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一个被称为COVD-19的病毒幽灵，在全球游荡！

它不分种族与国界，不仅侵犯中国人，同样也侵犯那些自认为不可能被侵犯的人。它无视人类的傲慢与贫富贵贱。

它究竟是怎样从潘多拉魔盒里跑出来的，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打开的魔盒，这是个科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天灾还是人祸，目前甩锅纷纭，各执一词。

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人类必将协同战胜它。但是，这个不分阶级与种族的敌人的来犯，却充分暴露了我们这个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

人类的傲慢与偏见，统治者的无知与短视在这里充分显现。

一、政客、病毒与平民

冠状病毒，因其形态酷似王冠而得名。在中国，冠与官同音，在这次疫情中，又被人们称为官状病毒。前者形似，后者神似。

它首先侵犯的是中国的武汉！最早于2019年12月被正式发现，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这个起初被认为是SARS的病毒，最早被公众知晓的时间是2019年12月30日。再过一天就是2020年新年。

当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位叫艾芬的急诊科主任，拿到了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发现上面标有“SARS冠状病毒”的字样。鉴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医生对SARS的高度敏感性和警惕性，她便把这份报告拍照下来，通过微信发给了她的医生同学，并进行了交流探讨。这份报告当晚就在武汉市的医生圈里迅速传播开来，相互转发并进行专业交流的人中就包括后来被警方以发表“不属实的言论”训诫的那八位医生。

其实，早在四天前，即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就已经将四个疑似病例上报给了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CDC）。29日，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卫健委便启动了流行病学调查。

医生即健康卫士，他们犹如哨兵，敌情通常会被他们首先发觉。但是，同样是“哨兵”发起的警报，事后，张继先医生被官方确定为是湖北疫情上报第一人并受到了嘉奖，而最早令公众知晓的且被群众称为英勇可敬的吹哨人的那八位医生却受到了惩戒。尤其是一位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他不仅被武汉市卫建委进行了严厉的行政训斥，还遭到医院监察科训诫、调查询问两三次，被反省“造谣的错误”，并被要求写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更遗憾的是，他恰巧死在了官方要求他必须否认的这个病毒手中，献出了年仅34岁的生命。他是第一个被警方正式开出“训诫书”的人，也是第一个战死的报警哨兵，故被民间誉为吹哨第一人。同为“哨兵”，为何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

众所周知，哨兵不是指挥官，是否拉响警报系统，进而做出广泛的社会动员，存在着一套既定的制度规范。今天由于信息通过私人网络传播的便捷，如果原有系统反映滞后，信息就有可能跨过既定的官方系统自由地向社会传播。如果擅自发出的是对社会有重大负面影响的错误信息，就有可能迅速形成“谣言”进行扩散。在中国这样的透明度不足的社会，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这是任何统治秩序都不能允许的。

从这个角度讲，八位医生受到“训诫”的处理，也是在情理之中。如此处理，未必就可以简单定性为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然而，官方在纠正一个小错误的时候，却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不，应该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2019年12月30日，八位医生首次披露疫情消息。第二天，31日，武汉市卫健委则向社会公开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直接否认“人传人”，否认“有医务人员感染”；当日，八位医生受到警方训诫。2020年1日2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网络几乎同步报道了“八名造谣者被依法查处”的消息。这相当于向全社会通报：“敌情是假，平安无事”。

期间，各级官僚政客们上演了各色各样百般隐瞒、故意歪曲事实的闹剧。比如限制有关人员佩戴口罩，甚至不允许医生穿戴防护服装；放任武汉某社区大搞万人宴会；各级政府公开组织春节团拜会，美其名曰担心引起群众恐慌，似乎他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官位了，而是真正关心起群众的民生来了。直到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向外界宣布这次疫情存在“人传人”的事实为止。但此刻已经过去了三周，疫情严重爆发，三天后，即23日，武汉被迫采取“封城”措施。

这就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八人封口，九州封户”这句话的由来！（注：这句话的直接意思是，因为堵塞言路，所以，才造成全国人民被强制隔离的严重后果。这样，直接的逻辑结论就成了：公民缺乏言论自由才导致如此的恶果。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其实，在有言论自由的西方世界，政客们的刻意欺骗和隐瞒，甚至公然歪曲真相，也是屡见不鲜的。美国总统面对公众可以胡言乱语，却并不能减轻疫情对人们的伤害。）

