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北垂危，要求抗日
一九三一年，我原在锦州交通大学预科学习，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沈阳，我随着学校入关，来到北平。我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背井离乡，身受飘泊流浪的痛苦，要求收复东北，反对不抵抗主义，打回老家去的心情非常强烈。我的爱国思想也和他们一样。我在家乡读初中时，参加过反对济南惨案的活动，看过《狂人日记》和党的一些传单。我一九二八年在河南读高中时，已从当时出版的刊物如《语丝》、《奔流》、《莽原》上零星地接触了进步思想。一九二九年到锦州交大预科学习，那时东北一般学生一方面不满日本窥伺东北，滋长着爱国主义思想；一方面又受东北当局利用中东路事件煽起反苏反共宣传的毒害，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情绪随之弥漫。我躲开人们的注意，读了自己带去的梅林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使我从反帝爱国思想开始要求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要求深入认识中国社会。所以我到北平之后，即常常到书摊上去寻找进步书籍，看过李达的唯物辩证法，日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鲁迅抨击国民党的杂文和其他一些进步杂志，使我初步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意义，痛恨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向往社会主义，向往苏联。
一九三二年即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年的秋天，我考入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在这个学系的小图书馆中，有英文本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这是当时很不容易见到的书籍，我详细阅读了，后来，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我把其中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述，摘要释成中文，拿给东北大学里我熟识的朋友们看。这些老朋友就是宋黎、张希尧、张金辉以及进步教师车向忱。还有和我同时考入燕京大学的东北籍同学张兆麟。我们这些人思想接近，往来密切，不但在一起讨论思想进步的书，更多的还是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从国际谈到国内。我刚在燕大读了一个学期，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继侵占东北之后又复沿着北宁铁路西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突破长城上各个口子，华北门户大开，日军随时可以拿下平津，关内人心惶惶，在优美安静校园中读书的燕京大学学生也受到震动。燕大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的，但是习惯于埋头读死书和过着醉生梦死生活麻木不仁的也不少，同学们组织了全校学生抗日会，我积极参加工作，要求政府抗日，也希望在校内掀起抗日热'潮，使同学们对于日本入侵华北产生紧迫感。
我曾经利用比较自由的燕京印刷所帮张希尧翻印过关于游击战术的小册子。
燕大抗日会领导全校学生举行过一次抗日军事演习，我利用自己和东北大学朋友的关系，得到东北大学军训教官的应允，从该校借来一批武器。当时北平有城墙，各个城门都有检查哨，不允许携带武器出入。那一天我借了学校开班车用的大轿车开到东北大学，从仓库取出一批轻机枪、步枪、手榴弹放在车座椅底下，开出西直门，警察问明是燕大校车，便放行了。演习时在西校门前挖了壕沟，在学校的水塔上放信号，燃放鞭炮，真刀真枪给人带来真情实感，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日热情。燕大同学中抗日热情一直很高，历年的爱国救亡运动曾经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多少有些影响。
为了自己将来和日寇战斗作准备，张希尧还教我制作手榴弹，那是用一个香烟罐子装上炸药和碎玻璃等物，拿到圆明园一个荒凉无人的土堆上试放，向远处投掷过去，发出很大的爆炸响声。附近的警察如果知道我们试验炸弹，当然要干涉，那时他们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光说“声音怪响的。”
一九三三年我和张兆林、刘克夷、叶德光等十余同学在校内组织了一个小型抗日团体刻苦团，提倡生活刻苦、锻炼身体，准备日后参加东北义勇军打游击。这个点子是从东北大学抗日救国会来的，他们有类似的组织。燕大刻苦团平时不进城、不看电影，早晨起来做体操，穿兰布大褂吃最粗糙低廉的饭食，在生活上抱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并且学习进步思想理论，这对于我后来参加革命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番锻炼。
二、“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
毛泽东同志对于“一二·九”运动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也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过程。
北平学生运动能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并且能够健康地持久地发展下去，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东北沦陷、华北五省自治、平津危在旦夕的政治形势，激起了有光荣传统的北方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潮。第二是党的《八一宣言》，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北平地下党和党员以及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在学生中进行活动，象酵母一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促成了北平学生运动从半自发的状态走上有组织的有目标的有纲领的抗日救国行动。第三，北平学生运动来势迅猛，这是由于党在全国的工作、党和爱国人士一直长期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不但在北平，在全国各大学和爱国人士中，也迅速开展了抗日救国的斗争。