩子实施“义务教育”，并要求增加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因为此前一个资产阶级区的入学率也仅有40%多一点，无产阶级区（在巴黎，富人聚居的区被称为资产阶级区，穷人聚居的地方则被称为无产阶级区）中这个比例只会更低；实施男女混校（事实上，在这个措施实施前有不少人是反对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并不多么深入人心，然而在公社妇女的巨大热情下，没有人能阻止性别平等这一目标在公社实现）；调整教师的薪资，将占比多数的底层普通教师的年薪从750-900法郎提高到2000法郎，并实行男女同酬（此前，学校中女性的工资只有同职务的男性工资的40%-50%）；最后，公社宣布建立职业学校，教授儿童们各种各样的手艺，以直接适应工厂的需要，同时开办专门培养护士和医生的学校以适应战争需要。当然，公社因为存在时间过短，没有对高等教育这一方面开展多少探索。

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公社进行了相对强力的改革（这在同公社处理舆论问题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整个巴黎市有111个各式教堂，101各式宗教团体，六千名修士修女。其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以妇女为主。毫无疑问，宗教势力是巴黎市里一个较大的群体。然而事实上，工人阶级大多是不信教的，宗教对于群众来说已经沦为一种仪式，而不是一种信仰。然而宗教团体本身却是坚决反对公社的。公社成立后便先后封闭了12-15个教堂，并把这些教堂的场地用作医院、仓库，在楼顶设置了大炮等军事武器；有20个教堂被用作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人们甚至提议唱着革命歌曲去做礼拜。在这些宗教势力中，公社主要打击的是天主教，对其他教派则几乎没有干涉。

在关于舆论问题上，不得不说，公社的改革是诸多改革中的一大败笔。在公社刚刚成立时，仅巴黎市内就有多达30多种资产阶级报纸疯狂诽谤和污蔑公社。然而，公社却天真地强调对“言论自由”的维护，放弃对舆论报纸的控制，以至于放任资产阶级报纸对公社进行肆意批评。这些资产阶级报纸上时常刊登反对公社、抹黑各种改革措施的文章，而公社方面却只拥有10-12种具有战斗力的报纸，在舆论上一直处于劣势，甚至公社的机关报都被把持在私人的手中。这些人同公社的行政官员相互敌对，当然不会执行公社的命令并大量发行“公报”，以至于公社的公报每期也只能发行几千份。公社在舆论问题上的作为可以说就是没有作为，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观点再一次限制了公社的脚步，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理解与恐惧使公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6）群众性组织

毫无疑问，整个巴黎公社的群众运动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在圣尼古拉教堂俱乐部里，常有五六千人参与集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高唱着马赛曲；人们在这里发表演说、讨论当下的各项政治问题，头脑风暴在这里迸发：他们给公社提建议，要求限制商人的权利，要求让当选代表们向选民做工作报告、要求没收房租在6000法郎以上的人的财产等等。“俱乐部的一切就像一场盛大的节日”，人们在这中间欢呼、呼喊各种口号。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地提高了。可以肯定地说，无产阶级中间潜藏着无数的优秀的演说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舞台。公社甚至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无产阶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在俱乐部中，无产阶级不止一次提出“剥夺剥夺者”的思想，要求掌握法兰西银行，而这些是公社都拒绝了的。俱乐部经常的显示出自己的创造性，虽然他们帮助公社贯彻各种指令，然而对公社政策的批评和建议才是中心。圣伯纳教堂俱乐部提出废除旧的法院体系、查封妓院等等。关于典当的法令也是由于俱乐部的建议而不断推动的。

在公社被推翻前，经常活动的俱乐部多达40多个，他们地点设置在教堂或者民房中，每日参加俱乐部的人数在1.5万-2万人。毫无疑问，这些俱乐部是巴黎人民同公社进行联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公社宣传它的法令和公告，组织舆论的力量；同时，俱乐部是监督公社和公社委员们的重要力量；俱乐部常常能够创造性地提出诸多建议并使他们变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策。

除了俱乐部以外，巴黎的工会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早在1831年里昂工人罢工中工会就起到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工人们甚至在工会的组织下赶走了军队，掌握了里昂市几天。然而这个时候的工会是不成熟的，参与工会的工人阶级数量不够庞大，还有许多地下的秘密工人组织。在第二帝国统治时期，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飞速的扩张了起来。然而法国所流行的思想对工会却并不友好：蒲鲁东主义醉心于工人互助原则与经济合作，反对政治运动和罢工。这样的思想曾在第一国际中流行过一段时间，马克思语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而布朗基主义则渴望通过起义的方法直接打碎统治阶级的统治，对于建立工会并逐步推进工人工作的方法缺乏兴趣和耐心。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举起了组织工会推动政治运动的大旗。在普法战争爆发前，巴黎就有多达70个各式各样的工会，法国的第一国际会员约有20万人。[xxi]在4月16日，公社处理废弃的工厂的时候，公社发布法令要求通过工会组织合作社，以接管工厂恢复生产。随后，在巴黎现有工会的基础上，公社成立了43个生产合作社和7个消费合作社，对扭转生产停滞的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7）女权运动

在公社，妇女的地位提高到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最高程度。毫无疑问，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到“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xxii]在3月18日的起义中，公社就出现许多女性战斗英雄，如“蒙马特尔红色姑娘”路易斯·米歇尔、装订女工纳塔利·勒梅尔、俄国女革命家德米特里耶娃、克鲁科夫斯卡娅（是著名的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姐姐）等等，还有许多无名的女英雄，如国民自卫军中61营的售货员出身的女士兵在战争中打死了反动政府的几个宪兵和三个警察。4月中旬，巴黎成立了许多女性群众组织，“保卫巴黎和救助伤员妇女协会”此时成立，该协会由巴黎各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组成。主要职能包括：组织并建设医院、随军伙房或构筑街垒工地、宣传保卫巴黎的意义、召集妇女集会和会议等。[xxiii]该协会的发起人——俄国著名女革命家德米特里耶娃（她还同马克思有过联系）在致第一国际的信中写道：“我们在各个区政府所在地设立妇女委员会，我们的集会通常总有三四千妇女参加。”[xxiv]

妇女们积极行动，她们团结起来组织了女工的工会，帮助争取妇女的各项权利，如参加俱乐部集会的权利（在原来，有相当多的俱乐部排斥妇女的参与或者限制妇女发言），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男女混校并让适龄女童进入学校学习，打击宗教团体将妇女们从宗教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帮助扫除妓院，解救被圈禁在这个肮脏地方的无助的女性（在1870年整个巴黎有152个妓院，多达12万妓女；而在巴黎公社建立后，整个巴黎的卖淫想象几乎绝迹[xxv]）。妇女们甚至帮助公社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贯彻各项公社的法令。毫无疑问，公社中的妇女是空前团结而且热情十足的！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莫大的勇气积极参与到公社的组织和建设中来，她们亲手创造了解放自己的条件！

5月份，公社号召建立妇女营队，几天之内一个几百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妇女营队就成立了。该营队虽然没有开赴前线，但是在最后一周的巷战中表现的极为英勇。在5月下旬公社到了极为危险的关头时，公社的妇女们又秉持着昂扬的态度涌上街头，沿街建起堡垒与凡尔赛的敌人战斗。马克思写道：“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xxvi]公社的妇女们在全世界资产阶级震惊的注视下用自己的坚定意志同罪恶的剥削制度作斗争。从来没有哪一个地区的妇女能够像公社的妇女这样以男子般的气概去改造世界，用自己的双手来解放自己！

在公社失败之后，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公社的社员们。在凡尔赛的所谓“军事法庭”中就审判了1051名妇女。

四、覆灭

1.四月攻势

在梯也尔刚刚逃到凡尔赛的时候，他就开始筹划着对公社进行疯狂的报复。在3月19日，逃到凡尔赛的军队只有不到两万人，因此扩充在凡尔赛的军队是梯也尔反动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在四月到五月间，梯也尔只从法国各地集结到1500人，实际作战人数只有120人。事实上，大部分的军队是由普鲁士归还的在普法战争中被俘虏的法军士兵。梯也尔卑躬屈膝地向俾斯麦求援，而俾斯麦则在漫天要价之后迅速将俘虏释放。在4月5日，凡尔赛的部队已经扩充到6万5千人；5月中旬更是达到13万人。（在3月18日到5月28日整个公社的存续期间，凡尔赛方面的军队开支达到2.16亿法郎，而公社的总开支只有0.42亿，更有甚者，在普法战争中，法军的每门大炮平均发射炮弹250枚，然而在反对公社的战争中，凡尔赛的大炮每门平均发射1000枚炮弹。[xxvii]面对无产阶级的起义，资产阶级拿出了前所未有的仇恨去对待他们，民族主义的旗号在这个时候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4月3日到4月4日，凡尔赛部队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在这次进攻中，凡尔赛方面有多达6万名士兵，且装备精良，还有大炮的支援。公社方面则做得相当糟糕。首先，公社方面的作战计划不够详细，在公社的会议上，军事代表们和委员们研究了兵分三路前进的方案，然而没有详细的作战部署；其次公社方面指挥是不统一的，各部门之间配合较差，公社的大炮甚至没有用上；再次国民自卫军的军粮和弹药没有配给充足，前方的士兵甚至没有完整的衣物；复次，国民自卫军的侦查工作是非常差的，而凡尔赛方面的间谍活动却一直很猖獗，这导致在情报问题上公社方面一直处于劣势，这一劣势是贯穿了整个公社的存续期间的；最后，毫无疑问，公社方面的军队数量是处于劣势的，根据公社公告上公布的数字，公社的实际战斗人员约16.2万人，一半是作战部队，一半是警备队。可实际上，公社真正的战士只有2-3万人。然而即便如此，国民自卫军竟然也打退了凡尔赛方面的入侵，甚至还进行了反扑。作为工人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在保卫公社的时候展现出了极其高昂的激情，英勇作战的风格令资产阶级的军队胆寒。只是在凡尔赛方面大炮的打击下，国民自卫军才被击退。

