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导言·日文第二版序言·本书中出现的组织
不向风暴低头│第二章 黑暗的时代
与我们的导师柴田隆一郎的相会
“你就是杉浦？！”
我正在车间里拣字[1]的时候，一个男人朝我喊道。“我是柴田隆一郎。”来人个子很高，皮肤白皙，栗色的头发剃得很短，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简直就像和尚一样。我心想：“啊，就是他呀。”两三天前的晚上，我跟朋友柴一[2]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排字车间有个姓柴田的临时工，他说要到你的车间去找你。”我跟柴田寒暄几句之后，他就说“以后再好好聊聊”，然后他就装出还有别的事要做的样子，回排字车间去了。
我们都在“东京印刷”[3]工作，这家公司位于深川区[4]的大工町（现在叫白河町）。公司有几栋小楼和三栋大型平房，三栋大平房是核心，办公室、印刷工厂和活版工厂都在这三栋大平房里。我就在活版工厂工作。活版工厂是一栋长三十米、宽十五米的木制大屋，里面一半是排字车间，另一半是拣字车间。大约有八十名工人在这栋平房里干活，柴田就是从排字车间过来的。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柴田。回想起来，从这一刻起，我的命运就被柴田彻底改变了。都是因为他，我现在虽然已经六十六岁了，但我的人生依然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话是这么说，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不是遇到了柴田，我就不会过上这么充实的人生。
我们的导师，柴田隆一郎（庾死狱中）
我的出身
我得讲一讲我自己的出身，我家住在东京的深川区，家里人口很多，有父母、两个男孩和七个女孩。我父亲在运输船上工作，这条船沿着附近的隅田川来回跑[5]，为一家制糖公司运货，全家都得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所以一贫如洗。然而我父亲一直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房子，他硬是跟放高利贷的——现在叫工薪族金融[6]——借了钱，买了一栋小小的木造平房，又花钱请木匠加盖了第二层楼，可这么一大笔钱我们根本还不起。为了还高利贷，家计更加紧张了。为了补贴家计，我的哥哥姐姐一念完小学就出去工作了。哥哥为了尽孝，进了镇上一家小印刷厂工作，总是没日没夜地加班，一天也不能休息，结果他得了肺结核，必须到中野[7]的疗养院去治疗，让家计更加紧张了。所以家里的人总是营养不良，脸色发青。多亏了父亲的一个熟人帮忙，我才能在附近的“东京印刷”当上学徒。
当时的经济很不景气。就算是能进“东京印刷”工作的人，工资还是很低，为了糊口，所有人都不得不大量加班。只有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才能休息，工人的住房都很破烂。没有多少娱乐，工人只能在午休的时候用花札[8]和活字来赌钱，把手头的一点点钱给输光了。一到发薪日，就会有好多工人跑去附近的洲崎[9]寻花问柳。
当时最让我心烦的事，就是要不要辞职。我当时二十岁，通过了征兵体检，我相信自己在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了。由于狂妄自大，我那时做过很过分的事情：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向外面来的临时工挑起竞争，在工作上追赶他们，并为此沾沾自喜。但是，作为学徒，我的工资很低，日薪只有八十钱[10]。我是个合格的拣字工，如果跳槽到其它公司去的话，日薪能有一元[11]八十钱到二元，所以我想跳槽。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正式工的职位很难找，要是辞了职，就只能当临时工，到各个印刷厂去找工作。现在这家公司虽然工钱给得少，但我至少每天都有活儿干。如果辞职当临时工，有活儿干的时候收入还算不错，但那样我就成了半失业者。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下不了决心辞职。
三十年代的青年
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前后，失业的人非常多。不管哪个产业的青年工人，情况都跟我差不多，都陷入了绝望。
我记得当时的商业报纸上登过一幅时事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背着背包的青年站在岔路口，在考虑要走哪条路。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自杀，一条是堕落，还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正像这幅漫画说的一样，当时自杀成风。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有个上流阶级的大小姐在大矶的坂田山殉情，尸体还被老渔夫偷走了，报纸把这件事当作猎奇事件，一连进行了好几天的报道。这起殉情事件被浪漫化，还被编成了题为《坂田山殉情》的流行歌曲，风靡全国[12]。第二年，实践女校[13]的女学生在伊豆的大岛三原山自杀[14]。这一年就有九百四十多人在三原山自杀，当地的旅游业一下子火了，途径大岛的汽船公司和火山口附近的茶店暗地里乐开了花，当地警署却头疼不已，在警视厅的帮助下，立起了地藏菩萨像，劝阻人们自杀[15]。
而从我那家工厂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青年走上了喝酒、赌博、“玩女人”的堕落之路。要想诚实地生活，就只有追随马克思主义、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一条路可走。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合法的，但在那时候，在天皇制政府的统治下，它们都是非法的。特高警察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彻底镇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为了让他们受到大部分劳动群众的孤立，特高警察命令媒体要在报道中把他们写成穷凶极恶的罪犯，让群众害怕他们。普通报纸在报道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16]等多次镇压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时，就会登出他们满头乱发、一脸凶相的照片，让大多数普通人对他们产生最坏的印象。
当时，在我那个工厂里，有两三个青年，据说是“主义者”。他们时不时会拿筑地小剧场[17]的工人票来卖，售价三十钱。我从其中一个人那里买过票，去了一两次筑地小剧场，那里的气氛让我大吃一惊。