第四，学生运动能够持久地发展下去，直到抗日战争大批学生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入敌后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是党中央派遣刘少奇同志到了北方，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及时地指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过左倾向和过激行动，提出一些很重要的策略，包括统一战线思想、包括争取宋哲元部队抗日的思想，这样就使北平学生运动能够争取到许多校长、教授的同情，也得到宋哲元的谅解，因而才能巩固持久地坚持下去，巩固和扩大学运中骨干力量，组织了民先队，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活动，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大批学生和各界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赴延安，接受革命政治军事教育，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艰巨的斗争。这是过去学生运动所没有过的局面。总的说来，北平的学生运动由于有了党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正确的统战政策指导，才得以发动、发展和坚持下来，对全国学生运动和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几个大学之燕京大学学生，也有一个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过程。
燕京大学虽为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贵族化的大学，但是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的。当冀察即将自治，华北人民即将成为亡国奴的时候，在优美校园里面读书的学生们也是思想动荡，满怀激愤。多年以来，这个学校里一直有思想进步的学生在活动，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三·一八”惨案中屠杀了前辈同学魏士毅烈士，她的纪念碑一直长留在校园西南角。历年因为政治问题而被国民党逮捕的非止一人，我就遇到一个高年级的贾学诗同学，在他毕业离校之前把他自己所藏的进步书籍赠送给我，其中有苏联人米夫所著的《中国工人运动》，这是当时被国民党当局视为非常危险的'书。
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学后，有人寄给我一封信，拆开来是巴黎《救国时报》所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东北大学里的共产党员张希尧曾表示愿意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说为了便于工作，希望在燕京入党，要求他把我的情形转送给燕京大学的党支部。由于当时燕大的党支部还没有成立，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我才参加共产党。
我们一些左派的学生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才被全校学生选举为燕大学生会的负责人，我们有了合法的学生会负责人的地位乃能做许多事情。当时张兆林被选举为燕大学生会代表大会主席、龚普生为副主席，陈製为文书。我被选为燕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有陈翰伯、龚澎等。我们当了学生会职员以后，首先认真做好几件有利于学生生活福利的事情，得到校内多数同学的拥护，我们有了群众基础。
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燕大学生会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情：
（一）和北平的进步学生发生联系，利用燕大的特殊地位，做了一些聚集进步力量的工作。
我们当了学生会的职员以后，我常和清华的蒋南翔、姚依林、杨述、杨学诚、吴承明来往，也和城内女一中的郭明秋，北大的韩天石来往，他们有的见识卓越，有的已经是秘密的党团员，对我有许多启迪。我们一起去拜访城内几位有名的教授，请他们参加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一九三五年夏秋之间，张申府、刘清扬、邢西萍（徐冰）等在燕大开会筹备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我也参加了。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国民党军警不敢公然闯入，我们便利用这个特殊环境进行活动。经人介绍从河北省来了两位农民代表，怕他们外出暴露身份，我把他俩安置在燕大二食堂楼下学生会办公室对面的客房中，每天从食堂端饭给他们吃。经过几次讨论，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同志们遂主张暂缓成立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先酝酿成立全市性学联，我便请两个农民代表先回家去，让他们等候消息。
一九三五年秋季，黄河决口，山东、河南遭受大水灾，国民党政府对于无数饥寒交迫的灾民不加救济，这些灾民拖儿带女在北平街头行乞，非常悲惨，各校学生便募捐赈济。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燕大学生会也成立了一个“黄河水灾燕大赈济分会”，发动全校师生大张旗鼓进行了许多工作。这个“黄河水灾赈济会”串联了一大批被国民党搞垮了学生组织的学校。这就是后来北平学联的基本力量。十一月上旬，燕大学生自治会为了建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在第二食堂接待室召开了一次各校代表谈话会，决定推燕大、女一中、艺文三校作“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的发起人，再经几度磋商，终于在十一月十八日在城内开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二）利用燕大学生会的刊物，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投降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与日本订立“何梅协定”之后，进一步奴颜婢膝向日本讨好，更疯狂地压迫人民，不许人民说话。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敦睦邦交令》，公然宣布“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防害邦交罪。”不久，查封《新生》周刊，逮捕杜重远，绝对不许人民谈抗日，使得全国报刊上消失了“抗日”字样。燕大学生会偏偏不信这一套，偏偏要大谈抗日，有时直接点名指斥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自从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学以来，燕大学生会公开出版的《燕大周刊》上，每一期都有抗日的文字，接着还来了一个《抗日问题专号》，揭露“何梅协定”，揭露“广田三原则”，揭露日本正在酝酿占领平津的密谋，揭露国民党政府认贼作父的丑恶居心。我们的文章水平不一，有些还是比较幼稚的，但在那个时候那种形势之下，我们敢于突破黑暗，喊出当时全国人民希望喊出来的声音，在国民党的围墙上捅开了一个窟窿。此外，我们还藐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出了一个《法西斯问题专号》，登了十一篇文章，从法西斯的理论到他们现在怎么在中国为非作歹，作了淋漓尽致的揭发和批判。这也是国民党统治下，多年来人们不能公开谈论的。这些突破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哨战。燕大学生会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把广大同学中有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同学都团结到学生会的周围来了。使得学生会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信。这些积极分子组织成为“时事讨论会”、“华北问题研究会”，自然形成了骨干力量，后来运动一爆发，许多事情都有人做了。