然而第一次进攻的影响却是截然相反的。凡尔赛反动政府进行了更加紧张的扩军。而公社方面却认为公社的主要目的应当是防守，而不是进攻——这也与当时的委员们对政权的认识有关：很多人认为公社只是巴黎的市政机关，而不是全国的政权机关，他们甚至不愿意推翻凡尔赛政府（因为凡尔赛政府才是全国政权）只愿意在防守的基础上寻求和谈。这样的想法与梯也尔誓要血洗巴黎的“坚定意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从4月7日开始，凡尔赛方面继续进攻，并一直持续了4月底。战争变成了拉锯战。毫无疑问，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被凡尔赛方面牢牢掌握住了。

公社方面则进行了一些失败的调整。首先，克吕泽烈被任命为公社方面的军事实际负责人，然而此人是位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军事才干的人。马克思评价他“卑鄙可耻、纠缠不休、讲究虚荣、贪图功名”；随后，克吕泽烈对国民自卫军的建制进行了一些调整。此前，公社共有20个团，但是建制混乱：有的团只有两个营，有的团则有多达25个营，每个营的人员编制也不一样，而且军队建制是建立于巴黎市的地域原则（巴黎有20个区，每区有一个团，各团在自己的区内补充人员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克吕泽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国民自卫军弄得更糟了。在组织上，无能的克吕泽烈的领导也使军队的组织实际上十分糟糕，有的士兵患有坏血病、有的营队军需物资不充足、有的士兵还拿着旧式枪支而没有换到新的。除此之外，区政府支援前线士兵的工作也依然很糟糕。然而克吕泽烈这个虚荣的骗子却让部分委员相信他有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并加以委任（在使公社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才被撤换下去）。但除了克吕泽烈的个人原因之外，这与整个公社缺乏对军事战争的认识和指挥战争的经验也有关系。公社在军事指挥的组织上无疑是混乱的。虽然中央委员会在公社建立后交了权，但是事实上依然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公社则对军队无从插手。因此，公社与中央委员会在职能分工上也产生了摩擦。随后中央委员会交出了军事指挥权，只从事军需工作和任命参谋长。在中央委员会中，有的委员被选进公社成为公社委员，有的则没有。那些没有选入公社的则企图恢复中央委员会在巴黎人民心中的威望和职能，这遭到了其他委员的反对，但制造了中央委员会与公社的对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社的集中的权威。公社方面拥有大约1000门大炮和一些炮弹，但是实际上公社并没有多少熟悉大炮的炮兵，连炮兵军官也只有两人[xxviii]，而凡尔赛方面的炮火强度则是公社的十倍。

然而公社也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公社规定，阵亡将士的妻子可领到每年600法郎的抚恤金，未成年子女可领到365法郎；亲属可以领到100-800法郎不等；伤员可以领到300-1200法郎不等。这些措施对保障士兵家属的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激起了群众保卫公社的决心。

2.五月攻势

由于克吕泽烈的玩忽职守导致公社在战争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群众不能忍受，纷纷揭发他，终于在4月30日被撤换并被羁押。公社换上了罗谢尔。罗谢尔上校虽然有不错的军事才能，但他本身却并不热衷于革命。他鄙夷无产者，仅仅是由于强烈的爱国情怀使他鄙视投递叛国的无能政府，这才倒向了公社。罗谢尔整备军队，完善编制，并将炮兵组织起来使公社的大炮得到使用，他还向向德国当局购买了1000匹马用来组织骑兵[xxix]（普鲁士当局在资产阶级政府与公社中反复横跳，造成法国内战更大的消耗，以使得普鲁士对法国能够形成更大的优势）

5月初，凡尔赛政府继续向公社方面进攻。其中，在塞纳河畔指挥国民自卫军的达布罗夫斯基将军英勇作战，在与几倍于己的敌人中一直坚守了一个半月之久。然而整个战局依然在向凡尔赛方面倾斜。在5月初战事吃紧的时候，感到无望的罗谢尔直接在5月9日向公社辞职了，他甚至还向凡尔赛通敌，并在报刊上发表反对公社的文章。（从诸多迹象上来说，罗谢尔大概也是一位政治投机客，具有某些个人的野心）5月10日被公社逮捕，但是在日拉丹（民众救亡委员会中的五代表之一）的帮助下逃跑。公社失败后被梯也尔政府审判和枪决。罗谢尔的辞职令公社大为震动。

其实，早在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由于深感公社作为一个政权组织而效率低下、权力分散不能应对紧张的军事战争，军队的领袖（罗谢尔、达布罗夫斯基、符卢勃列夫斯基）以及布朗基派就曾密谋推翻公社，建立一个更为集权的组织。然而这个计划最后没有实施。此前，布朗基主义者提议成立一个“民众救亡委员会”用来集中公社的权力，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蒲鲁东主义等少数派的反对。在这一提议上，公社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为两派。公社的分裂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成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公社的派系斗争我们将在下文论述。此后，公社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宣布在军队中委派文职人员进行监督，通过合并军事部门的方法提高集中程度。整个五月中旬，公社的军队与凡尔赛的军队在西线和南线反复拉锯，一直持续到5月21日，凡尔赛的士兵攻入巴黎。

3.间谍活动

在原来的区和各个政府机关里、伤员扶助会里、银行界里、商人中、报社里、外国使馆中到处都充斥着大量梯也尔的间谍。梯也尔政府将“收买”这一方法发挥到极致。公社的职员和代表中不少人都收到了梯也尔送来的好处，很多资产阶级出身的社员和旧官僚们都接受了，而底层的巴黎市民参加的很少。据说克吕泽烈和达布罗夫斯基都曾收到过梯也尔政府的收买消息。其中有不少人倒向凡尔赛政府后策划了一些阴谋活动：他们制造了包括放火、点燃火药厂等动乱，同时，他们盗窃公社信件等、获取情报、建立反革命的秘密组织。由于凡尔赛到巴黎之间并没有实施严格的管控，梯也尔政府通过收买的方法，在国民自卫军中获得了一批军官作为间谍。他们常常穿梭于凡尔赛与巴黎之间，交接各种情报。但是在巴黎市内，他们的号召向来得不到巴黎居民的响应。在5月中旬，有一个第6战区的指挥官斯塔文斯基中校，答应让凡尔赛军队在5月16日的夜里通过奥泰伊门和多芬。他为这件事情联合起来了一伙炮兵和400人的步兵。但是，到达指定地点的只有35人，炮兵都沒有去。事情垮台了。有的人按照梯也尔的指示成立新的“秩序社”，然而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敢参加。总的说来，凡尔赛所有在公社的代理人都经常抱怨巴黎居民不加入反革命组织，说群众们“沒有足够的毅力，缺乏热情”[xxx]。

然而，公社的反应是迟钝的。在5月12日的民众救亡委员会的告示里才提到间谍问题；公安委员会对间谍活动的打击是不坚决和不彻底的。这是因为许多公社委员反对采取恐怖措施或者坚决的惩罚方法，以避免公社逐渐沦为专政的机器。这样愚蠢的行径使得公社在情报方面一直处于劣势，乃至于同国民自卫军进行交战的凡尔赛方面的军队番号公社都一无所知。

4.德国干涉

此前，狡诈的俾斯麦宣布普鲁士政府将在在梯也尔政府与巴黎公社问题上保持中立。然而随着公社的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德国国内的工人阶级在第一国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的领导）的号召下不断反抗普鲁士政府的侵略行为，表达对法国无产阶级兄弟的坚决支持。俾斯麦深感不安。终于，俾斯麦放弃了虚伪的面纱，甚至亲自敦促梯也尔迅速行动，镇压工人政府，同时允许凡尔赛扩军到13万人；帮助凡尔赛政府获取情报；从外围封锁巴黎。但同时，俾斯麦政府也不会忘记同公社和梯也尔政府两边谈判，并两边要价。俾斯麦政府希望尽快拿到法国的战争赔款并尽快镇压巴黎起义，以免引起德国无产阶级的响应，导致德国的危险。而公社竟然天真地相信普鲁士将保持中立（布朗基本人指出了梯也尔与俾斯麦的阴谋，然而他本人此刻正作为梯也尔的阶下囚）。3月19日，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就接受了普鲁士的和约条件，以期让普鲁士保守中立的诺言。甚至在此后，还曾多次同普鲁士方面接触。克吕泽烈就曾代表公社方面与普鲁士谈判，然而谈判并没有成功。

5月10日，梯也尔与俾斯麦签订了法兰克福协定，该条约明确了法德边界，同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省的大部分与洛林省属下的摩泽尔省予德国，并搜刮群众的民脂民膏以支付赔款。随后，梯也尔与俾斯麦决定共同出兵巴黎。普鲁士方面的15万军队从北方和东方向公社包围（此前马克思就曾写信给公社，要求公社注意德国方面很可能从北面向公社进攻，然而公社并没有理会），而凡尔赛方面从南面和西面推进，对公社形成了最后的合围。合围使得公社再也无法得到外省的支援，公社陷入最后的危机。

