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宁的建党实践及其相关思想、理论
1、各地的小组和团体
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一般称作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称为社会民主工党。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之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期发育的胚胎是出现在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或团体。在19世纪80年代，这些小组或团体处于地下状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领导的“劳动解放社”，还有出现在彼得堡的“勃鲁斯涅夫小组”，“勃鲁斯涅夫小组”包含一系列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小组。另外，莫斯科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工人小组遍布俄国各地，尽管参加小组的还只是少数先进的工人。
1888年，列宁在家乡喀山开始参加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5年，列宁来到彼得堡，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老年派”小组的初创工作。后来，他又将若干小组整合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最合适的革命组织形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以这种单独的、彼此联系不多的小组形式存在着。1894年，只在15个城市里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或团体，而在以后的三四年中，这种小组或团体在50多个俄国城市里活动着。
列宁认为，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他写道：“在一般专制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起来。”
所以说，在建党的准备过程中，经历“小组时期”，是合乎规律的。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的狭小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加强小组成员之间的团结，培养革命的骨干分子。
2、与“经济派”的斗争
在这一“胚胎发育”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领导下，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
首先是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当时的俄国不是正宗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企图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取而代之；“合法马克思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歪曲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加以崇拜和颂扬，并认为当时的俄国“还需要继续向资本主义学习”，而不是举行无产阶级革命。
尽管1898年3月，各地小组、团体和“斗争协会”在明斯克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党面临的最大危机来源于被称为“经济主义”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推行这种错误思潮的一部分人在党内形成“经济派”。
“经济派”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主力军、负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的学说，他们崇拜产业工人斗争的自发性，认为只要是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只看重经济斗争，忽视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他们不是把工人阶级反对沙皇统治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理解为全国性的斗争，而是将斗争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工厂，局限于同具体的工厂主之间的斗争；他们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简单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们否认普通工人群众与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区别；同时，他们还贬低、否认革命知识分子在群众斗争中的先锋、桥梁作用。
“经济主义”思潮流行的结果，降低了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思想政治水平，使他们的实际工作陷入混乱。几乎到处发生各自为政、力量分散的情况，各团体和“斗争协会”都在强调各自地区的特殊情况、坚持着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斗争策略。彼得堡“斗争协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分为工人和知识分子两派。
总之，“经济派”的机会主义思潮对从上到下各级党组织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滋长了“小组习气”和群众斗争中的“手工业习气”。彼得堡的“经济派”因为地处首都，对各地的团体影响更坏。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自觉性被群众经济斗争的自发性所压倒，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两种对立的观点此消彼长的结果，而是由于“青年派”越来越多地进入党内，而这些“青年派”则是在“合法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熏陶下投入运动的，他们缺乏斗争经验，他们被群众经济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所迷惑，尽管这个成果还非常微小；而一部分落后的工人企图在专制制度下改善自己的状况的种种希望，也在影响着“青年派”。
“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占据优势，削弱了工人运动。如此下去，必然促使运动走上不问政治和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经济主义”思潮助长了各地团体中的“手工业习气”，也引起了各地团体领导人当中的各种矛盾和分歧。
为了克服“经济派”的不良影响，列宁于1899年针对“经济派”的一个题为《信条》的文件，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书》。列宁在《抗议书》中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的基本原则，指出党必须致力于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它既要帮助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也要帮助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党是在俄国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它继承着俄国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
列宁还指出，党必须站在工人运动的前头，提高群众的政治自觉，利用经济斗争作为组织工人群众的起点，而不是使得经济斗争具有什么独立的意义。否则，工人阶级自发运动就会丧失前途，就会不断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列宁的《抗议书》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也积极反对“经济主义”。普列汉诺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并不反对立足于经济基础上的鼓动，而是反对有些鼓动家不会利用工人同企业主的经济冲突去提高生产者的政治觉悟。”
