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踵访问延安的外国人中，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是斯大林派来中国的，是摄影师兼记者，他用摄影和文字两种方式记录了延安的方方面面。而且，他是来访的外国人中唯一一个乘坐小汽车到达延安的。

用摄像机记录世界的人

罗曼·卡尔曼是苏联著名的纪录电影导演、摄影师、记者和编剧，曾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他于1906年11月26日，出生在敖德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大学摄影系。他所拍摄、导演的纪录片，都是表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卡尔曼请缨前往，拍摄了《关于西班牙事件》新闻纪录片，在苏联、而后乃至全世界，这部影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1938年10月，卡尔曼受斯大林指派，满怀热情地来到中国，拍摄中国抗战影片。同时他还兼任苏联《消息报》的特派记者，先后在湖北、湖南拍下前线士兵的战斗和生活。接着到广西，拍摄了新安旅行团（1935年中共建立的一个青少年文艺团体）的抗日戏剧演出。1938年冬，他到了广东，拍摄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同年12月，他又辗转到达重庆。

罗曼·卡尔曼

1939年5月，卡尔曼开着小汽车到达延安访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拍摄电影素材，这成为他后来完成的两部表现中国抗战的纪录影片《中国在战斗》（1939年）和《在中国》（1941年）的重要构成部分。他还为《消息报》写了《中国在战斗》的长篇通讯和《毛泽东会见记》，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卡尔曼领导一个前方摄影组，拍摄了《在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寇》（1942年）、《列宁格勒在战斗》（1942年）、《柏林》（1945年）等影片。1947年，他拍摄了记录纽伦堡审判德、意法西斯头目过程的影片《人民法庭》。上世纪50年代，他导演纪录片《黑海石油工人故事》（1957年）和《海洋的征服者》（1959年，获列宁奖金）。他还导演了苏联第一部宽银幕影片《我们祖国多么广大》（1959年）。60年代，他用珍贵的历史资料编辑了20集的电影史诗《伟大的卫国战争》。70年代的作品有《燃烧着的大漠》（1973年）等。他用手中的镜头书写了历史，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1978年4月28日，因心肌梗塞逝世。

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

卡尔曼1938年10月来到中国后，开始从武汉到长沙、衡阳、桂林等地拍摄电影素材。国民党方面调来一辆小汽车供他专用，并对司机说：“好好为他服务，他说到哪里，你就开到哪里。”这句话的本意是，“在国统区”可以自由行动。但卡尔曼“利用”它让司机把车开到延安。实际上，他在国统区的采访受到种种限制，国民党派了一个青年副官“陪伴同行”，这使他很不自由。于是，他机智甩掉“陪伴”，于1939年5月，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乘小汽车来到自由的延安。

卡尔曼一到延安，立即受到各界的盛情欢迎。5月14日晚，他应邀参加了组织部礼堂的文艺晚会，观看鲁艺演出的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在这里他巧遇刚从苏联返回延安不久的朋友萧三，他们热烈拥抱。他兴奋地对萧三说：“来中国八个月了，到了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了！”

卡尔曼拍摄的八路军

5月17日，延安文艺团体联合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设午宴，招待卡尔曼。饭菜是从就近的饭馆要来的。出席宴会的有鲁艺副院长沙可夫，音乐家吕骥、冼星海，戏剧家张庚等。席间谈笑甚为愉快，宾主间传递着浓浓情谊。卡尔曼在这里拍下了教堂、“鲁艺战地写生画展”、校旁的古墓林、文庙以及鲁艺师生上山开荒生产的情景。午宴后，卡尔曼即去参加延安工人学校的开学典礼，进行拍摄。会场设在20年代西班牙人修建的天主教大教堂内。他到达时，里面已坐满了人，校长张浩正在讲话，邓发、王若飞等也在座。卡尔曼在这里拍了不少影片。从这里返回延安城内时路过清凉山，他又上山去观看庙宇。山上有万佛洞，风景很美，卡尔曼又拍了许多影片。

此后，一连几天又有《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集会欢迎卡尔曼，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也设宴招待卡尔曼。罗瑞卿宴请卡尔曼，是一次别致的宴会。原来抗大自己搞了一个相当出色的合作社，一切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应有尽有。卡尔曼听了介绍后，极力夸赞，说一定把这个新闻报道出去。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很快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了各种访问和影片拍摄中去。

毛泽东的会见

5月25日晚，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卡尔曼。晚9时许，萧三陪同卡尔曼乘车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窑洞里摆设朴素简单：靠窗是一张大书桌，几把座椅，一把布躺椅，靠墙几排书架，整齐的排列着各种书籍，并有标签，内有不少线装古书。虽是5月末，延安的夜晚仍是凉意袭人。毛泽东身穿鼓鼓囊囊的灰色士兵棉衣，着布鞋，只是没有戴帽子。他经常彻夜忙碌，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后才休息。

