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是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列宁的两难困境：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情与革命》一书作者。塔里克·阿里在访谈中认为，列宁的遗产是“社会主义加上民主”，而西方主流历来视列宁为残忍的独裁者。文中对斯大林等人的评价不代表本站观点，请读者自行鉴别。本文繁体中文原载于夜貓(theowl.hk)网站，英文原文载雅各宾(Jacobin)网站。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关于民主、恐怖主义和革命的看法，在俄国革命百年后，仍未减其重要性。
身兼作家、制片家和记者的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其新书《列宁的两难困境：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情与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上月问世，这是在俄国革命百年、也是列宁在四月提出《四月提纲》（April Theses）后的恰恰一百年，而《四月提纲》乃是在二月革命成功将沙皇赶下台但尚未让苏维埃争得权力而号召斗争的文件。
塔里克的新书阐明一个世人未知晓的列宁：这个列宁爱好拉丁文学和古典音乐；他本身的家庭以至他本人，受到当时的政治动乱深刻的影响。
历史视列宁为残忍的独裁者，因此听到他对民主的许诺或许有些令人惊讶。在这次雅各布宾电台（Jacobin Radio）苏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主持的访谈中，阿里澄清了关于列宁在历史中的角色的种种迷思与诋毁，这有助于我们评估列宁的理念与行动，并探问这些理念与行动在今日的关连性为何。
这篇访谈的誊本业经整理；你可在此聆听本集节目，并在iTunes、Stitcher和Blubrry上订阅「雅各布宾电台」。
苏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下称苏）：在你的新书中，你给了我们一个我们通常不会看到的列宁：他对文学、拉丁文和西洋棋的爱好，以及他兄长之死的影响。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下称塔）：这些人们不会谈论到的事情，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列宁死后苏维埃领导层对他做的事。这是政治局（Politburo）所作的决策，将他遗体制成木乃伊而对公众展示、将他变为拜占庭的圣徒。这大半是东正教的传统。尽管政治局中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些传统，他们却无法与之对抗，因为这会被视为很宗派主义。
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Nadia Krupskaya）和他的两位姊妹为此恳求领导层，她们说：「列宁会讨厌这么做。他憎恶所有这类神格化（deification）的事。请将他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墓园（Kremlin wall），其他的领袖和活动家都葬在那里。请不要这么对待他。」
但他们却如此对待列宁，这是聪明之举。他们能够利用列宁——特别是在斯大林掌权的年代——将列宁重建为他所不是的某人，并且伪造与他的合照。
斯大林特别会这么做。他当然与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颇常会面，但要显示他们是朋友，就得伪造许多相片。而伪造的画像，用来表明列宁、他的思想和30年代苏联的真实存在之间是完全连续而一致的。
有两个不同的群体，曾相信或仍相信这种连续性。其一是俄国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其二则是西方。
在此，这两群人建立了不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斯大林主义者说：「我们所做之事是延续列宁同志的工作」，而西方的领袖和官方理论家们则说：「没错，列宁正是苏联正在发生之事的基础。」这两个大国和意识型态机器联合起来，让人们遗忘了真实的列宁。
在所有这些之下，有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
苏：我第一次去苏联时，我很惊讶地看到人们前往陵墓而大排长龙的队伍。我当时思索，要好几代的后人才能搞清楚列宁。是否要有充分的时光流逝才能使我们带出这个不熟悉的列宁？
塔：在主流意见中，当然有好些敌意，但恶意则已消失，因为苏联已不复存在。老实说，当《纽约时报》邀我写一篇论列宁的评论时，我是很高兴却也颇为惊讶。我有力地捍卫我如书上所述的观点，而这篇评论如实注销而未有杂音。