3、全俄政治报计划
“经济派”的活动，造成了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混乱，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失去了战斗力。为了把各地分散的党组织重新组织成为一个集中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制定了一个天才的计划——全俄政治报计划。
列宁认为，党的机关报是党公开进行政治斗争的第一步。列宁还认为，如果把建党工作比喻为修建一座大厦，那么统一的党的机关报，就是修建大厦时的“脚手架”，就是砌砖垒墙时用的“引线”。创建这样一个机关报，就能够用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把分散的组织凝聚起来。同时，使得各地的组织、使得同一组织内部的不同成员，都有各自的分工，从而相互配合，克服那种“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把全党团结在党的机关报周围。
1900年10月，列宁的计划付诸实施，《火星报》问世了。由列宁定稿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把俄国“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的信中的一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作为报纸的题词，刊登在报头上。“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的这一经典定义成了《火星报》的座右铭。
《火星报》的使命是认真研究党的理论、策略，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党团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强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经济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彻底决裂，“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只能掩盖存在着的涣散状态，妨碍把这种涣散状态彻底清除”。
根据列宁的指示，在俄国各地确定了接头地点、通讯地址、联络网点，这样就一步步地形成了《火星报》的报纸代办员网络。这个代办员网络，后来发展成为《火星报》组织的骨干力量。
列宁关于通过秘密的政治报来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照亮了俄国工人运动的道路，有利于消除工人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克服党内的危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的几年，虽然只有数千名职业革命家和先进工人参加了《火星报》领导的斗争，但这场斗争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4、《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一书，是这一时期列宁的重要著作。该书从理论上，集中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思想，正面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理论。该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春，发表于1902年3月，为“俄国革命怎样才能搞起来”这一问题探索着答案。
在这部书中，列宁首先阐述了“灌输论”。
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必须认识到：“既然工人群众绝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为什么会如此呢？“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据此，列宁提出了“先锋队理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可以把俄国的天翻过来！”
列宁指出，职业革命家与那种脱离人民的密谋家毫无共同之处。职业革命家是“到处建立联系”的“人民的代言人”。而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经济派”认为，集中、严格、保密的组织，会削弱党和人民的联系、降低群众的积极性。列宁指出，加入运动的群众越广泛、党组织越是要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内部就越是需要严格的分工，而“经济派”则变成了消极适应周围环境的宿命论者。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还阐述了相关其他问题，例如社会民主党不仅仅要发动产业工人，而且要“到一切阶层中去”，紧密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
社会民主党不仅仅要领导群众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还要同沙皇专制统治作斗争。他指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而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谁忘记这一点，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面，自己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体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威力，给了“经济派”以毁灭性的打击。
狼狈不堪的“经济派”这时候又提出“多做实际工作、不要搞不必要的理论争论”。列宁严正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它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别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经济派”把持的《工人事业》杂志鼓吹，少进行理论争吵，多做实事。他们说，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列宁对此指出：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
列宁还指出，我们强调通过党的机关报来讨论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统一各地团体的思想、政策、行动。这样做，“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1902年4月，列宁在给《火星报》俄国组织局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进入各地委员会中去，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列宁指出，这是中心任务，对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就完全糟了。“因此，再说一遍，务必尽可能多地参加各个委员会！”
在列宁发出这个指示以前，各地大多数党组织持观望态度，这说明“手工业方式”的影响、“经济派”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列宁的方针是，既要同机会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又要尽可能团结各地方委员会，即使其尚未完全摆脱“经济派”的偏见。对于各地团体的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斗争、每一个创举，我们都要鼓励、支持，同时引导他们来关心和讨论我们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列宁把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到《火星报》一边，具有很大意义。彼得堡这一据点，起到了重大作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两个最大的党组织发表声明支持《火星报》的主张，这雄辩地说明，俄国党已经开始克服涣散和动摇。