（三）两个《宣言》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学生团体叫做学生会。曾经积极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建立过卓越的功勋。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害怕学生们反对他们的反动统治，用法令规定学生团体为“学生自治会”，只能“自治”学生自己生活上一些小事情，不许越出学校干预政治。一九三五年秋季燕大的学生会，尽管是按法定手续选举出来的，但是我们上台之后，迫切感到我们有挽救华北垂危局势的任务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给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任务，学生会主席张兆林特别在《燕大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做：《学生运动一一燕大学生会的使命》。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掀起一次新的学生运动，特别强调在北平许多学校的学生会被特务和军警摧毁之后，燕大学生会应当负起责任。
一九三五年秋季学生会召开过几次七、八百人参加的全体学生大会，一次比一次热烈地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批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谬*,直接指名斥责蒋介石丧权辱国、媚日投降的罪行。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随意逮捕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不给人民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有人在十月二十二日这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提出动议：我们要以燕京大学全体学生的名义，打电报给南京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吁请政府，请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这个议案初提出来时引起不同意见的同学的激烈争论，但是几个进步的同学在会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最后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热烈赞成，表决时，全场一致举手通过，授权学生自治会草拟电文，全场鼓掌很长的时间。这个向六中全会发出的电报，就是由高名凯同学起草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它把国民党政府对于青年学生的残暴，作了无情的揭发。它说：“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看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这么直率地讲出中国青年心里要讲的话，这么强有力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燕大同学公然站出来向国民党当局挑战，都是过去少见的。
我们觉得光用一个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出去，力单势孤；我们相信别的学校中的同学们一定和我们有相同的感觉，一定也会赞成这个宣言，找更多的学校来署名，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首先找已经被进步同学掌握的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平女一中学生自治会和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署名，又找几个尚在筹建中的学生自治会署名，并且派人到天津找了几个学校署名；一共征集了平津十个学校学生会共同署名，力量不小了，我们就把这个宣言送到燕京印刷所印成传单，连夜装在很多很多的信封中寄往全国各大学、各著名的中学、各报馆、杂志，付印这一天是十一月一日，正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多月以前，也是北平学联正式成立的十七天之前，这么一个尖锐的宣言打破了黑暗沉闷的局面，它是“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的一颗信号弹。
北平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劣，日本人导演的汉奸们要求“防共自治”的游行竟然出现在北平街头，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越传越逼真，燕大学生又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出第二次宣言，严厉批判了蒋介石新近发表的“安内攘外”的旧调，尖锐指出：“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通电最后提出要求：“（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立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二）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三）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四）请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这个宣言邀集了清华大学等十四个学校学生自治会共同署名，在十二月六日印发出去，这正是“一二·九”游行的前三天，这是“一二·九”运动之前的另一颗信号弹。
三、“一·二九”运动的高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到一九三六年一月的南下扩大宣传，是整个"一二·九"运动的高潮。已有许多同志骂过回忆录，并且有过几本《一二九运动史》,叙说这一段运动的经过了。现在我只能就自己记忆所及的亲身经历，作一点补充。
记得在北平学联成立之后不久，即有采取行动来表现我们对于当前政治态度的设想，并且也向这方面去做。斯诺送来宋庆龄给燕京同学的一封信，明确提出要采取行动，又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到了十二月初，听说“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了，学联开过几次会议，把联合北平各大中学学生举行游行的意见确定了。十二月七日我在城内开会。十二月八日清华、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平大、师大、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校代表都来到燕京开会，由女一中郭明秋主持，讨论如何向何应钦请愿，布置了口号、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于游行的时间、地点、路线都作了部署，会后，各校代表回校分头动员。