我希望这意味着，大家将会严肃注意他的思想及某些关键著作。他在《四月提纲》中戏剧性地改变了关于需要甚么的观点【校按：提出俄国形势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而他在〈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中说道：「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巴黎公社的类型」（What we need is a version of the Paris Communes.）。 【校按：这里并非实际原文而是类似意思，列宁提出打碎旧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工人阶级的国家类型，是以巴黎公社为借鉴模式。】
巴黎公社其中一个重要之处是在每一层级由下而上的选举，至到如此程度如伟大的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组织了巴黎每个角落的艺术家，他们选举代表以负责决定巴黎的样貌。这是完全的民主过程。这就是列宁想要的模式。
有些人在列宁死后说：「内战【校按：指十月革命后国内外反动势力企图绞杀布尔什维克工人政府而发动的战争】很糟，但即使在内战期间，我们仍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使我们想起巴黎公社。平等的感觉是存在的。任何人在军队和党的阶层内，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言。我们可以同人民委员（commissar）争论，如此等等。」
斯大林独裁政权将那些民主经验完全抹掉了，并且创造出一种舆论：他的统治完全发源于列宁。一个非常古老的辩论：列宁及其后之间是否具有全然连续性，或者完全没有？恐怕以上皆非。我认为的确有一些连续性的元素。我们无法否认那些，不过那通常是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决策。
最感人的事是在列宁的晚期著作中看到，当时他满腔怒火。他因中风而瘫痪了，医师不再允准他参与政府或党的会议，他突然间变为旁观者。列宁看着他们所完成的事，然后他说：「我的天啊，这个进展不太好。」
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的重大主张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摧毁沙皇制的一切残余、其官僚层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说：「有时在我看来，即便我们赢了革命，旧沙皇制官僚层却仍然掌权，用它过去的样貌污染了布尔什维克的党工（apparatchiks）和领导。」
这使他震惊，因此他准备了一系列尖锐批评的文件去挑战和改变这件事：改变政治局的架构，给予监察委员会（Control Commission）更多权力，说到斯大林应该被拔除党总书记的职务，并论述出了甚么错及其原因。
这是我们——我们之中许多人——多年来述说着的事情。社会主义——无论它在哪发生和出现——总是一种逼近（approximation）。你不能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你要奋力迈向它。列宁很快速地写下这些。
苏：在你书中，你描述了老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Kropotkin）回到当时的苏联时与列宁的会面。无政府主义者即将要被禁绝，但他在1919年五月来到莫斯科与列宁会面，并对官僚的问题发出怨言。列宁回答：「我们到哪都总是反对官僚习气（officialdom）。」
塔：列宁相当喜欢克鲁泡特金，他也相当喜欢某些无政府主义斗士和活动家。他如何能不喜欢呢？他们主导了整个十九世纪的俄国政治。
当时占据主导位置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这是年轻人喜欢的意识型态，他们通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Bakunin）的思想，将之采纳而让自己走向某种形式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因为他们说：「没有剩下甚么我们能做的了。」
在马克思和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等俄国人的通信（当然也包括他和巴枯宁的谈话）中，他说道：「我当然大体上完全反对恐怖主义，因为它使人分心不去建立群众运动和党、赢得多数工人阶级支持。但在俄国的状况，是有一种主张，因为所有事情都被封锁了。当年轻人说：『解除封锁的唯一方法。是刺杀压迫者』，我能够理解。你不能围绕它建立战略，但我确实能够理解。」*【校按】
当时许多变得活跃的妇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或者像普罗夫斯卡娅（Sophia Perovskaya）——她曾尝试刺杀一位沙皇【校按：阿历山大二世】——她事实上是彼得堡省长（governor-general）之女。这些资深官僚其实知道沙皇何时去哪及怎么走，因此她组织了所有事情。她是主要的组织者，当然她也因此被绞死——第一位被沙皇专制政权绞死的女性。
列宁知道这事。他成长于其中。他的兄长错误地涉进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那时无政府主义本身正在崩解。他只写了传单，而在法庭中检察官跟他说：「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ksandr Ulyanov），我们知道你干了甚么好事」。列宁的哥哥说：「是的，你知道我写了传单，但我为整个行动负全责。」这是高贵的。他不需要那么做；而如果他不那么做，他可能只会被判囚刑【校按：结果被判绞刑】。
