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上世纪中期在农村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也担任起一定的政治职责。一方面使得妇女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政治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政治权利得以部分实现的情况下，妇女的生产生活负担随之不减反增。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时的农业合作化处于一个生产力严重发展不充足的阶段。社会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男女同等的生产劳动权利、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起到根本物质保障的是生产力带来的物质水平的改善，起到思想指导作用的则是妇女解放思想在女性群体中得到认可，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则是要把男女平等的意识传播到广大女性之中。要让这种意识深入人心，则离不开一系列具体的方式方法。比如让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让妇女参与到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培养其政治心理，提高妇女的政治意识。上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在建立了互助组、开始合作化生产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更多地开始社会化，以前只是简单的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助，合作化开始后则是社里共同劳动，共享生产资料和产品，村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妇女也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的家务，开始承担起社会生产的劳动，甚至担任起合作社的干部，妇女的政治权利得到了较多的实现，对政治的关注也不断增多。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妇女获得的平等权利
(一)男女平等的生产劳动权利
1.妇女日常劳动范围的变大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妇女也和男劳力一样要通过参加田间劳动来挣工分，只有在合作社里挣到工分才能在年底领到口粮，因此凡是劳力都要按社里的任务分配去干活。当时还成立了一系列的副业小组，各家各户纺花织布这种活，在合作社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也成立了专门的纺织小组，正如赵树理在《传家宝》中展示的，这种生产互助的组织，在优化生产力配置的同时，也使妇女们有了新的交流环境，年轻的女性在这种环境下充分展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
2.妇女对家庭内外事情的关心变多
妇女走出家庭，不再仅是家庭主妇，作为一名农业合作社里的女社员，她们和别的劳力一样关心着社里的收成、关注自己每天的工分变化。对小家庭外的合作社情况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当然这也源于工分对单个家庭的重要作用。对于自己家庭的事情，妇女不再像以前那样只需要关注做饭缝衣照顾孩子，他们也要关注地里的农活，对自己赚取的工分有了自己的支配权，自己直接和邻居打交道变成了寻常小事，出门买生活必置品成到社里开会劳动成为常态。尽管妇女们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但她们开始有意把外界更多的事情纳入自己操心的范围，将这些事归为自己的责任。
(二)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
1.对身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参与程度
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得女性和男性一样，开始关注小家庭以外的村庄事务，甚至逐断参与到村内事务的管理中。就如贺萧在《记忆的性则：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提到的，合作化运动时期的炼钢、修水果等公共生产活动，调动了不少男劳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组织领导各村各合作社进行正常运行的责任很大一部分做落在了妇女们的肩上，妇女被选举任命为各生产队成者生产小组的干部。那些对合作社里的事情了解越多、能力越强的妇女就越容易被选为干部，而成为干部后，自己的职责就要求她们更主动地去了解社里的情况，去接受、执行上一级干部派下来的任务。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参与程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2.文化的学习，对学习的态度
人们对政治关心和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个不断接受新事物的过程。政府派遣工作队指导农村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工作队会给社员宣传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讲授一些文化知识以及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农业合作杜里的年轻的社员，包括女性社员，对这些新鲜事物的接收很快，具有较高的学习热情。
二、妇女政治心理的变化及原因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大量妇女劳动模范，妇女不仅走下旧地进行生产劳动，也走向干部岗位负责生产管理，“铁姑娘”一时之间成为热词。许多年轻的农村女性都对合作化运动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从《记忆的性别：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书中可见一斑。女性政治心理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当时合作社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生产劳动中个人的成就体验和社会的普遇认可。这种心理变化对于妇女解放起着关键作用。
(一)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影响
一方面，“在斗争中求解放，生产中求平等”的政策理念，使得妇女有意把参与生产劳动的过程当成自身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过程。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曾提到这样一个片段，调研员问一个妇女什么叫男女平等，对方不假思索地说：“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拍石头，我也能抬石头”[1],尽管这个解释不够完善准确，但充分说明妇女在参与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争取男女平等的意识是很强的。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形势和政策，使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村里的干部，在其位谋其事，干部身份本身就是他们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关心政治成为自己的分内职责，政治意识自然也就提高了起来。
(二)生产劳动对妇女政治地位的影响
毛泽东曾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妇女是分层或分阶级的，而夫权压迫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这是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得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更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的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就比较多一些”。点出了女性参与劳动对其在家庭中地位的影响，参与劳动使妇女受到的压迫变少，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马克思也曾谈到：“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用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一方面，妇女直接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使妇女获得了直接参与家庭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的权利，参与到家庭财产的管理中来。另一方面，妇女参与生产劳动的贡献和成果，使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妇女创造的价值之重要，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三)农业合作社本身的优势
社员加入农业合作社后，衣食住行都和合作社的大集体密切相关，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任务的安排、后勤社会保障等都在大集体中进行，给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助合作减少了单个家庭的经济单位属性，尽管由于合作社存在的各种不完善之处，并没有给单个家庭减轻太多负担，但它把互帮互助的理念传达开来。此外，政治意识的增强也并不必然伴随着妇女自身家庭压力的减轻。
三、农业合作社对现今女性解放的教训和意义
(一)农业合作社对现今女性解放的教训
上世纪农业合作社的诸多不完善之处，在现今饱受批评。在其对女性解放的帮助层面，也是被诟病甚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也是当时确实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公共劳动，自身的家务负担并没有相应减轻。这使得当时的妇女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压力更大。这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书中表现比较明显，比如当时集体组建的缝纫厂、托儿所都普遍存在着设备、人员不足的情况，同时妇女承担了更多的生产劳动，健康状况受到损害，孩子经常无人照看。生产生活资料的不足必然要求人们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来满足较大规模的生产生活需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讲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这说明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经验，离真正的妇女解放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缩小，是需要有强大的生产力、丰富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做后盾的，生产力发展起来，才能将更多资料投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中，为生产关系的调整最好物质保障。
(二)农业合作社对现今女性解放的意义
从思想理念层面来看，建立农业合作社、走互助合作和集体化的发展道路，在提高群众生活物质质量的同时，促进男女的政治平等，进而实现妇女的解放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遗产之一，就是使那个时期的很多农村妇女意识到追求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将妇女解放的意识传递到了群众中，也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更多的实现方法。在生产力不再匮乏的今天，这些方法对女性进一步争取自身的解放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第九章，P1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玉倩。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