十二月九日天色尚未大亮，燕大男女宿舍都梆声齐鸣，催促起床，在刺骨冷风中，女同学们先于男同学来到南操场集合。全体到齐后，共编成六个队，每队九十人，每大队又分三中队，每中队三十人，下面又分三小队，每小队十人，都有队长负责指挥。另外还有纠察队和骑自行车的交通队，组织严密。按照原定计划，取道小路，避免警察注意。哪知出门不久，即遇警察前来阻止，我们就由一部分同学采取包围形势，和他们交涉，另外的同学即乘机闯过，继续前进。后来我们又一再受到警察的阻止，都用这种办法对付，获得很大效验。
我们从田间走到公路上以后，警察坚持不让通过，于是我们散开，分头前进。为了不使警察传递消息，男同学抱住警察，女同学拖住警察的自行车，许多平时斯斯文文的同学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声中，勇气增长了若干倍。
我们的队伍走了十几里，来到了离西直门不远的高梁桥，这里把守的警察很多，设置了三道防线。人多势大，态度也比较蛮横，我们仍然用前述的办法，一些人和他们交涉，另外的人实行偷渡。这里的警察急了，动起武来，撕毁我们的校旗和队旗，殴打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学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几个警察死拉活拖，硬把张兆林同学拖进西直门外大街路口上他们的区署。
西直门外的区署，平时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就是凭着他们手中有几十条枪，今天的学生不在乎那个，团结起来发生了力量，那几十条枪就显得渺小了，我们跟着冲进区署硬把张兆麟抢了出来，警察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队伍到达西直门外，西直门已经关闭起来了。我们只好站在城外。此时清华同学的大队沿平绥铁路线来了，大家鼓掌欢迎；北平大学农学院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来了，大家又鼓掌欢迎，学生愈集愈多，不下两千人。我们不能站立久候，只能把城外的空地当作会场，开起群众大会来。此时有很多想进城进不去的过路人和很多看热闹的市民，由外围逐渐靠近，和学生打成一片，后继而来者还越来越多。
这个自然形成的群众大会，是从张兆林拿起喇叭筒站到城门外一小土墩上讲话开始的,他控诉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他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他领着大家呼口号。在张兆林讲话之后，各校许多同学相继登上这个小土墩讲话，其中尤以清华大学女同学陆璀讲得最好，最使听众感动，在大家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讲话那张照片，还被邹韬奋选作《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后来又有别的同志讲话，西直门外的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
在交通断绝，和城内电话不通的情形下，我们非常焦急。因为事前商定；到中南海居仁堂去见何应钦，当面向他递交请愿书并当众愤怒斥责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是派燕大学生代表担任的。我们一直没法进城，没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我感到不安；但是相信别的学校同学同样可以做这件工作，还能做得更好，我又放心了。到下午三点钟，何应钦的代表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在城内由门缝中向外对各校代表们谈话说：“各位要求各点，已转达何部长，全盘接受，请同学赶快回校……”当时各校同学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听见雷季尚的话，不能相信，姑妄听之，总比没有答复为好。于是学生高呼口号，分别整队返校。回校后，我们在《一二九特刊》上写道：“我们这次请愿，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结。这仅是一个小火花；但是这小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
“一二·一六”大示威那一天，我们接受了“一二·九”没有进得了西直门的教训，除了仍以大队叩西直门（实际上悬破西便门铁路门入城），另外燕京清华各以三十个同学头一天进城埋伏，一定要和城里的同学们一齐参加新的战斗。根据学生会决定，由我和三十多个同学连夜进城，有的住在同学家，有的住在灯市口燕大校友会。我带了宣传品住在灯市口校友会里，人多床少，工友们热情地帮助铺了草席，多数人打地铺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预定集合地——西直门内北沟沿。到了九点，在东北大学宿舍排成队伍，燕京三十人在前，清华三十人居中，后面是数百人的东北大学的大队。这个队伍一面游行示威，一面发动沿路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队伍，队伍不断扩大。当我们顺北沟沿向南进入路边平民中学时，因为这个学校是红漆大门旧式房屋，一进一进很深，我到了最后一进的课室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出来迟了一些，一出校门便被警察捉住，押送到北平市公安局，这是我的第一次被捕。
后来我被关在公安局里一个小院子里的一间孤零零的平房里，屋子里有个大炕，陆续被抓关在这里的有六七个同学，其中有清华大学的王永兴，还有一个姓刘的记者，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门口有一个老警察抱着步枪坐在凳子上，态度有些随随便便。我见窗上玻璃凝聚了水蒸气，就在那上面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这次我被关在这里只有一个星期，没受审讯，便被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其它几个大学校长联合保释出来。
我被释放回学校后没几天，便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平津学生联合会一共组织了四个宣传团，第一团由北平东城各校同学组成，第二团由西城、南城各校同学组成，第三团由西郊和别处同学组成，第四团由天津同学组成。一月四日上午，我随着燕京同学的队伍来到兰靛厂，这是远郊区一个可以撇开军警阻挠的集合地点，实际上还是来了不少便衣军警在监视我们。当时清华五十同学编成第三团第一大队，燕大同学四十九人（其中包括贝满女中、华光女中同学三人）编为第二大队，辅仁、中法、朝阳和市一中等校同学五十多人编为第三大队。因城内同学须绕路出城，陆续来到，我们不能久候，只好拿出队旗，举行宣誓，先走了一步，走到田庄才和辅仁、中法、朝阳等校同学汇合。在兰靛厂出发前我见陆璀同志身体太弱，还在发烧，硬把她劝回去了，斯诺和他夫人尼姆・威尔斯以及好几个外国记者都按事前的约定来到兰靛厂拍照、采访兼送行，美国米高梅公司还有人来拍了电影。