在这种背景中成长的列宁，完全能够理解；而他首先做的事之一，便是去访视许多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无政府主义斗士。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Memories of Lenin）中想当隐晦地写道：「每当我们经过一个乡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会说：好，我现在必须去访视A、B、C、D和E，因为他们还活着。」【校按：这个出处有疑问，翻查《回忆列宁》一书并无相关说法。】 这些人都是老无政府主义斗士，因此这个习惯一直跟着他。
苏：列宁早先认同而后转而反对的战术——使用恐怖的战术——在世界各地引发对话。美国的德布斯（Eugene Debs）和「大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在此参与了讨论，并述及直接行动如何是可以的，但它必须由劳工运动发动。
塔：是的。
苏：这当然也是列宁后来采纳的立场。为何巴黎公社对他来说意义如此重大？
塔：巴黎公社的爆发，根本上是源自法国统治阶级败于普鲁士人和日耳曼人之手，就像历史上许多其他革命那样。拿破仑三世犯下挑起与日耳曼人冲突的大错，而俾斯麦及其党徒正等着这机会。法军在招致这次挫败后，他们就逃到凡尔赛去了。
巴黎人，特别是劳工、还有工匠和知识分子，说：「我们不接受这种投降。让我们解放巴黎、坚持下去、对抗普鲁士人。我们既不想被拿破仑、也不想被普鲁士人占领。」
在此你可看到列宁于一战时立场的回响：我们两边都不会支持【校按：即「同盟国」和「协约国」】。我们首先在巴黎公社看到那样的微光，后来他们接管了巴黎。他们击败聚集在凡尔赛的反动军，然后你便会见到我们只能称它为劳工民主及人民民主的首次大爆发。
并非所有公社参与者都是劳工。有许多市民身涉其中，包含小工坊的工匠、艺术家、作家。例如，兰波（Rimbaud）写了一首诗，描述巴黎公社发生之事，实是无比动人。【校按：《巴黎的狂欢》〔l’Orgie parisienne〕】
接着，巴黎公社宣布「我们将由下而上选举出我们自己的代表」而令所有人鼓舞，因为那时候哪里都还没有这种民主。德国或许是最先进的，但即便在那里也实施了一部强而有力的紧急状态法，以试图令社会民主党人不能靠近权力核心。巴黎公社这种由下而上的民主使每个人都兴奋了，而这些代表去到地方大会及他们的全巴黎大会，并且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
1815年的维也纳共识（跟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相较并不太陌生），他们在那里宣布：「无论革命起于何处，无论反对势力在哪发生，我们必须确保它们立刻被消灭。我们无法承担这些风险。」
然后1848年便在欧洲遍地爆发了革命与民族自决的要求，接着是巴黎公社的爆发。这非常贴近着全世界所有革命者的心智。这个讯息甚而传到远至菲律宾人：「看看巴黎发生了甚么。看看他们说了或做了甚么。」
自1871年以降，你会开始看到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原型（proto-Marxist）的潮流在发展。马克思全然支持公社，却感受到因为他们缺乏经验，而犯下本可不避免的大量的战术错误。那些试图拆分栏宁与马克思的人们，将会发现事实上马克思论巴黎公社，与列宁晚些正要说的非常相似。
另一件关于列宁和1917年创立的国家的事是：所有西方同盟——协约国（Entente powers）、美国——都是由后来几年为美国开展情报行动的人们组成的。二十余岁的杜勒斯兄弟（John Foster Dulles and Alan Dulles）出席了那场决定该如何击败俄国革命的会议。英国参与其中。其他欧洲列强也参与其中。二十二个由西方同盟的列强支持的军队试图击败俄国革命。这令该场革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记。
你必须对政治有所理解。列宁、他的同代人、以及马克思：他们都是政治人。他们理解，若没有政治，甚么都不可能推动。列宁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个天才，甚至连他的敌人们都如此公认。全然澄澈清楚，并非将挫败粉饰为胜利，而是说若我们做到了A、B和C则胜利可期。
苏：二月革命是自发的，工人涌向街头。他们推翻沙皇，但因为犹豫不决，苏维埃未能争得权力，反倒是由一个弱势的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掌权了。那是一段非常自由的时期，但另一方面，革命尚未终结。当列宁从流放中复返而抵达芬兰车站【校按：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涅瓦河〔Neva river〕北岸的铁路总站】时，发生了甚么事？
塔：当列宁抵达那里，苏维埃正开始要集结起来。苏维埃在有些地方已存在着，但并非在全国各地，而是在所有主要的中心，成为了模范。圣彼得堡这里没有议会。杜马（The Duma）丝毫不受尊重，并且由于1905年的经验——如列宁所称，是革命的彩排——当苏维埃首次自发涌现，没有任何政党能强过它们。它们是真正自发且具解放性的。许多人民认识到这应当是民主的模范——一种苏维埃的民主——而和后来对它的标签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