5.最后一周

5月21日，公社在面对凡尔赛方面的兵力仅有不到1.8万人。当晚，公社方面发生了一场叛变，凡尔赛的军队借此直接攻下前沿阵地，并在当夜就有3万名士兵进入巴黎，而公社方面则措不及防。次日，凡尔赛的大军接连攻入巴黎，缺乏训练而又疲惫不堪的国民自卫军无法抵挡。可这时，公社依然秉持着防御的思想，坚持让各个地区的军队保持独立性，让出了战场主动权，主动将凡尔赛的军队迎至市内开展巷战。公社在紧要关头自己打乱了自己的组织性。毫无悬念，国民自卫军一败涂地。市民们则沿街堆砌街垒，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昂扬态度。来到凡尔赛的士兵有相当多是从乡下新招募的，他们同巴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并不能接受公社宣传的感召。大火在巴黎蔓延，有的是因为公社为了抵抗凡尔赛而使用大火作为武器，有的是被凡尔赛方面的大炮所轰击而引起，有的则是业主自己放火以期获得巨额保险赔偿。凡尔赛军队在巴黎烧杀抢掠，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可怕的仇恨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一周内就有大约3-4万公社社员被屠杀，5万人被逮捕，巴黎的居民人数减少近10万。资产阶级的伪装在这个时刻再也装不下去了，文明、秩序的口号像垃圾一样被丢弃，野蛮和反动写在了他们的脸上。5月28日，最后一批公社的社员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里的一面墙下被枪决——这就是公社社员墙。

屠杀结束后，在凡尔赛，资产阶级政府设置了23个军事法庭“审判”英勇的巴黎公社社员们，这一“审判”竟持续了数年之久。大约1.3万人被判刑，七千多人被流放，近五千人被监禁。资产阶级疯狂的镇压无不表现着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一历史事件的恐惧，他们遗臭万年的罪行终将被历史所记录。

在面对普鲁士时法国统治阶级如此软弱无能，在面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时候，竟然能爆发出这样“顽强”的意志，“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xxxi]不可谓不是一种天大的讽刺。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总是会丢弃一切民族主义的外衣，在镇压无产阶级的这一问题上，全世界资产阶级总会摒弃成见联合起来。可以说，面对着这样的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

公社失败后，曾经的公社的领导人之一欧仁·鲍狄埃怀着激动地心情创作了诗歌《英特纳雄耐尔》。最初，这首诗歌以《马赛曲》的曲调来演唱。可惜，在1887年，欧仁·鲍狄埃在贫困中去世，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在次年，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怀着崇高的敬意，在一夜之间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为该诗歌谱上了新的曲调，随后经过反复修改，成就了今天属于无产阶级的不休战歌：《国际歌》。

四、伟大创举

在公社存续的短短72天时间里，公社通过发布大量的公告和法令来宣传并贯彻它的为政举措。事实上，过短的存续时间与一直处于严密的军事战备状态使得公社没有机会来制定一些完整的法律或者制度。公社大量的制度和措施都显得十分的零碎，这也体现出公社的历史性的仓促之意。然而翻阅巴黎公社遗留的公告和它的会议记录，我们发现，公社的举措已经足够广泛，涵盖了军事、政治、民生等等各项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灵活的公告或法令方式更能适应紧张的局势，并真正做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主要政治标志是实现国家政权的人民化。”[xxxii]

1.普选权

普选权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行使它是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普选权是一切公民参与政治的唯一合法途径。然而事实上，普选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过是让人民来选举由谁来镇压他们的方式罢了。无产阶级当然发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的大选中，投票率仅在50%上下。一个简单的普选权绝对无法满足群众参与政治的需要，于是舆论媒体、游行示威、甚至是抵制投票的其他形式被创造了出来用以影响社会与政治实践。在今天的世界里，无产阶级最终会意识到，所谓的普选权（或曰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不过是愚弄无产者的把戏罢了，普选权从来不会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唯有通过暴力革命一途解决政权的归属问题，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的政治保障。然而，在150年前的世界里，竟然还没有哪怕一个自诩“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予它的国民以普选权！资产阶级曾在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大力鼓吹民主政治，普选权作为民主政治的标志，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口号。然而，一当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掌握了国家政权，普选权便直接沦为了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在此前，整个法国也只有男性才享有普选权，女性并无这一权利。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以种族肤色、性别、财产为由头作为限制的情况不胜枚举。因此，争得普选权在巴黎公社时期简直是一颗重磅炸弹！

在3月18日起义的过程中，英勇的国民自卫军控制了整个巴黎市，随后，国民自卫军成立了它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40名从215个营中选出的代表组成。这样，中央委员会在事实上成为了当时的军政府。中央委员会于3月19日发布“1号公告”，宣布巴黎解放，并立即号召全市人民举行选举，选举工作以及巴黎的治安将由国民自卫军组织和保障。起初，中央委员会决定于3月22日举行选举，如“3号公告”所载：“特此决定：一、订于下星期三3月22日举行选举，以选出巴黎市市政委员会。二、选举采取投票方式，分区进行。各区每二万居民或余数超过万者，得推选委员一名。三、投票时间，从上午八时起至晚上六时止。投票结束，即行开票。四、全市二十个区政府，负责在各该区执行本决定。”[xxxiii]然而该规定却遭受到了残留在巴黎的政客们的干扰，于是中央委员会发布“9号公告”，将选举推迟至3月23日星期四；嗣后又发布“第24号公告”：“你们的区长和议员，背信负约，无视当初作候选人时许下的诺言，正不遗余力想阻挠我们于短期内完成选举。在他们的煽动下，反动势力起来向我们宣战了。我们应当迎接战斗，粉碎阻力，保证你们能够安然进行选举，充分表达你们的意志和力量。为此，选举顺延至3月26日星期日。”[xxxiv]将选举推迟至3月26日。在这期间，国民自卫军一直号召巴黎市民团结起来，勇敢地参与选举并共同保卫来之不易的政权。

在选举开始之前，国民自卫军自己却从来没有提名任何一个候选人（要知道，在3月18日起义之后，国民自卫军及其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市民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高的，而巴黎市在实际上又处于国民自卫军的控制之下。但凡国民自卫军及其中央委员会推出一位候选人，那么他的当选一定是必然的），在3月25日，即选举的前一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了“31号公告”，出于良心，笔者必须摘录在此：“我们的使命已告结束。我们在市政厅的位置，即将让与你们的新当选人，让与你们的合法代表。……公民们，不要忘记，只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因为无论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所关心的只是一己的私利，久而久之便会把自己看作是少不了的人物。也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他们为了作次演讲，得个采声，说句妙语，是牺牲-切都在所不惜的。 ——同样，也要避开财运亨通的阔佬，因为有钱人是很少会把工人当作自己弟兄看待的。总之，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应当推崇不奔竞选票的人：真正有价值的人，必定是谦逊礼让的。这有待于选民知人善任，而毋庸候选人自我引荐。我们深信，上述意见倘能得到考虑，你们终将能创立真正代表人民的机构，能找到永远不以主子自居的代表。”[xxxv]这样，在3月26日的选举中，全巴黎市的20个选区共选举产生了86位代表（事实上有21名资产阶级政客拒绝当选，他们主要是原“国防政府”时期留下来的人，属于梯也尔和甘比大派，可见资产阶级是拒绝参加新政权的）[xxxvi]，在这些委员中，工人出身的有28人，自由职业者（包括新闻记者或律师）有29人，并由此组成了“公社委员会”。1871年3月28日，选举结果产生，3月29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临时军政府宣告撤销，以“巴黎公社”为抬头的“第38号公告”发出[xxxvii]，这标志着巴黎公社的正式建立。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由人民群众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伟大创举！

公社接管政权之后成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十委员会，即执行、军事、公安、司法、财政、粮食、劳动和交换、对外联络、教育、社会服务事业等委员会，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则完全摒弃，同时宣布废除了常备军和征兵制，以“武装的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代之。“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是应该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物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4月1日，公社宣布：“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姑得任命”[xxxviii]上至公社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至普通的工厂管理者、国民自卫军的各级军官、政法部门的法官、检察官等等无一不需要由巴黎市民选举产生。马克思写道：“从来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xxxix]另外，在直接选举之外，公社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了间接选举制度，以使得公社的辐射范围可以容纳更多的地方。“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他们的共同事务; 这些地区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xl]”依照这个模式来看“第一个级别是农村公社的地方自治，第二个级别是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第三个级别是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xli]”

事实总是与那些一直贬低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学者之所言大相径庭。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中，选举不过是为了给少数人的统治粉上一层“民主”的合法性外衣罢了，连梯也尔那般人物居然也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表面上人民仿佛拥有了政治的参与权，可事实上，人民总是被排挤在政治实践之外。而巴黎公社的普选则完全代表了群众的真实利益，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下，人民的代表并不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人民的虚伪代表，而是由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自身权益的“人民的勤务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力量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xlii]

2.监督权与罢免权

监督与罢免权的存在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主要标志。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普选权还可以象征性地给予无产者们——毕竟资本可以架空它，那么监督与罢免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给予无产者们的，因为这将威胁到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对政权的垄断。而在巴黎公社中，伟大的无产阶级再次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使得巴黎的无产者们完完全全地拥有了这个政权。这必须归功于巴黎公社式的监督与罢免。

（1）监督权

首先，公社在各式各样的政权组织内部建立了大量的监督机构。公社于下属各部门和大小机关单位中设置总监察处、监察处、总监察长办公室或监察员办公室，负责监察各项法令的贯彻执行，认可合同，稽核所有账目，受理有关的各类申诉和请求等事宜，形成了一套内部监督体系。[xliii]4月20日公社改革了原有的执行委员会。公社规定：由其它九个委员会分别选出他们的代表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工作，其他多个委员会都可以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各个委员会中虽然只有选出的具体代表在执行工作，但是委员会本身可以对它的代表进行监督，并每天向公社汇报代表们的活动情况。各委员会只发挥监察的作用，不能对代表的决定进行干预和影响，而这些代表则应当对公社汇报工作。[xliv]