当然，在乌克兰、乌拉尔等地区，地方党组织内部经过了曲折的两派斗争，“火星派”才最终战胜了“经济派”，获得地方上多数党员的支持。
《火星报》俄国组织局在几个月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派人走访了大量地方组织，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5、与孟什维克的斗争
1903年7月至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因当地警察监视并将一部分代表驱逐出境，大会的后半段转移到伦敦继续召开。与会代表多数是精力充沛的青年革命家，多数人不超过30岁，列宁当时只有33岁。
大会上，“火星派”成员除少数动摇分子外，多数人团结一致，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支持，战胜了“经济派”。大会初期，普列汉诺夫也积极支持“火星派”。
然而，在讨论党章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提出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反火星派”和一部分“温和”、动摇的“火星派”则团结在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本来也是《火星报》编辑部的重要成员）周围，反对列宁的主张，他们主张党要敞开大门，凡是表示拥护党的纲领的人，或者在物质上向党提供帮助的，都可以成为党员；他们认为党员在群众中分布得越多、越广泛，党的影响就会越大。列宁则认为，这种主张混淆了工人阶级的先锋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一般群众，甚至有时候无法区别实际工作者和空谈家。
“劳动解放社”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查苏利奇站在马尔托夫一边，普列汉诺夫则支持列宁。大会就分歧问题举行表决，马尔托夫一派获得了微弱多数。但是，列宁提交的党章在大会上获得总体通过。并且，大会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一致确认《火星报》为党的机关报，这就意味着《火星报》的思想、政策和组织路线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大会通过了列宁提交的党章，在实际上认可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大会决定解散一切不符合党章的组织。“劳动解放社”和《火星报》俄国组织局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榜样，宣布自行解散并融合到统一的党组织之中。也有个别组织拒绝解散，大会不得不宣布将它们强行解散。
列宁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解散原有的《火星报》编辑部、选举新的编辑部，并同时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代表认为，《火星报》原有的6人编辑部，可以保留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3人，而马尔托夫则坚持保留原有的6人。在大会的最后阶段，“火星派”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席位组成问题。“温和”的“火星派”主张向具有“经济主义”倾向的机会主义分子退让，把多数的中央委员席位让给他们。“温和”的“火星派”甚至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公开与坚定的“火星派”分道扬镳了。
分裂之后，坚定的“火星派”更加团结。大会经过选举，改组了《火星报》编辑部，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3人组成新的编辑部。但是，马尔托夫拒绝参加，他声称这种改组是在党内“实行非常法”、是“党内戒严”。马尔托夫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习惯，表明他不能够使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这次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是“火星派”和支持“火星派”的委员，巩固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挫败了“地方小组习气”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选举中，投赞成票的组成多数派，即坚定的“火星派”；投反对票的组成少数派，即拥护马尔托夫的所谓“中派”以及“反火星派”。这样，全党就分裂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孟什维克表示极端不满，声称在大会上受到了列宁的“压制”，说列宁在实施“党内戒严”。列宁指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意义。
在当时的俄国党内，充满着小组习气、家庭方式，把党理解为充满“宽宏大量”和“谦让精神”的场所，而不是承担义务、肩负责任的地方。有一位“中派”同志在大会期间向列宁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沉重的气氛！每天是争论、相互反对，这是怎样的一种非同志式的态度啊！”列宁回答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争论，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最后，举手，决议通过了，这个阶段就渡过了。然后，前进！——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大的成果，不仅仅在于确立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批判了“经济主义”倾向，克服了“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孟什维克，凝聚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
然而，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孟什维克代替了过去的“经济派”，在各地委员会中开展分裂活动，形成了新一轮的党内危机。马尔托夫发动了所谓的“反列宁主义的起义”。1903年9月，孟什维克建立了抵制《火星报》编辑部、抵制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少数派常务局。他们着手自办《叛逆报》，并且模仿《火星报》建立了流动代办员网络。
6、普列汉诺夫的倒戈与中央委员会的调和主义
为了与反对派达成协议，1903年9月举行了会议。会上，列宁、普列汉诺夫为一方，马尔托夫等人为另一方。由于双方分歧很大、毫不让步，没有达成任何成果。
紧接着，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会议，出人意料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会上突如其来地发表意见说：“应该和解！再也不能自相残杀了！”他要求按照马尔托夫的意见，恢复以前的《火星报》编辑部，否则他自己就辞职。
普列汉诺夫的突然转变，使布尔什维克陷入尴尬和困境。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开始同马尔托夫私下谈判。这时，马尔托夫得寸进尺，不仅要求恢复以前的《火星报》编辑部，而且要求改组中央委员会，增补孟什维克人选。
在这紧要关头，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到日内瓦来，商讨应对措施。然而，聚集到一起的中央委员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不同意列宁的主张，而是企图与孟什维克继续妥协。
最后的结果，在普列汉诺夫的同意下，《火星报》编辑部改组，致使《火星报》落入马尔托夫等人的控制之下。从此之后的《火星报》，史称“新《火星报》”。
孟什维克拼命巩固自己在各地方党组织中的影响，他们编写诽谤性书籍，发到各地组织中，鼓励各地与中央委员会抗衡、“保持独立性”。
尽管孟什维克企图钻进各个地方的委员会，但是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经过观察、讨论和研究，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只有高加索地方组织内部出现了比较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孟什维克只在乌克兰地方组织中运气好一点，暂时站稳了脚跟。但总体来说，孟什维克的结局是可悲的。