当列宁抵达时，由自由派和温和派政党领导的苏维埃的一位官员代表向他问候，实际上是一位右派孟什维克名叫齐赫哲（Chkheidze），他说道：「列宁同志，我们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Petrograd Soviet），欢迎你回来。但我们要敦促你了解：这是一场非常广泛的革命，你必须和其他所有人团结起来，使这场运动前进。」列宁淡漠地与他握手，然后迈向前去与等待着的工人和军人代表谈话。他说：「我们必须发动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必须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终结战争，让有机会实现「土地、和平与面包」的口号。」
这是列宁的老而细碎的口号之一。在每一个词汇——土地、和平与面包——底下，有着一根铁柱，即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术与战略政策。那正是这些支柱所支撑的，而它们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
官员们哀叹着。他们心想：「老天，一点都没变。这家伙还是同一个人。他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有些布尔什维克党人与他们靠拢而使他们相信：我们现在都在一起了，没有甚么会再发生。但列宁知道，若是错失此刻，革命将不再来。因为这些掌权的丑角拒绝让俄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而这却是巨大的民意要求。他们无法也没有权力去转化社会情势。
苏：塞尔日（Victor Serge）正是如此说：列宁是革命时期的革命家，而那定义了一个领袖。他了解这个时刻，能够看到这个时刻蕴含了甚么，并且抓住这个时刻而与之一起前进。
塔：确实如此。列宁起草《四月提纲》。我们不应对此过分神秘化。他喜欢以提纲的形式写作。它们经过浓缩、非常清晰、没有赘字而仅仅标定和指出需要做甚么。列宁说，无产阶级需要争得权力。
正统派说：此刻我们能有的只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意味，我们本身不应参与其中，因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让他们搞革命吧，我们会等着，一旦它们完成了革命、发展了革命，我们将站出来搞一个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这是完全彻底的胡说八道。」
几周过去，两件事很明显了。列宁的观点在工厂中极为流行，不只在普提洛夫（Putilov）工厂，还有相当多的在彼得格勒周遭的其他附属工厂亦然。它们在妇女之间也非常流行，无论是劳工阶级女性或受家庭拘束的女性。为确保同党民众能够了解，他首先去争取布尔什维克基层的支持。
工人阶级领先于党，党的基层领先于党领导层，然后列宁最后起身告诉党的领袖们：「好，我们接下来将要做甚么？」到此时，他们之中多数已同意必须采纳《四月提纲〉（尽管当列宁刚进来，他们说：「列宁疯了。到底发生甚么事？」）。重要的是，采纳了《四月提纲》为托洛茨基和他那个由极具天赋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开了门，这些知识分子们本身多年来对这些路线争论不休，而今来到且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于是强化了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未达到顶端的知识分子文化。
苏：我们来谈谈从四月到十月，以及激动人心的革命。
塔：革命有起有落。在1917年七月的某个时间点，工人们——或者说，工人中最具斗性的、未被任何政党组织的派别，其中却颇多为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决定：「够了！我们现在必须争得权力。」这时对情势当然极充分理解的列宁，认为这是不成熟的（因为他们在关键的苏维埃中仍未掌握多数），并试图加以阻止。然而一旦工人倾巢而出，布尔什维克便同他们一起出发。这里没有待在家里或被动地令到革命遭到镇压的情况出现。
接着你便面对反革命的反扑。托洛茨基被捕，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被抓捕。列宁被自己的党强迫逃亡，因此伪装成一位铁路工、戴着一顶假发（顺带一提，他那样看起来很酷）。
他跨越国境，从那里继续抨击领导层，他说：「这是暂时的挫败。没有甚么根本的改变。」到了九月，当俄军在战事前线完全崩溃，军人抵受不住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军队出现叛乱、大规模的逃跑、且穿着军服的农民回了家。正是这种布尔什维克的鼓动政治，争取到军人的支持。
科尔尼洛夫（Kornilov）和右翼将军们依赖他们自己的军人而继续大屠杀变得困难。当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朝向彼得格勒行军，以皮诺契式（Pinochet）的风格夺权而试图杀戮每个人时，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出面对他的军人说：「看，你知道自己为何被带进彼得格勒吗？你来是为要摧毁你的劳工伙伴、帮助摧毁其他军人。」军队士气开始消失。