其次，公社的群众性组织也承担起监督的职责。公社通过发布公告的形式邀请巴黎社会上所形成的诸多民间团体来参加公社的日常会议。我们在浏览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幕。公社的决定就如同中国1967年-1968年所表现出来的情景一样，群众们在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下成立了大量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大多以“某某俱乐部”为名。这些群众组织不仅仅充分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帮助公社这个政权机构组织和执行了许多措施（事实上公社的许多措施在它混乱的行政管理下是无法贯彻执行的，这也成为公社的一个教训，然而民间的俱乐部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公社），而且还逐步揭发出来遗留在社会上的许多资产阶级的遗毒，比如某地潜藏着几个密谋联络凡尔赛反动势力的探子，某个阴暗的角落有资产阶级在挖公社的墙角，任意浪费公社财物等等。除此以外，俱乐部常常向公社提出海量的建议，口头的或书面的批评意见像雪花一样每日送到公社的市政大厅。例如面包工人提出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圣伯纳教堂俱乐部提出修改典当法令，归还资产阶级的当铺中属于群众的东西；圣日耳曼澳克塞洛亚俱乐部提出要实行“公民身份证制度”[xlv]。大量的群众组织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讨论社会议题的积极性，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并逐渐学习如何认识政治、认识社会、认识管理的艺术。

再次，政务公开是公社极为光辉的一笔。按照公社创造的议会与行政机构合一的方法，公社所选举产生的各委员在参加公社的日常会议之外也同时在各个地方担任职务，他们亲自工作，迅速将公社的各项决议贯彻到各个部门中去。“按照民主原则，行政领导人应向当地居民汇报工作，政治代表应向委托者报告自己的活动。”公社委员必须向选举自己的本区选民们述职，报告自己履职的相关情况，回答群众们的质疑。委员们要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上出现并发表演讲（或者召开“新闻发布会”），例如：选民大会、居民集会、工会或合作社的会议、军队的团委员会、俱乐部集会等等。一则报告公社的各项指令和意义，二则报告本人的履职情况，三则听取群众们反馈的批评意见。所有的公社委员都以此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受到舆论的检查督促和批评。[xlvi]”公社在公告中宣布“完全保障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公民通过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自由保卫自己的利益，来经常参加公社的事业，公社应该保证这些权利，因为公社负有全责监督正确而自由地行使集会权和出版自由，并保证这些权利和自由。[xlvii]”“任何逮捕在小时内尚未呈报司法代表者，均视为非法逮捕，对有关人员将依法究办。[xlviii]”公社同时使用舆论报刊的方法公开自己的活动。“从1871年4月15日起巴黎公社的报刊每天公布除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公社会议记录，以便让人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xlix]”巴黎公社成立后，各种关于革命的报纸大概有30种，然而其中多数报纸仅仅办了几期就停刊了，真正持续发挥作用的报纸大概在10-12种，这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30多种报纸来说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不得不多说一句，由于公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占多数，公社并没有实行公有制和国有化的政策，这使得公社成立后也并未剥夺原来的资产阶级的报刊）公社的主要报刊为《公报》，在公社存续的期间里共出刊了67号，但事实上它的销量只有3500份[l]。虽是如此，公社也尽最大可能将它的一切活动公开在报刊上，供巴黎人民评阅和讨论。大量的文章被刊发出来讨论公社的各项议题，比如房租问题、对待富人的问题、公社的廉洁问题、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等等。公社主动地将公报沿街张贴，使工人们在上下班途中都可以随时看到公社的消息。公社甚至勇敢地将自己的错误公开地展示出来。马克思指出，公社绝不会像旧政府那样自翊从不犯错，“而是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让公众知道，在公众的监督下，“万一有错立即纠正”。马克思对此监督机制予以极大推崇，认为公社是一个实干的政府，工人及其代表在最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公开、朴实地做着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自以为是，不埋头于文赎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li]。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群众对公社的监督是监督工作最为彻底的一部分。在起义中，巴黎的群众就已经与工人的武装——国民自卫军一起战斗，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公告表明立场后，整个巴黎的群众都沸腾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刻可以像巴黎的群众一样怀着如此惊人的热情参加到政治实践中来。工人们激烈地讨论着巴黎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每天都有大量的信件送到公社手中。工人们向公社反映意见、提出批评。公社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曾说：“我们每天收到大批口头和书面的建议，其中有些是个人提出的，有些是在俱乐部或在国际支部通过的。这往往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应该提交公社审查。[lii]”此外，公社还运用报纸的力量增强群众参与的影响力——报纸大量刊登巴黎市民们的来信，几乎每种报纸上都能看到群众通过信件就当前的公众事务发表的意见和建议，《社会革命报》专门开辟“无产者论坛”专栏，《自由巴黎报》辟有“劳动者论坛”专栏用以刊登。公社对群众来信或来访也给予了天然的高度重视。曾经的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受到揭发，最终被公社撤职并逮捕。另一个国民自卫军的将领留尔耶——事实上的凡尔赛方面的间谍，也是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下被逮捕。群众的力量是惊人的，更是无穷的，当群众掌握了政权并迸发出浩瀚的历史伟力时，一切精英主义的鄙夷都成为肤浅的笑话。“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liii]”

（2）罢免权

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liv]”在一个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上都带有着明显的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即便是原来愿意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人也完全可能在这样的旧社会遗毒中被腐蚀。旧社会的痕迹不会自动地消亡，无产阶级的革命夺取的只是政权（政权只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不是社会的全部。因此，在新社会上建立一个消灭旧社会痕迹的制度就尤为重要，公社史无前例地发明了这一制度：罢免权，这极大地启发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事业，为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做出了极为光辉的探索。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践中，罢免权几乎已经被废除了。当资产阶级的代表被选上去之后，他就拥有了在任期内的不受群众制约的“阶级权力”。置于罢免权前面的冗长的罢免程序使得所谓的罢免权完全沦为形式。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剧烈的利益冲突，那么“罢免”不过是愚弄群众的把戏和流于形式的条款罢了，它实际上不发挥任何效果。而公社真正为罢免权赋予了实际内容。公社规定：一切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可以随时被撤换下去。选民们可以随时监督他们所选出来的代表是否在积极履行他的职责。这一罢免权极大地震慑了一切官僚主义者。垄断政权的社会现象被动摇了，以往完全无法威胁到官僚主义者的群众在巴黎公社中却完全换了一个身份——他们如今是主人，而行政官僚却成为人民的仆人。一切鄙夷人民、贪污公款、老爷作风的官僚们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他们时刻都处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完全无法重新骑回无产阶级的头上，相反，他们被无产阶级包围了，他们那吸食群众民脂民膏的嘴此时已经快透不出气来。一切官僚主义的秘密都被公开了，行政事务不是如同官僚主义者所言的那样高深莫测，相反，无产阶级的群众完全可以参与进去，甚至做得更好！在各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里，农民可以逐级地选举他们的代表并参与到公社的管理中来，他们的代表也可以随时被罢免。农民通过选出自身代表来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对代表的监督与权利限制来保障自我权利的实现，以此来恢复农民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自由，“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权限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马克思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的解放之先声。”[lv]

3.廉价政府

（1）工资管理

四、限制高薪。3月31日，即公社正式成立第三天，公社就公布了公社委员日薪15法郎的决议。4月1日，公社正式公布第56号公告并在公告后附上《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该法令规定“考虑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且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考虑到在真正的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为此决定：……各市政机关职员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6000法郎。[lvi]”这个标准在当时社会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最高年薪，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最低薪金的1/5。[lvii]依据该法令，公社的各个单位都进行了工资改革。

五、等级工资制度。公社秉持着“按劳分配”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进步的一处。公社不仅承认公职人员与普通工人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别，在工人之间，在公职人员之间也实行工资差别。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年工资为6000法郎，中校军官为3600法郎，少尉为1800法郎。而原来旧官吏年薪却高达2万、3万甚至10万。除了身居高位的公社负责人外，整个公社各个阶层的工资也都进行了调整。我们以电报局为例：在该局中，递送员年工资为1400一1600法（过去为800—1000法郎），查对员年工资为1600—1700法郎（过去为1000—1200法郎），职员年工资为1800一2400法郎。一级职员工资保留原数2400法郎不变，低级职员的工资从1400法郎增加到1800法郎。稽核长工资为4500法郎（过去为5000—6000法郎），局长工资为5000法郎（过去为15000千法郎）。[lviii]在度量衡检验局中，局长年薪4500法郎，检验员2500法郎，助理检验员2000法郎。[lix]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梯也尔给自己规定的年俸为300万法郎。

六、兼职不兼薪。5月19日，公社通过了取消兼职薪金的法令。该法令的颁布展现出公社惊人的创造力！法令规定：公社委员可以身兼数职，但日薪仍为15法郎。（“大体相当于巴黎较好的行业中一个聪明勤劳的优秀工人的工资。”[lx]）这个规定一方面限制了公社委员通过兼职的方法赚取更多的薪金，遏制了按劳分配原则的扩张，保障公社委员的政治意识，使得公社委员可以在政治上保持专一；另一方面避免公社委员为了追求高薪而同资产阶级媾和，使公社委员再次腐化为人民的敌人。毫无疑问，巴黎公社兼职不兼薪的方法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第一次展示，它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反官僚主义的一条伟大道路，这个原则在巴黎公社失败近一百年后的另一场伟大的政治实践中再次展现出来。

七、禁止灰色收入。公社规定严禁委员们占用公共财产，严厉打击贪污、挪用公款、公车私用、公款消费等行为。并明确规定严禁实施裙带特权，特别是严禁委员的亲友子女等借公社委员的便利而贪图享乐，利用人民所给予的权力而腐化。公社还进一步以法令的形式宣告：在战争结束前，凡被控告动用公款，侵占和盗窃的负责人，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