通常来说，在政客官僚、平民百姓与致命病毒三者关系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清晰而明了的，绝无可能发生关系和界限模糊不清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次疫情中，平民百姓却把病毒戏称之为官状病毒，为这个敌人戴上了一顶官帽，把官僚政客与致命病毒归为了一类。

在毛时代，每当遭遇公共卫生危机，比如血吸虫疾病、疟疾等流行病时，总是“党组织”、“科学家”和“人民群众”三位一体，同心协力，战胜疾病。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2003年中国爆发过严重的“非典”疫情，其切肤之痛，中国人民尚且记忆犹新。中国人民绝不会对这种疫情存在一丝一毫的傲慢与偏见。

此后，又耗资11亿巨资，搭建了堪称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它可以在两小时内将疫情直达北京中枢，至少在硬件上具备了快速准确做出决策的坚实基础。讽刺的是，国家最高疾病防疫专家在2019年刚刚信誓旦旦地断言，中国绝不会重演“非典”悲剧。

优良传统，群防群治的群众基础，加上先进的管理系统，却还导致了这次严重灾情，以及目前尚不能预计的巨大损失。是谁缺位，是谁失职，该谁负责，这是一目了然的。

二、病毒与自由

人人渴望自由，更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自由。这无论对自由世界的人还是“极权”社会的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是病毒，也需要宿主的自由流动，以便于它自由地复制和传播。但是，自由究竟是什么？

病毒，就像自然界派向人间的“自由战士”，对人类施行打击报复，剥夺人类的生命和自由。我们需要与它斗争，我们更需要自省，检讨人类的行为。

在这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第一位的。证券交易，自由贸易，竞争自由，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停。为了资本的增殖，可以自由地不受节制地采掘石油、煤炭、矿石，污染江河，毁坏森林，毒化空气，猎杀动物，甚至用人类的科技力量修改动植物的基因。消费者为了满足食欲，可以放肆地食用他们想食用的一切，无论是果子狸、穿山甲还是令常人恶心的蝙蝠。

人类的这种不受节制的自由，正在遭受自然界的报复。飓风、蝗虫、干旱、山火、洪涝、雾霾和不明瘟疫（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等），难道只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人类汲取了战争给人间带来的伤痛，正在努力避免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戕害，却远没有对自然界给予足够的敬畏。这主要归因于资本的“放荡不羁”。掌握资本的人自然不愿意约束资本，而资本的对立物——无产阶级今天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资本。现在病毒来了，它至少在客观上，不但针对着的是资本的自由放任——让你的生产停摆，阻击你的全球流动；也针对着雇佣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也是资本要素的一部分。让你变成失业的无产者，你的自由就会大打折扣。

全球生产秩序遭到的破坏，我们只要对疫情期间口罩等防护物品的生产流通状况做个初步的观察，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今天，我们分明看到病毒似乎在有意嘲弄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况且，这还是直接用于同病毒作战的“武器装备”的生产流通。

毫无疑问，在资产阶级看来，利润比雇工的生命更重要，所以他们是极不情愿让资本的脚步放慢一点，更不能让它戛然而止，这当然包括资本的要素雇佣劳动力。把劳动力强制隔离在家中，使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这就意味着资本停止了增殖。这岂不等于是资产阶级的走投无路和自杀吗？

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客们百般掩盖疫情真相，在政策上犹豫不定，难以采取断然措施，最终导致疫情失控的真正原因。

这种两难抉择，无论对于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极权”体制，性质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由于疫情暴露出来的时间点恰巧临近春节，是中国的生产活动一年一度正常“停摆”的一周，从而避免了决策上的两难处境。加之前期犯下的重大过错，以及决策者对“非典”的深刻认知，悉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毫不犹豫，断然采取了“封城”“封国”的措施，故被广泛称颂。其实，在这一时期，无论对于决策者还是平民百姓，恰恰是钟南山取得了神一般的地位。

疫情期间，在中国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张图文并茂的图片，在马克思的头像下写着声称是马克思的一句格言：“当人类出现瘟疫大流行，资本主义就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