到这时，列宁回到莫斯科，领导层的秘密会议举行了，他们决定：「就在十一月七日这天，我们将实际掌权。」
人们说这是场阴谋，但这却是世界史上最公开宣告的革命。没有秘密。甚至当列宁还是少数派时，有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跟他说：「人们在谈论夺权。在这场集会中，是否有任何党派准备好现在要夺权呢？」这位矮小、秃顶的男人举起他的手，被准许发言，起身，然后说：「布尔什维克已经准备好现在要夺权。」场上充斥笑声、欢闹与戏谑。
到了九月底，一些关键的事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得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军人苏维埃的多数支持。当列宁得知这件事的发生与情势的转变，他便决定：「好，时机已到」，并且他们着手计划接管，全然未用任何暴力便达成。
在此提起一个脚注。伟大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苏汉诺夫（N. N. Sukhanov）——曾写过关于革命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在某些方面对列宁颇有批判，但不失为精采的历史著作）——说：他打电话给妻子，告诉她会有些晚归，而他妻子说「我宁愿你今晚不回家。这里有很多人待着。今晚待在办公室吧。」隔日，苏卡诺夫发现他被撵出家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他家开会，作出开始起义的决策。
苏：托洛茨基不只曾说过，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revolutions are the mad inspiration of history）【译注：出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My Life）第29章，原句为：Revolution is the inspired frenzy of history】，也说过革命是要争取军队的支持，而得到军队那方就得到胜利 【校按：出自《俄国革命史》】。整个驻军都支持布尔什维克，但革命却相当平和。
塔：完全没错。伤亡是很少数的。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影片《十月》（October）对此事件是夸大了。他觉得他必须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但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平静的事件。街道上满是欢腾。
苏：革命的遗产是甚么？
塔：社会主义加上民主。这是一场领先它的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对德国工人阶级领袖（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李卜克内西[Karl Liebnecht]等人）的屠杀而令它被隔绝在欧洲之外。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同意，他们若被隔绝，麻烦就大了。当然，麻烦的确产生了——无论是从内部或外部，以及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
革命若是在1920年代发生在德国【校按：指成功的话】，全欧洲的历史会迥然不同。
校按：马克思生前并没有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信，与巴枯宁则有，但没有类似说话。反而马克思给他女儿燕·龙格（Jenny Languet）评论民意党人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而说：「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象对待希沃斯（Chios）的地震一样。」〈马克思致燕·龙格〉《马恩全集》35卷，第173页。列宁批评当时社会革命党人用的恐怖手段，说到「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为没有工人群众，任何炸弹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6卷，第369—370页。
作者：Suzi Weissman
译者：陈宗延
校对：宋治德
来源：夜貓(theowl.hk)，原文载于雅各布宾(Jacobin)网站。
注：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为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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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