（2）廉政建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政府应当减少开支，合理利用税收收入，使政府的服务如同商品一样物美价廉。可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实践中，政府的开支不是在减少，相反却越来越扩大了。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的运行成为一个巨大的累赘，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为它付出巨额的税金。而巴黎公社则第一次实现了政府的廉价运转。由于公社委员会的全部组成人员直接从人民中选出，这一措施打破了剥削阶级对官员选拔权的把持，成为了巴黎公社能够进行廉政建设的前提条件：“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lxi]巴黎公社首先对冗杂的政府机构进行了剪裁。马克思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lxii]”公社所建立的十个委员会最大程度上涵盖了社会事务，并使得它充分运转起来。同时实行了“议行合一”的方法来建设委员会。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公社不是简单的掌握旧有的国家机器，而是打碎它。其次，公社进行了人员裁剪。由人民选出的公社委员往往身兼数职，既要参与公社的委员会，还要承担各下属部门的行政事务，这大大减少了对议会和行政的两头开支。最后，由于工资的改革，公社的一切人员的工资负担比之以往大大减轻了。在公社的存续期间，公社的总开支为0.4亿法郎左右，而凡尔赛方面的开支则是公社的5倍还多。这样的成就是极为惊人的。这完全不像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所言：没有高薪的职员就没有高效的政府。相反，资产阶级的高薪和冗余事实上成为了低效和腐败的温床。巴黎公社的实验再一次拆穿了资产阶级政府的虚假面容，这使得他们不无惊恐地尖叫起来，疯狂地污蔑巴黎公社的存在。可是，一切明智的无产阶级战士们都清楚地看到，越是资产阶级所害怕的事物，越证明了它的伟大和科学。

3.议行合一

“议行合一”，或称“议政合一”，是指立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这是政权组织的一种形式，同资产阶级世界的三权分立形成对比。“无产阶级政府在建立之初便铲除了资产阶级常备军、警察机构和法院等‘旧政权的全部压迫机关’，建立了议政合一的公社委员会。相比于资产阶级政府臃肿的部门和官员队伍，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在机构还是人员组成上都是十分精简的”[lxiii]。然而在议行合一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非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到了今天，对它的抨击也十分普遍。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极为特殊的背景。由于在起义刚刚胜利之时，紧张的局势不得不使公社的委员们考虑如何使公社的运转有极高的效率，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一自然而然被创造了出来以应对战时需要。可见，连资产阶级的学者们都不得不承认议行合一的高效。然而，当社会进入和平时期，议行合一制度显然过时了，应当抛弃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应当确立起来。这是一种极其可笑的说法，这也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学者对巴黎公社的粗浅认识，反过来讲，对巴黎公社的惊恐也使得他们必须将巴黎公社的伟大原则简单化、幼稚化，非如此不能适应他们愚弄人民的新面具。

我们知道，内因决定事物的性质。事实上，议行合一制度的创立从来不是为了应对紧张的战时状态临时体制。而是相反。我们知道，公社内部始终存在着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争论，存在着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对立，公社有相当数量的委员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对集权和专政极为排斥，在公社的政权组织和建设上也十分排斥高度的集权。公社的政权组织不是为了适应紧张的军事战争而创造出来，相反，公社的组织恰恰是由于集权程度低下而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才屡屡出现内部的分歧和争吵，以致于发生5月的分裂。而5月分裂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学者观点的无声颠覆。公社正是由于集权程度较低才不能适应紧张的战争状态，并使公社的军事决策和战略部署不能应付凡尔赛方面的强大压力，最终导致覆灭。

公社实施的“议政合一”正是对资产阶级政权中虚假而又拖沓的议会制民主的扬弃。在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坐而论道、花言巧语已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整个政权的真实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资本家集团中，而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议员们就像小丑一样秉持着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在无产阶级面前打耍。清谈甚至成为彰显无用的议员们价值的一种扭曲的体现。无产阶级受够了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一旦他们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将资产阶级的工具彻底抛弃，而在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属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组织，这就是议政合一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写道：“公社是一个实干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lxiv]在公社中，委员们不仅仅亲自讨论并制定公社的各项法令，并要亲自在各自的行政岗位上去实践它。这样，公社的法令不再成为虚伪的拉锯战的产物，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体现。

委员们自己实施自己制定的法令，这也高度便利了行政事务的运转，毕竟没有人会在公社的会议中制定一个既为难自己又不利于群众的政策。列宁写道：“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制的机关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已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代表机关仍然存在，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lxv]”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巴黎公社才以惊人的创造力实施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政策。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的原则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学者的大脑永远跳不出用权力制约权力的逻辑，可是在无产阶级这边，制约权力的从来不是权力本身，而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巴黎公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使广泛的民主、廉洁的政府、高效的行政惊人地整合了起来，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不能理解这一现象，于是不得不强加他们自己想象的原因于巴黎公社的头上，以此来安抚自己无能的精英主义大脑。可是更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无产阶级竟然要消灭国家！无产阶级要在消灭政府的剥削职能之后仅仅保留它的公共服务的职能！这是多么晦涩难懂的东西！

但是不得不提出的一点是，议行合一的原则是在无产阶级拥有前述“普选权、监督权、罢免权以及实施了薪资革命”之后实施的政权组织原则。毫不客气的说，没有前述的一切权利，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那么所谓的议行合一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拿来愚弄无产阶级的新的工具罢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议行合一还成为特殊的资产阶级政府集中权力的便利方式：就如同今天的中国修正主义政党一样，他们将毛主席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全继承了过来，并且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政权服务，这甚至还不如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清谈式议会——因为在这样的议会里，议员们好歹还可以进行一些表演，而在修正主义政党的主持下，议会则完全成了符号和图章。

五、失败原因

1.历史条件

（1）阶级力量不够强大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lxvi]在1871年的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够推翻整个法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的程度，这不仅在法国是这样，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首先，工人阶级的数量不占优势。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普遍建立起来，但在法国，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工人阶级依然数量不少，除此以外，社会上还保留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店主和独立的手工业者。在巴黎市周边，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法国，农民的人数依然庞大（而巴黎公社显然不可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必须在革命行动的方向和策略都成熟以后才能出现新的变化）。因此，至少在公社，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是占据巨大优势的。在公社的委员中，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占据优势，大概在1/3到1/2之间。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同样在公社这个政权机构中任职。

其次，工人阶级队伍还不够成熟。一则参加公社的阶级队伍是复杂的。“起初，这个运动是一种成分极其复杂的、不定型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也有希望公社恢复对德战争并把它进行到胜利结束的爱国者。支持运动的还有小店主，如果期票和房租的交纳不延期，他们就有破产的危险（政府不愿给他们延期，而公社给予了）。……在最初一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运动的还有资产阶级共和派，他们担心反动的国民议会会使王朝复辟。但是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工人（特别是巴黎手工业者，在第二帝国的最后几年，他们中间进行了切实的社会主义宣传，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参加了国际。”可以说，有相当数量的持各式各样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了公社，他们不仅在社会上享有不小的威望和号召力，在公社的政权组织中，他们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至少公社的前后两任军事指挥官：克吕泽烈和罗谢尔，竟都是这样的人。除了小资产阶级积极参与以外，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有较为复杂的情况：手工业工人的数量是庞大的，这一批工人并没有经历机器大工业那样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和严格的纪律，他们的气质比之于大工业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更为散漫一些（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工人阶级的意志向来是极其坚韧的）。而在政府或其他行业（主要是一些服务业）中的职员，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他们也成为无产阶级中坚定支持公社的一员。真正经历流水线生产的大工业中的工人阶级在整个公社中并不占多数。二则，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还不够成熟。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的进程下，工人阶级队伍的复杂状况是一种必然。可以说，就全体无产阶级而言，组织性和纪律性显然是不够成熟的。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各种单位里的小职员们并不具有一种较为强烈的组织意识，而被迫在大工厂中接受了组织纪律性的工人则不占多数。参与人员的混杂导致众多群众对参与巴黎公社起义和建设的目的各不相同，队伍的混杂不利于团结。可以这样总结：由于工人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没有达到一种足以承担起起义和革命的高度。

再次，各阶级的思想十分混乱。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公社代表着爱国主义。公社对待普鲁士的态度毫无疑问是坚决的，它没有梯也尔政府那种下流的卑躬屈膝的态度。法兰西的高贵的荣誉使得他们偏向公社。另一部分人则期待共和制度能够在公社的领导下建立起来（毕竟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公社”一词就被频繁地使用了，他们天然地相信这是当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精神的延续，正如他们所说，这是“工人阶级的1789年”）然而当公社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时候，这一批小资产阶级本能地走向了公社的对立面，这些人主要是一些雅各宾派，还有许多政治投机分子。而在无产阶级中，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是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则“历史地”成为一个少数派（在伟大理论被群众掌握之前，历史常常将行行色色的错误思想置于其前以期磨砺）。大量的社员们践行着蒲鲁东主义的奇怪的幻想和布朗基主义的冒险精神，这使得公社在处理很多问题时都犯了致命的错误。还有一点，那就是公社没有明确提出来他们的纲领，这使得他们既不能了解当前革命的要求和任务，也不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混乱的思想戕害了这一场英勇的革命。马克思写道“只有工人自始自终是忠于公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者很快就离开了公社，有的被运动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吓坏了；另一些人看见运动难免失败就同公社分手了。只有法国无产者才无所畏惧地、不知疲倦地支持了自己的政府，只有他们才为了这个政府，也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美好未来而战斗、牺牲。”[lxvii]