我们这次南下宣传，首先是把抗日救亡的宣传从城市扩大到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开始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同时也是在学生群众当中训练一支思想进步，认识清楚，能经得起考验的骨干队伍。我们既然要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兴亡，当抗日救国的先锋，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最寒冷的天气和最凌厉的风沙正是锻炼我们意志的机会。
我们离开兰靛厂之后，向北平以南的方向步行前进，第一晚住宿在宛平县即芦沟桥，第二晚住宿在琉璃河，第三晩住宿在涿县码头镇……我们扩大宣传团每到一个集镇人多之处即张贴标语，演讲，唱歌，演短剧，召开群众大会，或派遣小分队深入村落，使得沉睡的农村觉醒过来。在行军途中，同学们且行且谈，根据“一二·九”以来的感受，敞开思想，议论天下大事，议论统治当局的媚外思想根源，议论农村的凋惫和农民受剥削的残酷，议论自己过去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太少，大家很快地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扩大宣传团之一员，我积极干着宣传工作；因为我担任扩大宣传第三团团长，我还要考虑扩大宣传团的行程路线以及和北平学联南下扩大宣传指挥部的联络问题。一月七日，我们扩大宣传团自琉璃河起身，午前到达码头镇，适逢码头镇大集，人很多；我们就在码头镇演戏，开群众大会，我个人则乘此时机骑自行车到礼贤镇找扩大宣传第二团，向扩大宣传总指挥宋黎汇报工作，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从宋黎那里得知四个宣传团将在固安县会合，我即匆匆赶回码头镇。
一月八日，四个扩大宣传团由不同方向来到固安县，胜利会师。固安县长怎样欢迎我们呢？他紧闭城门，在城门上架设机关枪，说扩大宣传团的同学们是“土匪”，不让进城，我们三天不走，他的城门也紧闭了三日。各团同学只有分住在四门之外的大车店里。一月九日上午，四个扩大宣传团的同学们集合在一起开全体大会，由各团团长报告他们的工作经过，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纲领，并由中国大学的董毓华同学代表扩大宣传指挥部作了总结报告。这些情形在好几位同学的回忆录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无须再来重复。我想讲的只是这一天晚上我们又开了一个扩大宣传第三团的全团大会，因为找不到一间房屋可以容纳第三团三个大队一百多人，我们只好站在旅店的院子里面开，这时是阴历腊月十五左右，一轮圆圆的明月挂在寒冷的夜空，特别明亮。
全团大会开过之后，其他学校的同学都去休息了；但是在第二大队即燕京同学里面却发生了争执，辩论很激烈，我只好又召开第二大队的全体会议，继续讨论。第四小队的同学们对于扩大宣传团印发的宣传材料有意见，他们不赞成《时事打牙牌》小调中的“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五年计划真伟大”等语，他们说，“我们是出来宣传抗日救国的，你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听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喊’拥护政府抗日’的口号，你们有些人为什么用’拥护抗日政府’的呼声把它压下去呢？”此外，第四小队的同学还对于《打回老家去》剧本中某些台词不赞成。他们这种意见，一提出来，立刻引起另外三个小队同学的驳斥，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谁也不能说服谁。深夜散会之后，第四小队的同学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他们不干了，他们要退出扩大宣传团，回学校去了。当晚我反复劝解，没有解开他们的疙瘩。
第二天天不亮，第四小队的同学就把自己的小铺盖卷打好了，要自行离队了。我拉住他们不放说：“我们学校同学向来是团结的，纪律是最好的，不同意见可以慢慢商量，不要说走就走。”他们不答应，非走不可，我只好帮他们扛点东西，陪送他们走了十里。我在路上说希望回校以后，我们仍然在一起团结战斗。
“一二·九”运动是一场来势迅猛推动抗日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就讲不清国民党军队见了日本兵就后退的原因；如果不透露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不谈论共产党，就看不到“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全民抗战的光明前途。抗日和团结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时代必然带来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许多进步同学受压抑已久，今天能够结成一个队伍喊出自己心里的声音，很自然地要歌颂共产党和苏联；在沿途交谈和同声歌唱之中影响了很多中立的同学，促其转变，壮大了左派的力量，这正是扩大宣传的一大成绩。但也应当看到另有一些同学，他们自幼生活饱暖，一直受了国民党统治思想的蒙蔽，对于共产党非常陌生，对于进步同学热烈赞颂共产党感到不习惯，对一些新口号新观念骤然之间接受不了，性急的左派同学操之过急，对他们缺乏耐心的等待和帮助，扣上落后甚至反动的帽子，就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第四小队的同学返校之后受到在校同学的欢迎与慰劳，请他们报告扩大宣传的经过，他们看到校内有些同学在做近郊的抗日救国宣传，就又去参加那一工作。后来南下扩大宣传团被军警逼迫返校，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把第四小队的同学视为老战友，第四小队的同学很多跑来参加，在以后的救亡运动中，他们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大多数表现得都不错。
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一二·九"运动的书上说："燕京大学就有少数学生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歌唱共产党和苏联，……这是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九八O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一二・九”运动的书上说：“燕京大学就有少数学生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歌唱共产党和苏联……黄华在会上反复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必要的批评”，这些说法都与事实有出入，我只能和同窗学友们商量，谈不到“教育”。对于统一战线之中的朋友，固然需要求同存异，可以批评，但是也不必对于某些人思想转变以前的曲折抓住不放，一直作为文章中的反面事例，失去对待抗日战友的风度。“一二·九”运动是一次青年运动，发动千千万万的学生发生巨大的力量，才把共产党的政策和影响扩散开来，如果光记着一些先进分子是一贯正确的，那也不是“一二·九”的精神。