孟什维克把持的新《火星报》刊登了大量文章，对列宁进行恶毒的攻击、指责，甚至诬蔑、诽谤。列宁这时尽管远离俄国，但是他坚强不屈，对国内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充满信心。到1904年，俄国各地的多数党组织都公开谴责了新《火星报》的所作所为，新《火星报》则拒绝发表各地组织的相关声明。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提出：“出路只有一条，召开代表大会，口号是：同破坏组织者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列宁写下了著名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意在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党的骨干分子澄清事实，揭露分歧的本质。
孟什维克企图掩盖分歧的本质，说什么“只存在个别的修正、个别的怀疑”。列宁严正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划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孟什维克是“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希望有一个边缘不清的、不定形的党。列宁指出，实际上，无限扩大党的界限并不能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而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党越坚强，党的队伍中摇摆性、模糊性越少，党就越能顺利地影响群众、发动群众。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在各地党组织中发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普列汉诺夫这时在新《火星报》上发表公开信，指责列宁是“波拿巴主义”。尽管如此，各地委员会的同志们绝大多数衷心拥护列宁的主张。
列宁在团结各地党组织同孟什维克作斗争时，也随时注意团结中央委员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其中不少人屈服于孟什维克，采取调和立场。列宁再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却遭到拖延和置之不理。他们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一系列原则性分歧看作“无谓的争吵”、“内讧”，他们无视党已经分裂的事实，说什么“要避免分裂的危险”。
列宁气愤地说，中央委员会里有很多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马尔托夫分子吐他们一脸口水，他们擦干之后却来教训我们说：斗争毫无益处……”
1904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生了变动。一贯支持列宁的两名布尔什维克被捕，调和分子又开除了一名布尔什维克。这样，中央委员会里只剩下3名调和分子。7月，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主张与孟什维克“和解”，声称新《火星报》编辑部的合法性不容置疑，甚至剥夺了列宁享有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利。
列宁立即写了一份抗议书，并同时把抗议书寄给各地委员会，把调和分子的可耻行径交给全党来审判。结果，莫斯科委员会首先谴责中央委员会的“七月宣言”。接着，各地委员会都表示拥护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纷纷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此时，除了克里木、顿河地区委员会，还有哈尔科夫委员会和矿区委员会，全国各地委员会都拥护布尔什维克。
7、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的建立
事已至此，列宁提出，必须建立新的党中央机关，取代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1904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来自俄国国内的23名布尔什维克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列宁写的《告全党书》。这份《告全党书》印刷了200多份。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们飞速赶回国内，《告全党书》在各地发生了强烈反响，各地纷纷表示支持列宁的《告全党书》。
这样，来自俄国国内三个区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着13个最大的党委会，于11月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与此同时，建立了国外书刊出版中心，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出版了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书籍。之后，列宁决定筹备新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的建立，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从组织上与孟什维克划清了界限，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各地党组织一起，把党带出了危机。
二、从布尔什维克的诞生过程，获得的几点思考和启示
1、列宁的建党思想具有普遍真理性
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和实践，包括“灌输论”、包括“先锋队”理论、包括“民主集中制”思想，以及建立全党政治机关报的计划，当然是从20世纪初叶俄国专制统治的具体情况出发，是探索俄国革命道路和策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绝不是仅仅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政策，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审视了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性策略，是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的反思和改进。
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1871年之后资本主义所谓“和平发展”时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来临的时刻，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期望的那样，使西欧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西欧各国上百年的工人运动历史，造就了遍及各个行业的强大工会组织，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经济权益的斗争越战越勇，罢工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西欧各国的党则是模仿着资产阶级政党的“俱乐部”建党模式，党内自由主义倾向极其严重，没有形成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因此造成“强大的工会、涣散而软弱的工人政党”的反差。虽然群众经济斗争已经日常化、虽然工会力量很强大，但是最终走上了工联主义的邪路。从这里，就能够反衬出列宁的“灌输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组织得像军队一样”的主张，是何等正确！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由于长期处于资本主义所谓“和平发展”时期，也由于长期忽视党内思想路线斗争，造成泛滥成灾的各种错误思潮。但是由于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没有人出来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领导权一步步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也没有人察觉。如果按照“民主集中制”，对错误思潮及时提出批判，组织上、领导权方面随时根据思想路线的斗争而调整，那么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则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举个例子作对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发展历史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在第二国际中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党。德国党最初是由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流派合并而成，一派是爱森纳赫派，另一派是拉萨尔派，而拉萨尔派是带有比较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流派。两派合并建党前，马恩不赞成仓促合并，主张即使将来合并，也必须在拉萨尔派改变其错误观点之后才能合并。