最后，工农联盟的战略没有实现。毕竟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的实验，它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在混乱中摸索着各种可能的路。由于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掌握一个政权如此之久，不仅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之惊叹，连各国的资产阶级都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一时间，各国统治阶级都在研究这个奇怪的事物。而身处局中的当事者则可能犯出更多的错误。工农联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公社存续期间，公社是希望联合法国各地的农民的，然而工人阶级自身没有意识到应当以什么样的口号来吸引并联合农民，他们甚至不知道农民是否可以被联合起来。一点点简单的政治口号和巡游各地的宣讲并不能使农民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公社在这一块所做的无疑是十分失败的。与此相反，梯也尔政府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它在各地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开足了宣传工具的马力，疯狂地造谣和污蔑公社，说公社要将农民得来不易的土地瓜分，延长同普鲁士的战争并加重农民的负担——梯也尔政府的污蔑是轻松的，因为他只需要将反动的统治阶级所做过的一切都说成是公社所做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费力地造谣别的什么事情。这样，农民甚至站到了公社的反对面上，这也是公社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2）时机不成熟

毫无疑问，巴黎公社的起义是十分突然的。马克思早就警告过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法国此时的起义是十分不明智的，各种条件都没有达到能够让起义成功存续下来的程度。然而面对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剥削，巴黎的无产阶级仍然英勇地奋起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列宁写道：“公社是自发地产生的，谁也没有有意识和计划地准备它。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围困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上层阶级和完全无能的长官的愤慨，不满现状和渴望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人阶级的模糊的激愤情绪；国民议会的令人为共和国命运担忧的反动成分——这一切和其它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巴黎居民举行3月18日的革命，这个革命突然地把政权转到了国民自卫军手中，转到了工人阶级和接近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手中。”[lxviii]某种意义上，即便巴黎的无产阶级奋起反抗，成功地建立了公社，在单独面对软弱无能的梯也尔政府的时候，也绝非没有成功的把握，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叙述。然而再加上实力雄厚的普鲁士政府，公社在起义的那一刻就注定要划上失败的句号。由于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普鲁士军队势如破竹地攻入法国本土，因此它对干涉公社起义是极为方便的。而公社本身的存在威胁到的不仅仅是梯也尔政府，它使得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政府都感受到了危机，因此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是必然的。在梯也尔政府五月份卑躬屈膝地同俾斯麦签订了“法兰克福协约”后，普鲁士军队立即从北面进攻巴黎，公社绝无抵挡的可能。更何况普鲁士同凡尔赛方面的合围使得公社完全得不到外省的支持，最后一丝存在的机会也被完全断绝，焉有不败之理？

2.政治举措

（1）制度问题  

公社时期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公社的权力集中程度十分低下。在中央委员会存续的十天中，由于军政府的天然优势和时间上的短期，巴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高的。中央委员会派驻军队于各个部门，维持社会治安，筹建新的政权，其行政效率可以说是整个公社时期最高的十天。然而当公社在选举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后，行政效率便直线下降了。这里面有多个原因，要指出的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官僚们的不合作态度越发明显，公社的行政效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根本原因。最重要的是公社自身对权力集中的恐惧和反对。

一、没有领导机构，权力不集中。在公社所成立的各个委员会中都没有一个明显的领导核心。由于害怕集中制导致的特权与专断（这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起作用，其他派别的人也受到了影响并支持了这种观点），公社取消了首长负责制；公社的委员会是按照蒲鲁东主义建立的，缺乏一个良好的核心或者常设机构。更重要的是公社的主席团要一周举行一次换届，执行委员会的任期也只有1个月。频繁地更换公社的政权领导人员对政权的稳定是极其不利的。4月20日之后公社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公社委派代表一名驻扎在各个部门里领导工作，并同时对公社和各委员会负责，公社和各委员会则监督代表们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不少人（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派）进一步提出要成立公社的中央权力机关，但这遭到了蒲鲁东派的激烈反对。嗣后，公社决定重组执行委员会，将各个委员会中的代表集中到新的执行委员会中去。新的执行委员会中有5名布朗基主义者，4名蒲鲁东主义者。然而新的执行委员会也没能避免沦落为处理日常琐碎事物的执行机构的命运。布朗基主义者、雅各宾派和一些军队领导人甚至密谋推翻公社建立更为集中的领导机构。五月份，布朗基主义者再次提出要求建立权力更为集中的“民众救亡委员会”以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然而由于布朗基主义者与雅各宾派占据多数，因此这个提议通过了。这一行为虽然提高了公社的集中程度，却又导致了两派的分裂，削弱了公社的影响。

二、公社自身的执行力不如人意。在公社的许多事务执行上，公社的效率是不如人意的，有相当多的政策公社自身无法贯彻下去，而有赖于许多群众性组织的帮助。由于公社的公报甚至不能发行得满足数量要求，以至于公社难以把它的法令传达给巴黎的群众们，公社甚至需要依赖俱乐部的群众集会进行宣讲以作传达。另外，公社的会议也问题重重。公社委员会的会议漫无秩序，大会没有明确的议题和议程。可见公社的会议筹备工作是不充分的。以至于常常出现这般情况：一个议题正在讨论之中，忽然另一个人提出另一项议题，大会在各种议题里盲目切换，缺乏秩序。会议成为颇有些消磨人兴趣的意味。(笔者，也许还有更多的读者，在阅读巴黎公社会议记录时常常感到十分混乱，诸多公民随意发音，议题切换十分频繁，很难在一次会议记录里找到能够连续讨论并彻底解决的一项议题。)这使得工作十分拖拉而且难有成效。

三、各职能部门的权力相互交织，职能不清晰。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问题由来已久，不仅公社存在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有些引人注目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交叉和协调也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其次，由于公社存续时间过短，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厘清楚。起初，公社成立10个委员会，各委员会权力交织，分工并不明确，导致公社的法令具有一些执行的困难，不能适应紧张的军事斗争态势。以执行委员会为例，它本来应当担负起监督公社的决议、解决各部门冲突的职责，然而事实上它却陷入了大量繁琐的日常事务中去。即便在该组织改革后，依然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处理日常琐碎事务议事咨询机关。显然，各职能部门的组织问题依然有赖于更多的实践去探索。

四、选举政治本身的弊端。在投票选举的过程中，一个候选人往往由于言辞出众而可能被选举上台。花言巧语的办法都被发明出来以进行政治投机，这样的现象在资本主义政治实践中已经屡见不鲜。而在公社中，夸夸其谈的人也常凭此上位。比如卑鄙无耻的克吕泽烈伪装成一位久经考验的军事将领而得到公社的任命，但在他的指挥下公社却蒙受巨大损失。在四月下旬酝酿产生的“民众救亡委员会”上，当选的五位委员，仅有阿尔诺和兰维埃是布朗基派中的佼佼者，其他三位中，日拉丹是个胆小怕事、毫无用处的人，皮阿是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人，梅耶则是个毫无主见政治见解摇摆不定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使公社容易遭到失败。在关于法兰西银行问题上，公社派遣的代表别列（这是一位蒲鲁东主义者）更是直接站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乃至于在公社失败后为了感谢别列的付出，法兰西银行的高管亲自护送他逃离。

（2）领导问题

如果说在阶级上，因时代条件，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成熟；在制度上，因时间短暂，制度设计的规范性和完整性还有待提高。那么在领导上，缺乏一个由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政党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政党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它对于团结各个政治力量、领导无产阶级本身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整个巴黎公社的存续期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各个阶层普遍参与到公社中来，各个政治势力在公社中相互交织，你争我斗，这不仅对公社的团结稳定起到负面影响，而且严重削弱了公社在决策上的连贯性，使得公社常常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可以说，没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上述各种时代条件和背景的一个产物。

在“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一章中我们曾经交代过，公社的委员有许多不同政治力量参与，公社的80多位委员主要来自布朗基派（21人）、蒲鲁东派（大约20人）、新雅各宾派（12-14人）、独立革命派，另有部分无党派人士（大约10人）。其中，由于在集权问题上，雅各宾派和布朗基主义者观点相近，他们常常能走到一起，因此这两派再加上一些附和他们的人形成了一个多数派，约占2/3；其他派别则成为少数派，这其中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约占1/3。[lxix]但是他们大多数都还算不上社会主义者。恩格斯说：“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lxx]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派别不同、信仰各异，各方在相当多的问题上都产生不少分歧。并由此，在公社存续的短短72天里，还上演了一场派系斗争。

虽然多数派与少数派在关于是否进行权力集中以及实施高压政策打击敌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在4月初至4月下旬，两派尚且还能维持和谐，基本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然需要提出的是：此前，由于公社刚刚成立，还没有遇到极端重大的问题导致各方的分裂，因此两派的划分是不明确的，甚至可以说还未出现派别的划分，仅有信仰的划分。然而随着公社内部的不同委员关于大量的议题逐渐产生较多分歧的时候，布朗基派与雅各宾派便逐渐走到一起，而蒲鲁东派自然沦为少数的反对派。派别在争论中逐渐产生。

然而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关于是否成立“民众救亡委员会”这个议题上，公社的委员们逐渐产生分裂，形成多数派（主要包括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和独立革命派的一部分）和少数派（主要包括蒲鲁东派和独立革命派的另外一部分）。布朗基主义者积极支持建立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权机构，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坚决反对。布朗基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民众救亡委员会”并使它的权力在公社委员会之上，而反对派则认为这个机构背后隐藏着独裁的阴谋。蒲鲁东派坚持认为政权应当是共和制的、议会制的、和平的，而绝不能是专政的。结果，在投票中45人赞成，23人反对，多数派取得了胜利。这次投票公开制造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立。