扩大宣传最紧张的一幕是高碑店之一夜。我们扩大宣传第三团于一月十三日行至高碑店，在进行了一天的分组宣传回来之后，看到我们借住的小学校已被县公安局警察和北平来的便衣队包围，持枪的便衣队进来对我们进行搜查，抢去我们的旗帜和宣传品。到农村宣传的各小分队相继回来，都被便衣队拒绝入门，有的被他们扣留到别处去了。此时有自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新城县县长进来说，要解散我们的扩大宣传团。我们原已听到谣传说扩大宣传第二团昨日被军警强迫解散，他们正在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打击我们，我们在乡村中没有很多群众看见，现在旗帜和宣传品都没有7,不便工作，如果受到伤害反而不好，不如暂时返校，就和这些委员和县长达成协议，我们自动返回北平，只要把扣留的同学放回来并且道歉。被扣的同学回来后，我们即自动排队前往车站。到了火车站发现当晚没有北上的车次，我们又冷又饿，只好在车站旁边的小饭铺内吃一点东西。
第二大队燕京同学进了一个只有前后两间房的饭铺，里面原有两个士兵在吃饭，我告诉他们北平侦缉队会来捣乱，劝他们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们便匆匆地走了。同学们正在喝水，便衣队又来了，要我们解散，不许同学们仍然聚集在一起。我们说我们宣传团已经分散了，只剩下三十来人在这里吃饭，还不允许吗？外面的便衣队仍然大声叫唤，要我们出来。我们不出来。他们拿着棍子往里面打。我们拿起板凳拆下桌腿当武器来自卫，乒乓打了几个回合。因为饭店很小，只有一门一窗，战斗展不开来，外面的便衣队便放火烧这小饭铺纸糊的窗户和茅草屋顶。屋顶烧着之后，浓烟滚滚，形势很紧急，同学们泼水救火，房子没有烧坏，同学们倒被水把衣服泼湿了，狼狈不堪。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第三团三个大队的同学们又聚集在一起To我用英语和大家说话：“我们虽然暂时回去，但我们的宣传团绝不解散，我们要永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奋斗。”同学们鼓掌赞成。过了一会儿火车来了，我们都上火车返回北平。我和蒋南翔商定，我们这个宣传团继续存在，改为“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在燕京大学里召开了一次两校参加过扩大宣传活动的同学的会议，又闻城内扩大宣传第一团、第二团的同学也和我们一样，要把扩大宣传团永远保存下去，他们也召开了会议。我们就把“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他们的组织合并在一起，命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二月一日在师范大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民先”就正式诞生了。
四、抬棺游行和《牢狱之花》
南下扩大宣传回来以后，学生运动进入一个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二月中旬，南京国民党政府眼看全国各地学生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抗日爱国斗争正以燎原之势扩大，气急败坏地颁布了一个杀气腾腾的《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接着又发布取缔北平市学联的命令。在这种形势之下，北平当局开始了镇压活动，对各校抗日学生进行了大逮捕。相继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和另外一些学校逮捕二百多个同学，整个二月份都在恐怖的气氛中度过。在那种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为了防止万一特务们进校搜查，一些特别暴露的同学夜间不睡在自己宿舍里，我把自己保管的许多宣传品交给了同屋的新西兰籍的研究生詹姆斯·贝特兰代为收藏。贝特兰来自牛津大学，他在那里参加了社会主义俱乐部，还曾把马尔罗关于中国大革命的一部小说《人的命运》送给我读。因此我是信任他的，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委托。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以记者身份访问延安，向毛主席进行采访，毛主席发表了《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四四页至三五六页），后来他还到山西前线八路军中作过采访工作，写出许多出色的报导。
面对白色恐怖，我们始终没有放松救亡活动。二月一日在北平师大召开“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燕京大学民先队的同志们，按照民先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工作纲要”，于二月七日一一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节日，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纪念日，组织了一个二十四人的宣传队前往南口铁路工厂，向工人们进行抗日宣传，继续做一个月以前南下扩大宣传所没有做完的工作。
同学们来到厂外，受到门警的阻挡。他们指着“工厂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不许学生入内。同学们只好站在厂外等待工厂放工。后来工人出厂，同学们上去宣传，竟遭到便衣军警的疯狂殴打，军警抓去四个学生，夺去陈翰伯手中的照相三角架，猛击陈翰伯的后脑勺，血流满地。后来军警提出条件：如果其余的同学同意离开南口，不再在工厂门口宣传，可以释放捉去的四个同学。全队同学为了四个战友的安全，只好怏怏地返回学校。
北平学联拟定了一个《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加强各校校内的工作，举办各种座谈会、讨论会，团结更多的同学。到了“三八”妇女节，我们假借燕园内的适楼小礼堂，举行了上千人参加的“·三八”纪念会，北平市妇女救国会代表曹国智等讲话，会后在燕园内举行小型的游行活动。我根据培培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对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分析，针对当前华北垂危下的中国妇女问题，写了纪念文章刊登在《燕大周刊》上。
三月十八日，北平学联组织各校同学到圆明园荒凉的“三·一八”烈士墓，举行“三·一八”烈士遇难十周年的纪念会，纪念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行政府开枪屠杀的四十六个北京学生。到会的有清华、燕京、师大、法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校同学二千人。举行仪式后，通过了几项决议，包括打电报给南京政府要求收回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令和收回取缔平津学联法令；通电庆祝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扩大追悼北平河北高中同学郭清的死难。这一天军警沿途戒备，护送大家到公墓，但是没有出面阻止。
从一九三六年一月起，共产党领导北平学联的党团书记是姚依林，成员为郭明秋、孙敬文、黄敬、王其梅。在“二·二九”清华大逮捕时，姚依林被同学们从军警手中抢回来，因目标太大，后来组织调他到天津工作去了。黄敬专做党的工作，郭明秋也和林枫到天津去了。在这个沉闷的时期，我继任学联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北大的韩天石、华北大学的王庸等同志。每次学联开执委会和各校代表会议，各校的积极分子们都憋了一口气，激昂慷慨，情绪急躁，要求发动反击大逮捕的行动，冲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低沉气氛。我劝大家忍耐一点，不要硬拚，但是说不服这些同学，有的人甚至埋怨学联软弱不能代表广大同学。