但是当时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听取马恩的意见，而是于1875年5月在德国的哥达城召开了成立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
尽管1878—1890年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党遭到严厉的镇压，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发展壮大。其间，党的规模高速发展，并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率。由于工会的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能够在帝国议会内外扩大它在工人中的影响。
1890年《非常法》取消后，党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恢复议会活动。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占据了27.2%的席位；到1912年，提高到了34.8%，很快成为德国最大的党派。
不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德国党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德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组成“斯巴达克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也向左派靠拢。
“中派”首先于1917年4月分裂出来，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斯巴达克派”却迟迟不与修正主义右派和“中派”划清界限，仍然参加“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
在世界资本主义大战和经济、政治危机的推动下，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爆发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倒台。这时，革命的领导权被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窃取。
德国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各地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但是工人阶级缺乏先锋队，革命运动最终被社会民主党内掌握大权的变节分子镇压下去。到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已经达到高潮并开始出现曲折的1919年1月，“斯巴达克派”才成立德国共产党，但为时已晚。
“为了统一，必须与党内机会主义及时地、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这是列宁建党思想的又一个重要观点。
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
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
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一个可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
所以说，十月革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抓住了革命契机，但是它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原因的。这个必然原因之一，就是找到并坚决贯彻了符合实际的正确建党思想——列宁的建党思想。
2、从各地小组、团体、党委会的关键作用，看党的功能的发挥
当时的俄国，各地普遍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团体，以及各地的工人协会，虽然很多还处于秘密状态，所吸收的仍然是少数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但是这种蓬勃发展的组织，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胚胎”，也是党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纽带。没有各地小组和团体的活动，就没有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没有各地小组和团体，也就无法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从本文上篇所述的布尔什维克的诞生过程看，各地的小组、团体、斗争协会，以至后期的党的委员会，在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打倒机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生动演示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如果当时各地小组都盲目顺从，那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能否取得党内领导权，就很难说。由此可见，地方小组的建设，非常重要。其中，地方小组的领导人，也很关键。
当然，当时俄国各地党组织选择正确的政治路线，也经历了曲折的内部斗争，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建立全党的政治机关报——《火星报》时，彼得堡地方党组织内部就是经过了斗争，才战胜了“经济派”。这个斗争，从1902年6月开始，到是年秋天才见分晓。到1903年1月，“火星派”对彼得堡地方组织的改组，才算基本完成。
在乌拉尔地区，成立了“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只有少数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赞成“联合会”而赞成《火星报》。
在西伯利亚地区，存在着多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组成了“联合会”，他们赞成“经济主义”。在这些地区，都是经过曲折斗争，才最终使“火星派”取得胜利。
乌克兰地区受到“经济派”长期统治，“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从1902年初开始斗争，到年底才取得了胜利。
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各地方党组织同样经历了内部斗争。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孟什维克分子都曾展开活动，但是因为不占多数，很快瓦解了。
可是在高加索、乌克兰的地方委员会，就有一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经过了几个回合，才使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
中央委员会东方局负责协调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的工作，1903年，调和派在东方局占据了领导地位，后经布尔什维克据理力争，才克服了困难。