坐在观众席上时，可以闻到从剧场里的餐馆飘来的猪排饭的香味，那种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剧场里的观众席之间的过道上的情景很是森严。那里站着几个戴头盔、挎军刀的警察，在开演后的黑暗中，他们打着提灯，监视观众。开演后，电灯一个接一个地关掉了，剧场里面变得一片黑暗后，从某个地方传出了《国际歌》的歌声。警察立即跑过去，大喊“喂！不许唱！”然后另一个方向又有人唱《国际歌》，警察又跑过去制止。观众会大喊“唱啊！唱啊！”，给他们鼓劲，等到骚动平静下来后，一场描写罢工的生动的戏剧就在台上上演了。当演员扮演的堕落干部[18]上台时，观众就紧张起来，大声警告：“他被收买了，别上他的当！”当罢工以失败告终时，舞台上出现了几位英雄般的工人，他们高举着红旗游行，高呼斗争到底。观众全都站起来，深有同感地鼓掌欢呼。
戏演完后，我满足地走出剧场，此时有人向散场的观众发传单。不知什么时候混入观众中间的便衣特务就立刻跑去抓人。离场的观众就尽力阻拦便衣。看到这出骚动后，我在回家路上感到非常惊慌。
第二天，工厂里有个据说是“主义者”的人，可能听说我去了剧场，就过来找我，得意地问我：“昨晚怎么样，很棒吧？”但是，那些“主义者”并没有与工人紧密结合，平时也没有开展过保卫工人利益的活动。因此，他们在工厂里得不到信任，被孤立了。我们这样的工人尽管是在贫困中成长的，但是我们当时对阶级斗争并没有兴趣；所以，对那些“主义者”，我们只想敬而远之。于是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说什么“那小子觉悟太低”。
我的家庭环境这么糟糕，自己又在毫无吸引力的工厂里混日子，对前途不抱任何梦想和希望，所以，我那时的情绪是灰暗、绝望的。就在这时候，柴田出现了。
柴田是“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以下简称全协）的会员，就在全协被破坏前不久，一个特务打入了东京江东一带的全协组织。我听说柴田就是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调查委员。但是，我到现在都不能确定他当时到底是不是日本共产党员。后来，出版工俱乐部领导层的几位成员被捕后，特高在对我们严刑拷打时，逼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柴田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们确实不知道，最后特高也只好作罢。但是，从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来看，我认为可以确认他是共产主义者。
注释
[1] 由于日文和中文的活字数量巨大，所以在给日文和中文排版时，必须把挑拣活字（在日语中叫作“文選”）和排列活字（在日语中叫作“植字”）的工作分开，前者由拣字工负责，后者由排字工负责。——中译者注
[2] 全名柴田一郎，由于他的姓名与柴田隆一郎非常接近，为了避免混淆，下文简称柴一。——原注
[3] 东京印刷公司（東京印刷会社），以下简称“东印”。——中译者注
[4] 深川（深川/ふかがわ）是东京的一个地区，1878年设区，1947年与城东区合并为江东区。——中译者注
[5] 在日文版中并没有“这条船沿着附近的隅田川来回跑”这句话，这是根据英文版补上的。——中译者注
[6] 工薪族金融（サラリーマン金融，简称：サラ金）是指专门面向工薪族的小额贷款业务，现在通称“消费者金融”，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中译者注
[7] 中野（中野／なかの）是东京的一个区，当地曾设有收容结核病患者的国立疗养所中野医院。——中译者注
[8] 花札（花札/はなふだ）是日本的一种卡牌游戏。——中译者注
[9] 洲崎（洲崎/すさき）是东京都江东区的一个町，在1958年以前曾是有名的红灯区。——中译者注
[10] 100钱=1日元（円）；80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60澳元。——英译者注
[11] 下文中的“元”均为日元。——中译者注
[12] 即“坂田山殉情事件”（坂田山心中事件）：东京出身的华族青年、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调所五郎与静冈县出身的富豪之女汤山八重子热恋，却遭到女方父母反对，两人便于1932年5月8日在神奈川县大矶町的坂田山殉情，一时轰动全国，甚至还在同年被改编为电影《在天国结合的恋情》（天国に結ぶ恋），这里提到的“流行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同名插曲。——中译者注
[13] 实践女子学院（実践女子学園）于1899年成立于东京麹町，它是日本最早的女子学院之一。——中译者注
[14] 即“三原山自杀事件”：1933年2月11日，实践女校专门部二年级学生松本贵代子给父亲留下遗言“如果您能看见三原山的烟，就请把它当成我的牌位”，然后拜托好友富田贵子见证自己的自杀，松本与富田两人于2月12日来到伊豆大岛的三原山，松本留下遗书后，便跳入火山口自杀，富田大受打击，陷入精神错乱，在火山口周围边哭边走，被当地人救下。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自杀狂潮，仅当年就有900多人来到三原山自杀。富田本人也于4月29日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15] 《日本工会故事》（日本労働組合物語），昭和编，第251页。——原注
[16] 1928年3月15日，特务机关倾巢而出，对日共、工农党、日本工会评议会等左翼组织进行大搜捕，逮捕了数千人；1929年4月16日，特务机关再次进行大搜捕，使刚刚艰难地重建组织的日共受到了沉重打击，仅在1929年，就有4942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中译者注
[17] 筑地小剧场（築地小劇場）是日本最早的上演新剧（指受欧洲戏剧影响的新式日本戏剧，与旧剧、新派对立）的剧场，位于京桥区筑地二丁目，由土方与志（1898—1959）和小山内薰（1881—1928）创立，1924年6月13日开业。1931年，新筑地剧团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戏剧同盟，筑地小剧场也随之成为了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据点之一。——中译者注
[18] 堕落干部（堕落幹部/だらくかんぶ，简称：だら幹）），指被资方收买、出卖工人运动的工会干部。——中译者注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来源：彼得格勒来信。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