河北省立高中（现改为北京第十七中学）十八岁的学生郭清因为被捕受刑挨打，病重垂危，公安局拒绝送医院治疗，到了快断气的时候才送出来，于三月九日惨死。在验尸的时候遍身紫红，嘴里和耳朵里都充满了血，眼睛大睁着，头发竖立，肚子抽回去了。郭清的同班同学看见这种情景大哭而回，验尸时所摄的照片很快就在各校同学中流传开来，引起同学们深切悲痛。该校高二丙班同学想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约请各班派代表参加。该校的训育主任来了，斥责学生，说郭清因闹学潮而死亡，是咎由自取，他对学校和社会没有丰功伟绩，不值得追悼。学联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忍耐不住了，认为现在各校学生都希望有反对当局镇压的行动，不但积极分子有此要求，一般学生也有此要求，只要一号召，一定有很多人跟上来。我最初的思想是既要团结同学反对白色恐怖。又要避免同学们受损失，处于矛盾状态，主张慎重一点，力图说服这些同学，不要急躁，但是结果没有说服他们，反而被他们说服了，向市委请示以后决定开追悼会。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在沙滩北大三院礼堂开郭清追悼会，到会一千多人，多数是各校的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本来会场上只简单地悬挂了郭清的画像和郭清同学追悼大会的横幅，台前放了几个花圈，华北大学王庸同志是一个活动力很强的冲小伙子，他为了增加会场上沉痛的气氛，自己花钱从棺材店里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主席台上。开会后首先是公祭，向郭清遗像鞠躬致哀，继由燕大同学王永祺（现名王明远。西郊区委嘱咐他不要参加追悼会，但是他不愿考虑自己的安危，也来参加追悼会了。）代表学联致悼词。接着由几个同学登台讲话，言词都很悲愤激昂，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要求爱国自由。有的讲着讲着竟哭起来。我记得事前内部说过，各校主要领导同志不应参加这次行动，以便保存力量。但到会场一看，我很熟悉的几个大学的核心骨干都来参加了，心中一方面为这些同志的坚强斗志感到鼓舞，一方面又顾虑这次行动受到打击，会使北平学运受到重大的损失，心情沉重不安。正当追悼会在礼堂里进行的时候，国民党军警已经持枪荷弹，把北大三院团团围住，禁止出入。与此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等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强迫韩天石等解散追悼会，停止北大学生会活动。韩天石等自然拒绝蒋梦麟的无理要求，会场上同学们见此情形，群情沸腾，愤怒难于扼止，有人一提议抬棺游行，立刻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响应。在北大三院和孔德中学之间原有一门相通，后来此门用砖垒死了，这时同学们推倒这一堵墙，便由孔德中学走到街上，游行起来。许多同学抢着拿追悼郭清同学的大字横幅，抢着拿花圈、抬棺材，唱着《五月的鲜花》等悲愤的歌曲。
堵在北大三院门外的军警没有想到我们从孔德中学出来，来不及阻挡，我们便取道沙滩走上北池子大街，向南游行过来。这次和“一二·一六”游行不同，“一二·一六”是有周密布置，事先画好游行示威路线图的，记得“一二·一六”我被捕之后，首先就是设法毁去自己身上携带的路线图。这一次是临时组织的队伍，队伍不长，从队前可以看到队尾。当我们来到南池子的时候，前面有军警阻拦，并有穿皮革大衣的警察骑着摩托车向我们撞来。因为队伍前面是燕京、清华和城里几个大学组成的主力队伍，尚能和他们抵挡一阵，尾部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被军警一冲便乱了，后面一乱，前面的队伍也就被冲散了，花圈被抢走了、棺材被抢走了，军警逢人就乱打乱捉。
我只好闪入路边一个小胡同。这个胡同是个死胡同，走进去了就出不来，里面也有警察。我退出来走到一个茶馆面前，警察追上来便拳打脚踢把我抓住了，把我手腕上带的手表玻璃蒙子打碎了。这一天我穿的是灰布大褂，不是学生装束。警察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是学生闹事的吗?”我说：“不是，我的表坏了，表蒙子破了，我是去修理表的。”警察不管那些，把我拉进派出所，我就这样被捕了。燕大同学柯家龙穿了黄皮夹克在前面抬棺材，目标特别显著，挨了打，也被捉进派出所。这一天抬棺游行被捕的有五十多人，抓到内六区派出所的'有二十多个。燕京同学被捕的有王永祺、柯家龙、麦佳曾、余萝燕、王令娴、肖庆瑁和我共七人，其中有四个女同学。事后思考：这一次抬棺游行学联党团在决策上是有错误的。当时同学们激于义愤，希望有一次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各校积极分子坚持要反击当局的镇压，未能说服，便取得市委同意开追悼会，是否游行，开始没明确决定，继见警察包围北大三院，觉得冲出去比被围捕会有利些，便临时拟定了游行路线和队伍序列。我这个北平学联的负责人没有经验，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的时候应暂时避免与敌人硬拚，以致遭受挫折和损失，我是有责任的。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到天津主持北方局，这是他在遵义会议以后再度做白区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在党刊上对于“三·三一”抬棺游行进行了批评。我党的白区工作长期以来搞得很左，损失严重,少奇同志久已想要纠正这种倾向。这次他来到北方局，首先碰到我们抬棺游行，他说"三·一三"的错误是"一千零一次"的错误。作为一个例子来教育大家,使北平学生运动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也使我们党的白区工作从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对我说来，更是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当时我入党时间不长，对于斗争的政策，对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都知道得很少，经过这一次挫折的教育，才大有提高。
当时我被捉进派出所，他们问我姓名，我讲的是真姓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为的是使外面的同志知道，好营救。羁押在派出所，到了夜晚，两个人铐在一付手铐上，被装上大汽车，押解到北新桥炮局子陆军监狱。
到了监狱，每人都带上四斤多重的脚镣，并且用铁钉把脚镣钉死，然后分别被带进号子（牢房）里。当晚一一唤出过堂，由一个姓郭的军法官审问。我仍然重复在派出所所讲的话，我是因为手表坏了，表蒙子破了，去修表被抓进来的。法官也没有多问，叫被捕同学把身上的零钱、手表、眼镜交岀来。我把玻璃蒙子碎了的表交出来了，号子里边土地潮湿，十多人睡一个通铺，铺着苇席，第一夜没被窝，同学们背靠着背睡，保持一点温暖。狱卒对我们睡觉也有一项规定，即是每个人都必须头朝外以便他半夜由手电筒来点数。
第二天我们仔细一看，这间号子不过才十平方米，门的上部开个长方窗口，透过铁栏杆可以看到对面号子里的难友。和房门相对的方向有个小窗口，也全是铁栏杆，我住在这里就算尝到“铁窗风味”了。每天上午监狱里给我们三个冷窝窝头，下午每人五个黑馒头，早晚都有一碗黑菜汤。每天两次“放风”（或称“放茅”）的机会，一出来就有监狱里什么官儿个大个子山东军官训话，嗓门不小，没有什么内容，然后带着我们跑步。最后才是片刻自由活动时间，让我们上厕所，在院子里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们乘机和另外号子里的人讲几句话，传递狱中秘密的小报。
