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初到1949年底，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隐蔽战线斗争中各有胜负，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在隐蔽战线上全盘尽输。军统保密局电讯处处长、无线电专家魏大铭曾评论道：“长江天堑，中共无海空军，竟可渗透江阴等要塞，而以帆船渡江，进军江南，任令共谍横行，我想戴先生地下有知，必怒发冲冠，目眦尽裂矣。”然而不曾预料的是，1949年至1950年，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早在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湾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此时使用化名“蔡乾”）。初期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独裁、反专制、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即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这场运动前夕，中共台湾省工委已在台湾发展了70多位同志。除此之外，中共福建省委、闽粤边区和闽南特委分别派遣干部，在台湾设立支部，也发展了20余名党员。为了迎接台湾解放，1948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据蔡孝乾的报告显示，全台湾正式党员已有285人。而从1948年5月到1949年4月，台湾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正式党员增加到了1300多人。

1949年春天，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组织下达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1949年4月6日发动的“四六学潮”使省工委的实力充分展现，也使台湾地下党组织有所暴露。学潮事件发生三个月后，中共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在台湾大学校园里流传，特务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由于彭孟缉稍早时候还曾向蒋介石报告说台湾的中共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蒋介石异常气恼，当即训令克日查出“反动报纸”的来源。

阳明山紧急会议三天后，保密局特务抓到在台大校园内散发《光明报》的4名学生。其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出报纸是妹妹戴芷芳给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1949年8月14日清晨3点半，保密局派出3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刷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

历经三天三夜连番审讯，钟浩东始终表现出坚强的一面，却因一句不经意的话，把线索串连到更高层级的地下党干部。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钟浩东精疲力竭，他忽然反问审讯他的特务头子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了？”特务头子谷正文忙问：“老郑是谁？”钟浩东才知道“老郑”并没有暴露，后来无论特务怎样严刑逼问，他都再不肯说起“老郑”。这也是保密局特务第一次听到“老郑”这个名字。特务根据先前散发《光明报》的台大学生戴传李的供诉，得知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于是推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应该是比钟浩东层级更高的人，可能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干部。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名地下党员。钟浩东、蒋碧玉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英勇就义，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刑。

不久，高雄市地下党工作委员会负责工运的李汾参加完秘密会议后，不慎被保密局特务逮捕。身份是高雄铁工厂工人的李汾，经过一番审讯，为了身家性命，心理上已经屈服，负责全案的保密局谷正文上校决定释放李汾，放长线钓大鱼。果然在1949年10月中旬，释放不久后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通风报信，以换取国民党日后能对他从轻发落。谷正文连忙赶到高雄，听取李汾的汇报，说上级和他约好于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谷便利用这一情报，将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逮捕。保密局特务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再次发现了“老郑”两字。陈泽民起初不愿意供出“老郑”，只说见过几面，但终究熬不住残酷的刑讯，说出了“老郑”的落脚处：台北市泉州街26号。

保密局特务立刻派出人员埋伏了整整一个多月，却不见任何人来到这幢日式木造平房。逮捕“老郑”的行动虽然暂时落空，但保密局特务逮获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化名杨春霖，台湾嘉义人）。1949年12月29日，张志忠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外被保密局特务逮捕，关押在台北市南昌街保密局黑牢里长达4年多。

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解放台湾的工作也开始着手进行。因此，台湾地下党连续召开了秘密会议。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明“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的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指示中还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然而，就在这项指示发出不久，“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那幢日式平房里被保密局特务带走。

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郑”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26号逮捕时，即使负责抓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也不知道“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坦承：“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保密局真正发觉“老郑”真实身份是以后的事。