从5月9日开始，多数派通过自己的派系会议（派别之间各自开会选出自己的负责人，这有一点向资产阶级政党发展的意味）选出代表，随后又在公社的大会上通过选举，完成手续，进入“民众救亡委员会”。随后，多数派更是在许多重要岗位上撤换下少数派的代表，将权力集中在多数派手中。5月15日，少数派的代表打算在公社的大会上宣读本派的“宣言”（主要是反对民众救亡委员会这个专政机关而强调政治自由）。然而，多数派的委员直接拒绝到会，导致大会没能召开。于是，少数派将宣言发表在报纸上——这标志着分裂的公开化。随后，代表多数派的报纸《杜歇老爹报》、雅各宾派的《复仇者报》等与代表少数派的蒲鲁东派报纸《公社报》分别发表文章进行了论战。5月15日的矛盾公开化造成工人阶级群众人心惶惶。毫无疑问，分裂削弱了公社的政权。斯大林说：“总之，一个党即共产党的独掌领导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一个特点。未必用得着证明，沒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胜利就会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十月革命优于法国1871年革命的地方。法国1871年革命的领导由两个党分担，而其中哪一个党也不能称为共产党。”[lxxi]

在争论中，各派的观点需要做一次整理。在两派内部，由于少数派主要是蒲鲁东派，因此少数派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多数派由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组成，他们的观点则经常是分歧的。布朗基主义者仍然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意识，而雅各宾派却是地道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至多称得上是民主共和派，多数派只是在共和制和集权制这个议题上能够保持统一。在两派之间，多数派希望公社进行专政，建立坚强的集权机构，而少数派只希望公社成为一个自治的联合体，否定集中制；多数派希望巴黎公社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通过巴黎领导全法国的斗争，少数派则只局限于巴黎市，希望等待全国的公社进行联合；多数派主张对凡尔赛分子实施坚决的恐怖手段，比如依靠公安委员会拘禁人质、封禁报刊、没收财产等，少数派则热衷于争取各种权利和出版自由；多数派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对凡尔赛的军事斗争，少数派认为主要任务是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大多数的公社期间的经济民生措施是由少数派实施的，但这并不归功于蒲鲁东主义，恩格斯评价道：“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lxxii]必须指明的是，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占据了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大量经济民生方面的领导工作，但是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本身的群众运动推动的，蒲鲁东主义在这里完全失效了。）

5月下旬，由于军事态势日益严峻，两派间的态度开始缓和。5月21日，少数派的委员重新返回公社会议参加市政问题的讨论，而多数派对少数派和解的意思则表示出欣喜的欢迎，并决定将少数派中的瓦莱斯和库尔贝选为公社会议的正副主席以示诚意。此后，两派在保卫公社政权的最后战斗中，重新联合起来，并肩作战。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事实上，在两派和解的当天晚上，凡尔赛反动军队已经攻进了巴黎城内。

毫无疑问，公社面对资产阶级敌人时力量本就孱弱，而当内部出现派系斗争后更加削弱了公社的战斗力，这加速了公社的灭亡。

3.决策问题

（1）法兰西银行

由于领导思想的混乱和错误，公社令人吃惊地放走了法兰西银行，布朗基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错误思想应当此为之负责。“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lxxiii]”早在中央委员会时期，中央委员会就曾派人作为管理银行的代表前往法兰西银行，然而在整个公社存续期间，公社竟然都没有对银行进行过哪怕一点点的干涉。法兰西银行手中是握有巨额资本的。公社在3月20日到5月24日这66天时间的总收入为大约4200万法郎，总支出为4121万法郎，由于战争需要，军事开支占比92%，用于民政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资金实在捉襟见肘，这限制了公社在这些方面的革新，例如公社没有做出多少税制改革，其实公社本能在这方面做出创举，然而由于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公社缺乏充足的准备金，因此没能进行。讽刺的是，法兰西银行拥有的各项账面资产高达30亿法郎！据说其实际资产可能更为惊人。而除了法兰西银行之外，巴黎还有“土地信用银行”“动产信用银行”，以及私人银行“洛希尔德银行”“富尔德银行”等等。这样庞大的资产就在巴黎市内，而公社却没有加以利用。事实上，凡尔赛政府在这期间还向巴黎的银行筹措了巨额的款项用以对抗公社。法兰西银行曾给公社筹集了1500万法郎，而给凡尔赛反动政府汇去2.57亿法郎，因为凡尔赛方面在这些天的开支高达2亿多法郎。（多插一句的是，公社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和精简节约，这与凡尔赛的反动政府巨额军费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公社没有对法兰西银行等巴黎的银行进行干涉呢？从思想上来讲，整个公社都认为银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主义的“剥夺剥夺者”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思想在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中都不流行。剥夺工厂都尚且需要常付补偿金，更何况剥夺金额巨大的银行，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蒲鲁东主义认为交换决定了社会经济生活（马克思强烈地批评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是生产而不是交换决定了社会经济关系），因此破坏银行信用体系、货币制度、取消交换，那是极端危险的。他们宁可剥夺全部的工业企业，也不愿剥夺银行。从政策上来说，公社希望通过对银行的妥协而争取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这绝对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绝不会因为公社没有干涉或国有化这些银行而对公社感恩戴德。而相比于争取一些资产阶级的支持，拿下银行对公社的帮助是更为巨大的。）舆论上，公社认为夺取银行会造成不良影响，因为自公社诞生之日起，资产阶级的报刊就疯狂抨击公社是强盗和小偷。（可事实上，无论公社是否拿下银行，资产阶级的反动敌人也一定会疯狂诽谤公社，因为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巨大威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泾渭分明，两方的矛盾不可协调，然而公社却依然带有妥协的倾向。）这些荒谬的想法盘踞在公社委员的大脑里，使他们最终放弃了占有法兰西银行。公社曾派遣的银行委员别列（这个愚蠢的蒲鲁东主义者）就是一个在立场上投降了的人。他要求坚决保证银行独立于公社而存在，不能让国民自卫军占领银行，“因为这会打击全国的信用体系”。他与留守在巴黎的法兰西银行副经理普列克关系密切。甚至，在公社失败后普列克亲自帮助别列逃离法国。

（2）军事战略和指挥的失败

首先，公社没有一个坚强的军事领导机构。整个公社有关军事的领导机构包括：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军事代表团、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等。大量的军事指挥机构和人员权责不清，这导致军事行政的效率低下，各个区对前线的支援不到位，军事物资的补充没能跟上战争的发展；其次，军事将领和具有专业素质的士兵的匮乏。克吕泽烈是个无能之辈，罗谢尔虽有些能力，却是个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这样的人居然选上了军事指挥官的位置。达布罗夫斯基等人虽然是颇有经验的指战员，但由于人员劣势、装备配给较差、士兵专业素养不高等，也难以抵挡凡尔赛的反扑；此外，军事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公社也是有相当数量的大炮等装备，可是公社由于普遍缺乏军事素养，大量的军事资源没有充分利用。5月以前公社甚至没有能够利用这些大炮；最后，公社的战略思想错误。在公社中，委员们普遍认为公社应当防守而不能主动进攻，这样的思想一直持续到公社的灭亡。

最为严峻的是，公社在最好的时机错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机会。恩格斯说“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以后却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lxxiv]马克思更是写到“‘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打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末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lxxv]然而，在3月19日，逃到凡尔赛方面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仅有不到一万六千人，而且皆是残兵败将，建制混乱、衣衫不整、军机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此时公社方面尚有至少3万名士兵，且刚经过起义，斗志昂扬，士气高昂。但是中央委员会这边竟然停了下来，在巴黎内部开展民主建设和经济改造。中央委员会在起义胜利后发布的第五号公告：“面对这种种攻击，中央委员会作了什么呢?首先，建立了联合总部;主张采取克制态度一说得直率些，便是主张宽宏大量;在武装进攻开始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还嘱告大家:“我不犯人，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予回击！”[lxxvi]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错误，这是公社军事思想上的最大的败笔，即固守巴黎，不敢进攻。消极的防御绝对是死路一条，因为这给凡尔赛的敌人以喘息之机，并恢复实力伺机反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凡尔赛方面仅仅休憩了十余天便迅速组织起来了6万人的军队，这时，公社方面想要再进攻凡尔赛就永远不可能了。一直到公社灭亡，凡尔赛方面的军事实力都一直在攀升。公社显示出了对敌人的宽大的仁慈，却只招来了被屠杀的命运。

（3）没有镇压反革命力量

公社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抗拒着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一是阶级调和的幻想在公社中有不小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合作社、信贷、交换、免费教育等等，幻想着公社可以带来一切：“提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贷款，共和国应当把人民的利益协调起来，不应当使一部分为另一部分人牺牲。……应当首先为工人阶级提供贷款使工人立即摆脱贫困……使他们迅速得到彻底解放！”打击资产阶级敌人显然会将他们推入不利于公社的一边，更不利于调和各方的矛盾；（可事实上，梯也尔政府一刻也没有想过要妥协，在得知公社不愿拿下法兰西银行后，更是嚣张无比，连假惺惺的同公社谈判以拖延时间的伎俩都不屑于使用了，更是公开地、不经任何程序地在凡尔赛处决公社的俘虏。）二是公社一直在抵抗着实施高压的政治措施对资产阶级遗留在巴黎进行秘密活动的分子进行严酷打击。这主要是担忧公社变成专政的机构和警察的王国。这些想法的背后不无蒲鲁东主义和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存在着在公社中活动的反动分子的吹鼓。事实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虽然争取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同情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列宁和毛主席都主张对一部分同情无产阶级事业（哪怕只同情其中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可以进行联合，但是联合资产阶级仅仅是政治手段和次要目的，阶级斗争才是绝对的核心。而对“专政”的恐惧更是十分错误的，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序言结尾中曾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lxxvii]对无产阶级来说，民主与专政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限制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的支配地位，并施于无产阶级以最广泛的民主。专政毫无疑问是对无产阶级的巨大福音，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只是仅仅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lxxviii]”然而公社中错误思想的蔓延却使得公社自己缴了械。