我在大号子里住了几天,奉命搬入一间小牢房。小牢房的特点是只有三个人，共睡一张大木床。我高兴的是小牢房中有一难友是张申府先生。我和他在一九三五年夏筹备召开华北各界救国会时已经相识。张先生原是清华大学教授，讲授《逻辑学》、《西洋哲学史》，在“一二·九”运动中同情学生并且有贡献，在“二·二九”军警包围清华园时被捕的，现在能够朝夕相处，谈得很投机。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也关在这所监狱中，与两个女同学就关在斜对面的另一个小牢房内。有人告诉我：关在小牢房内的都是情节较重的，我也没在意，大号子里的同学却为此担心。
这时，监狱分派被关押的王其梅（原名王时杰，民国大学学生，解放后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十年动乱中含冤而死）做狱内勤务工作，如扫地、送饭等等。他有这么一个任务，有机会在各个号子之间走动，就常给别人带东西。他带给我一个铅笔头，后来又带给我一些白纸。我听说从前监狱里面出过刊物，传递消息，鼓励难友们和困难做斗争的决心。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就坐在地上，把被褥掀开，把床板当桌子写起来，一听见门外有人声，就立刻用被子把它盖上。
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整齐的仿宋体字，自编自誉狱中的秘密小报《牢狱之花》一这是沿用德国一本小说的名字，作为我们编的秘密小报的刊头。除掉刊头外，在一张纸的两面都密密麻麻写了不少东西。监狱向来规定，被关押的人不许看报，外边报纸是不准进监狱的。因为有两三次燕京同学给我送毛毯、送用品的时候，是用一张北平出版的英文报纸包来的。狱卒不懂得外文，报纸没有被扣留，从中知道了许多外面的新闻，包括抗日运动消息和学运动态，我就摘要写在小报上，从一间牢房传至另一间牢房，一手传一手。
张申府讲唯物辩证法，向难友们讲困难的前面就是光明，鼓励难友们树立斗争的信心。张申府讲得很长，我只能节录其中精采的一部分。在学术专栏之外还有监狱里边的通讯，例如有人传来消息：某号子里边的窝头有剩余,谁要？简单活泼，充满着友爱，也解决实际问题。文艺栏有过精采的作品，下面一首诗便是狱中一位同学写的，《牢狱之花》登出后，难友们互相传诵，很受鼓舞。之后又为《燕大周刊》公开发表，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首诗的原文抄录于下，遗憾的是我回忆不起作者的名字了。
“野性的呼唤
我企望那殷红的血迹，那血迹是为战斗而洒的。
我渴慕那野性的呼唤，
那呼唤是为了450000000啊！
我看见那辽远的信号了，
我听见那粗壮的咆哮了，’
虽然镣铐锁住两脚，
心还是奔驰的啊！”
这一首诗深刻地反映了“一二·九”时代北方青年的心情。这个《牢狱之花》只办了几期，我就和另外一些同学一起，第一批于四月十三日被释放出来。当时我只晓得是由学校保释出来的，到了多年以后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谈起，才知道他当时秘密在北平作地方军政当局上层工作，那回我们那么快就出狱，实际上是我们党暗中派人向宋哲元作了许多工作呢。
我出了陆军监狱后，顺路走到一个绰号“小老虎”的积极分子的家中访问，不遇。我又在路上碰见镜湖中学学生孙敬文同志（原化工部部长），那时他当学联的“总交通”，怕有人盯梢，彼此不敢打招呼，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交谈。接着我又走到盔甲厂十三号埃德加·斯诺家中，谈了陆军监狱的情况。这时已是夜晚，没有回燕京的班车，听斯诺说，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在外国人去的国际俱乐部里，我和夏仁德教授一家人很熟，还借用过他的客厅由林枫同志给燕大和清华的几位党员上过党课，我决定找夏仁德教授，打算搭他的车子回校。斯诺不放心，还陪着我去俱乐部。车子是从燕大南校门进去的，听说西校门正有许多同学在等着迎接我，我立刻跑到西校门，和同学们热烈拥抱，叙述了狱中的情况。斯诺和夏仁德都是同情和支持北平学生抗日运动的可以信赖的美国朋友，他们都曾为当时的学生运动做过许多工作，并且直到去世前一直为中美人民友谊而努力。夏仁德教授在临终的病榻上还口授了一封信托人写下寄给我。写到这里，我只能以诚挚和尊敬的心纪念他们。
从此以后由陈翰伯继任北平学联的党团书记，我的党的关系转到燕大党支部，在校内做一个普通党员和民先队员。我就抓紧时间读了一些书，特别是仔细阅读了刘少奇同志《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等文件，对于过去一年的工作和思想作了一番回顾。这时候，外国报刊和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通讯已报道了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我想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不和群众斗争、不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作用是有限的，我很自然萌生到陕北去的想法，想去参加红军。恰巧此时斯诺告诉我，黄敬已替他做了安排，他可以进入陕北苏区去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同他去采访，帮助/他做翻译工作，我立即答应下来。当时我已临近毕业，但是那张毕业文凭对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向黄敬同志说了去陕北的决心，为了保密起见，请他转告市委。我随后借了点钱便乘平汉铁路的车到郑州过夜转陇海路去了西安。在西安同斯诺相会，然后经过中央派在东北军中负责联络的刘鼎、刘向三等同志的安排，斯诺先行出发，十来天后我化装作东北军士兵，搭乘东北军运货卡车，一路行行止止，终于进入陕北苏区，在保安和斯诺会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着红军和苏区的一切，我和王林同志一起看望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随即投入了斯诺的紧张的采访活动。保安采访告一段落，毛主席要斯诺去甘肃前线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参观采访，行前嘱我以北平学生代表身份，向红军指战员报告白区群众救亡运动迅猛发展的情况，我尽力做了。斯诺结束了甘肃前线的采访匆匆回保安，辗转回北平，好尽早报道给全世界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情景。我期待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西北，受到红军和苏区斗争的强烈吸引，决心争取留下来参加工作，接受新的教育和锻炼，这个愿望居然实现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
（黄华同志的这篇回忆录，是由赵荣声同志转给我刊发表的。我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订正。——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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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话。来源：《北京党史》 1985-11-05 。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