这显然是一句咒语。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什么瘟疫。马克思不会有这样的非科学观点。但是，它在中国能够被人们大量传播，却也是反映着一种民意。据说，这次疫情正在急剧改变着中国年轻人的观念：对资本主义多了一份失望，对社会主义多了一份好感！

总之，如果人类不重新思考“自由”的真正涵义，不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不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自然界还会不间断地派生出它的陆海空“自由战士”（瘟疫、飓风等等），前来同人类作战，进而引起人类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战争。那么其结局，正如100年前罗莎·卢森堡指出的，人类或者“过渡到社会主义”或者“退回到野蛮主义”。

三、东方与西方

由于此次疫情的爆发和传播，是从东方向着西方蔓延的。西方政客因为惧怕经济停摆，金融动荡，把这种病毒解释为黄种人所特有，相应地，东方人又以各种阴谋论予以回击。从而派生出了各色种族主义言论，五花八门的阴谋论，甚至对东西方不同的吃喝方式、居家习惯都贴上了跟病毒有关的标签。

比如，中国南方人喜食野味，疫情又确从南方武汉爆发，西方人从而认定病毒源头就在武汉，并引伸出这种病毒只侵害黄色人种的结论。其后果对其他人种来说，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疏于防范。中国人则以病毒源头来源于美国生化实验室予以回击。其结果便是，美味佳肴，照吃不误；滥杀动物，贻害无穷。

还有，疫情初期，西方人歧视甚至反感黄种人戴口罩，据说是来源于一种认识：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在他们看来，既然有病，就要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就不该出现在公共场所。而对东方人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教条。日本人有花粉过敏者常戴口罩，中国雾霾严重就戴口罩，等等。在西方疫情发生到严重程度时，大家不是也在争相购买口罩，不再听信政客和某些专家的建议。只可惜此时的口罩已经短缺，大家只好抢空消毒液和卫生纸了。这说明口罩文化的说辞没有遇到生命的考验。

再比如，中国政府采取的严厉封锁措施，很让西方媒体诟病。他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政府不人道，无人权，另一方面又蔑视中国人无自由精神，是独裁下的顺民。其实，至少在这次疫情中，事情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之所以给予政府强制措施最大的配合，主要原因在于对2003年那次“非典”的切肤之痛。其次，中国的官吏是典型的官本位，当因为疫情防控不力撤换了一些官员后，对其他官员立刻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官僚系统便高效地运转起来了。

官员管控着人财物等公共资源，医护人员掌握着医疗技术，人民群众给予有力的配合，这三个方面协调一致，形成有效的战斗团队，才能共同战胜疫情。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疫情防控效果是明显的，老百姓还是满意的。党和政府起初丢了分，最后还是得了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官员改变了看法，从此就要感恩戴德了。

最后我们简单谈谈中西医治疗问题。

据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在疫情发生前所做的一项评估，模拟流行病发生时世界各国医疗水平的状况，结果是美国第一，中国排行第54位。中国的相关专家也指出，美国的医疗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

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医疗水平还较低的国度里，如果发生像如今欧美这样的疫情大爆发，其后果会是很严重的。因此，中国人民今天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的。

总结疫情防控取得的成绩，有三点是值得强调的。

1、依靠全国医疗系统对武汉的支援，且公立医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中国的医院私有化比较严重。据统计，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占比只有36%，武汉的公立医院占比更低，只有23%。拥有1000万人口的武汉，公立医院只有98家，而私立医院却达258家。这次抗击疫情，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只能全靠公立医院。如果没有全国医疗系统的支援，单靠武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全程免费检测治疗。确保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3、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得到验证。由于利益驱动、西医的垄断，以及中西医治疗获利悬殊，中药治疗在中国几乎被排挤到了边缘。这次疫情由于西医治疗设备严重不足，也无一西药可用，恰恰给了中医一试身手的机会。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所带团队披露了三项科研成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病情无一加重，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风险降低八成多，康复患者症状改善复阳率低。仝小林说，从轻症、重症/危重症到康复期，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三个不同阶段，构成一个完整链条。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彰显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耀祖（男，55岁，中国马列毛主义者）

20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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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耀祖。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克鲁）