化名“老郑”的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1908年生，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他是唯一参加过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根据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的档案资料显示，台湾共产党组织于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初期主要成员以旅沪青年为骨干。1928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疯狂搜捕台湾共产党，蔡孝乾等人在岛内无以容身。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在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起初，蔡孝乾在石码中学和龙溪女中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彪率领的红军东路军进入漳州。中共地下党员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请他一块去江西苏区。蔡孝乾回忆说，那时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1932年6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福建汀州见了蔡孝乾。在他们共处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交代蔡孝乾翻译了两本日文书，一本关于列宁的，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学的书。1945年9月，蔡孝乾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抵达江苏淮安，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后，商调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一同赴台。台湾的地下党领导机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3月正式成立，蔡孝乾担任书记。下辖的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郑”第一次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逮捕。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等进行了一连串审讯，“老郑”总是不着边际地兜圈子。1950年1月初的一天，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临时接到保密局高雄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请他协助在高雄布置一个大搜捕行动。临行前，他把审讯“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谷正文南下走后的一天中午，“老郑”吵着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牛树坤一肚子恼火，可上司临走交代要满足“老郑”需求，无奈之下只好买来牛排，让“老郑”饱餐一顿。吃完牛排，“老郑”凑近牛树坤耳根旁边说：“为了感谢你买牛排给我吃，我要对你投桃报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郑”向牛树坤称，有一施姓联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如果抓住这姓施的，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瓦解了。牛树坤深信不疑，赶紧和另外3个特务带着“老郑”前往电信总局抓人。

快到电信总局时，“老郑”告诉牛树坤，一会儿去柜台指认施某的时候，离他远一点，以免让姓施的有所警觉。牛树坤信以为真，任“老郑”单独行动走到柜台边上。哪知“老郑”趁牛树坤注意力松懈时，一个急转身就往电信局侧门狂奔。牛树坤紧跟“老郑”身后边喊边追：“郑先生，你要去哪？”“老郑”见跑不了，只得止步，说碰到一个熟人需要躲避。牛树坤、张西林等几个特务急功近利，继续要他带着去电信局。“老郑”进去后，转了一圈，说那个姓施的联系人不在。几个特务便要他带着前往台北市武昌街，去找所谓的施姓联络人的住家。一伙人沿着武昌街栉比鳞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寻“老郑”声称的施姓人住处。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老郑”冷不防跑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树坤等人赶忙冲进去追捕，“老郑”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

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从高雄火速赶回台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责令谷正文督导不周，要给他记两次大过处分，并说如果抓回“老郑”，这两大记过处分可免。谷正文连忙布署再抓“老郑”。但是，接连一两礼拜过去了，“老郑”仍不见踪迹。

1950年3月9日，保密局特务张清杉坐车到嘉义之后，乔装成农夫模样换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着乡间小路颠簸逡巡，四处寻觅可疑人。张清杉发现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迎面而来，正纳闷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时，两人四目对望，“老郑”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张清杉一把揪住“老郑”，铸上手铸，道：“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老郑”二度被捕，经不起残酷的刑讯，向保密局特务供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下党在台湾的全盘组织，成为可耻叛徒。

1950年3月，是台湾地下党最黑暗的一个月份。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运、计梅真等中共台湾省工委重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按“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

据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逮捕的地下党负责人中，被特务们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他威武不屈。据“二二八”事变后离开台湾前往大陆的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最杰出的代表，并称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吴克泰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的回忆道：

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他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蒋经国亲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监牢劝降，张志忠依旧不为所动。蒋经国问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隔一阵子，蒋经国又来劝降，张志忠还是那句话：“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向与会干部们宣称，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余件“共谍”案。由于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后来还加入了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他秉承特务机关的旨意，写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地下党组织成员吴石，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浪潮。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前后受训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1924年历任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他由福建省政府派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被授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与之单线联系。

1948年，吴石任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秘密前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迺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他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多箱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列为第一批，权充绝密档案，派人先运往台湾。紧接着，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保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其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石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如数交给了解放军。

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枫，又名朱谌之，作为吴石与华东局的交通联络员，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再次准备返回大陆之际，朱枫的上级“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国民党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和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据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下令逮捕吴石，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和有关书面材料。

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吴石被关押，朱枫也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等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英勇就义，时年45岁。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坟岗。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朱枫烈士故居位于宁波市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1995年，该校体育场扩建，故居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座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予以重新维修和整理，辟置为“朱枫烈士纪念楼”。现已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景观墙上的毛泽东题诗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特别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的吴石将军。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美国。她病逝后，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2013年12月，为纪念我党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坐西面东，视界开阔，气势雄伟。广场迎面是一堵巨幅景观墙，以黑白两色曲线隐喻海峡两岸，上有毛泽东主席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沿着景观墙左右台阶拾级而上，两边的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个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暗合了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也彰显了英雄们默默无闻、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许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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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雷。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