如果说，在反对“经济派”时，当时俄国各个地方的党组织还有观望、动摇，那么，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由于经受过先前的锻炼和考验，则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列宁主义，从而坚决地反对孟什维克。
如本文所述，调和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倒戈，再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调和主义。后来，第二国际也对俄国党内的两派分歧进行了“调停”和“仲裁”。而他们的“仲裁”，也是调和主义的，最终被布尔什维克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而真正坚持真理、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俄国各个地方的党委会。幸运的是，当时各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因各种分歧而陷入严重的分裂和瘫痪。如果他们当中多数人不是出以公心、坚持真理，而是出于个人意气而闹派性，那么俄国的历史就可能会走另外一个模式了。
当时各地的团体、斗争协会和党的委员会，之所以能够经过斗争分清大是大非、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依靠的是一批优秀的带头人。《火星报》有一批“飞行代办员”，他们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不仅定期把《火星报》送给各个地区的党组织，而且经常穿梭于各个团体和委员会之间，帮助他们开展斗争，也参与他们内部的辩论。
这些代办员既要同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不协调的斗争，又要团结一切有活动能力的实际工作者。这些代办员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捕，又有不少人越狱，继续从事活动。
我们今天学习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和实践，就不能不缅怀这些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的代办员。如果仅有列宁的建党思想、没有这些英勇的代办员，就不可能使列宁的光辉思想付诸实施，也不可能战胜机会主义分子、建立起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
早在1897年，列宁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党如何开始城市工作》。文章指出：
“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去做。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
“需要有一批公开的鼓动家，需要有一批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一批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搜集各种情报的通讯员，需要有一批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一批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一批传递文件、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筹集款项的人……”
文章还指出：
“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至失败。”
“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的秘密活动和隐蔽方式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
文章告诉我们：
“实行这种专业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著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整年整年的时间通盘筹划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
文章最后告诫我们：
“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急于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工作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诚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当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而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体系久远得多”、“经过了更全面的加工”、“拥有更多的传播工具”，所以干革命不能缺少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先锋、桥梁的作用。
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不把理论与实际运动相结合，则可能产生机会主义思潮，也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分子。从本文所叙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分化过程，就可以看出，那些兜售“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等错误观点的人，其实都是一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搞意气之争和宗派之争的马尔托夫分子，也是一些目中无人的知识分子。
只有那些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的人，才是党的真正基石。没有他们，党就变成了清谈馆，就变成了俱乐部，就成了少数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宣扬其错误观点的场所。
只有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才是顶天立地的。特别是那些深入各地委员会，面对复杂情况，耐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火星报》代办员，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那些不怕困难、不怕坐牢，在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善于斗争的《火星报》代办员，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骨干分子，他们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实践列宁的建党思想，靠的是他们。他们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成员。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困难、宪兵的搜捕，都磨灭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
为了运送《火星报》，什么方法都用上了：塞在硬皮书里、藏在夹层箱子里、缝在背心里，或者装在不透水的袋子里，轮船驶抵俄国时从船上扔到水里，然后再设法捞上来。他们要做各种事情，运发报纸、书籍，收集通讯稿，筹集经费，接待从流放地回来的同志……。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这些英雄们，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他们坚忍不拔、始终不懈地工作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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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川。来源：旗帜评论2018。责任编辑：克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