毛泽东坐在书桌前，桌上点着两只蜡烛，烛光不时跳动着。卡尔曼坐在桌子的右首，萧三坐在他们对面，充当翻译。

卡尔曼首先就国际形势问题向毛泽东提问。毛泽东回答说：德、意、日进一步结成军事同盟，英、美、法不赞成日本的侵略，但又和他妥协。中国只有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长期抗战，坚持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但是中国人有两部分：大多数中国人赞成抗战到底，赞成统一战线；而另一部分人则不然，他们要和日本妥协。这一部分人反苏反共。现在这两部分人的斗争很激烈。假如不能战胜这后一部分人，中国的抗战就难以取得胜利。毛泽东接着指出：现在妥协派和顽固分子捣乱，反共、反人民，反对民众运动，破坏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共产党和抗日团体，这些都是抗战中很大的危险。所以，共产党的工作，一面抗日，一面反对投降妥协。中国共产党十多年来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曾经遇到过很大的困难，是有经验的。党有全国人民和各党派积极分子的支持、赞助，因此，任务虽困难，但胜利是必然的。

毛泽东与罗曼·卡尔曼

卡尔曼说：西班牙共和军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民主”国家出卖了它。请问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抗战态度是怎样的？

毛泽东答：它们也是要出卖中国的。但是中国和西班牙不同，中国地方大，日本不能全部占领。我们固然希望苏、英、美、法国家的援助，但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只要国民党政府不受日本的引诱，并且改变它的对内政策，就是好的。

毛泽东这时问卡尔曼到中国几个月了。卡尔曼回答：8个月了。毛泽东说：要留8年。又说：苏联应该派20个青年作家、艺术家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学中国话，住中国房子，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留住40年……

在叙述长征经过时，毛泽东说：长征中有时没有烟抽，就晒干一种草，用纸卷着吸；没有饭吃时，吃一种草，或把树根、野菜磨成粉末吃。因此，那时候大家的胡须上和嘴的周围尽是粉末。

后来，话题转到“托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托派分两类，一部分属国民党的，国民党出钱给他们办刊物，并且下令叫学生读。这部分人在西安、重庆比较多；另一部分在上海、香港等地活动。在华北的托派，则替日本做工作。托派内部也有斗争。陈独秀骂别的托派过“左”，别的托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他们共同之点是反共。再则他们都主张等日本占领中国，在中国发展工业之后，再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接见卡尔曼，不仅是简单地回答他提出的提问，同时也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进行了解。毛泽东询问了苏联海军建设和航空事业发展情况，还问了许多关于苏联北极破冰船、北极冰站，以及苏联科学工作方面的问题，问得非常仔细、认真，有时简直让人觉得太天真好奇了。得到满意回答之后，他就非常高兴，有时还笑出声来。比如，他认真地问卡尔曼：假如希特勒的轰炸机飞到莫斯科来，要炸克里姆林宫，那时斯大林躲到哪去？卡尔曼无法作答，只得告饶说：“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使我的情绪坏起来呢？”说罢一同大笑。

在问答交谈中，毛泽东语言通俗，由浅而深，引人入胜。整个谈话诙谐幽默，十分自然，使交谈双方感到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萧三为他们做翻译，力求不遗漏每一句重要的话。在翻译成语和笑话的时候，力求找出对双方都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这虽然困难，但很有兴味。

这次谈话，至深夜12时结束。

在延安参观访问

卡尔曼在延安期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路好走的地方，他们就乘车；路远且难行的地方，他们就骑马；特别难走的地方就步行。他觉得到处都是新事物。

1939年5月18日，他提出要访问八路军医院。这所医院地处延安城东北40里处的拐峁，陪同他参观的有萧三、专职女翻译张郁廉、鲁艺政治部主任徐一新3人。他们乘坐卡尔曼从重庆开来的小汽车前往。院长苏井观热情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红军时代以来的医务工作和现在医院的情况。他说：现在陕甘宁边区有卫生部，分前方卫生部和后方卫生部。后方有“兵站医院”、“边区医院”和这所八路军医院。拐峁医院刚成立半个月，有180个病床，收治重伤的军人和生病的地方干部，现有病人120人。医院设备基本能满足需要，其中化验室是边区最好的。病人的给养受到特殊照顾，能吃到蔬菜和鸡蛋。卡尔曼听得津津有味，还到病房参观拍摄、与病员谈话。

罗曼·卡尔曼在中国拍摄

医院有一个“印度街”，住着几个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他们住的窑洞比较大，光线充足，白布床单，桌椅、书架、衣架齐全。卡尔曼一行到访时，爱德华医生正开着留声机听音乐。见有客人来了，他就关掉留声机，和他们聊起来。他讲了来延安的曲折过程，国民党百般阻挠他们来延安，在周恩来和宋庆龄帮助下，他们开着两部医疗车，带着58箱医药和X光机，长途颠簸，今年2月22日来到延安。爱德华讲的这段经历，引起卡尔曼极大的共鸣，因为他来延安也不顺利。他激动地大声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自由的来，太不可思议了！来，我们同命运的人照个相留念吧！”萧三为他们照了相。下午5时，卡尔曼一行下山返回。