进一步来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理解导致了公社在镇压反革命势力上屡犯错误。一是没有取缔巴黎的反动报刊。在起义胜利后，留在巴黎的大量资产阶级报刊疯狂诽谤和批评公社。在面对资产阶级多达30多种报纸的疯狂诽谤和污蔑时，公社由于担心取缔报纸会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竟然没有采取措施取缔这些报纸。而公社方面拥有的报纸中只有10-12种具有战斗力，在舆论上处于劣势。二是没有充分打击在公社里的各种反动分裂势力的活动，虽然公安委员会（主要把持在布朗基主义等多数派手里）对在巴黎市内积极活动的凡尔赛分子进行了一定的打击，可是这一直遭到少数派的责难，使得清理公社内的反动势力不能彻底。在遇到某些资产阶级官僚牵扯其中的案子时，由于受到各方面的抵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社代表和势力以及一些蒲鲁东主义者，这是公社内部成员复杂导致的）也难以真正清除。三是不能进行有效的反间谍活动，梯也尔政府在巴黎通过收买的方法很是拿下了一批“忠臣”，然而公社在这方面却怠于查处。这导致公社有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凡尔赛去，甚至发生多次叛变活动。没能有效镇压反革命势力使得公社内部常常出现骚乱和威胁。后方不稳，必然祸起萧墙。

（4）选举不当

公社急于选举使得它错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最佳时机。这是选举导致的第一个问题。其次，由于公社不加分别地进行选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资产阶级代表进入公社委员的行列，诚如前述所言，在公社3月28日选举时，86位代表中前后有31位代表直接宣布不就任。资产阶级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却依然不能使公社警醒。而由于31位代表的空缺，公社不得不进行了补充选举。然而补充选举本身是极其耗费精力的，在极为紧张的军事战争时期，普选必然扰乱紧张的后勤和行政工作。事实也是如此。此外，补充选举的效果更是不如人意，群众们冷冷清清地进行选举，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甚至没能选举出代表来。群众用最真实的行动回应了公社愚蠢的举措。最后，选举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敌人扰乱公社的一种方法：在起义刚刚胜利的时候，留守在巴黎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就同梯也尔政府保持联络，并在梯也尔的请求下同中央委员会进行冗长的谈判，为凡尔赛的反动势力争取喘息的时间。这些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也同样看出来中央委员会有意愿去与他们妥协。这样，公社的选举反而成为资产阶级敌人加以利用的手段。有此三者不利，公社时期的选举可谓进行得十分失败。纵然选举本身有体现出群众支持巴黎公社的高昂的情绪，然而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如何可以舍大求小？《史记·项羽本纪》中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是谓也。

六、评价

首先，巴黎公社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是它做出不朽创举的第一前提。毫无疑问，巴黎公社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权，它是一场反抗资产阶级专政的暴烈行动。虽然只有短暂的72天，但无产阶级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政治管理中去。在巴黎公社的指引下，不久之后，无产阶级就创造出更为惊人的壮举——十月革命！而在中国，毛主席同样指出：“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lxxix]其次，巴黎公社实现了自治与集中的融合。虽然资产阶级国家也有集中，但是这种集中却是依靠警察、军队、监狱、特务等暴力机关强迫之下形成的集中。而资产阶级所谓的自治则是各个利益集团的“割据”罢了。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哪里有什么民主可言：资本家在他的领域里是绝对的君主，而雇佣工人则是奴仆。巴黎公社在组织形式上则完成了无产阶级广泛民主下的集中，它创造了光辉的“巴黎公社原则”，并永远指引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最后，巴黎公社显然具有历史的过渡性质。公社中的大量委员基本不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然公社的许多政策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公社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的实践并不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进行建设的最终形式，相反，公社仅仅是个开始。“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真正共和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lxxx]工人阶级最终要实现社会的解放，实现阶级的解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并不是最后一步，它是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形式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方式。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形式，这个形式也是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一个体现，更是促进全世界无产阶级政治自觉的觉醒的重要方式。

公社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运用的民族主义的虚伪的把戏。毫无疑问，在阶级矛盾爆发的时候，一切民族矛盾的外衣都无法遮盖资产阶级的肮脏利益和丑恶嘴脸。正如巴黎公社当年所发生的一样：“作为回报（对法国向普鲁士缴纳的战争赔款的回报——笔者注），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lxxxi]普法战争结束后，战胜的德军和战败的法军“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lxxxii]

诚然，公社也具有其固有的弊端。恩格斯写道：“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lxxxiii]公社有相当多的措施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公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民主模式，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它没有显示出长久性的适应方案。另外，公社也没有形成全面的文件或法律去规范它的一切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包括各式各样的选举程序、罢免程序等等。最后，由于公社地域的狭小，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政权。公社没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在广袤的领土上进行政治实践的经验，而这一切都留待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去探索。（我们知道，这项历史任务留给了列宁、毛泽东等伟大的革命导师去探索。而今天，这个任务再在一次降临到我们的肩上。）

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了。然而即便如此，巴黎公社的实践也依然是十分光辉的。它第一次实现了被剥削阶级站起来掌握政权的理想，并创造了惊人的制度。不仅这些制度本身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感到困惑，就连公社存在的本身都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巴黎公社指引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它是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一次伟大预演。

一百五十年来，围绕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研究浩如烟海，争论此起彼伏。正如马克思所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lxxxiv]。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公社的原则再一次展现了出来，并指引了中国人民进行惊天动地的政治实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政治实践再一次被英勇的无产阶级创造出来，它带着巴黎公社原则的光辉再一次改造社会。诚然，这一次政治运动也被搞垮了，但它告诉我们两条道理：一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能量是强大的，是不容小觑的、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二是它也是可以被搞倒的，它也不是永恒的，历史周期率也是有致命弱点的。因此，我们依然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评述：“即使文化大革命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历史期待着下一批革命者们的实践！

[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iii] 李妲：《巴黎公社的民主试验及其当代意义》 中南大学博士论文。

[iv] [苏] 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闪龙等译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上册) 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v] 同上

[vi] 同上②

[vii] 王斌：《<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政治参与思想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第10页。

[viii] 《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普法战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6页。

[ix] 西班牙的传奇女王伊莎贝尔二世自1843年亲政到1868年被推翻，25年的时间里前后竟更换了34届政府。军事独裁、政局动荡、腐败横行，西班牙的农民和无产者生活凄惨，最终于1868年爆发革命，推翻了伊莎贝尔二世的统治。1870年，流亡在法国巴黎的伊莎贝尔二世宣布退位，西班牙政府希望普鲁士的主子威廉一世的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前来西班牙继承王位，在俾斯麦的游说下威廉一世答应，随后西班牙政府公开这一消息，结果引起法国当局的强烈不满，这无疑意味着普鲁士与西班牙的结盟，而法国将会腹背受敌。法国驻普鲁士大使随后同威廉一世磋商，威廉一世将情况从其所在的疗养地“埃姆斯温泉”发给正在柏林的俾斯麦，然而俾斯麦却修改了威廉一世所发的电文，并添油加醋的写上几笔，侮辱法国的言辞跃然纸上，随后公开于世。这一封修改后的电文令整个巴黎感到震惊，路易·波拿巴终于抓到机会来宣泄他的愤怒，于世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

[x] 《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普法战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26页。

[xi] 《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普法战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34页。

[x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41页。

[xi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42页。

[xiv]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3页。

[xv]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297页。

[xvi]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20页。

[xvii]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45页。

[xvi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59页。

[xix]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25卷 第404页。

[xx]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17卷 第122页。

[xxi] [美] 威廉·福斯特 著 《世界工会运动史纲》 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86页。

[xxi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64页。

[xxiii] 朱庭光著：《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359页。

[xxiv] 同上， 第395页。

[xxv]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560页。

[xxvi]《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75页。

[xxvii]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52页。

[xxviii]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91页。

[xxix]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502页。

[xxx]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530页。

[xxx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6页。

[xxxii] 代俊兰：《<法兰西内战>与人类解放——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40周年》 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第2页。

[xxxiii]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5页。

[xxxiv]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28页。

[xxxv]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53页。

[xxxvi]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20页。

[xxxvii]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67页

[xxxviii] 莫洛克编，何清新译：《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4页。

[xxxi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08页。

[xl]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57页。

[xli] 李惠斌：《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看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6期第42页。

[xl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56页。

[xliii] 李妲：《巴黎公社的民主试验及其当代意义》 中南大学博士论文。

[xliv]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427页。

[xlv] 同上 第571页。

[xlvi]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xlvii] 同上，第236页。

[xlviii] 同上，第262页。

[xlix] 董世明：《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廉政建设思想》 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 第131页。

[l] 同上 第464页。

[li]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页。

[lii] 莫洛克编，何清新译：《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59页。

[li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liv]《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35页。

[lv]《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55-196页。

[lvi]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lvii] 蔡金发，周海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848—1883)》，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页。

[lviii]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35页。

[lix]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4页。

[lx] 阿尔蒂尔·阿尔努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201页。

[lx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7页。

[lx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lxiii] 张效敏著：《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5页。

[lxiv]《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1页。

[lxv]《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25卷 第411页。

[lxv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lxv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34页。

[lxvi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2页。

[lxix] [苏]凯尔任策夫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 第320页。

[lxx]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1页。

[lxxi]《斯大林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卷 第332-333页。

[lxxi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2页。

[lxxii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2页。

[lxxiv]《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0页。

[lxxv]《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页。

[lxxvi]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11页。

[lxxvi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页。

[lxxviii]《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页。

[lxxix]《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山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lxx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lxxx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70页。

[lxxxi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79页。

[lxxxiii]《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0页。

[lxxxiv]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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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炳。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