5月底，卡尔曼骑马到延安西北40里的安塞访问。这里是延安的后方，不少边区政府机关驻在这里。他参观了战时儿童保育院，这里收养着烈士遗孤和前方干部的子弟，分婴儿部、幼儿部、小学部。最多可接收500人。卡尔曼见幼儿班正在上课，他专注的听起来。老师教的儿歌是：“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打起小铜鼓，咚咚咚咚响∕手提小刀枪，冲锋上战场∕一刀杀汉奸，一枪打东洋。”“放在心头上，记在脑子里，不买日本的东西；握着小拳头，大步向前走，去同日本斗一斗。”卡尔曼被孩子们的朗朗齐读声吸引，让翻译翻给他听。之后，他又记在笔记本上。他说：“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一定能够打败日本！”

此外，卡尔曼还参观了边区高等法院看守所。

吃烤羊肉串

1939年6月1日，卡尔曼在杨家岭要给毛泽东照相，并拍摄“毛泽东的工作一日”，由萧三担任翻译。

他们共进午餐后，便驱车来到南门外的抗大，参加该校建校三周年庆祝会。路上，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与农民谈话。临近抗大，又与几个“小鬼”谈话。卡尔曼把这些场面都拍摄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性的照片。

下午4时，毛泽东与卡尔曼参加抗大的会餐。6时，庆祝会开始。那时延安没有电灯，为了利用夕阳的余晖拍摄毛泽东的活动，安排他在庆祝会上第一个讲话。毛泽东说:“抗大是抗日的，办抗大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以来，造就了很多坚持抗日的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个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个人不反对投降。全国党派也一样，要全体一致，抗战到底。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

毛泽东与卡尔曼的谈话(毛泽东会见记，1939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卡尔曼扛着摄像机，台上台下，会场前后紧忙活，抢拍了许多感人的镜头。

接着，洛甫、邓发、刘少奇等相继讲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也讲话祝贺抗大。晚上还有文艺晚会，但卡尔曼和毛泽东都未参加，他们同乘卡尔曼的小汽车返回杨家岭。

卡尔曼也许是为了使《毛泽东的工作一日》这部纪录片更富情节性，也许是为了感谢毛泽东对他今天拍摄影片的配合，他高兴地说要请毛泽东吃烤羊肉串，并且亲自烧制。于是找来木柴、羊肉、洋葱、铁丝等，在毛泽东窑洞外烧起了火堆。火光熊熊，照亮了围观人们的笑脸，山坡和绿树，涂上了一层火光色。只见卡尔曼熟练地操作，他把羊肉切成小片，与洋葱瓣相间串在铁丝上，在火上翻来转去地烧制。木柴噼啪作响，羊肉呲呲冒油，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

毛泽东、刘少奇都在火堆旁观看。卡尔曼将烧好的一串羊肉，首先送给了毛泽东品尝，问：“怎么样？”毛泽东说：“味道好极了！”卡尔曼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山谷中传开，树上夜栖的鸟儿，被这从来未见过的夜景所吸引，好奇地观看“大鼻子”的烧烤表演。突然又以一阵大笑结束，吓得鸟儿“扑棱棱”飞去。卡尔曼很幽默，目送消失在夜色中的小鸟，咕噜了几声。毛泽东问萧三：“他说什么？”萧三说：“他说，亲爱的小鸟别飞呀，下一串该给你吃了！”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卡尔曼做了个鬼脸，吹起口哨来，也很得意。

大家围坐吃着羊肉串谈笑时，卡尔曼提起摄影机抢拍起来。这珍贵的场面，为《毛泽东的工作一日》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罗曼·卡尔曼撰写的电影笔记《在中国的一年》

这时，卡尔曼想起了毛泽东前几天对他说，革命者都爱吃辣椒的笑谈，便说西班牙人也爱吃辣椒，为什么佛朗哥不革命呢？毛泽东风趣地说：“西班牙的辣椒不如中国的辣。吃辣椒的都革命，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都喜欢吃辣椒。假如他们的辣椒不够吃，叫他们写封信来，我给他们寄去。”这话引得满场大笑。

卡尔曼在延安和边区访问后，于1939年6月3日离开，经西安去晋东南访问，不久即回国。

后来，卡尔曼写成《在中国一年》一书，其中的《毛泽东会见记》这一篇，生动地描述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用半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同年，7月23日纽约《星期日工人报》，也以《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谈抗日战争问题》为题，发表了卡尔曼所发的电讯。它们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扩大了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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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国林。来源：党史博采。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